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中國古代文學形式研究

發布時間：2012/12/79:06:45來源：瀋陽師範大學學報　　　提到文學的形式研究，論者大多會把目光投向西方。似乎「形式」批評本是西方文論的產物。縱覽二十世紀的西方文論，在文學語言研究方面的確取得了巨大成就。無論是以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為代表的「語言形式」，還是結構主義文藝理論的「結構形式」；無論是符號學理論的「符號形式」，還是神話原型批評的「原型」和格式塔理論的「格式塔」概念，這些形形色色的批評理論都可歸之於「形式批評」的範疇。六十年代以後的接受美學、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等，也都給文學語言問題以優先的地位和特別的關注，並且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觀點。可以說，西方二十世紀文論是以文學語言的研究為重要標誌的.　　　　　　中國古典詩學是以漢語言文字為基礎的，漢語的獨特性決定了中國詩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優勢。中國古典詩學在形式批評方面有諸多闡述，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古代文學創作的「形式」之美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具有豐富的形式美。而中國古代文論一方面強調「言志」、「宗經」、「載道」，另一方面又始終對詩歌語言問題相當重視，產生了大量的有關詩歌語言的論述，其成果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西方傳統文論.　　　　　　以唐詩為例，唐詩是我國詩歌創作的高峰，其形式上的成就遠遠高於內容。幾萬首唐詩里表達的思想情感，如愛國思鄉、友情愛情、春愁秋恨、山水隱逸等，在先秦至六朝的詩歌里已表達的很多了。哈羅德·布魯姆說「：一部文學作品能夠贏得經典地位的原創性標誌是某種陌生性。」唐詩中的情感肯定已不存什麼陌生性了，只有語言而且是不斷翻新的語言，才使唐詩贏得了經典地位.　　　　　　漢語的詩性也促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獨特魅力。中國古典詩學是以漢語言文字為基礎的，漢語的獨特性決定了中國詩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優勢。王力指出：「因為漢語是單音節，所以排比起來可以弄得非常整齊，一音對一音，不多不少。有了這種特性，漢語的駢語就非常發達。」正因為此，中國古典詩歌在對偶、平仄、用韻等諸多方面是頗為講究的。與這一創作現實相適應，中國詩學在這方面的理論總結和思想闡述也異常豐富。流傳甚廣的賈島「推敲」的故事，鄭谷「一字師」的故事都是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推敲辭章的橋段。杜甫「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詞句，表現了他對錘字鍊句的重視。白居易令老嫗解詩，王安石詩中「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改十許字才定稿為「綠」。文學史上這樣注重文學形式錘鍊的例子不勝枚舉。也正是古人對於文學形式美的不懈追求，這些優秀的詩篇才能給我們以獨特雋永的審美感受.　　　　二、古代文論的「內容」與「形式」當然，我們只是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才把文學分為內容和形式。實際上中國文學的內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古代文論中「文」、「質」作為對舉的觀念範疇，論述了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文質說源自《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早在孔子就注意到了內容與形式統一，認為這才是君子作文的準則。孔子的這一理論對中國古代文論的影響最大，引發的論述也最多，幾乎古代的每個有影響的文論家都談到過這個問題.　　　　　　漢代的揚雄繼承和發揮了孔子文質兼備的思想，劉勰還把「文質」辯證統一關係看作是推動文學創作發展的內在基本因素。王充的「言事增實」說，陸機的「辭達理舉」和「尚巧貴妍」說，劉勰的「情采」說，韓愈的「陳言務去」和「氣盛言宜」說，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說，白居易的「尚質抑淫」說，歐陽修的「道盛文至」說，程頤的「作文害道」說，黃庭堅的「理得辭順」說等等。「文質論」探討的是文學的語言形式與內容的關係，總的來看，重內容但又講求文採的觀點佔上風。中國古代的「文質」理論及其所體現的中國古代文學歷史發展的藝術辯證法，以及其中對文學形式的論述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文學理論意義.　　　　　　中國古代文論中有關文學語言的論述是相當豐富多彩的，對於文學語言形式，所論及的問題也非常廣泛和深入。有些論點極富啟迪性，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資源寶庫。我們可以站在現代的高度上對傳統做出新的闡釋和評價。繼承借鑒傳統文論對形式批評的豐富論述，對我們今天的理論研究無疑是非常有益的.（作者：陳晨）　　　　　　參考文獻:　　　　　　[1]哈羅德·布魯姆.江寧康譯.西方正典.上海:譯林出版社,2005.　　[2]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　　編輯：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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