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說探討之二:回溯興趣說

《人間詞話》第九則說：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

這段話無異於表明，境界說與興趣說、神韻說，就其首倡者的詩學觀念而言，是相當接近的。

　　這裡先來探討一下興趣說。嚴羽關於「羚羊掛角」之類的話語，總的要求是王國維所引文字前未引出的兩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嚴羽針對宋代詩人喜歡倚重邏輯思維寫詩的現象，認為這樣寫出的詩沒有餘味。要讓詩寫得有餘味，就要不倚重邏輯，不把話說得毫無聯想、想像的餘地。他認為盛唐詩人在這方面是典範，「唯在興趣」。

嚴羽所謂「興趣」是什麼意思？《滄浪詩話》詩評第四十五則說：

　　　　唐人好詩……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

把這段話和「唯在興趣」那段話參照著看，嚴羽的意思大體可以這樣表述：盛唐詩人善於把豐富的生命體驗，用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方式展現在詩歌創作中（興），因而使讀者生命受到感動激發（趣）。比方李白，其《望廬山瀑布》、《月下獨酌》、《襄陽歌》等等，都帶著衝口而出的特色，而衝口而出的詩則往往作得最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讀者讀這類詩，只覺得滿目是生命的發揚踔厲，從目入心，不覺也為之精神振奮，對宇宙人生若有感悟，回復天真，彷彿增長豪情……好像是在生命的最深層次上和李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興趣既表現為水中月、鏡中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詩人和讀者之間憑什麼實現生命體驗的傳達呢？靠「妙悟」。體味嚴羽的意思，是詩人本身要「妙悟」出怎樣的「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能為讀者所接受；而讀者則要充分發揮想像和聯想，憑藉自己的生命體驗去追蹤作者的生命體驗。一個對中華文化傳統缺乏了解的人，其生命體驗也會缺乏中華色彩，讀到「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他就嘴巴一撇：「光會吹牛!」他不懂「妙悟」，憑知性分析又析不出李白的生命體驗來，他還能怎樣？所以我們要知道，講「妙悟」其實暗含一個前提，就是讀者要身為中華文化圈的圈中人。

嚴羽使用「妙悟」一類詞語，「以禪喻詩」，通常遭到不問情由的抨擊。而如果我們引入思維科學基本理論看問題，態度就可能大不一樣了。錢學森《開展思維科學研究》寫道：

實際上人的每一個思維活動過程都不會是單純的一種思維在起作用，往往是兩種甚至三種先後交錯在作用。比如人的創造思維過程就決不是單純的抽象（邏輯）思維，總要有點形象（直感）思維，甚至要有靈感（頓悟）思維。

錢氏所提的無疑是個極重要的觀點。人們通常只從邏輯思維角度討論詩學，忽視錢氏所說的形象（直感）思維和靈感（頓悟）思維，對詩歌創作過程的了解實在少得可憐。不錯，有人曾探討過「形象思維」，但研究出的結果給我們的印象大抵是：用邏輯把形象編隊就是形象思維。然而，據錢學森文稱，邏輯思維是「線型的」、「分枝型的」，光掌握邏輯思維的計算機，並「不能創新科學技術」。連很倚重邏輯思維的科學技術也不能單憑邏輯思維創新，用邏輯把形象編隊怎能算真正的藝術創造呢

　　錢氏所說的形象（直感）思維，學術界傾向於稱為直覺思維。董奇《論直覺思維》給出定義：

直覺就是人腦基於有限的數據資料和事實，調動一切已有的知識經驗，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聯繫作出迅速的識別、敏銳的洞察、直接的理解和整體的判斷的思維過程。

張曉玲《試論直覺的本質》則概括出直覺思維的特徵是：以形象和概念共同反映事物本質，以多向性思考為程序，以非完全邏輯性為操作步驟，具有整體性、模糊性和隨機性。

至於靈感思維，錢學森文寫道：

　　　　靈感是形象思維擴大到潛意識。

又說：

在人的中樞神經系統里是有層次的，而靈感可能是多個自我，是腦子裡的不同部分在起作用，忽然接通，問題就解決了。

　　靈感思維和直覺思維事實上很難區別得十分清楚，因為意識和潛意識通常都處在你中有我的緊密結合狀態中。

直覺思維、靈感思維是常用的有效的思維方式。張曉玲文這樣描述直覺思維的過程：

　　在其多向性認識程序中有壓縮或簡化了的概念、判斷的邏輯推理活動，同時又有形象、想像、幻想、聯想的活動，這就決定了其思想操作步驟不是按著嚴格的邏輯規則，一步一步地推出結論，而是在跳躍性的思維過程中，一下突然地把握到事物的本質。有時，腦海中只需出現幾個詞、概念、形象、數字等，就能迅速完成整個思維過程，得出關於事物本質的結論。

直覺、靈感思維可以比作一張網，其間意識和潛意識的關係，好比有個高效率的中央政府，又有許多許多主動精神很強的地方政府相配合一樣。胡義成《靈感的互補模型》指出，意識與潛意識為得出靈感成果可以有四種合作形式。一、潛意識湧現假設，交由意識優選。二、意識提出假設，交由潛意識優選。三、設想與判斷均在意識的層面上進行。四、兩者均在潛意識層面上展開，其成果最後才呈送意識。 胡氏的說法還未考慮到錢學森所說的「多個自我」，如果把潛意識如實地看成是「腦子裡的不同部分在起作用」，則這張思維之網就不知更要複雜多少倍了。

有了上述思維科學基本知識，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既然任何創造性思維都由邏輯思維和非邏輯思維聯合進行，而根據常識，創造性思維又有尋求物理、事理、情理、道理的區別，那麼，在思維過程中，也就可能有些側重邏輯，另一些側重非邏輯。尋求物理、事理，屬於務實，應重邏輯。而尋求不斷粘連、生髮、隱沒、抵銷、跳躍、重現……的情理，尋求宇宙人生大化流行的道理，屬於務虛，就不能重邏輯了。嚴羽說「吟詠情性」的詩屬於「別材」、「別趣」之類，是因為他捉摸到：詩要尋求情理乃至貼近道理，必須倚重非邏輯思維。由於不能完全擺脫邏輯思維，所以有些詩人寫作時也會帶有強烈的邏輯思維痕迹，例如白居易的諷諭詩。但嚴羽認為，與直接教化目的脫離的好詩應從「妙悟」出，即應講究非邏輯的直覺和靈感思維。請讀李白《越中覽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李白未必考證過越王是在春天返回故國，而即使回國之日在深秋，李白憑「妙悟」還是會寫成「滿春殿」：那種熱烈氣氛、極樂之情都是盎然春意！「妙悟」是一種可遇不可求的通過非完全邏輯性步驟而迅速完成的思維過程，而其「可遇」的機率則隨藝術修養、藝術創作經驗的嫻熟、豐富程度而有高有低。不涉理路的「妙悟」是完全可以用思維科學理論解釋清楚的。但嚴羽生得太早了，那時沒有思維科學，他對上述道理既有所悟，又有所未明，因此表述就無法清晰。

　　嚴羽其實很想說清楚，所以他又提到「不落言筌」。這表明他不但察覺「妙悟」倚重非邏輯思維，而且捉摸到詩的語言也不同於日常用的邏輯語言。嚴羽是對的。事實上，詩歌語言往往是些模糊語言，其詞義雖無異於邏輯語言，而語義卻超出邏輯語言所能表述的範圍。模糊語言在日常生活中也大量存在。比方列車員一邊走一邊高喊：「開水！燙！」這就可以表述一系列難以一一說清的意思：「閃開！」「挪走行李！」「把小孩帶好！」「燙著了我可不能負全責！」等等，等等。旅客隨著實際情景的不同，可以各自認定列車員所要表述的意思。在詩壇上，容量很大的佳句往往就是模糊語言。「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因感時恨別連花也濺淚鳥也驚心呢，還是見花聽鳥的人因感時恨別而濺淚驚心呢？我們其實是不該這樣地提出個邏輯問題的。花和鳥是春天的代表，春本令人歡欣鼓舞，然而這個特定的春天，偏有淚在濺，有心在驚。讀者接觸這些詞和概念，立刻就可以想像出其時多麼凄涼、其別多麼痛苦。杜甫寫詩時決不會計較邏輯、語法，但他高度的藝術修養告訴他：就這麼幾個字，足夠代替千言萬語的訴苦，可令天下愛國者難以為懷了。又如「峨眉山月半輪秋」，李白把「半輪」兩字擺在「月」後「秋」前，和邏輯語言有異。但這麼一寫，給人的感覺就不單月只半輪，連秋也殘損了：李白心裡顯然有種「世事難全」的輕微感喟。這輕微感喟也只有這模糊語言才傳達得恰如其分。

　　總之，嚴羽圍繞「唯在興趣」的一系列想法，其實都很有見地，可惜他在別無他法時只能以禪喻詩，結果惹來更多的責難。

以禪喻詩也是有道理的，因為禪宗最重視直覺與靈感思維。讓我們摘讀幾句《金剛經》：

　　　　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應生無所往心……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月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按形式邏輯說，法相與非法相屬矛盾關係，不可同時肯定或否定。而佛學偏予以同時否定。它建立了一種排斥邏輯思維的「般若智慧」。「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這類費解的話，實質是要求信徒使用直覺思維、靈感思維甚至特異思維去尋彼岸的「真理」。禪宗最充分發展這類非邏輯思維。嚴羽苦於沒有思維科學概念來表述自己的深刻發現，看到佛經上有「生無所住心」便可以「見種種色」之類的說法，看到禪宗為啟發信徒之悟性有水月鏡花、羚羊掛角諸多設喻，深受啟發，於是移用般若智慧來說詩。

　　王士禎「神韻說」思路和嚴羽大同小異。只不過時代不同，嚴羽針對宋詩，強調不涉理路；王士禎則針對明代詩人多以盛唐面目為自己面目的缺點，特彆強調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