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學」與「紅學」的內在溝通——心理視點中的「曹學」

【提要】 「曹學」與「紅學」的溝通，可以在本體、故事和心理三個層面，從考據學、敘事學和心理學三種視角的獨立或交叉審視中實現。心理視點的曹學，重視考證材料、記憶材料和文本材料的心理信息的發現和闡釋，重視人性——民族——家族——個體心理結構鏈的分析，重視與小說自敘傳特徵相聯繫的曹雪芹家族精神承傳與個體意識無意識研究，它將成為通向《紅樓》世界的獨特通道。

文字|劉上生 配圖|卷單行

從某種意義上說，二十世紀的「紅學」是以「曹學」作為新起點的。對曹雪芹生平及其家世的考證，成為新紅學制勝舊紅學索隱派的主要手段。從此以後，「紅學」的每一步發展，幾乎都離不開「曹學」。「紅學」與「曹學」的關係，就其一般意義而言，就是作品研究與作家研究的關係。由於研究對象的豐富、複雜、特殊和偉大，它們成為了專門之「學」。因此，「紅學」與「曹學」的溝通，必然遵循敘事性作品與作家聯繫的一般規律，但又必須體現《紅樓夢》文本與作家聯繫的特殊規律。拙見以為，這種溝通可劃分為由表及裡的三個層面:本體層面、故事層面和心理層面。由於這三個層面實際上也是從三個視角——考據學、敘事學和心理學研究同一問題的不同投影，所以，這種劃分既具有認識論的意義，也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本體層面，旨在確立作品與作家的根本聯繫。它解決的首要問題是文本歸屬與形成，前者即著作權，後者即創作過程，後一問題是前一問題的延續，故歸根到底是著作權。新紅學考證並確認了曹雪芹的著作權，奠定了「曹學」的地位和存在價值，建立了「曹學」與「紅學」聯繫的根本通道，由此湧現了一批作者家世生平研究、創作過程研究、版本及脂批研究、探佚研究等「曹學」——「紅學」著作，意義至為重大。這一層面的研究方法理所當然是也只能是考據。

故事層面，旨在確定文本內容與作家經驗的關係。這一層面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文本內容性質和敘事特徵。在這方面，新紅學最大的功績之一，是發現了《紅樓夢》文本內容與作者家世生平的特殊關係，肯定了小說的自敘傳性質。它使得對作者家世生平的研究具有特殊意義，從而大大開拓了「曹學」領域。與此相聯繫的問題是文本敘事特徵。「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是《紅樓夢》的基本寫法，也是作家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獨特表述，這已無異議。但是，「真事」與「假語」的具體關係，換言之，即曹雪芹(及其家庭)所經歷的歷史世界和他所虛構的藝術世界的關係的具體闡釋，作為敘事符號的真甄假賈意義的正確解讀，需要以考據和敘事學研究的充分有效成果作基礎，否則，無論「自傳說」或「虛構說」各執一端，都難以自圓其說。由此可見，以敘事學為主視點，敘事研究與考據研究相結合，是本層面的方法論特色。這方面「曹學」與「紅學」的溝通顯然還有大有可為。

「曹學」與「紅學」在心理層面的溝通，是一種深隱的內在聯繫。從藝術心理學角度看，《紅樓夢》所敘述的故事，乃是曹雪芹的精神載體和心靈投影。由於《紅樓夢》文本內容的自敘傳性質和「真事」與「假語」的二重特徵，因而，這一層面，就成為以心理學為主視點，心理研究、考據研究與敘事研究三結合的新天地。它與以考據為主視點的第一層面(本體層面)，以敘事學為主視點的第二層面(故事層面)，一起構成「曹學」與「紅學」相溝通的各具理論方法特色而又交叉融合的層次分明的結構網路系統，展示出「曹學」推動「紅學」並與「紅學」共同繁榮的廣闊前景。可惜的是，這一層面——依其特徵，可稱為心理視點的曹學，尚在拋荒。本文擬對此略加論述，以引起「紅學」同仁和專家的重視。

一

心理視點中的「曹學」，同樣以實證研究作為基礎，但它又有自己獨特的領域和方法。實證研究的對象是物理世界，心理研究的對象是精神世界。實證研究注重材料的真實可靠，心理研究發掘材料的心理內涵。它既重視實證材料的心理意義，又重視雖非實證但卻具有確切情感信息儲存的記憶材料的心理意義。實證研究方法是考據，而運用現代心理學理論進行分析和闡釋則是心理研究的方法特色。黃帝至今還無法用歷史考古確證其人其事，但黃帝傳說作為華夏子孫的遠古集體記憶卻有可供闡釋的確切的民族心理內容。同樣，曹雪芹家世的實際源流同曹氏家族關於自己祖先(特別是遠祖)的集體記憶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就對《紅樓夢》創作的意義而言，後者的重要性未必亞於前者。

根據馮其庸先生的考證①，曹氏家族的入遼始祖是曹俊。但順治十八年曹士琦的《遼東曹氏宗譜敘言》和《五慶堂譜》卻將明初開國功臣謚封安國公的曹良臣奉為鼻祖，而曹俊並非曹良臣的兒子。從實證角度，曹良臣是應該被否定的。但在心理視點中，曹良臣卻是值得重視的。奉良臣為鼻祖，是遼東曹氏至為寶貴的集體記憶。它反映了經歷明末民族劫難「因遼陽失陷闔族播遷」(曹士琦《敘言》)的曹氏家族對自己作為明朝(公元十二世紀以來統一中國的唯一漢民族王朝)開國功臣後裔和明代遼東「巨族」的民族和家族自豪感，以及入清以後這種感情的挫折和失落。再往上延伸，從馮其庸先生等發現的康熙23年未刊稿《江寧府志·曹璽傳》和康熙60年《上元縣誌·曹璽傳》，我們又看到了關於曹璽系宋武惠王曹彬後裔的記載。雖然迄今為止，從曹彬到入遼始祖曹俊以至曹璽的世系傳承，找不到任何譜牒和其他文獻記載，但是，由於上述二《志》，分別成於曹璽棄世曹寅協理江寧織造和曹頫嗣任織造之時，以及主纂者于成龍、唐開陶與曹家熟知的關係，因而「這兩篇傳記材料，應該說是比較可信的。其中關於曹家的家史和祖籍等的記述，其材料很有可能直接來自曹家②」。也即是說，它們肯定反映了曹雪芹祖父輩對自己祖先的遠世記憶和其中包含的民族與家族感情。而從康熙29年曹寅為《楝亭圖》徵集的題詠中，人們又發現、對曹家「祖功宗德」的頌揚，竟再上溯了一千餘年。追述到了西漢開國功臣後封平陽侯的曹參:「平陽苗裔，譙國英雄。」(尤侗《楝亭賦》)「高門衍世澤，貴胄屬平陽。」(張懿德《楝亭圖跋詩》)「籍甚平陽，羨奕葉，流傳芳譽。」(納蘭性德《滿江紅·題楝亭圖》)「漢代數元功，平陽十八中。傳來凡幾葉，世職少司空。」(閻若球《贈曹子清侍郎四律》)……這種追溯稱頌，當然更未必有譜系或史籍依據。就作者而論，也許還包含交際酬酢的客套成分。但指向如此一致，這就意味著一定得到了圖主曹寅的認可。應該說，漢平陽侯曹參，這才是曹氏家族集體記憶的遠祖始點，血脈源頭。可以作為佐證的是自署畸笏叟的曹氏家族後人在靖本第81回眉批中著意引用的庾信《哀江南賦序》中竟也有「平陽」一詞：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鳴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愴傷心者矣！

可以肯定，在這段包含著民族興衰和王朝興亡感慨的文字里，「平陽之禍」不僅以晉喻明，而且暗寓與民族命運相聯繫的曹氏家族的歷史劫難。而「平陽」，則成為包涵曹家家族之根和民族之根雙重所指的符號。

曹良臣，曹彬，曹參，作為曹氏家族的遠世祖先，都是查無實據的。但是，它們又都確實活在這個家族的集體記憶中，代代相傳，並且動態地向上延伸，明—宋—漢。而這三位傑出人物的共同特點，則是他們都是漢民族王朝的開國功臣，都是武將出身，都「九死一生」開創了顯赫的子孫家業。(見《史記·曹相國世家》、《宋史·曹彬傳》及曹士琦《敘言》)因而對他們的追懷仰慕，顯然是一種包含著民族歷史記憶的家族記憶，它隱含著一個沒滿為奴的漢民族家庭子孫始終保持的精神忠誠和深哀巨痛。家族情感與民族忠誠的融合，這就是曹氏家族集體無意識的重要內容。

對「紅學」來說，這個問題之所以值得研究和重視，是因為作為一種精神傳承，它在曹雪芹的心靈和作品中留下了投影。這種投影的集合體，便是《紅樓夢》中的賈府祖先寧榮二公形象。第53回「除夕祭宗祠」是曹雪芹用宏博富麗之筆所寫的一篇「絕大典制文字」(王府本回首總批)。他精心安排了一位名字具有特殊寓意的人物寶琴(諧「保秦」)作為視點，寫她初次進入「賈氏宗祠」因而細細「留神打諒」(其實，寶琴作為家族外人是不可能參與觀看賈府祭祖過程的)，藉以從外到內展示宗祠面貌。在描述中，作者特別突出「先皇御筆」的「星輝輔弼」等匾額，和「勛業有光昭日月，功名無間及兒孫」等楹聯，以及正堂上寧榮二祖「披蟒腰玉」的遺像，暗示賈府祖先乃是功業卓著輔佐帝王的開國元勛。這顯然決不是以包衣身份「從龍入關」僅有一般軍功和供職內府的曹振彥曹璽曹寅等曹雪芹近世祖輩所可比擬的，然而卻與曹良臣曹彬曹參這幾位活在曹氏家族遠祖記憶中的漢民族王朝開國元勛頗為吻合。這裡，且不說寧榮二祖形象與曹良臣這位「國公爺」多有相似之處(趙岡先生早曾指出這點)③，也不說從第二回賈寶玉抓周的描述脫胎於《宋史·曹彬傳》曹彬抓周的記載，可以看到末世子曹雪芹對他的那位幼年抓周便顯示「遠大器，非常流」的遠祖的敬慕和意味深長的獨特回應，我想提出另一個不為人所重視的細節，第29回清虛觀打蘸神前拈戲：

賈珍一時來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笑道:「這倒是第二本上?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

這裡借神佛意旨以三個劇目，遞相連接，暗示家族的盛衰史。《白蛇記》顯然是寓創業。但如果演此戲是借劉邦斬蛇起義終成帝業隱寓賈府祖先創業，那是要犯「大不敬」，招致禍殃的。只有一種解釋可通，即此戲中包含著曹參追隨劉邦起義建功立業開國封侯之事，按照曹氏家族的遠祖記憶，這正是「祖功宗德」之始。曹雪芹通過這個戲，以假寫真，確認自己的家族之根和民族之根。這同畸笏批語「平陽之禍」的用意是一樣的。不過一以頌祖，一以傷今，情感側重點不同罷了。由此看來，曹雪芹是封建社會和貴族統治階級的批判者，卻未必是他的包衣世仆之家的叛逆。他不但親歷了家族末世的繁華和衰敗，更從這個滿清皇室奴隸家族保存的集體記憶中繼承了極其寶貴的精神遺產——融化在祖先崇拜中的民族忠誠。由此，我們才可以解讀53回那篇一筆不苟而又恭謹精細地描寫賈氏宗祠和祭祖儀式的莊嚴肅穆的「絕大典制文字」的真實內涵(關於祭祖儀式系用漢禮而非滿禮的論述，詳見拙著《走近曹雪芹》第2章第1節)，才可以明了作者選擇「寶琴」諧「保秦」④作為視點，「偏就寶琴眼中款款敘來」，暗寓於追懷「天恩祖德」中保持民族特性民族情感的深刻用意，也才可以進而認識到作為曹氏家族重要精神傳承的民族集體無意識，決不是《紅樓夢》中可有可無的內容或作者偶然的情感流露，而是一種推動曹雪芹創作的重要心理動力，並形成小說中一條隱蔽的情感曲線。⑤聯繫滿清王朝所實行的「首崇滿洲」的民族政策和曹家作為「旗籍漢人」所感受的民族歧視壓迫，這一點本不難理解，但由於批判索隱派「反清復明」說時採取了連同髒水和洗澡的孩子一起潑出去的簡單做法，問題反而變得複雜和模糊起來。現在，通過運用現代心理學理論，我們就可以充分揭示隱藏在曹氏家族情感和曹雪芹個體情感中的這一重要心理信息。

二

心理視點中的「曹學」，同樣以曹雪芹家世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又有自己闡釋重點。家世研究重點在考證血緣關係，即遺傳的生物學內容；心理研究重在探索精神傳承，即遺傳的心理學內容。家族(家庭)的精神傳承當然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因此，不能離開家世考證的基礎。但精神傳承是在家族(家庭)的社會地位、社會文化環境與其主要成員的人生遭際、思想性格的衝突(性格與環境的關係)中形成的具有連續性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心理傳統，是比血緣關係更深刻內在更強有力的心理臍帶。對於以作品為其精神載體的作家，特別是曹雪芹這樣以家族(家庭)史作為其小說重要敘事內容的作家，探索其血緣關係中的精神傳承內核，對於揭示其創作和作品的心理奧秘，更是重要而又重要的事。

曹家是內務府包衣，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是，過去人們比較看重這種關係對曹家盛衰史的影響，卻比較忽視了包衣世仆的身份地位給這個家族和曹雪芹本人造成的奴役創傷，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性格。入清以後，曹家經歷了百年盛衰，而百年盛衰的萬事之本卻是百年之前導致曹家沒滿為奴的那場民族和家族劇變，從心理角度考察，這也是形成曹氏家族精神傳承的關鍵。如果說，曹氏家族的民族忠誠精神來源於他們所接受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所經歷的民族劫難；那麼，在「主僕之分，滿洲尤嚴」(陳康棋《郎潛紀聞》)的環境里，被迫為奴而又不甘為奴的自由心性就成為這個失去人身自由的奴僕世家的內在人格追求。當然，曹氏家族還有其他精神遺傳基因，如曹寅所說的「程朱理必探」的理學家教傳統，「好古嗜學」，騎射傳家的文學武藝傳統等等。但可以肯定地說，民族忠誠和自由心性乃是為其根本地位命運所決定了的家族精神傳承的本質內容。

曹寅在入清以後的曹氏家族史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承啟地位，也是曹雪芹最祟敬並直接接受其影響的祖輩人物。(致使友人敦誠有過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的誤記。)把曹寅的履歷，他給康熙的密折和他的《楝亭集》對照閱讀，我們會意味深長地發現這位康熙寵臣的內心世界，存在著深刻的二重人格矛盾。一方面，是密折里那種螻蟻自賤、犬馬戀主、誠惶誠恐，效忠圖報的卑微的奴才心態的反覆表白：「竊臣身系家奴，蒙聖恩播任，雖竭犬馬之城，難報高厚於萬一」(《奏謝領點維鹽併到任日期折》)，「臣螻蟻下殘，過蒙聖恩，感激涕零，涓埃莫報」(《奏充至寧一路聞已事宜折))……另一方面，卻是其詩詞自覺或不自覺地用各種方式流露的為奴的痛苦和不甘為奴的人格意志與自由理想追求。它們集中表現為兩種情感內容，一是嘆行役之苦，二是抒羈囚之悲。嘆行役之苦，主要是他擔任康熙侍衛和內府郎官時期即任織造前的作品，如「塵役苦無厭，俯躬自彷徨。」(卷一《不寐》)「我誦殘春篇，慨焉嘆行役。風露非中宵，車馬日枕藉。愧與名山鄰，羞踐世人跡。鬱郁黃塵間，狂吟聊自適，」(卷一《讀梅耦長西山詩》)「回身感旅宦，轅轍何時休?」(卷一《趙北口》)按，曹寅十三歲即擔任御前侍衛，兼為康熙伴讀，屢隨駕巡視，從獵。康熙十八年，年廿二，已任鑾儀衛治儀正，正四品。康熙二十三年後，又被任命為正白旗包衣第五參領第一旗鼓佐領。父喪後，協理江寧織造，詔升內府慎刑司郎中，仍兼佐領，直到康熙廿九年出任蘇州織造，三十一年調江寧織造，備受康熙寵信，然而誰能想到他的內心掩藏著那麼深的痛苦呢?詩中所發出的那種「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的呻吟，正是內務府包衣身受驅遣，不得自由，無窮無盡而又無法擺脫的行役辛勞的生活寫照。

抒羈囚之悲。這類在更深層次上表達作者內心情感的作品貫穿曹寅的一生，包括被稱為「呼吸會能通帝座」的近二十年織造時期。形式多為詠物詩。曹寅對羈囚之物特別敏感，諸如圈虎、羈馬、病鶴、籠鳥，甚至紙鳶風箏，都會引起他的強烈共鳴。這種心態，深刻映射出他的內心潛藏的為奴的悲哀。在這些借物寓志的詩作中，曹寅盡情傾吐自由人權被剝奪的悲憤和對自由與人的尊嚴的渴求。在他的筆下，失去自由備受欺凌的病鶴倔強地保持著自己的騰飛志向和高潔品格，這實際上就是詩人的自我寫照：

白鶴翔高天，不受絆與羈，有的息毛羽，終焉觸藩籬。哀鳴爾何為？縱步不能移。聲隨霜月苦，身被秋風欺。固知江海心，況乃雲霞姿。忍飢已倔強，延頸還高窺……(別集卷二《病鶴》)

在園囿中馴養的鶴群嚮往著野外的自由世界：

四鶴不同致，倚然神迥超。迭鳴如在野，群謫未歸霄。深恨羽毛貴，誰加園囿遙？幾時移密竹，休沐靜相招。(卷二《北院鶴》)

他痛恨一切羈囚之事，喜愛一切自由之物：「生憎圉人控驕馬，絕愛牧兒飄紙鳶。」(卷三《三月六日登鼓樓看花》)「孤村流水連翩意，綉幕金籠那易知。」(卷五《鴉鳴歌》)⑥……不聯繫曹寅的皇家世仆的身份地位，人們怎能理解這位聲隆江南、官至三品的的康熙寵臣的深隱苦痛？這是真正的自由心性之歌！這是一位「心比天高，身為下殘」的奴隸的人格尊嚴之歌！這是包衣曹家留給子孫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即使根據目前有限的材料，也可以大量事實，說明曹寅對曹雪芹的影響，和曹雪芹對祖父的特殊崇敬：曹雪芹刻骨銘心的「秦淮風月憶繁華」，和他在《紅樓夢》中的「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主要就是曹寅創造的曹家全盛時期生活；他在小說第13回借秦氏託夢拈出曹寅生前流露對家族前途隱優的「樹倒猢猻散」之語，作為對賈府命運的預言，第2回借賈母燈謎將此離意又加以重複強調；第5回借警幻之口，述寧榮二公托其教誨嫡孫寶玉(按賈府世系，寶玉應為重孫)，第29回借張道士之口，說寶玉像他爺爺(「國公爺」)，對自已與祖父的血緣與情感關係的特別暗示；第54回借賈母之口，述曹寅所作傳奇《續琵琶》；曹雪芹字夢阮，與曹寅對阮籍的推祟的關係(見《贈洪昉思》詩「禮法誰嘗輕阮籍」)；曹寅的風月詩酒情懷對曹雪芹個性的影響；曹寅詩中的「末世」「無材」之憤在小說中的投影……⑦但曹雪芹與他未曾睹面的祖父最重要的聯繫，乃是從這位先輩典範人物身上繼承了自己家族的寶貴精神傳統。曹寅的自由心性和人格意志，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個性自由追求和作為其性格寓體的那塊「天不拘兮地不羈」的青埂峰頑石，聯想到作為曹雪芹人格象徵的自畫石及敦敏的題詩「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題芹圃畫石》)決非偶合，曹寅的自由心性追求，也多次寄寓於愛石之情中。不妨說，《紅樓夢》的石頭構思，也來自曹寅的愛石情結。由曹寅親自編選，手自刊落的《楝亭詩鈔》卷首詩，就以「我有千里游，愛此一片石」開頭，這首題為《坐弘濟石壁下及暮而去》的五古就是一支天人合一，神與物游的自由暢想曲。而作於同時同地另一首長詩《暮游弘濟寺石壁同宿觀音閣》更明白地用「羈身嬰世網，高興久淹積」的語句表明這種自由追求的家族身世背景。也許是對祖父的著意回應，曹雪芹同樣以石頭故事作為自己小說的開頭，而關於石頭來自女蝸補天所遺的神話構想，又明顯可見曹寅《巫峽石歌》浪漫想像的痕迹，甚至祖孫二人對女蝸的稱呼（蝸皇)也一樣，都表現著對華夏祖先——漢文化本根的認同。當然，曹雪芹不僅僅是繼承，他生活在與前輩完全不同的環境條件里，他已無緣像祖父那樣因曾蒙受皇室主子的關懷恩寵而感激涕零，他所直接體驗的是由於主奴關係的變化而帶來的家族惡運和充當皇室僕役的精神屈辱。從他的朋友張宜泉《題芹溪居士》「苑召難忘立本羞」詩句含意看，他是蒙受過「名與廝役等」(參見《新唐書·閻立本傳》)的嚴重羞辱的。這些體驗和認識，對曹雪芹的心靈衝擊和精神刺激是巨大而沉重的。家庭和個人地位的下降，又使他得以呼吸和接受晚明以來的先進思想和市民社會的自由空氣，他終於擺脫了祖父輩奴性意識與自由心性並存的二重人格矛盾，而走向新的人格自覺和思想反叛。他也不僅僅把自己看作包衣曹家的末世子孫，他把被奴役的痛苦，擴展成為深厚博大的人道關懷。在《紅樓夢》中，他對兩個最不幸的社會群體——男權統治下的女兒和等級制度底層的奴隸傾注了最大的同情，而把最熱烈的讚歌奉獻給個性自由理想和反奴人格的追求者和殉道者——寶玉黛玉晴雯等。在小說第二回他借「假語村言」明白宣稱：

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道庸人驅制駕馭。

對於一個世代奴隸家族及其子孫，自由就是生命的根本意義和最高價值。曹雪芹用他的人生和藝術奮鬥為他的奴隸家族奏響了生命的最強音。以曹寅為代表的家族精神傳承和曹雪芹對這種傳承的接受改造，及其在《紅樓夢》中的藝術投射，是一個有待充分研究的問題。既然《紅樓夢》是一部以「真事」為基礎以家庭生活為題材的小說，既然曹雪芹與他的家庭(家族)生活命運和精神命運息息相通，並由此聯結時代、民族和民眾命運，獲得深廣的社會內容，那麼，「曹學」對於「紅學」就會有無可窮盡的意義，而心理視點的「曹學」以其獨特的闡釋和發現必將大有可為。

三

心理視點中的「曹學」，同樣以曹雪芹生平思想研究作為中心，但又有自己的認識角度和層次。一般生平研究只考察作家的現實活動，即具有外在物質形式的生命內容，而心理研究則探索其精神活動。精神活動也有其物質形式和成果，如文字著述和其他現實言行。因此，這種探索，當然不能離開生平考證。但精神本身是非物質的，從物質形式表現入手，深入揭示其非物質的生命活動內容，這便是心理研究的視角。它既深化了實證研究，又可與實證研究相補充發明，心理研究同一般的思想研究也不同，思想研究只涉及意識到的心理內容，而心理研究還要探尋隱藏的潛意識——無意識世界。用弗洛伊德的比喻，意識只是浮在海面上的一角冰山，而無意識卻是淹沒在海水裡的十分之九的冰山。這是人類的心理「黑箱」。要完全打開這個黑箱，現在還是不可能的。但是藉助於現代心理學的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理論，我們可以達到新的深度。

舉一個例子，從在「悼紅軒」創作《紅樓夢》的曹雪芹與在「怡紅院」生活的小說主人公賈寶玉的對應關係中，人們不難察知，賈寶玉的怡紅心性，就是少年雪芹的自我投影；而曹雪芹的悼紅情結，正是怡紅心性受挫理想失落所致。那麼，少年雪芹的怡紅心性是怎樣形成的呢？以前，人們已經作過一些社會學的闡釋。現在，我試從心理學的角度作某種補充。

小說第二回賈雨村敘甄寶玉的「頑劣憨痴種種異常」時說：

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甚？莫不是求姐妹們去說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

按小說的真甄假賈手法，甄寶玉的故事應來自曹雪芹的直接生活體驗(「真事」)。這裡描寫的甄寶玉情感心理值得深味。太史公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甄寶玉挨打而呼姐妹，反映了一種由於缺少父母慈愛主要是母愛而發生的無意識情感置換，證以第3回寶玉摔玉時賈母恐嚇「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甄賈相映，說明在幼年雪芹心中母親確已非慈愛而是威嚴的化身。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戀母情結是最早出現的個體無意識心理。曹雪芹是顒的遺腹子。⑧正常雙親家庭父嚴母慈的職能與情感角色分工由於父親曹顒早逝寡母馬氏必須承擔起嚴父的管教職責(或者說，必須支持嗣叔曹頫的管教)而出現了紊亂，導致幼年雪芹既失父怙又少母慈。正是這種特殊的情感環境驅使他到「閨友閨情」中尋找母愛的替代和補償。富有意味的是，在《紅樓夢》中，從女蝸到警幻的女神形象置換所包含的從原始母神崇拜到文明社會女性美崇拜這一人類集體無意識歷程，同甄(賈)寶玉形象折射出的戀母情結置換為怡紅心性的作家個體無意識歷程，是如此契合對應。這就說明，上述心理分析，並非主觀臆想，而是有著考證和文本(敘事)依據的，它正體現了心理視點的曹學的方法論特色。當然，由於實證材料的缺乏，和與文本聯繫的複雜，這種探索目前還必須謹慎行事。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如果說，「曹學」曾經成為二十世紀的「紅學」的突破口，那麼，可以預期，「曹學」與「紅學」的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溝通必將迎來「紅學」發展的新世紀。

注 釋

①②參見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參見趙岡《曹氏家譜與曹雪芹的上世》，載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

④古代稱中國人——華夏族為秦人，見《史記·大宛列傳》。故「秦人」可以為漢族之代稱。

⑤⑥⑦參見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診》，湖南師大出版社1997年版。

⑧參見朱淡文《紅樓夢論源》，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載《中國文學研究》 1998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