大海之聲：從袁世凱稱帝看北洋政府歸宿（辛亥100年祭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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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辛亥革命的百年誤讀》一文中說過，大清王朝崩潰於一夜之間的根本原因並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大清王朝用於維繫中央集權制的三條紐帶（對社會意識形態的高度壟斷；龐大的具有統一政治信仰的官員隊伍；自上而下的權力對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無孔不入的滲透和控制。）悄然解構時留下的大量真空地帶，充斥了地方軍政勢力背離中央政權割地而據或擁兵自重產生的離心力所致。在這種情況下，要真正解決「救亡圖存」這個迫在眉睫的首要問題，必須「富國強兵」。而要富國強兵，又必須首先解決國內的政治統一問題。至於國家的政治統一，則主要取決于軍隊的統一和國家化。而要完成這一系列任務，直接照搬西方民主制的分權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須經過重建中央集權制這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

　　其實，作為辛亥革命成功後初期南北兩大政治勢力的領軍人物孫中山和袁世凱，都意識到了重建中央集權制這個問題的迫切性，而且都感悟到了重建的路徑可能甚至必須走歷史的老路——以武力實現國內的政治統一，然後再說其他。而南方革命勢力中的「二號」人物宋教仁，則是一個例外。這個對共和政體懷著一腔赤子之心的「天之驕之」天真地以為西方的共和政體已在中國大地上站穩腳跟，從而興高采烈地把同盟會改組為議會性質的國民黨，準備在國會內大幹一場了。孫中山對宋教仁的議會狂熱雖予默認，卻深不以為然。因為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北京政府實質上是以私家軍隊為後盾、各省各地新舊軍閥力量正在重新生成、組合、崛起的嚴酷政治現實，看得比宋教仁要清楚、清醒得多。當然，對孫中山而言，通過重建中央集權制而過渡到他的三民主義，似乎路途還很遙遠，因為他實質上還沒有屬於自己的軍隊，以往歷次武裝起義或武裝革命，都是藉助會黨或地方軍閥的力量進行的，而地方軍閥的翻雲復雨、出爾反爾、惟利是圖、視地盤、金錢和權力為命根的本性令孫中山頭痛之極。

　　但對於手握北洋重鎮的袁世凱來說，重建中央集權似乎可謂舉手之勞了。因為辛亥成功後中國至少實現了形式上的政治統一，至少在袁世凱稱帝之前，北京政府是全國惟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其實不然，在重建中央集權這個問題上，袁世凱面臨的障礙和煩惱並不比孫中山少，甚至有些障礙是根本越不過去的。那麼，袁世凱企圖重建中央集權制的必然歸屬是否就是恢復帝制呢？也不盡然。從主觀上說，就政治信仰而言，袁世凱既不是堅定的君主立憲派，也不是堅定的民主共和派，他只是一個隨風而擺的政客。但是，他追趕政治時髦，思想傾向於憲政民主，有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有很強的行政才能和軍事才能，可以說具有治理整個國家的雄才大略。那麼，袁世凱的權力觀是什麼呢？毫無疑問，經過數十年清廷官場的侵染，袁世凱的權力觀中潛伏著極其濃厚的皇權主義情結。說白了，不論是在他的明意識里還是在他的潛意識裡，都有「當皇帝」的本能慾望，這就是袁世凱和孫中山權力觀的本質區別。但是，袁世凱和通常的「皇帝迷」不同，他意識清醒，思維敏捷，對多變的政局具有審時度勢、提綱挈領的能力，尤其兼具曹操慎獨警醒的政治敏感和機謀善斷，因此，在能不能做皇帝的問題上，他是有足夠的自知之明的。至於為什麼終於做起了皇帝夢，固然與其權力觀中的皇權主義情結和做皇帝的私心慾望有關，但主要的原因卻是他無法越過一些政治歷史障礙而不得不採取的引鳩止渴、自欺欺人之舉。

　　總的來說，袁世凱面臨著三大障礙。

　　第一大障礙，即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問題。辛亥初年的北京政府採用的是純西方的共和構架，由宋教仁設計、孫中山修改，在合法性上本沒有什麼問題。然而，袁世凱當初既然以六鎮雄師強居臨時大總統之位，他就不會心甘情願地被共和政體憲法中規定的總統選舉法和總統任期制隨意擺弄，在短期內被奪去手中的權力。而所謂重建中央集權制，對袁世凱而言，就是權力向他個人手中集中的過程，說穿了，就是恢復君主制或者重建變相的君主（實君而非虛君）立憲制問題。但是，由於晚清統治者的昏庸而錯失君主立憲良機，連革命前的君主立憲派也贊成革命了。儘管仍有人在鼓噪君主立憲，但共和創建後，君主立憲的合法性已經落花流水，難以還魂了。因此，不僅是孫中山、宋教仁專以對付他的臨時約法，而且整個共和政體的分權架構，都成了他以個人專制實現中央集權的巨大政治障礙。當然，對手握重兵的袁世凱而言，在中央政府內解決權力集中的問題並非難事，問題是，共和政體的合法性在當時社會輿論中已佔主流地位，顛覆共和政體，或將其改頭換面，具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風險。而以袁世凱的性格，是不會輕易冒這樣的風險的。因此，在他當上臨時大總統最初的一年裡，是抱著對共和政體敬畏的心態「靜觀其變」的，就像那隻從未見過驢子的老虎，對又踢又嘶的黔驢先取敬畏的觀望態度一樣。請看唐德剛老先生這一段精彩描述：「……自1912年4月，他當選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之後，直至二次革命爆發的一整年時間，由於對現代的政黨政治無經驗，袁也是採取觀望的被動姿態以待勢。在此期間，革命黨人的氣焰甚高，黃興、蔡元培等不但說服了國務總理唐紹儀和趙秉鈞加入了國民黨，他們甚至也邀請袁世凱宣誓入黨，以示天下，這個新朝代是國民黨的朝代；袁世凱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這期間，政權實質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給外界的印象，卻有被黨人推來推去，無能為力之感。」不過，袁世凱儘管在觀看，卻從沒放棄對這隻「共和驢子」虛實的試探。先前的試探只是在所謂「府院之爭」中屢屢越界。對此，唐德剛老先生就唐紹儀內閣垮台一事有一段辛辣的描述：「總之，袁世凱當年是絕不肯做虛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讓他做。當時盡人皆知的故事就說，每次唐總理晉謁總統時，袁之左右就說：『唐總理又來欺侮我們總統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說：『少川，我老了，以後還是你來做總統吧。』老友少川聞此言，如何受得了。不特此也，甚至唐內閣之中的國務委員，像財政總長熊希齡進士，也不可能只聽總理的話，而不聽總統的話。因此熊氏在就借外債一事與六國銀行團交涉時，幾乎事事請示總統，而目無總理了。錢借到了，指派用場，總統也就顧不得總理了。還有啥責任內閣呢！客觀的形勢已教唐氏無法幹下去了，再個王芝祥（直隸參議會推薦王芝祥補缺直隸都督，唐紹儀簽請袁氏加委，後袁改變主意未經唐依法附署調王為宣慰使。）案作導火索，總理面子掃盡，接著就失蹤了。」可見袁世凱幾經試探，可憐國民黨占多數的國會正如那隻黔驢一樣，雖然騰踢嘶叫情狀兇猛，但在老虎的試探中渾然不覺屢屢退讓，才使袁世凱的膽子漸漸大了起來。無論宋教仁的死與袁氏有沒有直接關係，都是袁世凱撲向「共和驢子」撕咬下來的第一口肉，而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只不過是無用功般地亂踢兩腳，能奈何袁世凱這隻老虎嗎？相反，見革命黨只有這無關痛癢的兩下子，袁世凱殺機、野心更熾，想吃掉這隻「驢子」了。可以說，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對袁世凱是一個天賜良機。其一，他有了和他的最大的政敵國民黨公開翻臉的借口，而且有了武力剿滅的理由，而消滅所有異已政治軍事力量，是他實現個人獨裁必須越過的第一個大障礙；其二，通過二次革命的流產，他終於探清了共和政體那些原則程序的底細，完全可以動粗將其玩於股掌之中，且全國民眾因迫求安寧也不會對他的「維穩行動」興師問罪了；其三，最重要的一點，他對如何一口一口吃掉這隻共和驢子的具體步驟，已經逐步明晰起來。

　　這些具體步驟無須贅述，簡括如下：一，撲滅二次革命，趁機武力統一中國。二，為迅速當選正式大總統，對國會施加壓力，確定先選舉，後制憲。選舉中第一次投票袁氏竟沒有獲得法定當選票數，即小用伎倆臨時發動街頭遊民和流氓、地痞、乞丐，湊成一個非法的公民團數千人圍住國會逼宮，議員無奈，袁世凱當選。至此，國會作為代表辛亥成果共和精神的最後一塊陣地，作為共和國最後的原則、臉面和尊嚴，已被玷污得一片狼藉，無地自容。三，廢除天壇憲法，增修舊約法，以擴張總統權力，開創了共和政體中不是憲法制約總統而是總統把玩憲法的「千古奇觀」。為此，袁世凱不惜強行解散國民黨，癱瘓國會，另造御用立法機關。而正是這個《中華民國約法》，使袁世凱如願以償地當上了「合法」的終身總統，且可以「傳妻傳子」。至此，袁世凱實現了「沒有皇帝的皇帝、不是帝制的帝制」的「君權」獨攬、一手遮天的政治野心。

　　第二大障礙，即全國軍隊的統一和政治的統一問題。這個障礙絕不像他對付中央政府內那些手無寸鐵的國會議員、內閣成員那樣能輕易得手。可以說，這是一個袁世凱無法逾越的障礙。儘管北洋軍隊在撲滅了江西李烈鈞、南京黃興、程德全以及安徽、廣東等地討袁的軍事力量後，立即「修理」二次革命中宣布獨立和動搖不定的省份，「湖南的譚延闓、浙江的朱瑞、雲南的蔡鍔、廣西的岑春煊等都被以不同的借口解除了兵權。」（唐德剛《袁氏當國》105頁）但袁世凱借二次革命「削藩」的性質與效果和中國皇權歷史上新王朝的削藩，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中國軍閥割據之頑劣，非要「中央」將其軍事力量實實在在地消滅殆盡不可，哪怕留下一點殘餘，在適當時機還會捲土重來。即使後來蔣介石以北伐名義對各路軍閥的軍事收服和「統一」，也不能完全算數。而袁世凱二次革命後的「削藩」，只不過是颳了一層地皮，炸響幾枚爆竹嚇唬人而已，離真正的「削藩」和「統一」，差之遠矣！而在他終身大總統的位置剛剛坐穩、他的北洋軍隊內部將領已出現和他爭權、分野的端倪，更讓他膽戰心驚。以自己的軍事實力根本無法消滅全國各省各地的軍閥力量，而地方軍閥割據的存在就意味著全國行政、財政不能統一，他手中的所謂「君權」就是一張畫餅，尤其是他惟一仗恃的北洋新軍也正在或必然出現分化，他手中的這一點軍權也在一點點從手指縫中漏掉，對這些嚴酷的政治現實，袁世凱心裡是清清楚楚的。何以如此？如果袁世凱把自己當成辛亥革命後第一位「開國皇帝」，那麼他和中國皇權時代歷代坐穩江山的開國皇帝相比，有著無法彌補的「先天不足」。道理異常簡單：後者之所以擁有一支「忠於」自己的軍隊，是因為他親率軍隊真刀真槍消滅了所有的軍事對手，從而在軍隊中樹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而袁世凱則沒有這樣的經歷，他對全國的軍隊也沒有這樣的權威。至於他的六鎮北洋新軍，也是以清朝國防軍的名義在和平時期訓練出來的，對他本人的忠誠度當然不如在戰場上用血換來的忠誠度牢靠。為了掌控全國的軍權，實現軍隊的統一，袁世凱也動了不少腦筋，比如於1914年6月裁撤各省都督，改稱將軍，並在北京置將軍府，設立將軍諸名號，以集中控制各省軍閥首腦。但這樣的舉措豈能消解地方軍閥的軍事實力和澆滅他們劃地盤爭勢力割地而據擁兵自重的勃勃野心。而當楊度的籌安會緊鑼密鼓地為他「皇袍加身」全力以赴時，他的北洋心腹愛將馮國璋卻跑來警告他不要稱帝，不僅叫他心寒，而且令他膽戰。如何越過這些不可逾越的障礙，袁世凱可謂絞盡腦汁，費盡心機，最終走火入魔——舉凡對權力極端迷信的當權者通常都會這樣走火入魔、利令智昏——居然把所謂「曹操規則」倒置過來，不是先統一，後稱帝，而是先稱帝，後統一——他希望自己當上皇帝後擁有的對一切臣民生殺予奪大權能迫使各路軍閥五體投地，俯首稱臣，真是糊塗之極，愚蠢之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他宣布稱帝後南方護國軍奮起討閥後，袁世凱的軍事反擊受挫，真正原因並非護國軍實力的強大，實在是袁氏北洋軍隊消極怠戰所致也！

　　第三大障礙，即作為北洋政府最高統帥的袁世凱本人的權力繼承問題。這個問題對當時的袁世凱看似還很遙遠，實質近在眼前。按照袁氏家族男性從來沒有活過60歲的說法，袁世凱再執政幾年便面臨「大限」，其終身大總統由誰繼承便成為懸案。儘管袁世凱的御用約法規定總統可以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但一個以私人性質軍隊為後盾的寡頭政府，其最高權力的傳承終歸會由具有最強軍事實力的人左右，即便大總統的遺言，也有不作數的可能。那麼，北京政府最高權力的傳承怎樣才能在和平和穩定中進行呢？作為袁世凱的美國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為解決這個難題從理論上提供了一個說法，那就是「繼承式的寡頭制，優於非繼承式的寡頭制」（唐德剛語）。當然，古德諾的本意，可能並非鼓勵袁世凱稱帝，但卻給袁世凱的稱帝提供了巨大的法理支撐和心理支撐，也對籌安會的擁戴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好，閑話少說，且看古德諾此話本意。古德諾認為，在那些只有帝制傳統、沒有共和經驗的國家，在實現共和政體的歷史條件還沒成熟時就舉行革命，其結局難免要墜入寡頭政治。對於寡頭政治而言，國家最高導人的權位繼承問題，始終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寡頭政治依靠鐵腕統治國家並維持和平穩定，一旦鐵腕「寡頭」去世，那麼其最高權威必然成為各路群雄爭奪的對象，從而導致國家混亂甚至分裂。而帝制的王位繼承是按照王室或皇室血緣關係進行的，具有權威性和不可替代性，因而能夠和平、穩定地進行。因此，那些沒有民主傳統和議會傳統的專制國家，既然在民主革命後不可避免地要實行一段時間的寡頭政治，那麼這種寡頭政治與其實行共和政體，不如實行君主立憲，這樣可避免權力繼承上的諸多麻煩。古德諾說的對不對？當然有對的一面。而且他的此番宏論，很快就應驗了。袁世凱死後國家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內最高權力以及所謂國民政府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都曾引發軍閥混戰和流血衝突，國家和人民所受的動蕩離亂之苦難以名狀。即便在中國皇權時代，皇位的繼承也大有規律可尋。新舊王朝交替之間，其過渡往往是國家分裂，群雄並起，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一個開國皇帝要建立一個新王朝，談何容易。他必須同時具備如下幾個基本素質和超群出眾的才華：其一，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政治威望，從而從群雄爭霸的戰爭中勝出，消滅所有的軍事對手；其二，具有過人的政治遠見和政治威望，能夠順歷史大趨勢而走，以消弭戰亂體恤民生而定天下；其三，具有識人慧眼和用人智謀，且胸懷博大，求賢若渴；其四，具有非凡的行政才能和組織才能。而這樣的「皇帝」一天不誕生，國家的和平及政治統一、新王朝的建立就不會出現。可見，中國皇權時代新舊王朝的交替實質上就是皇權在非血緣關係中的交接，而能夠建立一個健全、成熟新王朝的人才，或曰「開國皇帝」，委實是太罕見了，具有極大的偶然性。然而，一旦開國皇帝建立起新王朝，皇位便按皇室的直系血親中的秩序進行繼承，那就容易、平穩得多了。只要是皇帝的嫡親兒子並被冊封為「太子」，即便是白痴或黃口小兒，當上皇帝也能夠「服眾」。古德諾正是按照這種邏輯去推度辛亥革命以後共和國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的。試想，袁世凱當上共和國的大總統，依恃的是什麼？不就是他所掌握的軍事力量、他在六鎮新軍中暫時無可替代統帥位置嗎？而當時的六鎮新軍則是中國所有軍事力量中實力最雄厚、裝備最先進、作戰能力最強大的一支主要力量。當然，能夠掌控這樣一支軍事力量的統帥，其政治才華軍事才能組織能力也必然是超群出眾的了。而一旦袁世凱撒手歸天，再出現一個和袁世凱具有同樣政治軍事威望的繼承人就難了，新人上台眾人不服是難免的，於是為爭奪權位大打出手兵戎相見也是難免的。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的分裂以及為爭奪北京政府最高權位而引發的軍閥混戰，已經明明白白地驗證了古德諾的這個理論。

　　然而，這個理論還有不對的一面。至少有三點：其一，從人類歷史大局來看，古德諾關於「各種政體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無絕對優劣之可言。其所異者端在其採用各族群國家是否能適用之也」（唐德剛表述語）的論調大有問題。無論古德諾說此話的本意如何，現代民主制和專制這兩種政體制度之間的大是大非必須弄清楚。對後者而言，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最高政治權力和各級政治權力始終由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政治集團獨霸，從而為所欲為，對所有被管理階級進行政治奴役、精神奴役和經濟剝奪，這是人類社會處於蒙昧和野蠻時代的產物；而對前者而言，國家或民族的最高政治權力的掌控者必須由所有被管理階級通過選舉選出，按一定的任期執政，並由被管理階級對其實施監督並可隨時進行撤換。在這個問題上，古德諾也許講的是現代民主政體的形式問題。比如英國是議會傳統最悠久的國家，但至今仍然是「君主立憲」政體形式。這是不錯的，英國是在保留王室的形式下實行現代民主制度的。問題是古德諾在袁世凱當政時代拋出這種論調完全文不對題，不合時宜。因為袁世凱的稱帝野心所要建立的絕對不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而是實實在在的皇權複位。就是說，袁世凱稱帝仍然是想像當年的中國皇帝一樣，獨霸所有政治權力，並在血緣關係中世世代代傳承下去，而不是像英國王室那樣，一步一步把權力讓度給由公民選舉產生的議會和內閣。

　　其二，古德諾完全不了解，中國的皇帝或皇室，在中國人的心理定位上，和英國人全然不同。比如，英國人之所以在實現現代民主革命之後還能寬容王室，保留女王，並給予其應有的崇敬，是因為英國王室已成為民族精神傳承的象徵。首先，儘管英國王室的更迭和中國皇權的更迭一樣充滿手足相殘，腥風血雨，儘管英國貴族、教會和平民向英國王室爭權時也不乏流血的革命，但是，英國王室在向議會讓度權力時，在絕大多數歷史場合，是通過「契約」進行的，而「契約」則意味著和平、寬容、理解、妥協。因此，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之後，契約精神已成為英國王室在和人民達成一次一次妥協中使國家走向現代政治文明大道的重大標記。這就是英國人民為什麼願意在同樣的妥協精神中保留王室的主要原因；其次，英國貴族雖然擁有高貴的血統和各項特權，但貴族精神的精髓，則是社會責任、道德教養、自由精神。這三者凝聚成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道德倫理、靈魂信念、尊嚴榮譽的精神文化內核。而王室成員理應成為貴族中的佼佼者，他們在傳承貴族精神上所起到的「榜樣」作用，應該是引領貴族精神前行的主要動力和重要歷史標記。應該說，英國王室作為傳承貴族精神的「榜樣」，做得還是不錯的。然而，中國皇帝或皇室在中國「臣民」心中的地位和形象，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首先，中國任何一朝「開國皇帝」，幾乎都是靠武力一刀一槍殺出來的，每逢「改朝換代」都弄得腥風血雨，民不聊生，所謂「成者為王敗者寇」是也。而持續兩千多年的皇權在歷朝歷代中，從來沒有向除皇室之外的任何階級、階層、政治集團在法律意義上讓渡過一絲一毫的權力，除了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君權外，皇帝、皇室和他的臣民之間也沒產生過什麼法律意義上的「契約」，他們之間除了絕對統治和絕對服從外，自然也就沒有什麼「和平、寬容、協商、妥協」的契約精神了。因此，中國臣民對皇帝、皇室的膜拜，除了奴才的諂諛心理外，絕大部分成分是出於恐懼和屈從，而不像英國臣民對於國王、王室，歷來都有一種精神上的敬仰，即對高貴血統階級在精神文化價值觀上所佔據的制高點發自內心的崇拜。其次，上面說過，英國國王中無論出了多少暴君、庸才，但英國王室總體來說，其不少成員是能堪稱英國貴族精神和騎士精神的榜樣和楷模的，王室的道德倫理楷模作用，對一個實行帝制的國家和民族來說，是維繫其道統和民心的最大的砝碼。那麼中國呢？如果說中國的皇帝和皇室成為中國傳統道德倫理的楷模和榜樣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常態，那會把人的大牙笑掉。比如說，英國王室中為爭奪王位時也有手足相殘父子反目，也有兵戎相見血雨腥風，但其內訌時往往還不失其騎士風度，有時還展示出貴族精神中的寬容和禮讓。中國的皇帝和皇室就不同了。中國皇室成員在爭奪皇位、翦除政敵中使用的手段，其血腥和殘忍程度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駭人聽聞，禽獸不如，哪有半點人性可言，更不用說什麼「君子風度」了。至於皇帝個人生活的奢靡不堪，荒淫無度，以及整個皇室簡直就是一個藏污納垢的大淫窩，這些，這裡就不需要一一介紹了吧？因此，儘管中國的臣民們兩千多年來對於皇帝都是誠恐誠惶，山呼萬歲，但他們心目中從來就沒有把皇帝及其皇室成員當成道德楷模景仰過。歷朝歷代的皇室，也從來沒有成為引領民族道德精神前行的象徵。第三，既然歷朝歷代的皇位都是靠流氓加無賴們用武力打下來的，既然皇帝和皇室成員除了貪圖享樂窮奢極欲，在傳承民族傳統倫理道德精神上毫無建樹甚至屢樹反面典型，既然可以「皇帝輪流做，今日到我家」、「彼可取而代也」，那麼，在廣大臣民心中，對皇帝、皇位除了敬畏、恐懼、屈從外，還有藏在內心深處的鄙夷、厭惡和反感，甚至還有一種極其刻薄的妒忌或嫉恨心理。眼看一個新皇帝入了龍座，由不得眼紅心跳，如果自己當不了皇帝，便恨不得天下人都做不成皇帝，就是這種嫉恨心理的典型體現。因此，一旦出現天下人誰也做不成皇帝的契機，整個民族心理中極隱秘的傾向，就是抓住這個契機不放，也不準出現任何新皇帝了。其實，在中國這樣具有悠久皇權歷史的國度，為什麼辛亥革命革命一來，帝制便一去不復返，再也沒有復辟的可能，其更深的淵源大抵來自於這種對皇帝皇室數千年積澱下來的民族逆反心理。正如梁啟超所言：「任憑你像堯舜那麼聖賢，像秦始皇、明太祖那麼強暴，像曹操司馬懿那麼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人答應。」因此，儘管辛亥之後的專制獨裁者和皇帝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兩樣，但他只要不穿龍袍，不坐龍椅，不稱孤道寡就行。」

　　其三，古德諾作為現代民主的憲政專家，不應該不明白，專制政體內權力繼承中無法解決的難題，最終能夠在現代民主政體內得到比較圓滿的解決。第一，共和國最高權力根據憲法規定的任期和平繼承，沒有「改朝換代」的政治動蕩和軍事戰爭；第二，根據憲法合法組建、並以競爭執政地位的各個黨派和政治集團，是歷練、培養、選拔國家領導人才的最好的平台，它選拔的範圍和機制要比皇權血親傳承的範圍機制要大得多，科學得多，尤其通過各黨派對執政地位的和平競爭，優秀人才更容易脫穎而出；第三，由於國家領導人實行任期制以及他們必須對選民負責，即便選上的國家領導人是庸才或在大政方針上鑄下大錯，共和政體也有較強的糾錯機制，它不會任憑掌權人把錯誤延續下去；第四，由於共和政體的國家領導人掌握的國家公器完全擺脫了私有性質，即完全向憲法、向選民、向國家負責，他也就擺脫了專制政體君王們因公權私有而產生的許多所謂「才能」上的重負。比如，在共和政體中，軍隊是統一的，完全為國家所有，且效忠於憲法和國家。因此，國家領導人完全不必要考慮軍隊對他本人的效忠問題。而專制政體的君王們則不同，軍隊歸君王「私有」，一旦軍隊失去對君王的效忠，君王的權力便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因此，君王尤其是開國君王，必須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才華」在軍隊中樹立起個人的絕對威望。再比如，專制政體的另一支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隊伍。這支官僚隊伍對君王個人的絕對忠誠，是保證君主權力穩定的另一大砝碼。因此，為了取得整個官僚隊伍對君王本人的絕對效忠，君王必須在羅致人才、拉攏人心上把各種手段用得花樣迭出，出神入化，無所不用其極，因而必須具有獨到的識人慧眼、非凡的組織才能以及恩威並重、軟硬兼施等等上不了檯面的各種手段。但共和國的領導人不必這樣。國家實行常任文官制。這些執行政府行政公務的文官只對政府和憲法效忠，無須對各級行政長官本人效忠，他們的選拔、淘汰以及監督由國家專門的機構進行，與國家領導人無關。省以下各級政府的行政長官由當地選民選出，他們既對上級政府部門負責，也對本地選民負責。最高國家領導人可任命中央各部門行政長官，但中央政府除了向最高國家領導人負責，還必須向議會負責。這樣，國家最高領導人除了向選民、向憲法、向國家、向自己的職位負責外，他基本上不需要考慮各級官員隊伍對自己本人的效忠問題，也不需要在這方面具備怎樣的才華，付出多少心血和謀略。另外，一個成熟的共和政體國家，它在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諮詢方面、國際政策方面、軍事方面、科技方面、行政執行方面、經濟金融方面的人才儲備或曰「智囊團」，是相當充足的，一個優秀的國家領導人只要學會怎樣充分、合理調動、使用這些人才儲備的智慧，他就能比較出色地按照自己的政治綱領施政。可以說，在成熟的共和政體國家執政的國家最高領導人，要比專制政體的君王們輕鬆得多，瀟洒得多，發揮自己政治才華的平台也開闊得多，普通公民跨入國家領導人行列的門檻，也低得多。所以，在美國建國二百多年的四十多屆總統中，為什麼優秀的居多，平庸的罕見，為什麼儘管社會矛盾多多，但國家最高權力的繼承卻能夠平穩進行，而那些傑出的政治家也能夠涓涓不息地登台亮相。

　　可見，袁世凱企圖以復辟帝制解決北京政府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說明他也無法逾越這個障礙。相反，袁世凱的稱帝給了北洋政府的合法性以致命一擊，同時把北洋政府的政治性質和歷史性質暴露無遺。其一，這是以一個以地方軍閥軍事實力為支撐的中央政府，儘管維繫著共和政體的形式框架，但骨子裡卻是一個寡頭政治政府，它的權力角逐只局限在其軍事實力控制的範圍內進行，因而必然和現代憲政文明背道而馳。其二，支撐北洋政府的軍事力量即使全部聯合起來，其實力也無法用武力統一中國，何況其內部又起內訌了呢。因此，儘管袁世凱之後北洋將領們又「再造」了「共和」，實質上這個「共和政府」已可悲地淪為各路軍閥爭奪中央權力的平台。由此，北洋政府註定無法擔當統一政治、富國強兵的歷史使命。其三，班底是晚清國防軍的北洋軍隊，其將領雖然接受共和理念，但其既無堅定鮮明的政治信仰，也無按照現代憲政民主方向建國的明確的政治綱領，更無現代政黨政治的素質，這些都在他們的對手孫中山及其國民黨手中。因此，依靠北洋政府執政者自身的觀念和力量，是無法把其軍隊由地方軍閥改造為現代國家軍隊的，也無法把政權引向現代政治文明大道，而自辛亥革命以後北洋政府在中國憲政民主的理論架構和政治架構中也從來沒有佔據過「正統」地位。由此，北洋政府因其「合法性」的嚴重缺失而被歷史淘汰，已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