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頓莊園》里的階級問題
在英國，階級消失了嗎？或者說，階級在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演變？
《唐頓莊園》第六季不久前播完了最後一集，這也是這部一度風靡世界的英劇的最後一季。儘管還有聖誕特輯，主創朱利安·費羅斯（Julian Fellowes）表示，「隨時都會結束」。
其實從一開始，《唐頓莊園》就定位在以「古老階級制度」吸引眼球，同時，也將這種制度的逐步消融作為戲劇衝突。儘管就整部劇而言，如費羅斯所說本質上仍然是以「情感故事為主」的肥皂劇，而且，批評者對此劇評價為「一部消除醜陋與嚴重階級衝突的虛構作品」，但是世界觀眾卻以紀錄特徵對其稱頌不已，聽上去，《唐頓莊園》所表現的英國社會的階級制度，並不是那麼令上下都愉悅的。
另一個令批評者不安的事實是，「人人都愛王室」或「人人都愛女王」，行脫帽禮，或16點鐘聚起來喝下午茶，只是世界對英國認知偏見的其中之一。而在英國文化出口層面，《唐頓莊園》只是新生代表，在這張試圖代表英國「古老守舊」形象的長長單子上，更早的還有《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諾丁山》等。
至於《唐頓莊園》在中國的流行，《紐約時報》寫道，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對「管家」這一職位需求最大的市場。更有趣的是，一位長駐中國的英國商人，在凱特王妃誕下喬治王子前後接到了「不少於100通的恭喜電話」。
以上事實，都在表明「階級」自有它吸引目光之處。對國人而言，「階級」既是一個鬥爭年代的舊詞，又是一個新詞義還未來得及普及於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普通人所執著的自我定義，很少會包括從小向父母提出疑問：「請問我們是什麼階級？」
但是在英國社會，每個人都會遭遇這道考題，從社會層面，更是一個寫入國家基因的概念。
2012年，BBC2播出了一部三集長的紀錄片《階級與文化》（Melvyn Bragg on Class and Culture），梳理自1911年起至80年代，英國社會發生的階級與文化上的變革，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
梅爾文·布萊格（Melvyn Bragg）是BBC的資深製作人，1978至2010年製作播出的《南岸秀》（The South Bank Show），結合高雅藝術和流行文化，算得上電視藝術專題節目的常青樹。
布萊格1939年出生於英格蘭西北部，父親是一名技工，母親是一位裁縫，正如在紀錄片中他本人一再提到的那樣，「這是一個典型的工人階級家庭」。但是這個工人階級出身，並沒有讓他像他的大多數同學一樣，畢業後進入工廠，而是在當年的BBC里獲得了一席之地，從此逐漸成為「媒體中產階層」，並最終獲得了勛爵封號（Lord Bragg of Wigton）。
正是經歷了這種典型的上升，加之30多年的《南岸秀》帶來的文化積澱，布萊格藉助紀錄片，表達了自己對「階級與文化」的理解。通過訪問文化人物、實地走訪，以及大量的資料引用，過去一個世紀里英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紀錄片中作了緊湊的呈現。
一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對英國這種古老等級制度的好奇與興趣，另一方面，則是英國人自己對「階級制度懷舊」的無奈，但按《階級與文化》的分析，英國社會各方面都在為「階級消融」努力，各屆內閣政府更是以此為主要任務。
的確，「階級消融」貫穿三集紀錄片，是一個主題式的存在。圍繞著這個主題，布萊格提出了許多意味深長的思考題。
1911年，喬治五世的加冕典禮盛極一時，並引發了空前壯觀的遊行活動。繁盛的表面下，的確也是各個階級對現狀的滿意。這種同心同德，正是被喻為「時代之聲」的英國作家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觀察到的「著名的階級系統彼時仍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首先打破這種穩定的，是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英國的階級傳統而言，是第一次龐大的漠視，在戰壕、前線、死亡前，人人平等，而後，陣亡的戰士又得以葬於同一個墓地。同時，國難也的確使人們忘卻階級之分，而是同舟共濟一致對外。
「一戰」後，如英國現代史學者彼得·軒尼詩（Peter Hennessy）教授所言：「階級地貌的確發生過一些動搖和滑坡，只是並未深入根基。」特別是當戰爭結束，戰士們回到工業社會後，舊的隔閡陳列如初。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唐頓莊園》中的格蘭瑟姆伯爵退伍後，僱用了他戰時的勤務兵貝茨的鮮明對比。
緊接著是「二戰」。這種臨時性的平等隨著戰爭結束而結束，只不過，戰後，一切也不復原來的樣子。
平衡關係被打破後，隨之而來的是各個階層對未來的拷問，戰後的英國社會何去何從，在所有不安面前，核心的疑問是：階級差別是否從此要開始消解了？
早在1895年，師從赫胥黎(T.H. Huxley，達爾文的忠實門徒）的威爾斯（H.G.Wells）就在他著名的科幻小說《時間機器》（Time Machine）中提出了他對未來的構想：階級會持續分化，甚至到野蠻的程度。小說描寫的未來世界裡，上下兩個階級，進化成完全不同的兩個物種，埃洛伊人（the Elois）和莫洛克人（the Morlocks）。前者柔弱精緻，生活在地面，以瓜果為食；後者則強壯而殘忍，終年生活在地下，以埃洛伊人為食。
有趣的是，包括威爾斯在內，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e）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T.H.赫胥黎之孫），這些文學界的先知，所預見的未來都是一個階級嚴重分化的社會。與之相對的則是政治家們鼓吹的「同一個大家庭」。但是紀錄片從廣闊的角度切入，來印證這百年前的言論，究竟哪一方稱得上高瞻遠矚。
相應的另一個問題則是，崛起的工人階級，堅守陣地並且志向高遠希望更進一層的中產階級，以及逐漸喪失話語權的貴族和上層階級，三者之間，是否正在走向廣場的中心，然後融為一體。
工人階級向上20年代，第一家百樂門（Palais Door）開張，穿著得體的工人階級蜂擁而入，成為這一波舞蹈流行中的潮人。儘管舞廳各有不同，跳舞的確在戰後成為上至貴族下至清潔工共同愛好的活動，布萊格在紀錄片中評論，「這好比是不同階級的強力膠」。除此之外，另一項風靡大眾的活動要數電影。布萊格繼續舉例：「在那股電影熱潮中，僅在我居住的工業城市博爾頓（Bolton）的切齊蓋（Churchgate）就有47家影院。」電影，如同跳舞，都在最初出現時，成為各自時代中最受歡迎的全民活動，「這確實跨越了階級」。
在這兩股覆蓋所有階級的文化活動中，當然是以工人階級為數最多，只不過貴族和上流社會看電影的方式是在今天看來也難以想像的「事先預約，而且會有經理出來迎接」，拋開這些不談，「這也是文化平等的一種形式」。
另一個對舊秩序具有強大破壞性的，是披頭士樂隊（The Beatles）。這支來自英國利物浦的搖滾樂隊，吸引的不只是年輕人，還有中年人和中產階級。在樂隊壓倒性的力量面前，「階級屬性顯得沒那麼要緊」。但是按照出身中產的樂隊經紀人布萊恩·艾普斯滕（Brian Epstein）的觀點，披頭士最初的形象不盡如人意。於是他著手去除了後者身上若干明顯的工人階級特徵，比如機車服和牛仔褲，轉而用階級特徵毫不顯著的制服取而代之。不久後，約翰·列儂（John Lennon）開始抵觸這種為中產階級降服的傾向，而是被美國黑人藍調音樂鼓舞，並將工人階級的天才「貓王」（Elvis Presley）視作偶像。
竭力從工人階級吸取靈感的列儂，卻在日後被中產階級捧為英雄式的人物。
從披頭士，再到奇想（TheKinks）和誰人（Who）以及滾石，同一時期的這四支樂隊被稱為英國四大搖滾樂隊，並在上世紀60年代迅速超越階級，轟轟烈烈地裹挾了整個社會，其可貴之處在於，樂隊成員們毫無高高在上之姿，搖滾樂在每個人觸手可及之地。「正是這種60年代的精神，將所有社會階層囊括在內，成為階級的熔爐。」
音樂之外，工人階級的英雄也出現在其他藝術領域。紀錄片列舉了時尚領域的約翰·史蒂芬（John Stephen）、生物學家保羅·納斯爵士（Paul Nurse）、礦工之子D.H.勞倫斯，以及今天人們心目中最特殊的工人階級成功表率，那個和威廉王子平起平坐的貝克漢姆。
那麼問題來了：工人階級成功後，還屬於工人階級嗎？換句話說，成功後的工人階級，是否就能自稱中產甚至上層階級了呢？布萊格把這個問題拋給了每一個工人階級出身的受訪者，而他們的回答自然不盡相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創造了阿莫（Adrian Mole）形象聞名的小說家蘇·湯森（Sue Townsend）。出於不想脫離工人階級身份的原因，湯森將她的寫作真相隱瞞了20年之久。她擔心，工人階級首先會因這種遺棄而鄙視她，而中產或上層階級，也會因她的出身而鄙視她。如此夾在兩種鄙視中間，是一個工人階級出身的作家的夢魘。此外，工人階級也不習慣擁有大量可支配的金錢，以及可以凌駕於人的機會。「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古老的進退維谷的困境。」
中產階級堅守中產階級的文化特徵之一是戲劇，布萊格在紀錄片中這樣評論，「戲劇成了只吸引中產的藝術」。
儘管在倫敦的任何一個夜晚，有適合每一個人的任何樣式的藝術，可是「高雅藝術」與「低俗藝術」之間，總有一條不可明言的界線，這條界限的外在表現，則是人們總是認為《媽媽咪呀》屬於後者，而《哈姆雷特》顯然屬於前者。
所以安德魯·勞埃德·韋伯（Andrew Lioyd Webber）和他的音樂劇（Musicals）在兩者之間的領地做起了文章。事實上，以《貓》（Cats）、《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等為代表的音樂劇主導了倫敦西區，甚至其他國家首都，這些作品的神奇之處，在於融合了三層社會等級制度的文化特徵，用流行音樂的通俗性彌補了作為歌劇的「高冷」，成為持續擴張的中產階級的同好。
口音是另一個中產階級迷戀的細節。社會學者認為，仍有許多人將此作為區分和辨識社會地位的標準，因此布萊格在紀錄片中自稱自己的口音是「粗魯的小人物」。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政府認為，融合各階級和文化的需求日漸高漲，BBC應運而生。創立者認為，他面向的觀眾，應當是堅定的中產階級，而BBC應當以提升他們的品位為己任，潛移默化中達到「比他們自己喜歡的品位略高一些」的程度。除此之外，BBC扮演的角色，從階層的角度，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所選擇的口音。
「英語口語委員會」於1926年規定，「一種有教養的英語，應以英格蘭南部狹窄地區口音為標準」，從此這個地方的口音成為BBC的通行標準。這種口音，曾一度是工人階級出人頭地的必備武器，其中最著名的使用者就是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前者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中下層階級家庭，並訓練出一種上層階級的發音。與此相對的，是畢業於公學和牛津大學的另一位首相布萊爾，他採用的方式，是刻意使用了一種更貼近工人階級的口音，即便是當今首相卡梅倫，在口音這個選項上，也是「由上而下」的靠近。
人們被口音定義，被口音所欺騙，甚至偽裝自己口音，這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成立。《權力的遊戲》中，斯塔克家族的阿婭（Arya Stark），曾因為「My lord」和「M』lord」兩者之間的發音區別，而險些暴露身份。今天的BBC自然不同往日，已經可以聽到來自不同地區的口音。
但至此，是否就可以下結論，認為口音的混合就是階級融合的標誌了，並且，這是否進一步意味著社會正在走向無階級化？這個問題，顯然布萊格也無法給出正確答案。
貴族和上流社會嬗變布萊格在片中，對每一個階級都提出了三個同樣的問題：他們擁有什麼、消費什麼，以及製造什麼。
如果追溯到100年前，貴族仍然擁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莊園，可以隨意揮霍，同時，他們是「實實在在地擁有文化」。同時，也為文化活動承擔資助者的角色，比如供養芭蕾舞團。真正論及製造的東西，似乎並不多。
時至今日，當我們談論上流社會時，我們談論的是什麼？這個問題已經不如上個世紀般顯而易見。無論是著裝、口音和教育背景，還是住房與頭銜，這些有的早就在半個世紀前消解，有的，其實用錢就能換得。
因此湧入精英階層的人們，首先要保證的一件事，就是金錢，大量的金錢。貴族古老文化象徵，正在被金錢代替。而這些新貴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流行明星。當階級與文化兩者間產生你來我往的因果關係時，需要探討的哲學問題是：究竟是誰創造了誰？在流行明星這個層面，不是階級創造了文化，而是文化通過不同方式，創造了一個叫作「社會名流」的超級階層。
但事實上，早在50年代，上流社會作家南希·米德福德（Nancy Mitford）就提出了著名的「上流社會和非上流社會」（U and Non-U）的概念，將兩者之間的區別在細節上逐一提示，小至稱呼信紙為「notepaper」還是「writing paper」，或者喝茶時先倒或後倒牛奶，上流社會自有其固定格式。這位當年名噪一時的米德福德六姐妹之一，正是成長於顯赫的貴族家庭，而後又因承擔不起莊園生活而舉家搬至小型宅邸。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位勢利而崇尚自由的貴族長女，正是《唐頓莊園》中瑪麗小姐（Lady Mary）的無數原型之一。
而這種諸如「寫信時如何稱呼對方」的微弱階級差異，反而令許多人產生了奇妙的迷戀。今天的人們顯然對此懷有好奇與興趣，否則，又如何解釋《唐頓莊園》的風靡。
最終，很難說得清，過去100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上層階級並未走向窮途末路，一直存在的同時，如今還加入了新生的超級階層，這部分人組成了「經濟意味上的上流社會」。
而這兩者中間的中產階級，則在不斷壯大。是他們組成了人口當中的大多數。從藝術節到美術館和戲院，再到電視廣播網路等媒介，中產無處不在，並且擁有在這些文化領域發布指令的空前慾望。至於工人階級，文化品味多樣，他們組成了新的全民知識分子，看上去，他們的文化地位正在上升。
就像布萊格稱自己為「階級混血兒」，而《唐頓莊園》展示的，也僅是「階級互相走近一步」式變化的橫切面，階級之間或許有可以握手言和的一天，卻沒有完全消解的時候。
歷史學者彼得·軒尼詩所舉的新聞報道的例子，有種令人恍然大悟的效果——當一個人在某個領域嶄露頭角，初次成名，他的出身和學歷等背景，往往會被庄而重之地作為背景材料，在報道裡面一覽無餘，而一旦成功軌跡展現了由下至上的驚人曲線，那麼，這一段更是會成為報道重點，因為這正是能夠引起讀者興趣的地方。最後，他總結道：「這便是階級的根深蒂固之處，它永無休止，無法擺脫。」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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