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如何對待歷史（二）

作者：吳思

（接上文）他說，德國戰後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到七十年代才開始轉向公民社會。成為公民社會，是我們大家一起推動的。憲法規定的民主，是慢慢發展起來的，不是一規定就可以實現的。

回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會長沙特霍夫則強調了外界壓力的作用。他說，1989年之後，再一次掀起了關於納粹受害者的討論，討論強制勞工是否應該賠償的問題。開始，德國說此事已經過去，不準備賠償。但是，全球都在索賠，向各大公司索賠，於是德國政府被迫回應。

他說，假如不面對過去，就不能脫離過去。不認過去的賬，過去就會一直跟隨你。作為國家，道德和輿論壓力也會越來越高。如果最後一個受害者都去世了才開始賠償，輿論指責就更強了。為什麼成立基金會？一方面，如果等待訴訟，在訴訟完成之前，受害者可能已經去世。另一方面，訴訟確實可以成為壓力，不承擔，就可能有上百萬起訴訟。

他說，政府在國際壓力下成立了我們這個基金會，一次性撥款51億作為基金，並有相應的賠償立法。

綜合上述觀點，我的理解是：

首先，德國人願意趕在歷史債務無法償還之前還債，這是公民自尊的一部分：我們不是賴賬的人。公民自尊也是紀念碑首倡者的主要精神力量。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促進會會長萊雅·洛施提到她們的座右銘：「我們的名譽要求我們，紀念歐洲受害猶太人，要有一個巨型的表達。」這些無錢無權公民發起人，冒著風雨在街頭收集簽名，用餅乾桶募捐。十多年後大功告成，公民發起者之一迦庫伯（Jakob）感嘆道：「現在，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比較容易一些了。」——作為一個不肯認錯的共同體成員，他有丟臉之感。

其次，國際壓力和訴訟之類的法律壓力也很重要。沒有這些硬壓力，政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間推力未免單薄。

最後，最重要的是：公民行動。公民的權利和尊嚴，主要是自己爭來的。沒有公民行動的力量，僅僅依靠人家的同情，自己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在一個崇尚民主法治的國家也是如此。反過來，公民只有通過自身的努力，才能把憲法規定中的民主和人權，落實為真正的公民社會。這是各方面共同發展，共同成熟的過程。大家共同走完這個過程之後，德國成了真正的民主社會，德國人也成了真正的公民。這樣的公民說起話來，也透出一股參與歷史創造的自信和自豪。

從各種基金會的活動宗旨看，德國社會也把支持公民的自發活動作為主要方向。

「處遺」基金會的米勒博士說：我們不處理具體事務，我們主要資助民間對歷史的反思。公民有想法，到我們這裡申請資助，我們主要資助出版和各種活動，但我們不主動提倡什麼。1998年成立之後，這個基金會資助了將近300本書的出版，例如，包含了兩萬張照片的和平革命圖冊，關於東德日常生活的圖片展覽。

議會下屬的基金會，支持公民反思歷史的活動，這就是促進公民社會的制度設計。

在德國許多城市的老建築門前，經常可以看到地上鑲嵌著幾塊巴掌大小的銅製地磚，略微凸起於地面，上邊刻著某某人曾經住在這裡，還有此人的生卒年代。好像一塊微型紀念碑。我們問這是怎麼回事，答覆說：這是納粹時期這個建築物里受迫害的居民姓名。多數是猶太人，也有辛提-羅姆人和共產黨人。德國藝術家古特爾·戴姆尼首創，後來發展為「絆腳石運動」。中小學生們也參加進來，調查這段歷史，確認受害者的姓名和住址之後，在企業和公民的資助下，製造並安放黃銅地磚。柏林大約安放了七千多塊「絆腳石」。

中小學生。絆腳石運動。讓歷史凸顯在當代人腳下。「我們是誰」的答案，開始由新一代公民去追尋和回答了。

五、民族認同與公民認同

在德累斯頓伯爾基金會辦事處，我們聽《紅光：德累斯頓大轟炸》的作者萊茵哈特介紹了他的神話清除工作，又聽辦事處的史蒂凡·勛菲爾德（Stefan Sch?nfelder）先生讚揚自己的兒子阻攔新納粹的遊行。我不禁猜想，他們的做法在中國會有什麼遭遇。

我問：在中國，我們會追究歷史真相，努力保持公正，但也會感到民族情緒的影響。你們就不受這種情緒的影響嗎？

萊茵哈特說：「我愛國，但我是憲法愛國主義者。」

勛菲爾德先生回答得更乾脆：「我只愛人權。」

勛菲爾德先生解釋說，在德國，為民族和祖國感到自豪、感到驕傲，由於納粹的廣泛使用而帶來的含義，已經受到了清除。這種說法一旦出現，就會引起高度警覺和難以消除的負面含義。

看來，他們對自己的公民身份的認同，高於對民族和國家身份的認同。

辛提-羅姆人一千多年前從巴基斯坦辛提地區遷入歐洲。作為德國的少數民族，羅斯先生也談到了民族認同與公民認同問題。他說，我們有自己的語言，但我們認同憲法。憲法強調：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可因其身份受到歧視。我們認同媒體自由，認同民主價值觀，我們願意維護這種價值。德語是我們的共同語言。我是德國人，也是辛提-羅姆人。

上述三個回答，歷史內涵頗為豐富。

公民身份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英國社會學家T. H.馬歇爾詳細討論的。在1950年出版的《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一書中，馬歇爾認為，公民身份由三個要素構成：公民要素、政治要素和社會要素。公民要素由個人自由所必需的權利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論和信仰自由，擁有財產和訂立契約的權利等等，與這些權利相關的機構是法院。政治要素，指公民作為政治實體成員行使政治權力的權利，與其對應的機構是國會和地方議會。社會要素，指依據社會通行標準享受文明生活的一系列權利，與此相關的是教育體制和社會公共服務體系。

在不同國家，這些權利發展於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英國的經驗，馬歇爾認為，公民身份中的公民權利主要發展於18世紀，政治權利主要發展於19世紀，社會權利主要發展於20世紀。

每個人都有多種身份。德國社會有不同的民族、階級、黨派和宗教信仰，在這些身份之間，難免存在矛盾衝突。但是，當代德國的公民身份壓倒了其他身份，各種身份包容在平等的公民身份中，獲得一視同仁的尊重和保護。德國社會主要是由公民身份統合維繫的。如果民族身份或階級身份壓倒了公民身份，民族衝突或階級衝突就有可能撕裂社會。

最近幾十年，出現了新的歷史現象：不分國界的人權在世界範圍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公民身份本來是國家性的，表示具有一組特定權利和義務的本國人口。但是，二戰後，一些最重要的個人權利在超國家的水平上抽象出來，被稱為「人權」。尊重人權，成為世界公認的原則。在歐盟這種超國家的共同體中，人權特別受到重視。在德國這種移民眾多的社會中，人權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社會關注的角度看，這種變化的含義是：人權問題，逐漸從邊緣地帶進入了人們關注的中心，而原本處於中心位置的民族、階級、主義、宗教、國家之類的問題，逐漸退到次要甚至邊緣的位置。

從身份認同的角度看，這種變化在歐盟各國尤其顯著。據1999年的一項調查，在歐盟15國中，只有4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僅僅是本國人。4%的人認為自己僅僅是歐洲人，6%的人認為自己首先是歐洲人其次是本國人，42%的人認為自己首先是本國人其次是歐洲人。這是歐盟的平均數字。德國人的歐洲認同高於平均水平，民族認同低於平均水平。

萊茵哈特先生和羅斯先生的回答，默認了公民身份與國家和民族身份的一致性。勛菲爾德先生說「我只愛人權」，則顯示了濃重的歐洲公民甚至世界公民色彩。倘若人權主張與國家和民族身份發生矛盾，勛菲爾德先生想必站在人權一邊。

六、德國社會如何面對和反思歷史

我們的訪問主題是：德國社會如何面對和反思歷史。「面對和反思歷史」，在德語中是一個超長的單詞：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訪問期間頻頻出現。伯爾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朱易女士解釋說，這個單詞由兩個詞構成，其中Vergangenheit的意思是過去、歷史， Bewaeltigung的原意是應對、克服、戰勝（疾病、危機等等），有一種德國人自己跟自己較勁的感覺。

應對，還要像戰勝疾病一樣戰勝它，在這樣的表達方式中，歷史成了我們現在的一部分。歷史好比我們的病痛，不應對，不治療，它就在那裡發炎、化膿、潰瘍。於是我們就要改變生活方式，上藥甚至開刀。治好了，我們便成為健康的人，還可能進化出免疫力。我們的社會進化出人權保護機制，我們進化出公民意識，我們就有了新身份。我們是誰？我們是公民。公民是誰？公民是進化出人的尊嚴和人權的社會成員。

在對待歷史方面，德國社會目前達到的水平，正是半個世紀以來自己跟自己較勁的結果。中國歷史經歷了更長久的動蕩，死亡人數更多，創巨痛深，更值得我們較勁。現在，儘管沒有達到他們的水平，我們也可以參照德國推測將來：在有更好的條件對待歷史的時候，經過各方面的多年努力，我們有可能是什麼樣子。對照他人，可以認清自己：我們過去是誰，現在是誰，將來可能是誰。

那麼，追問幾句，我們到底是誰呢？

粗略說來，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我們不是公民，而是臣民。古漢語沒有公民這個詞。這個概念是引進的。概念引進了，相應的社會關係並未引進。我們聽說有公民這種東西，我們可以想像人身和言論自由，想像議員和總統選舉，還可以努力爭取，但是，從想像和爭取，到這種身份及其所依存的社會關係體系建成，需要走很長的路。如果這是萬里長征的話，從公民概念引進中國至今，是否走完了兩三千里？我不敢說。

那麼，在公民社會尚未建成之前，在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憲法規定中的民主和人權落實之前，我們這些社會成員應該如何稱呼自己呢？叫公民？尚未成真。叫臣民？看不出與君主專制時代的區別。我們熟悉的自稱是「群眾」，更堂皇一些，還可以叫人民。人民，群眾，或許是臣民與公民之間的過渡性身份。我們是政治動員的對象，也是支配對象。相比臣民，我們得到了高度尊重和形式上的代表，但我們的意志是被代表和被解釋的。我們是被領導者，而不是主導者。

將來，我們可能成為真正的公民嗎？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決於我們的想法和行動。

七、更寬廣的視野

考察已經結束，本文也該結束了。回到北京之後，我補讀組織者提供的參考資料，看到一篇英文論文，題目是《從集體暴力到共同的未來：處理創傷性過去的四種模式》。作者是阿蕾達·阿斯梅茵（Aleida Assmann），德國康斯坦茲大學（University of Konstanz）的英語文學和人文理論教授。這篇論文擴展了我的視野，不忍獨享，以觀點簡介作為結尾。

作者說，過去常見的處理歷史創傷的模式是：勝利者將自己的歷史觀強加於人，在記憶領域裡以強凌弱，禁止弱者發聲。如果這種模式屬於「強迫沉默」或「強迫忘卻」，那麼，二戰結束後，作者觀察到四種處理歷史創傷的新模式：

1、通過對話而忘卻

2、回憶以便永誌不忘

3、回憶以便忘卻

4、通過對話而回憶

第一種模式的核心是「分攤忘卻」。

好比兩口子打架，彼此傷害了，如果以後還打算過下去，就不能老翻舊賬，儘快忘掉算了。這種模式主張「團結一致向前看」，適用於治療內戰造成的創傷。

不過，作者強調了一個前提，即相互傷害的雙方勢均力敵，彼此傷害的程度差不多。這不是強迫，而是雙方在對話中達成共識，好比達成「忘卻公約」，同意把沉默或忘卻作為共創未來的基礎。

順便一說，在英文里，忘卻（forget）也有「忽略」或「不再想」和「不再提」的意思，這層涵義我譯不出來。不再提起不等於忘掉，但畢竟翻過去了。

第二種模式的核心是「永誌不忘」。

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一種不對稱傷害，全副武裝的強者屠殺缺乏抵抗能力的弱者，其嚴密的計劃、工業化的方法和巨大的規模，具有獨一無二的性質，不可原諒，不能和解。對這樣的歷史，只能發誓永誌不忘：面向未來無限的時間發一個巨誓，面向無邊的空間發一個巨誓，避免災難再次發生。

這種模式好比一個「記憶公約」，在行兇者後代和受害者後代之間達成，並獲得公民信仰的半宗教性地位。

第三種模式：回憶以便忘卻。目標是忘卻，手段卻是回憶。

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出來一種新模式。南非把基督教的懺悔儀式發展為「真相與和解」運動。圖圖大主教擔任主席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舉行聽證會，加害人與受害者參加，雙方一起公開歷史真相，聽受害者講述自己的遭遇。受害者得到社會的同情和尊敬，得到補償，加害者公開懺悔道歉，請求寬恕，並得到有條件的赦免。這樣的回憶可以起到宣洩和調解作用，清洗歷史創傷，把這頁歷史翻過去。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國，從軍人獨裁轉向民主國家，也採用了同樣的歷史處理方式。全世界出現了13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通過在人權框架之內的聽證和討論，萬眾矚目，保護人權的概念深入人心。結果，人權框架在人們心目中取代了權力鬥爭框架——無論是階級鬥爭、種族鬥爭，還是國家革命、政治對立。在討論過程中，追究真相，避免重蹈覆轍，成為文化中的新規則。同時，憑藉人權的概念，重新建立了社會的價值認同，消弭了回憶引發的對立和暴力。整個過程，相當於一次高效的公民教育。

第四種模式：通過對話而回憶。

國家記憶形成的常規不是對話，而是獨白。曾經以暴力相向的國家，容易強調自身受害的經歷，傾向於選擇有助於提升自我形象的記憶，製造一個有關本國本民族的神話。例如，波蘭和奧地利，一向把自己描繪為納粹的受害者，實際上，他們也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

人類記憶有一個很糟糕的特性：受害的記憶，比起害人的記憶來，要求佔據更大的位置。這種特性，在兩個國家之間，例如在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關係中，引起了持續的怨憤和衝突。

第四種模式要求，兩國之間的歷史學家和教師交換意見，共同編寫涉及這段歷史的教科書，共享雙方的觀點，承認自身的罪孽。在兩國共享知識的基礎上，雙方和平共處，而不是生活在定期爆發的謾罵和暴力衝突的壓力之下。

這種模式主要適用於國家之間，也適用於一國之內的不同社會集團。不過，這種模式的例證很難找，與其說是一種現實，不如說是一種新的可能性。

以上幾種模式，只是忘卻與記住這兩種基本型及其變型，卻彙集了人類對待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可以在其中辨認自己的方位，想像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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