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排猶非偶然——摘自《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

07-05

鄭麗敏　　編者按：德國法西斯在二戰期間對猶太人的血腥屠殺和迫害在人類歷史上是少見的，過去，人們總是把這種滔天罪行的責任簡單地歸咎於希特勒個人和其領導的納粹黨。《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一書的作者則以新的視角從基督教發展歷史以及德國人的民族性等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該書自1995年出版以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其中譯本已於近日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　　歷史：教義爭端形同水火　　歐洲的排猶主義是基督教發展的必然結果。自從基督教鞏固它對羅馬帝國的控制以來，它的領袖們就慷慨激昂地公開譴責猶太人。出於心理學和神學上的必要性，基督徒不得不同猶太人劃清界線，因為猶太人拒絕耶穌的啟示。這在宗教和道德成為一體的世界裡，是一種嚴重的罪過。　　基督徒認為他們的宗教取代了猶太教，因此猶太教徒應當從地球上消失。基督徒和猶太人有著共同的遺產，其中最重要的是《聖經》。基督徒和猶太人對《聖經》有著不同的解釋。由此產生了永無止境的對立。　　基督徒還認為猶太人是殺害耶穌的兇手。基督教徒不僅認為跟耶穌同時代的猶太人要對耶穌之死負責，而且認為所有時代的猶太人都應當對此負責。猶太人不承認耶穌是救世主，是上帝之子。這種立場被認為是對基督教徒的公然挑戰。　　對猶太人的這些觀點早在4世紀就已經存在。到了中世紀的歐洲，人們對猶太人的仇恨十分強烈，以致把一切天災人禍都歸罪於猶太人。在19世紀的德國，排猶主義的變化是極為複雜的。1800年至1850年，排猶主義無所不在。到了19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德國在經濟上和技術上更加先進，而排猶主義也愈演愈烈。排猶主義和經濟現代化在德國是完全兼容的。在德國的一些地區，大部分中產階級選民投排猶主義政黨的票。保守派一向是反對猶太人的。　　由此可見，無可爭辯的是，納粹排猶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深深紮根於德國，成為德國政治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德國排猶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由宗教向種族方面轉移。反對猶太人已經成為德國社會公眾談論的一個話題。排猶主義得到德國機關團體和政黨的廣泛而積極的支持。種族的排猶主義認為猶太人對德國構成了致命的威脅。　　18世紀結束以來，「猶太人問題」一直是德國的一個政治問題。謀求解決這個問題的德國人最終總是求助於有權作出合法決定的政治當局。在排猶主義者的眼中，「猶太人問題」雖然也是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但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需要作出政治反應。在20世紀頭幾十年，排猶主義成為德國社會和奧地利社會的一部分，構成它們的政治文化。它也是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決定著政黨和政權的興衰。　　納粹：推波助瀾走向極端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對猶太人的偏見已經相當頑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指責猶太人沒有服兵役，沒有去保衛祖國；說他們平平安安呆在家裡，利用戰時條件，去黑市謀取暴利，剝削德國人，使德國人貧困。反對猶太人的浪潮十分高漲，所以普魯士當局不得不在1916年調查猶太人蔘軍服役情況。　　德國戰敗後，於1919年建立了魏瑪共和國。魏瑪共和國最初幾年，經濟十分困難，食品短缺，通貨膨脹。德國人照例把他們的苦難歸咎於猶太人。一份關於魏瑪共和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調查報告顯示，德國幾乎所有比較大的機會團體，包括大中小學、軍隊、政府、司法機關、專業協會、教會、政黨等，無不滲透著排猶主義情緒。　　在歐洲的歷史上，納粹黨是控制政權的最激進的政黨。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它殺氣騰騰，但它卻是通過選舉的手段上台執政的。　　像希特勒一樣，納粹黨從成立的最初日子裡，就致力於摧毀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修改凡爾賽條約、倡導復仇和軍國主義精神、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特別是持有最激烈的排猶主義觀點。希特勒和納粹分子一直認為猶太人是德國一切苦難的總根源。1920年2月納粹黨發表了 25條黨綱，其中許多都包含了這樣的內容：攻擊猶太人，號召取消他們的國籍，從德國社會和機構中清除他們的影響。納粹黨後來變成了希特勒的黨，其世界觀、綱領和言論是以排猶主義為中心的，這反映了德國文化的排猶主義性質。　　納粹黨早年只不過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基層組織。在此期間，它在全國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表現是希特勒於1923年11月8日至9日發動的暴動，當時他和二三千名追隨者企圖推翻魏瑪共和國。這個騷亂很快就被平息了。如果不是由於納粹最終取得勝利，這個令人發笑的、堂吉訶德式的「革命」是不會留在人們記憶中的。希特勒及其所領導的納粹黨能夠在二三十年代的德國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德國民眾對納粹反猶綱領的的廣泛認同。　　德國一系列排猶政策和立法是從群眾自發性地襲擊猶太人及其財產、墓地和教堂開始的。 1933年4月1日，德國人在全國範圍內對猶太人的商店實行抵制。幾天後，納粹通過了《恢復職業公務員法》，它要求把種族作為僱傭公務員的一個條件，因而導致數以千計的猶太人被解僱。　　1933年中期以後，德國各處公開掛起猶太人是賤民的牌子。例如，弗蘭科尼亞的許多村莊入口處插了這樣的牌子：「猶太人不得入內。」 1933年5月，慕尼黑的郊區豎起了這樣的牌子：「這裡不要猶太人。」20世紀30年代，全德國的城鎮都正式禁止猶太人入內。　　除了口頭上和文字上侮辱猶太人外，還對猶太人進行肉體襲擊，其中包括強行剃掉猶太人的頭髮和鬍鬚。　　一個猶太難民回憶了這樣一件事：1933年初，他在柏林一家醫院看到一個猶太老人面部有嚴重的刀傷，「他是來自加利西亞的一個貧窮的拉比(猶太教神職人員)，他在街上被兩個穿軍衣的人擋住。其中一個人抓住他的肩膀，另一個人抓住他的長鬍須，從口袋裡拿出一把刀，割掉老人的鬍鬚，為了割得徹底，割破了幾處的皮膚。」　　群眾：狂熱盲從水漲船高　　1938年11月9日夜間，德國各個城市和鄉鎮的居居都被砸碎玻璃的聲音所驚醒，他們看到猶太教堂被焚燒的火光，聽到猶太人被毒打而發出的尖叫聲。這些暴行主要是納粹衝鋒隊員干的。上百名猶太人被殺死，3萬名猶太人被拖進集中營。幾百座猶太教堂被焚毀。大約7500 家猶太人商店玻璃櫥窗被揭毀。是夜因而得名：「水晶之夜」。　　德國人民作出了怎樣的反應呢?在許多小城鎮，衝鋒隊員受到了許多當地人的歡迎，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參加對猶太人的暴力襲擊。　　在「水晶之夜」後，把猶太人驅除出德國社會的勢頭進一步加劇了。那些沒有逃離德國的猶太人，被集中到「麻風病人聚集區」，彷彿他們就是麻風病人似的。德國人同猶太人的接觸減少到最低限度，好像一接近他們，就會被污染而危及自己的幸福。　　戴維?班基爾講述的關於愛瑪?貝克的故事最能說明德國人是何等敵視猶太人。貝克是一個很幸運的猶太人，她嫁給一個天主教徒，自己改信丈夫的宗教，從而放棄猶太人的身分，割斷同猶太教的關係。然而，在1940年，她的鄰居們明確表示，他們不願意與她為鄰，因為他們充滿種族偏見，認為她仍然屬於猶太人。她在天主教的圈子裡陷入完全孤立的地位。別人強迫她退出教會的唱詩班，因為他們不願意跟這個猶太人一起唱讚美上帝的詩篇。她的教友們拒絕跟她跪在一起領受聖餐。甚至相信洗禮力量的牧師們也對她敬而遠之。這些普通德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公職人員，他們的所做所為甚至超過政府規定的範圍，因為按照法律，像貝克這樣改信天主教的人理應受到保護，不受迫害。根據法律，貝克是可以在原地居住，進行正常的社交活動，當然也可以去教堂。然而，這些德國人對猶太人的仇恨是建立在種族概念的基礎上，只要是猶太人，不管信仰什麼宗教，仍然是猶太人。貝克的遭遇決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一個非猶太人婦女在她的日記中記錄了當時發生的一個插曲。那是1942年10月發生在斯圖加特的事。「我登上無軌電車，車上擠滿了人。一個老太太上車了。她的兩隻腳浮腫，腫得很厲害，都頂上鞋面了。她的衣服上別著『戴維之星』(納粹強迫猶太人佩戴的一種標誌—— 編者注)。我站起來，給她讓座。不料這激起了群眾的義憤。有人吼叫，『滾出去!』一下子大家都吼叫起來。在嘈雜聲中，我聽出這樣一些憤怒的字眼：『猶太奴隸!無恥的人!』電車在兩個車站之間停下來。列車長命令說，『你們倆都滾下去!』」　　滅絕種族的意識形態起源於德國對猶太人的認識文化模式，它是20世紀30年代德國人民支持的那些政策的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大屠殺的綱領植根於同樣的意識形態和認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