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賦比興的創作手法在《詩經》中的作用

詩經（詩三百）中,開創了賦、比、興的創作手法,為今後的詩歌創作提供了範例. 一、《詩經》中的賦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詩集傳》說：賦也. 方玉潤《詩經原始》：殊知此詩之妙,正在其無所指實而愈佳也.夫佳詩不必盡皆徵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無限.若實而按之,興會索然矣.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綉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婦女登山採茶,結伴謳歌,猶有此遺風雲. 二、《詩經》中的比興 《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 《陳風·澤陂》：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鄭玄《毛詩箋》：蒲以喻所說（悅）男之性,荷以喻所說（悅）女之容體也. 三,賦比興表現手法的作用 賦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種表現手法.它的特點就是敷陳、直言,即直接敘述事物,鋪陳情節,抒發感情. 比分為比喻和比擬.比體詩的特點是以彼物寫此物,詩中所描寫的事物並不是詩人真正要歌詠的對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來表達詩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碩鼠》一詩中,就是運用了比的表現手法,通過描寫令人憎惡的老鼠,將奴隸主貪婪殘忍的本性表現的淋漓盡致.為什麼不直接表達而要用比呢?運用比擬表達喜愛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給人親切之感；用它表現醜惡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畢露,給人厭惡之感. 興,即起興,在一首詩的開頭,或一章詩的開頭.先讓我們來看一首詩.《風雨》中運用興的表現手法的句子是「風雨凄凄,雞鳴喈喈；風雨蕭蕭,雞鳴膠膠；風雨如悔,雞鳴不已.」為什麼不直接說出要寫的內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過對《詩經》的研究,有些詩中的興起到了渲染氣氛的作用,例如,《風雨》寫的是在傍晚時節,外面下班著小雨,刮著風,女主人公正在思念著自己的夫君,此時,聽見了外面的雞鳴聲.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悵之情.興在這裡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種凄涼的氣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們發現,有些詩中的興沒有起到渲染氣氛的作用,與下文也沒有什麼聯繫.例如,《黃鳥》的「交交黃鳥,止於棘,止於楚,止於桑.與下文的子車家的三個兒子為秦穆公殉葬沒有聯繫,興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種氣氛,幫我們完成從日常生活到詩歌欣賞的過度作用. 人們常常把比、興兩種表現手法截然分開,在研究中我們認為,比興兩種表現手法不是截然分開的,有些詩中是有一定聯繫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現象來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變化,由起興的詩句來引出表達感情生活的詩句,由葉子的鮮嫩而至的枯黃,來比喻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這裡的興就具有了比的作用. 興在詩歌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詩歌也就失去了美學價值,失去了感染力. 作為中國古代對於詩歌表現方法的歸納,賦比興是根據《詩經》的創作經驗總結出來的.最早的記載見於《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後來,《毛詩序》又將「六詩」稱之為「六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對此解釋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今人普遍認為「風、雅、頌」是關於《詩經》內容的分類；「賦、比、興」則是指它的表現方法. 「賦、比、興」之說提出後,從漢代開始兩千多年來,歷代都有許多學者進行研究和論述,但在具體的認識和解說上,一直存在著各種分歧意見,眾說不一. 漢代對賦、比、興的解釋 漢代解釋「賦、比、興」最具有代表性,對後世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是鄭眾和鄭玄兩家.鄭眾說「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毛詩正義》引）他把「比興」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聯繫起來,認為「比」是修辭學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興」是「起也」,即托諸「草木鳥獸以見意」的一種手法.論述雖較簡單,但總的說,是抓住了「比興」這一藝術思維和表現手法的特點的.鄭玄的解釋則不同,他認為：「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毛詩正義》引)這裡,除了講「賦」的特點是表現手法上的鋪陳其事,比較符合實際外,其他的解釋則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聯繫起來,這就把一定的表現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體的特徵,不免牽強附會.《毛傳》、《鄭箋》中對於《詩經》的解釋,常常在徑情直遂的詩歌中,離開藝術形象去尋求有關君臣父子的「微言大義」,例如把愛情詩《關雎》說成表現「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等,和這種對於「賦、比、興」的穿鑿曲解,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後來孔穎達就不同意鄭玄把「比興」分屬「美刺」的說法,指出：「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毛詩正義》不過,鄭玄把「比興」提到美刺諷諭的高度來看待,對唐代陳子昂、白居易等所標舉的「美刺比興」說,是有啟迪作用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論述 魏晉南北朝時期,論述「賦、比、興」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摯虞、劉勰和鍾嶸.摯虞繼承了鄭眾的觀點,認為：「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他並且對漢賦的不「以情義為主」而「以事形為本」、極盡閎奢巨麗之能事,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賦」的表現手法在漢賦的創作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發展,以致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體,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當一部分漢賦專門去鋪采□文地描摹宮室之美、田獵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義的思想內容.摯虞對漢賦的批評是切中其弊的.由於漢賦中大量運用了比喻性的辭藻,容易使人誤認為「賦」與「比」有較密切的聯繫,和「興」似乎無關,所以劉勰在談到漢賦時,稱其「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結果是「比體雲構」,「興義銷亡」（《文心雕龍·比興》）.實際上這裡所說的「比」是「賦」中之「比」.由於這一原因,同時也由於中國古代抒情詩遠比敘事詩發達,所以人們有時略「賦」而標舉「比興」,以「比興」概括詩的「三義」. 劉勰對「比興」的論述,曾受到《毛傳》和《鄭箋》牽強附會說詩的影響,如他說過「《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指《召南·鵲巢》貞一,故夫人象義」(《文心雕龍·比興》)等等.但他同時又繼承了鄭眾的見解,並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認為「比」的要求是「寫物以附意,□言以切事」.這就概括了「比興」作為藝術思維和表現手法的特點.他還指出「詩人比興,觸物圓覽」.即認為「比興」的思維和手法必須建立在對外部事物觀察、感觸的基礎之上.這些意見,都是很可取的.「賦比興」的觀念在早在春秋時代就有,不斷積累,先由《周禮·春官·大師》總結：「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1]漢代《毛詩序》的作者,根據《周禮》的說法提出了「詩之六義」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2]很明顯,風、雅、頌是屬於《詩經》的文體分類,賦、比、興是指什麼,則沒有說明.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說：「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詩的作法,後者是詩的體裁.一般說,賦、比,都比較清楚,興就有疑問,後人的解釋分歧很多.至今也沒有定論.劉勰所謂「風通而賦同」,即風雅頌相通,賦則作為詩的一般表現手法,「通正變,兼美刺」,也是相同的,這些都比較好理解,惟獨比和興問題,歷代解釋很多.概括起來大體上有三種解釋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說、語言的解說和文學的解說. 一、三種不同角度的解說 政治的解說.如漢代的「比刺興美」說.這是漢儒的經學的解釋.鄭玄注《周禮》「六詩」說：「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而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3]這種說法是以漢代的社會文化中的美刺論生硬地來解釋比興,與文學藝術離開得比較遠,與文學創作沒有多大關係.《毛傳》、《鄭箋》中對於《詩經》的解釋,常常在抒情的詩歌中,離開詩歌所表達的情感和所描繪的形象去尋求有關君臣父子的「微言大義」,例如把愛情詩《關雎》說成表現「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等,就和這種對於「賦、比、興」的牽強附會的理解,有著直接關係.唐代孔穎達就不同意鄭玄把「比興」分屬「美刺」的說法,指出： 「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毛詩正義》）並非比一定與「刺」相連,興一定與「美」相連.這種經學家的政治解釋方法,在中國古代仍有不小影響.連劉勰也不能不受其影響,如「比興」篇中說：「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意思是關雎雌雄有別,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鳥專一,所以詩人用來比喻夫人的專一用心.這種讀詩的方法承繼的是鄭玄的政治解釋方法.這種方法特點是用政治遮蔽藝術,用意識形態曲解詩義,離開了詩歌的常識,是不可取的. 語言的解說.朱熹的解說可作為代表.朱熹在《詩集傳》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辭.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4]贊成此說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說中,強調比興是一種修辭手段,一種語言技巧.這種解說與鄭玄的政治教化說大異其趣,無疑把解說推進了一步.從單純的訓詁的角度看,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作為一種語言解說,用之於非文學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於文學作品似乎就還隔著一層.因為詩歌的語言是情感的語言,離開情感,單純從文字訓詁的角度,很難把屬於情感世界的詩歌解說清楚.實際上,對於這種解說,連朱熹本人有時也是懷疑的.（詳下） 文學的解說.最值得重視的解說.具體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劉勰的「比顯興隱」說,鍾嶸的「文已盡意有餘」說,宋人李仲蒙的「敘物索物觸物」說.近人徐復觀的現代解說.這裡先簡單介紹鍾嶸、李仲蒙的說法,然後再回過來重點闡述劉勰的說法以及徐復觀的觀點. 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故詩有三義,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有盡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在鍾嶸看來,三者都是文學的方法.因為運用賦比興都要「干之以風力,潤之者丹采」,最終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其中,對興的又以「文有盡意有餘」來解說,這就把「興」的含蓄蘊藉的文學功能說得比較清楚.這種看似「與訓詁乖殊」（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解說,「說得不明不白」（黎錦熙《修辭學·比興篇》）的解說.恰恰揭示了「興」的文學功能,是十分有意義的.鍾嶸對「興」的這種解說影響很大,唐代以來的詩學實際上是沿著「文有盡而意有餘」的旨意往前推進. 宋人李仲蒙的解說也很有意義,他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5]李仲蒙分別從「敘物」、「索物」、「觸物」的角度來解釋「賦、比、興」.在他看來,作為賦的「敘物」不僅僅是 「鋪陳其事」,還必須與「言情」相結合,就是說作者要把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又要把客觀的物象描寫得真切生動.這就比傳統的解釋進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創作中對於「賦」的 要求.唐代許多詩人用「賦」,的確都表現了這樣的特點,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與《琵琶行》,主要是用「賦」,卻也十分盡情.作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選擇物象以寄託感情,不完全是一個運用比喻手法問題,作者還必須在比喻中表達作者真摯的感情.唐代許多詩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這裡用「比」,卻以情附物,而不象某些漢賦那樣把各種比喻變成單純詞藻的堆砌.作為「興」的「觸物」,由外物的激發以興情,反過來又把情感浸透於所描寫的物象中.顯然,李仲蒙對「賦、比、興」的解說,最後都歸結到一個「情」字上面,這就更符合文學的審美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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