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林散之、沙孟海書學啟示錄
于右任、林散之、沙孟海書學啟示錄
《二十世紀書法經典》由河北、廣東兩教育出版社合力出版，可以鼓吹為慧眼如炬。從那麼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書家中選擇二十位冠之以「經典」之名，是要具備膽與識的。在煙海繚繞的各種圖書中，這套書讓我不能不格外重視。一來是與我的書法經典系列文章相吻合，二來是確乎選擇精當，印製精良故。我已經寫過吳昌碩、李叔同、齊白石，相繼在《書法》和《中國書法》刊載，書法藝術與人生，在那些小文中多有述及。
藝術與人，啟齒於這樣的題目，不免讓人頓生疑竇，人們說得已經俗濫不堪了。繞過那些殘枝敗葉，或者撥開那些沉積之物，也許會發現新的生命正在孕育之中。歷史告訴我們，有些人生前轟轟烈烈，身後則一片蕭然矣；或可看到，人已經遠去，他們的藝術卻煥發新的生機，越來越被後人所珍重，聲名不隨人去而去。大浪淘沙，而巨人則聳立在我們面前，這便是歷史的公正。清代阮伯元、包慎伯、康南海的出現，使得金石學有了標誌性建構。尤其康有為南海先生的《廣義舟雙楫》問世，於書學則是揚碑抑帖。專論書法，雖被後人譏評為「單櫓」，卻是體系完備的碑學論著。毫無疑問，無論從實踐到理論，金石學的興起在扭轉千多年帖學獨霸而柔美過之的局面，對館閣體、台閣體書法帶來的負面影響也起到了平抑作用。但同時，矯枉過正，書學也有了新的白虎堂——書法的扭曲變怪、尖利冷峭也給書學帶來了新的課題。獨尊碑學在經歷了漫長的喧囂之後，漸趨平靜。如何汲取碑學健康的營養而避免誤入新的白虎堂，如何繼承千多年積澱下來的帖學文化，從而再開面目，則是二十世紀書家繞不過去的一座山。慎重之下，我選擇了于右任、林散之、沙孟海。二十世紀的書壇，必將受到金石學流風餘韻的影響，這三位也不例外。他們終究成為書學史不可磨滅的人物，是不是還有更為深刻的原因呢？
一、瘦蛟出海挐虛空——沙孟海（公元1900——1992年）
公元1992年10月10日10時10分，著名書法史學家、書法家沙孟海先生在浙江省醫院與世長辭。在農曆則為九月十五日，歲在壬申，屬猴，按照中國傳統的計算方法，終年九十三歲。在前一年，他還作七言聯一副云：到處溪山如舊識；此間風物屬詩人。書法穩健，氣勢宏大，沒有任何衰老的跡象。而這前一年的年初，所書摩崖「海濱鄒魯」四個大字，一反沙翁過去出鋒的戛然而止，亦無濃墨乾擦的效應，一派溫潤中帶有無可爭議的斬釘截鐵，彷彿古佛的尊嚴與慈善而恩澤人間。如果不屬年款與年歲，被誤認為是壯漢正當年所書也不稀奇。即以如此的狀態，何以說走就走，給國人以猝不及防。尤其他身邊的人不能釋懷，書界也不免為之惋嘆：一代書壇泰斗，就這樣走了啊！
惋嘆之餘，也該欣慰，畢竟，九十三歲，也是壽星級人物了。
壽星沙翁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即以他的生平經歷，不要說長壽，就是能活過來也是奇蹟。那場暴風驟雨讓很多大人物不能釋懷，甚至把所有的罪過都推到全國的孩子們身上。和很多人不一樣，他沒有過多的交代與冤屈告訴世人，我們對他在那場暴風驟雨中如何逃生所知甚少。只知道，讓他痛惜不已的是，從20年代到60年代四十年所積累的日記付之一炬，燒了。自己不燒的話，恐怕也得遭到別人查抄而毀滅，到那時候，毀滅的不僅僅是日記了。
我所說的沙翁生平經歷，可在《浙江省文史資料選輯》1988年10月第三十八輯里找到確切的信息——沙孟海著《<武嶺蔣氏宗譜>纂修始末》一文，詳細記錄了沙翁在國民政府工作二十年，前後三年為蔣瑞元介石修撰宗譜的歷史。態度和藹，即無一貶詞，也無一讚詞，中性運筆，以成可靠的敘述。而這一期間，多與主人公接觸……我想，我對此事的敘述到此為妙。我的興趣在書法史學文化——我進一步想，沙翁是否與我要寫的另一位主人公相遇並有交往呢？這個叱吒風雲書名早已遠播的人謂誰？三原于右任也。
遺憾！沒有兩位書學巨人交往的任何記錄。在沙翁三年為蔣氏修宗譜期間，右老正以七十歲高齡參選副總統，得493票居第四位落選而繼續擔任監察院院長。以教育部秘書的身份與部長見面不是沒有可能，但是，若是平起平坐討論書學，可能性就不大了。儘管書學這一課題不因為職位高就高，也不因為職位低就低，還是讓我們後人得用文章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然而，又非一點信息也沒有，沙翁所自述《書學師承交遊姓氏》一文，說道「三原於伯循右任，服膺，北碑大字高手」，他是對右老讚譽有加。我們以當時的時間邀請林散之老人，林老正在鄉間野老中，安徽省聘顧問而不就，又於蕪湖舊貨攤購得呂留良蟲蛀硯台一方，喜極之餘，繼之以長詩。沙翁與林老也沒有機會切磋書學，各自遊盪在未卜的前程之中。
沙翁是個沒有政治熱情的人——以他的位置，不要說處心積慮往上爬，就是積累的資本，也足以讓他步入青雲。然而，到了仍就是秘書的身份，二十年如一日的沒有升遷。他對史學的親昵，他對文字的不可分割，他對書法的密切，從懂事起就顯現出了良好天才。關於天才，以我寬泛的理解，人人都有天才，只是表現方面不同而已。有的人一輩子蹉跎，懷才不遇狀；有的人卻如魚得水，幹什麼什麼成，即被冠之以天才。何也？揚長避短是也！發現自己的天才，比生努更為重要。我們常常說業精於勤，這又是何等的誤導。即以沙翁論，其於政未必不勤。然而，他在那方面沒有天才，所以隨遇而安。但是，對書法表現出來的天賦，則是從小就顯露出來了。和歷史上海瑞、李叔同、歐陽修、歐陽詢那些著名的人物一樣，沙翁也是早年喪父。我不知道這是否給男孩子以暗示，要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生存，靠山是沒有了。支撐家、家族的人物就是你了，你若想成人，就得自己去干。你若想成為人物，你就得知道自己的天才所在，你知道自己的天才所在之後，就用上那句話了——業精於勤。
沙翁出生在浙江省鄞縣沙河村一個中醫之家，這鄞縣可以遙望舟山群島，與寧波相近，亦可向西遙望書法聖地——紹興蘭亭。雖為鄉間，卻不閉塞。尤其與奉化相去不遠，可以讓用他的人視為鄉誼。先考雖然遠去，卻給他留下了《集王書聖教序》，據先生自己說，臨習五、六年，一無進展。為藏拙起見，繼承父親所好，寫篆書，小小的年紀便有了名氣。因為我喜歡吳昌碩，早就知道他們間的師生關係，我就想馬上了解這方面的信息。
吳昌碩的書法，雖被譏評為亂頭粗服，但是，缶公字法的筆筆認真不苟且，卻是因了長期在石鼓文上下功夫所致。看沙翁的書法則不是，那是一些東塗西抹的東西，他的條幅橫披，甚是不認真。你只有認真地閱讀，才知道寫的是些什麼，才明白他如何的運筆，如何結構。如果你想臨習，卻總是沒有效果。其實，他是運用了國畫的著墨方法——疊加法。寫字講究不描，用疊加法若是不當的話，有可能產生描字之虞，而沙翁的疊加法，則是不留痕迹的，這就是沙翁的創造。其實，筆畫重疊，在任何一種字體都是不可避免，橫豎交叉，撇捺交叉，都會使筆墨重疊造成疊加。我們已經習慣了這重疊，然而，若是不相干的不用重疊的筆畫重疊的話，則是疊加了，我想沙翁是故意的。如果沒有目睹過沙翁寫字，看著他的法書臨習的話，那是永遠也沒有沙翁書法狀態的。吳昌碩的門生眾多，一看他們的書法，便知師承缶公，而沙孟海則完全不是那個狀態。書學史告訴我們，無論是西天取經、東土朝聖，還是南方取火、北方移冰，最終還是要實現自我的中心，那便是張揚個性的藝術理想與藝術理念。那麼，這張揚個性的藝術理想或者說藝術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書法有法，也有技藝，但絕不是靠法靠技藝就可以稱之為書法藝術。稱之為書法並不難，難在稱之為書法藝術。學誰像誰固然難並且可以成家，更難的則在於學誰不像誰，那才是氣象。技藝是不能沒有的，書法的法是不能放棄的。如果沒有技藝，沒有法，則是自由體了。有人在自由體上下了一輩子功夫，終究是連書法的大門也沒有進去；相反，還有芸芸眾多的書法家，家是可以稱之了，卻一輩子在技藝、書法的法上下功夫。技藝純熟、法度也森嚴，就是格調不高，沒有內涵。這樣空泛地說下去，等於彎彎繞了。我們回到沙孟海沙翁那裡，尋找書法藝術，尋找書法藝術的格調。
「就是除技法之外必須有一門學問做基礎，或是文學，或是哲學，或是史學傳紀，或是金石考古……充分了解字體書體原委變遷，博取約守……凡百學問，貴在『轉益多師』……要有大志，常言道『抗志希古』……」這是1980年6月沙翁在北京治病期間給劉江先生的信。其實，沙翁說了三個問題，即書家要有學問，是學問家——轉益多師——抗志希古。如果真的如沙翁所說都做到了，不是大書法家那還能是什麼。
青年沙翁是幸運的，缶公親授其法，目睹缶公這樣的一代大家揮毫，這與僅僅讀帖臨帖還不是一碼事，這種幸運又有幾人能遇到呢！古人講名師出高徒，可能就是這個道理。假如你遇到的是個平庸之輩，只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諸如「取法乎上」一類的道理，自己悟性又非那麼高，走上歧途積習就難改了。庸師勿授業啊！沙翁評價吳昌碩時說：「趙之謙作篆，不主故常，隨時有新意出來；吳先生做篆，也不主故常，也隨時有新意出來。可是趙之謙的新意，專以側媚取勢，所以無當大雅；吳先生極力避免這種『捧心齲齒』的狀態，把三代鐘鼎文字的體勢，雜糅期間，所以比趙之謙高明多了。」
如果我們今人說出這番話來，或許不算什麼。歷史已經走過了一個階段，許多書學史上曾經爭論不休的問題，比如《蘭亭序》的真偽，不用再爭論，業已水落石出。須知沙翁在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公元1928年，沙翁29歲，作《近三百年的書學》一文。吳昌碩於前一年去世，雖然可以說「作古了」可還算不得古人。而趙之謙的名聲隨著揚碑抑帖之風熾，捧勢正濃。說他的當代人已經超越了前人，沒有點膽識是做不到的。我們今天重習此話，你就不得不佩服沙翁的眼光了。
古人講究諸般學問的才、學、識。我所說的書法不僅僅是技藝的積累與磨礪，即書法是一門學問，這所謂的學問，是看個體的才學識了。然則，才是什麼、學是什麼、識又是什麼？諸般的高下決定著你可以達到的藝術程度。
我們在何紹基的書法里，可以看到顏真卿書法的影子；在劉墉的書法里，可以看到鍾繇的氣體；在王鐸的書法里，可以看到米芾的體勢。按照這個思路下去，我們可以想見沙孟海與吳昌碩的書法一定相去不遠了，或可說，最得缶公筆勢的、最像缶公書法的，莫過於沙翁了。可是，事情就不是那樣。在沙翁的書法里，你連缶公的影子也找不到。原因何在？即沙翁怎麼學吳字呢？既然是師承關係，既然沙翁常常說吳與他的書學關係是「親灸」，怎麼就沒有影子呢？「吳字出名後，都以鄧字為不足學，怕犯趙之謙的老毛病，一個個去寫吳字……」然而，那所謂的學，一樣的犯趙撝叔習鄧完白之疾，這是一般書家沒有注意到的。箇中奧秘，只有體會到了書法乃是書學的人才能夠有這識見的。沙翁很少稱書法這個詞，他說到書法的一系列的學問時，必以書學相稱。這是準確的把握了書法與書學的關係才能做到的，也與一般書家拉開了距離。
以我淺陋的認識，學吳昌碩的後來人所以難以超越缶公，就外形來說，最為重要的就是不知道缶公的所有其它書體都有石鼓文的筆力，或者說知道了也沒有辦法擺脫缶公的影響。吳昌碩的字有接近於大麻的成分，你可以理解為有吸力，也可以理解為會讓人上癮，更可以理解為習氣，不獨缶公，任何一位書法大家都會有。我不是說學吳昌碩都得精通大篆、小篆，都得是篆書大家，但是，對篆書筆力一無體會，學吳昌碩等於閉眼捉鼠。如果這個說法大體能夠通順的話，我想，沙孟海就更有資格成為吳昌碩第二了。他早年專習篆書，又在二十五到二十八歲間多多受到「親灸」，這是多麼的得天獨厚啊！可是沒有，他既沒有成為吳昌碩第二，也沒有吳昌碩的習氣，更沒有吳昌碩書法的影子。然而，他又是缶公的嫡傳弟子，多得缶公的「耳提面命」，怎麼就沒有影子呢？
是啊，他胸襟更開豁，眼界更擴大。於是「我從此特別注意氣魄，注意骨法用筆，注意章法變化，自覺進步不少。」從此「轉益多師」，臨遍天下碑帖，只要喜歡的，必定下功夫，無論真偽說。據沙翁自己講，他的進取，在於「窮源竟流」——所謂窮源：無論碑還是帖，那些碑帖體勢從哪裡來，這些「古人」又從他們的「古人」那裡吸取了哪些精華；所謂竟流：亦無論碑帖，「對後世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哪一家繼承得最好」。以此修正那所謂的彎路，提高識見的能力，豈不樂哉！如此說來，書法當然是書學，那書學豈止是「拂絲操縵」的筆畫張弛，豈止是技藝的演進，豈止是法度的森嚴。
嵇康在《幽憤詩》中說：「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朴。養素全真。」志節高尚，則再以古代的賢人為榜樣。沙翁說「不但要趕上老一輩，勝過老一輩，還要與古代名家爭先後。」他顯然注意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灘轟動一時的書家，「技法上未始不好，後來聲名寂然，便是缺少學問基礎之故。」
手中有數種《中國書法史》，幾乎沒有什麼用途。看了這本，不必再看別的，因為都是資料彙編。說是著，其實說編著更合適。如果通讀過歷代書學著作（很容易通讀，不多），那麼，一本書法史沒有也沒有什麼遺憾。對比之下，沙孟海的《中國書法史圖錄》（上下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7月版）則是不可或缺的。署名處曰編著，其實真的是著作。縮寫之史全而有見地，數語明了。粗略算下來，也不過一萬多字。近得新近出版的朱關田先生編選《沙孟海論藝》中收錄文字部分，甚是欣慰。如果和朱關田先生或者出版社商量一下，書名為《沙孟海書學》更貼切。雖然有印學文章，印學亦然在書學的大範疇之中。論藝就大多了，雖然書學、印學也是論藝的一種，但是，除了大書學之外，並沒有其它藝術門類摻雜其中。
我查閱了沙更世先生整理的《沙孟海年表》，似乎沙翁在六十歲前後也沒有退休。倒是七十七歲調至浙江省博物館，八十歲當選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長……可見，在承擔的工作中認真干點事情，不一定會影響創作。或者正相反，沙翁在整理文史中，或可得到了學問的紮實與深厚。他將自己的一生浸淫在書學中未想自拔，有豪邁之詩云：「百歲古來稀，九十不足奇，八十大有為，七十正得時，六十花甲只是小兄弟。」
成為書壇的佼佼者，與古代名家爭先後，壯心不已，人們多注意了沙翁81歲《與劉江書》。激勵後學，自然是沙翁導師的職責所在。但是，尊碑抑帖對碑的無限誇大，即是另一種誤導。這誤導持續的時間雖然比館閣體、台閣體惡劣影響的時間短，但是，流風席捲，那白虎堂的深度與寬度，一點也小。公元1932年，沙翁33歲，其《與吳公阜書》，說的就是碑學的致命缺陷——「近代書人，或寢饋於大小爨龍門造像，終身弗能自拔。執柔翰以擬利錐，其難可想。二爨龍門，非不可參法，要在心知其意，勿徒效其皮相。」二十世紀的書壇，正逐晚清碑學的風波，沙翁的深刻含義並沒有引起注意。所以，其後參加國際書學研討會，又多次發表文章，闡述碑版的寫手與刻手問題。千辛萬苦寫成刀痕齊切收筆，無論怎樣的努力，也成病態。理解沙翁的，莫過於啟功先生，「平生學筆不學刀」。沙翁之為二十世紀令人矚目的書家，與他高瞻遠矚的識見分不開，而他的識見，則來自於他的學養。
沙翁以寫大字被譽為「海內榜書，沙翁第一」。據說為杭州靈隱寺書「大雄寶殿」四字，每字四尺見方，用三隻楂筆捆在一起揮成，自言「牛耕」。此作落款在暴風驟雨中被誤毀，三十年後以沙孟海落款復書的「大雄寶殿」，與原來所書又非一個境界，與沙翁「振迅天真」一起，再次告訴了世人，海內榜書沙翁第一的名不虛傳。所謂的才學識，是無分先後的。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誰把握了其中的節奏，誰就會有心得而成為佼佼者。
這佼佼者得益於西子湖畔的滋養，溫潤之氣撲面而來，儘管他們的形態不同。他們用不同的書學形態，為西子湖畔抹上了濃重的色彩。蘇東坡太守的蘇堤，白香山的白堤；吳昌碩、黃賓虹成為了西子湖畔的文化象徵。甚至是蘇小小的寧可死也要留給後人的青春氣息，也不免讓苟且者掉下幾抹汗滴。沙翁在其間，無疑是得天獨厚。在沙翁的性格中，一定會有克己復禮般的自我勤勉因素，然而，他的內心深處也不免要堅持他的人生理想。外部環境與內心世界發生衝突時，只要不危及總體的格局，他都會在不變中應對萬變。我想，這是沙翁之所以長壽的內在因素，也是他躲過本難躲過的災難之所在。實際上，沙翁的性格中有北方人的豪邁，其內心深處是個倔老頭。他的豪邁之氣沒有成為粗糲的外相，即是地緣文化賜給他的滋養。縱觀沙翁的書法，莫不如此。我手中有兩個版本沙翁所書陸遊學書詩的兩句，其八十九歲所書，還帶有沈曾植方筆翻轉，到了九十一歲所書，則多是沙翁自己用筆的圓方之間了。見過錄像資料，是寫全文的，則一派清雅。書法這東西，得講法度，又不受其所制。一切都在虛實之間，真可謂「瘦蛟出海挐虛空」。虛空又是如何挐呢？蛟龍與猛虎各異，老蔓與新藤殊然，不求於一律也。
二、老蔓纏松飽霜雪——林散之（公元1898——1989年）
公元1937年，這是讓所有中國人耿耿於懷的年度，7月，北京和天津相繼失守，11月上海淪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侵略者顯示了所有的屠殺技能，讓中國人經歷了空前的災難，種下了仇恨的種子。何以東瀛這樣的彈丸之國，竟可以到這裡大肆砍殺，這是讓我們不能不永遠警惕了。
同年同月的烏江鎮，飛機大肆轟炸，到處是炸彈爆炸的慘劇。慌張歸家的林散之躲在江家棉花行，一顆二尺長的炸彈穿過房頂，落在廳堂。閉眼等死的林老並沒有聽到爆炸的聲音——鬼子的炸彈也有臭子。逃回江上草堂的家中，才有了大難不死的僥倖，這年林老四十歲。
江上草堂——這是個多麼浪漫的名字啊！
三十二年後的冬季，戰爭氣氛由於國防部長的一號命令，驟然緊張。儘管這一年的元旦前夕，第三顆氫彈爆炸成功，南京長江大橋全線通車，再到我們這裡亂殺亂砍我們就不客氣了，然而，國民還是相信，侵略者一定會變著花樣的。對於戰爭會隨時威脅我們，國人深信不疑。
林老以七十二歲高齡被疏散，回到久違了的江上草堂。
「雲是備戰爭，老弱齊遷避」，林老被迫再次回到江上草堂，他曾經意外地躲過了炸彈爆炸的地方。「地隨江北冷，人自江南瘦」，歸來的林老，會不會想起蘇軾的《黃州寒食詩》呢！不得而知。然則，詩句「風雪今歸來，山中茅屋漏」，也著實與「小屋如泥舟……破灶燒濕葦」的情景相似。
意外地躲過炸彈，也意外地經歷了生死之劫。其時已經是1970年的2月，農曆則是春節前夕，林老到烏江鎮洗澡。是否經過了棉花行，是否想起了那顆沒有爆炸的炸彈使得他逃過了劫難，事無記載。氣霧瀰漫，林老跌入滾水鍋中，被人救起，血肉模糊……寫到這裡，讓人很是難受。往下再寫，心情已經惶然，揪心以至空曠。沒有必要做詳盡的敘述，那樣會很殘忍。林昌庚先生所著《林散之》一書，為記錄那段歷史，有真切的描述。
這意外是太意外了。林老居然活了過來，還奇蹟般地將主要執筆的拇指食指中指分開，然則，「劫後歸來身半殘」，無名指和小指粘連在一起，並且向內勾著，則無可再恢復了。
林老自幼災難重重，幼年就左耳失聰。聽到的聲音比別人少比別人小，又天性頑皮，狀異恆人，被呼為「五呆」，頗有痴呆的景象。林老生於江蘇省江浦縣江家坂，祖籍安徽省和縣人。所以，他的所有活動都與江蘇、安徽難捨難分。歷史的巧合，沙翁十四歲喪父，林老十五歲失詁……我想，我對林老的生平敘述到此為止的好。因為林昌庚先生的著作為可靠的記錄，重複不過來。
這一意外的劫難讓他的親人備受煎熬，林老自己也深受折磨。既然我們在說書學的問題，當然不會停滯在這裡不能自拔。即以書法執筆而論，懸腕可以不懸肘，但懸肘必得懸腕。不然，胳膊肘子懸翹起來，而腕部在宣紙上，動作奇怪不說，也難以操作。書家向來講究中鋒運筆，據說何紹基為了達到持續的中鋒運行，似乎還要回腕。這個動作很不舒服，回腕回到什麼程度，是九十度還是四十五度，則沒有準確的記載。後人評論說：「何紹基執筆十分獨特，如老猿抱樹，回腕高懸，幾乎完全違反人的生理自然姿態，但因此而通身力到，極錐沙蝕木之妙。」
何紹基回腕執筆，書法不可避免的在橫畫里要有弓的趨向。即以行書《論畫語》為例，通幅觀感看上去如柳絮正旺，飄飄洒洒，尤其撇畫，或者還有豎畫，從右上向左下飄過去，狼煙四起，卻趣味濃厚。林老被燙傷愈後，仍堅持中鋒運筆，有雙鉤之稱。但是，仔細觀察兩幅照片，則並無一定。九十一歲寫字照片，雙鉤無疑，且有回腕動作；《生天成佛》為絕筆，九十二歲照片，則為單鉤。林老的晚年書法——即劫難後的書法，通篇並無柳絮的感覺。以拙目觀之，行草比何紹基高明。即以舒同論，亦整飭何紹基而開舒體之風。
須知何紹基行草是以顏真卿奠基的，無可否認，林散之亦以顏真卿奠基。那麼，顏真卿用筆又從何而來？據沙孟海說，多來自漢隸。如果這個說法大致能夠成立的話，我們小考一下何紹基與林散之的隸書——何紹基的隸書《臨衡方碑》；林散之的隸書《臨西陝頌》。何書從漢簡中得到啟示，起筆回鋒而收筆一般隨它而去，即起筆粗而收筆細。比之原作，已活潑了許多，基本自運了。林散之將《西陝頌》整飭，基本忠實原作無建樹。相比之下，隸書不如何紹基。既然說到顏真卿，就不得不說楷書。何紹基楷書《鄧君墓志銘》，一派顏體模樣而活潑自然；林散之楷書《四友齋論書》是六十年代所作，即碑帖結合的典範之作。收在《二十世紀書法經典·林散之卷》里的書孟浩然《春曉》，則以行書筆意作楷，橫畫起筆落筆均有回鋒，帶有漢簡的意味，不輸給何紹基。
近來學書者，往往不明就裡，照葫蘆畫瓢學模樣。有學林散之的，上手就是童稚趣味，須知林老不是故意弄成那個樣子的。就生理講，林老遭難痊癒後，關節活動已經難以靈活，使轉——包括絞轉吃力。而「草乖使轉，幾不能成字」。拋卻使轉，如何作得草書，林老必定要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執筆寫字，最忌諱如同雞啄米刨食狀，然則，筆到紙面處呆傻不動，也成問題。但是，林老不能夠急速運筆以成風馳電掣狀，他得根據他的狀況實現他的藝術理念。如果我們不細分的話，將用墨也放入用筆之中，就進一層了。林老用墨據說是濃得很，這濃墨又難以運行，即蘸水調和使之自如。故此，林老的行書或者草書，就有了乾擦，有了濃淡的反覆無常。如果你想亦步亦趨地學林老，總不至於也燙成五指粘連再開刀分開執筆必要的前三指吧！假如神槍手已眇一目，恰巧左眼，誰也不會為了當神槍手故意弄瞎一隻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理特徵，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知識學術結構，又審美的趣味隨著地緣文化的特徵而形成，那是要審慎對待的，善待別人很難，善待自己又談何容易。
用筆不僅僅是執筆。現在執筆無定式已經為廣布之說，似乎沒有討論的必要。林散之最服膺何紹基用筆，據桑作楷先生《沙錐深處悟真詮——論林散之先生書法的用筆》一文，就記錄著林老說何紹基：「清代何紹基善用筆，字寫得比別人黑，黑就是筆力。」可見，林老學何紹基，並非在字形，而是筆力。林老秉承古代大家之正側、藏露、強弱、緩急、提按、方圓、收放、虛實、連貫等用筆法之外，根據自身的生理狀態，還運用了很多方法。桑作楷先生是受到過林老親灸的，他總結說林老還有「沖、鋪、拋、切、擦、裹、塞、斷」等筆法。觀林老書法作品，特別是草書，濃淡乾濕、俯仰拿捏、虛實出入、疏密布白、急徐運筆，在謹守草書約定俗成的規範的同時，筆到處無不自運而無古人的外形痕迹。林老草書的確有獨特的味道，若僅僅論用墨用筆，與康南海相去不遠，不過，康南海寫的是行書。感官不同處則在於，康南海書法如古木長了些許新芽，而林老則是嘩啦啦秋風蕭瑟卻紙面乾淨。
收在《二十世紀書法經典·林散之卷》里的《論書絕句十三首》，可視為林老的代表作。即以愚意，觀賞草書，最怕筆畫多，還怕到處畫圓圈。草書本來是簡而快，如果草書的筆畫比行書還要多，那作品就先輸了一籌；牽絲連帶固然是草書無可避免的行筆過程，如果在這個過程中到處畫圓圈，也令人厭煩。詩句「能於同處求不同，唯不求同斯大雄……立德立功各殊途，打破藩籬是丈夫」可視為林老抗心希古的肺腑之言，世人可曉得否！
林老在一個漫長的時間裡，一直默默無聞，世間並沒有幾個知道有個叫林散之的人。林老初名林以霖，簡化為林霖。自幼喜愛詩詞，年輕時即作《古棠三痴生吟稿》，印章即「三痴生」，痴情於書畫詩詞。在林老的一生中，有三位恩師，初師範培開，再師張栗庵，後師著名書畫家黃賓虹。前兩位雖未享譽海內，卻功底深厚，而黃賓虹則是名副其實的大家了。「林散之」即張栗庵先師取「散木山房之意」諧「三痴」而命名之。我倒覺得，如果林老以「三痴生」用之始終，亦未為不可也。但是，林老「散之左耳」簡稱散耳，為晚年所用。
然而，這並沒有給林帶來巨大的名聲，一直到公元1972年，林老已經七十五歲，距意外劫難也過去了兩年多——意外又來了，為慶祝中日恢復邦交，《人民中國》發表了林散之草書。「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是啊！是林老有意選擇這首詩嗎？當然是有意選擇，但未必是要自鳴。
世間往往就是那樣，巧合無處不在。江上草堂——這必然浪漫的名字，又蘊含多少偶然。那顆炸彈落下來，林老在看見那炸彈的時候，還注意到了它的尺寸大小。閉眼等死，炸彈卻沒有爆炸；洗澡是多麼愜意的事情啊！「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意外又發生了，幾乎置之死地；林老出院後，再次被逼回到江上草堂，卻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了，發表了草書。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燈下黑？這隻能看個人的理解了。日本「和尚」帶來的不是炸彈，而是「草聖遺法在此翁」，讓林散之有了「當代草聖」的美譽。不過，林老十分清醒，認為時名不足取，他說：「評價一個人的藝術成就，要等他死後三百年才能定案。」
林老拖著半殘的身軀，將那話放在了時間的天平上，讓那些到處找小報記者鼓吹自己是大師巨匠的書家顯得輕如鴻毛。時間的天平漸漸失衡，那些當代的大師巨匠們，看上去總有神漢的感覺。真的是大師走了，來了巨匠。
其實，在遠來的「和尚」沒有來之前，胡小石、因《蘭亭序》的真偽跟郭沫若打過筆墨官司的高二適兩先生就對林老的書法稱讚不已。高二適（公元1903——1977年）詩書俱佳，胡小石（公元1888——1962年），為學者，並非要專門造詣書畫。還有一位即女書法家蕭嫺，康有為嫡傳弟子，書法亦與南海先生相去不遠。與林老一起，構成了「金陵四老」之說，求雨山已經一派書法聖地的景象。
非常難得的是，《二十世紀書法經典·林散之卷》有林老的自序。在這套叢書中，這序言就格外珍貴。他的珍貴在於，聽聽其言，善莫大焉。我們更有理由相信，書中所選書法作品，是經過林老或者家人過目認可的，保證全是真品而無代筆臨仿之虞。
林老浸淫於詩詞書畫中不能自拔，雖然也曾一度當過江浦縣的副縣長，那不過是個插曲而已。秉承先代學子的一貫信念，成為學人——無論書畫，讀萬卷書走萬里路始終是不可動搖的，林老亦如是。壯遊名山大川，還有《漫遊小記》刊諸棗梨。文風可靠，文字簡約，內容豐富，美文美事，是不多見的。
我更注意到了林老的變法之說：「變者為形質，不變者為真理……變者生之機，不變者死之途。」書法的「面目各殊，精神亦因之而別。其始有法，而終無法，無法即變也。無法而不離於法，又一變也……頤養之深，醞釀之久，而始成功。」這集成了歷代大家的意見而解之，自是森然有序。變法是書法的要務，古今都在想辦法。章草書法固然古色古香，有高古的美譽，也保留了隸書特有筆意。很多書家在章草上下了巨大的工夫，然而收效甚微。甚至去掉了古色古香部分，專揀外部特徵而發揚，等於是學了聖人的短處。王蘧常對此頗有收穫，他的章草就保持了古意而自有面目。王獻之不滿意章草之法，雖然沒有說「未能宏逸」的根本原因，卻是有深刻體會的。「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大人宜改體。」如此疑似偽托類的輯錄，並不一定真的是王獻之所說，但是，離二王的變法以成新的面目相去不遠。林老摸索了將近一個世紀，總結出了變與不變的辯證關係，變在何處，不變處又在於何方。然而，這又不是突兀的事情，「由遞變而非突變，突變則敗矣」，是為林老最為驚人之語，解者自解，不解者亦無必要與之討論。
林老一生，即可引陸放翁「老蔓纏松飽霜雪」之句來總結。在現當代對草書有真知的書家並不多，林老是其中那不多中的傑出者。他的草書，在黑白之間騰挪，在堅實與虛空之間挪移，老蔓也好，老松也好，在那霜雪似包裹又難以包裹的狀態中，自然轉換，顯得老辣與冷厲。林老書名大震後，索字者盈門，「如此追償老命休」——「何處能尋避債台」是林老晚年的自我寫照。真不知道這人是出名好還是不出名好，世間追逐名利而不得者，也可以藉此安慰一下吧！公元1989年，12月6日8時，林老在南京鼓樓醫院溘然長逝，終年九十二歲。林老最後的日子，從容給兒女們留下「我要走了」那句話，用盡了平生之力寫下「生天成佛」已成絕筆。面對一生的論定，連手也不用揮一揮，就走了。那一份從容與恬淡，沒有對人生的參透，沒有對藝術無怨無悔的深邃理解，是斷然難以有那種充分的準備，讓很多人為之艷羨。離開人世，不是誰都有從容的機會，不是誰都能夠如此的淡定。老人身後竟是那般熱鬧，購買他的書法集子已經很難，誰又會想到呢！
三、誰為拂袖虯髯——于右任（公元1879——1964年）
詩曰：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
山之上，國有殤！
公元1964年11月10日晚8時8分，美髯公於伯循右任老在台北榮民總醫院逝世，按照中國傳統紀年，享年八十六歲。三個月前，右老住進醫院，纏綿病榻。兩年前，寫下《望大陸》詩一首，冥冥中為他的後事作準備。與其說是詩的遺囑，不如說是他晚年最難以忘懷的事情——故土。思念之情濃烈，詩思氣度排山倒海。
右老出生在因境內有孟侯原、豐原、白鹿原而得名的陝西省三原縣城河道巷，公元為1879年4月11日，在農曆則為己卯，屬兔，亦為大清光緒五年。其生母是甘肅靜寧縣人，逃荒至陝西，嫁給於文寶。右老不滿兩歲，生母即撒手人寰，臨終前將右老託付他的伯母房氏。房氏娘家人口眾多，還算有個照應。實際上，右老是在准姥姥家或者說准舅舅家成長的，直至11歲回三原念書。望子成龍是每個母親的希冀，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房氏教育後代的獨門絕技——據《于右任傳》說，右老偶有過失或有荒廢學業的跡象，伯母都會鬱鬱寡歡，並不責備，迫使右老讓伯母高興起來而發憤。多年以後，右老作《牧羊兒自述》還不能忘記他實際的母親：「愛護之心和嚴正之氣，至今夢寐中猶時時遇之。」
詩人註定了要面對世間的很多悖論與變數——詩思的噴涌，詩情的凝結，都在這悖論與變數中得到有效的催化，成為詩人而言志，無論多麼得志與不得志，都會出現與原來志向相左的結局。「寫字是為最快樂的事」，然而，他又不能總是快樂。
這篇小文是在說書法家于右任。我們很快會發現，右老與眾多的書法家不同。書法家多愛詩，大多也會作詩，不會作詩也可以抄詩。比如，我們篇首所引的《望大陸》，是右老自作詩並有書法傳世，為國人所熟悉，並感念之。懷念故土，所謂落葉歸根，是遊子生前的強烈願望。然而，右老之懷念故土，又非僅僅是一己之私情——懷念故鄉。以詩人、書法家概括于右任，似乎簡單了些。那麼，他的精神內核到底是什麼呢？其實並不複雜，他給大人物寫過一副楹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構成了他一生的追求目標。
熱衷於政治而又以書法名世不肯讓人，在顏真卿後恐怕要推于右任了。顏真卿祖籍山東琅琊，後遷居京兆萬年縣。于右任所居三原與京兆相去不遠，可算作老鄉了。他的這位唐朝老鄉一心想建功立業，一心想輔佐君王。到了舉家無粥可食靠乞米度日的時候，也沒有忘了守政，多次遭貶謫外放而忠心可鑒。于右任晚年凄涼，據說很窮，連鑲牙的錢也沒有，菜金往往也要「告貸」維持。即以如此的經濟狀況，還寫下了《望大陸》詩一首，真的不可思議，也是他一生從政難以想像的。更為悖論的是，他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何以又讓他遠離故土，不得不以詩的形式懷念之。這哪裡是他的初衷呢！
我們不得不將目光回到半個多世紀前，那個牧羊少年，為世人稱之為西北奇才的於伯循——預謀刺殺慈禧太后。于右任進西安陝西中學堂，是為公元1900年，歲在庚子，鼠年，右老僅僅二十二歲。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即選擇陝西中學堂駐蹕。善於講究排場的慈禧太后在慌不擇路狼狽困境中依然鋪排，讓這個青年很是惱怒。他認為國家如此狼狽不堪，刺殺了慈禧讓光緒皇帝變法就可以救國。於是，給當時的巡撫岑春煊寫了一封信，要求岑巡撫「手刃西太后」。若不是同學王麟生苦勸，歷史將會是另一個面目。而這公元的1900年，三歲的林散之老人患中耳炎致使微聾並遺疾終生；沙孟海則剛剛出生。日本國河井荃廬手拿橄欖枝執弟子禮拜謁五十七歲的吳昌碩。四十三歲的康南海有為先生逃到新加坡，住檳榔嶼總督府躲避緝拿。
列強橫衝，國亦羸弱，如何救中國？這恐怕是清末有志之士凝結起來的當務之急。
在於右任的性格中，千迴百轉悱惻迂迴，那不是他。做什麼都要明目張胆，都要大張旗鼓，都要赤裸裸。他的思想形成，與他的詩分不開。儘管他作了很多反清的詩，也許因為懂詩的人少，或者說二十幾歲的右老太不知名，沒有給他帶來什麼麻煩。反倒是一張相片，讓他成了清政府的通緝犯——右老脫去上衣，披頭散髮光著膀子右手提著一把刀。三原縣令據此與《半哭半笑樓詩草》一起，密報陝甘總督：于右任是革命黨，削去舉人並緝捕歸案。
其時，右老年紀輕輕，已經是商州中學堂的監督了。光緒三十年，春闈會試在開封。右老等於是「晉京趕考」，密報業已得到批准。批複的電文幾經轉折，到了三原，右老已經到了開封。待到緝捕人員到了開封，右老已經扮作司爐，到了漢口又乘輪前往上海，到得南京潛行登岸，遙拜孝陵。詩《孝陵》一首曰：「虎口餘生亦自矜，天留鐵漢卜將興。短衣散發三千里，亡命南來哭孝陵。」
上海，這個洋人最早集聚的地方，右老受到新思維的影響在所難免。經人介紹，化名劉學裕進入震旦學院學習。這是右老人生的轉折點，因為他認識了我國早期的教育家馬相伯先生，並且成為亦師亦友的至交。馬相伯於1902年創辦震旦學院，開學一年多之後，因法國教會勢力干預學校教務，篡奪校政，以于右任為首的絕大部分同學憤然退學。之後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為監督，于右任為馬相伯的書記兼授國文。「復旦」二字則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據記載，舜將禪讓給禹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由震旦到復旦，右老也從學生到了當老師，于右任成了現代中國最早的教育家。
公元1906年，于右任二十八歲，即東渡日本到達東京，11月13日與孫中山晤談，並正式加入同盟會，我們可以看作這是于右任職業政治家的發端。其後創辦《神州》、《民呼》、《民立》、《民吁》諸報；成為孫中山時期的中華民國交通次長，又做靖國軍總司令，再參選副總統而為監察院院長……一個職業政治家的身份就確定了。劉昌平先生在《于右任傳》那本書的序言里，言功勛、言辦報、言教育、言詩文，就是不言書法，傳記的作者許有成先生亦有詳盡的描述，構成了一個職業政治家的豐滿形象。我就常常想一個問題：于右任是大才者。這所謂的大才，不是他為職業政治家的緣故，是站在書法家于右任這方面看的。書法這東西是不是需要專業，就是一生什麼也不幹，或者說什麼也幹不了，就要伺候筆墨。一個人的學問與才能，在書法上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斷言書法不能職業化專門化，當然有更多的例子，比如書聖王羲之、比如宗師顏真卿、巨匠趙孟頫、領軍尚意書法的蘇軾等等等等。但是，專業書家也並不是沒有，而現在的趨勢是，書法的專業化已經成為主體格局。
討論這些問題，需要專文，我們現在來試著剖析右老的書法藝術。
縱觀右老書法，可粗略分為兩個部分：以大字魏碑體為首的行書和以小草為基礎的草書。細分的話，還可以將《標準草書》從小草中分割開來。因為《標準草書》與右老形成自己風格的草書還不是一碼事：共收集了東漢末年起到清代154位書家的字跡作為母體的1027個字，以千字文內容為書寫對象。這裡有王羲之223字、釋懷素136字，其餘各家不超過一百字。在草書傳統中，有集《王羲之草書訣》，此本即根據古帖《草訣歌》影印；還有一本為明代韓道亨著《草訣百韻歌》，書寫內容與《草書訣》略有差別。清·王世鏜《稿訣集字》分縷條細，又有楷書釋文，也為書界所熟知。
那麼，右老到底要幹什麼呢？「其結構之巧拙，使用之難易，關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求製作之便利，盡文化之功能，節省全體國民之時間，發揚全族傳統之利器。」原來右老的初衷，是要實用，等於是要普及草書。這與右老「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理念相一致，右老的理念貫穿他的一生。公元1932年，右老五十四歲，即發起創立了標準草書社。公元1936年，《標準草書》由上海漢文正楷書局出版，正試與讀者見面，之後共修訂了九次。手中有一本，為上海書店出版，可以窺見右老於草書所下工夫之全貌。關於草書，粗略分之，為章草、今草、狂草。右老喜歡草書，對此所下的工夫，非一般草書家所能比擬。他學草書，每日僅記一字，兩三年間，可以執筆。
草書普及，這太難了。在漢語使用現行拉丁化拼音方案之前，還有一套拼音法，像是文字的部首，已經記不得幾個了。即使普及漢語使之全民精通，也是件難事，何況是普及草書。有個文化學者據此說，于右任的《標準草書》想普及草書只是個人良好的初衷，言外之意是《標準草書》沒有什麼價值。即以我「沒有書法中人涉書法之深」的理解，于右任功莫大焉。無論張芝、張旭、懷素也好，王羲之、王鐸也罷，他們的草書形態各異，然而，讀了釋文就會明白，草書還是有它的內在規範的。當然，草書普及是不可能的，就是專門的草書家，所作草書，若是基本筆畫都能夠基本符合草書規範，已經不錯了，何況書法之外的人乎！
右老行成自己風格的草書，與歷史上所有的草書家都有區別，即能省的筆畫，一定會省略，又不會讓你讀他的草書一臉的茫然。即使是偶有看不明白之處，仔細分辨，也會有原來如此的恍然大悟。右老草書的舉重若輕，來自他對草書的爛熟於心。學者若是不慎察而蹈其皮相臨摹，一定會出現散漫之疾，是學於書不得不察的。
右老又是碑學大師，收集碑石眾多，所收碑石中，東漢蔡邕所書丹《喜平石徑》尤其珍貴。毫無疑問，右老的另一種書法形態是行、楷書，即是魏碑體書法部分。魏碑刻石，以《龍門二十品》被世人奉為圭臬。碑學興盛的年代，一窩蜂的學刀痕，寫的字歪歪扭扭，彷彿扛著泰山般沉重。尤其捺腳，寫得像是只伸出來沒有洗乾淨的腳丫子一般。誠如沙翁所說，「以柔軟的毛筆去摹習方俊的刀痕」，顯然弊端多多。據沙孟海考訂，即以狂炒的《龍門二十品》而言，寫手高而刻手也高的並不多，大多是寫得好而刻得不好或者寫得不好刻得也不好，甚至根本沒有書丹直接刻石，亂鑿一通，如何便通通叫好。
右老之魏碑功底，可在1927年撰文書丹的《佩蘭女士墓志銘》看到端倪。整飭大方，並非僅僅臨摹魏碑，甚至還帶有趙孟頫的溫柔敦厚。尤其是右老的大字楹榜，寫得落落大方，歷史上如此瀟洒的魏碑，恐怕只有右老了。他將魏碑行書化，又糅合了楷書的意趣，真的是碑帖結合了，讓那些嚷著自己的書法是碑帖結合的書家，不免顯得假惺惺而辛苦萬狀。如果我們不帶任何偏見，以趙之謙和于右任類似的書法作比較，從外部特徵就可以看到，趙之謙寫魏碑辛辛苦苦，于右任寫魏碑舉重若輕，這就是我們稱讚于右任的非理論化的原因所在。
不要誤會，以為我貶斥趙之謙而抬高于右任。趙之謙有一幅楷書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儘管他說這是受別人之囑書的，謙虛地說僅僅可以粘壁，並非自我標許，我們還是認為這裡肯定有銀子。可見，成為趙之謙也非易事，他是有學問的，也非可等閑視之。在碑學上，我對趙之謙碑學的高明處擇機會另行文。在此小文中，我欣賞邱振中教授對趙之謙的評價：「趙之謙對筆法的駕馭能力是不能否認的……過於強烈的創作意識幾乎使一位有才華的藝術家完全變成一位匠人，而他真正的藝術才能卻只有在遠離藝術的場合中展現。」
這個觀點頗和我意。其實還不僅僅是趙之謙，其他書家也多有此等狀況。即以書學史論，傳世高古之法書，也莫不是如此。我在其它文章中也說過類似的話，就是「非書法的故意」。但是，從案上觀到壁上觀，畢竟是趨勢。再乞米的話用無線電話了，想得到顏真卿們的乞米帖已經是非分之想了。
那麼，到底為什麼呢？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形態呢？來路不一樣，趙之謙崇尚碑學而不能自拔，于右任崇尚碑學而可以從另一面看待它，即參照帖學，與歷代非魏碑大家相比較而又避免再度孱弱。更為其他碑學家不能到處，則在於右老曾經作標準草書。他沒有誤入碑學的白虎堂，是他在碑學的庭院里轉悠了很久，愛之，察之，收集之，考之，辨之，再予以化解之。其實所謂碑學，我們通常意義上指的是北碑，或者具體到魏碑。依我愚目看，若是辛辛苦苦分辨寫手高低，千辛萬苦從刀痕中尋找毛筆的運動，還不如直接到李邕的《麓山寺碑》里查看呢！雖然歐陽永叔說邕書未必獨然，可是畢竟然也！這是另一個話題。右老之重視北碑，還不僅僅為了書法，拯救文物為民族效力，是其「匹夫有責」式的信念。即以前文所說的《熹平石徑》，花費銀兩幾千。只此一項，即為功德無量，何況，右老收集頗豐呢！
于右任成為書法大師，到底歸於他的天賦，還是勤勉？還是他的學問，亦或是不凡的生命軌跡？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經說，總覺得唐以後的書法缺了點什麼，邱教授說是那點匠氣。這很難有統一的說法。台灣的於大成先生說長峰羊毫不能使用，使用了長峰羊毫書法會很糟糕。可是，林散之就用長峰羊毫寫出了那等字。而沙孟海則一般用短鋒，在書寫的過程中，筆鋒爛嘰嘰四處開叉，依然義無反顧地寫下去，寫出了渾然法書。而于右任則是在黑白分明的兩極揮灑，標準草書或者歸結到他的草書，與北碑行書創作肯定不是一樣的用筆，在他那裡並沒有水火不相容。這就是右老的過人之處，也是他讓我們不能忘懷的所在。
美髯公於伯循右任老給我們留下了一片廣闊的天地，他重重地揮一揮手走了。蒼松翠柏環繞，高山之巔，一位巨人在望大陸。何時我們能夠看到，他的靈柩在禮炮五聲中起航，與他的髮妻合葬於三原。起碼現在，我們能夠做的是，瞻仰右老的書作的同時，在心中響起那隆隆的炮聲：一則為功勛，一則為教育，一則為新聞，一則為詩文，一則為書法。中華赤子于右任還沒有安息，他的情深意切的詩所言之志還在飄蕩，終究會有一天，我們在晚風中低回惋唱：右老你回來了，伏惟尚饗！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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