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越：向蘇珊·桑塔格致敬

創作是一份英勇的天職

　　有一年冬天在北京，我受一位熱愛詩歌的美籍老太太的邀請，去她家做客。在她的寬大的圖書室里，我見到幾乎一書架的桑塔格著作，但談起桑塔格，老太太一貫和善的面容變得嚴峻起來，她說她一直喜歡桑塔格，讀過桑塔格的所有著作，「但9·11之後，桑塔格的言論激怒了許多美國人，幾乎成為全美國的公敵。」從她的話中，不難看出9·11事件對美國人心靈的傷害，但也從反面證實了桑塔格在美國的影響之巨。

　　無可否認，桑塔格一直是所謂的「明星」作家，過去四十年來掌握時代的脈搏，言行觸動著國際事件的敏感神經。僅在2001年，桑塔格就曾兩次置身於世界輿論的中心。那年5月，桑塔格獲得了兩年一度的「耶路撒冷獎」。這個由耶路撒冷國際書展頒發的國際獎，宣稱授予其傷口探討社會中的個人自由的作家，有人認為她不該去以色列接受這個獎，因為以色列正在無情地鎮壓巴勒斯坦，但桑指出，這基本上是一個文學獎，過去的得主包括昆德拉及美國小說家德利洛等。5月9日在頒獎典禮上，桑塔格發表了題為《文字的良心》的演說，在這篇文氣如虹的講辭中，桑塔格指出：「集體責任這一信條，用做集體懲罰的邏輯依據，絕不是正當理由，無論是軍事上或道德上。我指的是對平民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器……我還認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並儘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裡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這裡不會有和平。」

　　會場頓時噓聲四起，有些觀眾甚至立刻離場以示抗議，而以色列主流媒體則大為震怒。整件事件也許顯示這位猶太裔女作家對以色列——她曾於1974年拍攝了有關巴以衝突的紀錄片《許諾的土地》——愛之深責之切的態度。

　　美國國內的保守勢力對這位曾發表《河內之行》，又為古巴革命海報集寫序的女作家一直極不信任。9·11之後，桑塔格在《紐約客》上的一篇短文將這種不信任推到了頂點，文中她催促美國反省其中東政策，又指出傳媒把動機自盡的恐怖分子形容為「懦夫」真實妄顧現實，為此，桑塔格招來無數責難，甚至被罵「叛國賊」。

　　桑塔格自己對這種「時事評論員」的身份其實也非常厭倦，綜觀桑塔格的寫作生涯，不難發現她主要還是一位興趣廣泛品味極佳的作家。她之所以經常發表對時政的看法，是因為「我有一種道德感不是因為我是一個作家，而是因為我是一個人」。

　　1960年前後桑塔格開始活躍於紐約文壇，當時被認為是另一位紐約才女瑪麗·麥卡錫的接班人——儘管她後來否認對麥卡錫的作品感興趣。1963年出版首部小說《恩人》，贏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激賞。1966年她把在《黨派評論》上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結集出版，名為《反對釋義》，令她名噪一時，該書迅即成為當代經典。六七十年代，幾乎每部桑塔格文集都是一宗出版盛事，其談論主題從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法西斯主義，色情文學、電影、攝影到日本科幻片，乃至當代流行音樂，筆鋒所及都得風氣之先，充滿睿智、卓見。1977年的《論攝影》榮獲國家書評人評論組首獎。在從事評論之餘 ，她也花許多時間進行小說創作，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長篇《火山情人》，登入暢銷書排行榜，是桑塔格最雅俗共賞的一部作品，而2000年面世的小說《在美國》，更為她贏得該年度的全美圖書獎。

　　這些文學上的成就顯然桑塔格自己也極為珍視，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她一般來說談得最多的也是文學上的見解。像大多數涉獵甚廣的作家一樣，她否認自己是批評家，但當她發表時政見解的時候，她也善於以一種簡潔有力的語言揭穿那些「唬人」的自命不凡的學術思想和政治辭令的巧言氣色。

　　當有人將「知識分子」這一種呼神話化時，她批駁：「我覺得把知識分子和反對派劃等號，對知識來說是過獎了，在最近兩個世紀，知識分子支持了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和性別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大多數人一樣，是隨大流的。」針對幾十年來「後現代思潮」的泛濫，桑塔格指出：「人們所說的『後現代』的東西，我說是虛無主義的，我們的文學和政治有一種新的野蠻和粗俗，它對意義和真理有著摧毀的作用，而後現代主義就是授予這種野蠻和粗俗以合法身份的一種思潮。」

　　讀桑塔格的文章，常感到酣暢淋漓——她以最美妙的語言道出了別人不敢或不屑說出的簡單的真理；同時她的文章又具有縝密的邏輯性，在這方面，二十世紀的女作家中也許只有伍爾芙（在思維的細膩上五爾芙要稍勝一籌，但在文字的力度和廣闊的視野上肯定要遜色於桑塔格）可以和其比肩。她的文章既具有思維的力量，也具有撥動讀者心弦的細膩和感人。

　　在1993年寫就的長文《在薩拉熱窩等待戈多》一文中，桑塔格詳細敘述了她冒著彈雨，在被圍困的薩拉熱窩導演貝克特名劇《等待戈多》一事。文章的結尾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8月19日下午二時那場，演出臨近結尾，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會來，但明天肯定會來之後弗拉迪米爾們和埃斯特拉貢們陷入悲慘的沉默時期，我的眼睛開始被淚水刺痛。弗利博爾（演員）也哭了。觀眾席鴉雀無聲。惟一的聲音來自劇院外面：一輛聯合國裝甲運兵車轟隆隆輾過那條街，還有狙擊手們槍火的劈拍聲。」這段文字描述了戰爭情景中，貝克特戲劇震撼人心的力量，進一步說，這種力量當然也是屬於桑塔格自己的。

　　如今，敢在文章中使用良心、英勇一類詞的作家是越來越少了，不是這些詞本身有問題，而是蒙在這些詞上的塵垢弄髒了我們的眼睛，而桑塔格則在努力地擦拭，用一種煩躁和強力。這是一種類似於西西弗斯的愚行，但有一點相信不會有太多異議——只有某一種愚行才是真正令人尊敬的。

　　《反對闡釋》：那些問題依然存在

　　美國版的《反對闡釋》出版於1966年，距今已有38年的時間了，以致於我們在這本姍姍來遲的中文版的《反對闡釋》中可以順便讀到桑塔格在不同時期對自己這部成名作的回顧和審視。在寫於1967年的英國版自序中她有點兒驕傲地強調，這本書不過是「從小說創作中漫溢出來而進入批評的那種能量」的附帶產品。當它出版之時，「這一探索，反思和發現的時期對我來說已經似乎有些遙遠了。」

　　三十年後當桑塔格為西班牙語的《反對闡釋》撰寫序言時，這本書作為「六十年代」典型文本的地位已經確立，桑塔格反而沒有了當初的略帶矜持的喜悅，而是更為坦率地剖析自己最初寫作《反對闡釋》時的單純的動機：「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場非常古老的戰役中一位披掛著簇新鎧甲登場的武士；這是一場對抗平庸，對抗倫理上和美學上的淺薄和冷漠的戰鬥。」同時，亦坦率道出自己的理論來源：「作為一個哲學和文學的年輕學者，我不過把我從尼采，佩特，王爾德，奧特迦以及詹姆斯·喬依斯作品中所接受過來的那種唯美派觀點引申到一些新材料上而已。」這是些什麼新材料呢？歐洲（主要是法國）新文學，六十年代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各項實驗的戲劇和電影。作為中國讀者——遲鈍的翻譯界的受害者——現在看《反對闡釋》仍然會興趣盎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桑塔格在這本書中評論的對象，儘管過去四十年了，對中國讀者來說仍舊是頗新鮮的事物。

　　我們可以抓住桑塔格自己的坦承，來印證一些學者（比如戴維·洛齊）的判斷：《反對闡釋》並不象初看起來那樣新奇，它和象徵主義的美學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但吸引我們讀這本書又顯然不僅僅因為她介紹了一些新的作家，戲劇和電影。桑塔格自己的解釋是：因為「堅定不移，直截了當，以及見之於論西蒙娜·薇依，加繆，帕韋澤和米歇爾·萊里斯的那幾篇文章中的心理和道德方面的某些判斷。」「堅定不移，直截了當」主要體現的是一種批評文風，按照本雅明以有無立場當作批評家的重要的素質的標準來看，桑塔格無疑是合格的，儘管她的觀點似乎並沒有太多的新意，但話說回來，又有哪一種正確的話不需要一再證明，而且還得用這種言之鑿鑿發自肺腑的方式。以雄辯的語氣，桑塔格直接將讀者置於無法辯駁的境地，或者你根本就沒想著去辯駁，而是急於要欣賞一種並不多見的優美且有力的批評風格。

　　《反對闡釋》一文是論文集的標題篇，被醒目地置於書首，是全書一把插在鎖孔里的鑰匙——表明態度，提供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中桑塔格首先澄清了她所抨擊的「闡釋」的具體含義：「我不是指最廣泛意義上的闡釋，不是尼采所說的（他這麼說是對的）『沒有事實，只有闡釋』意義上的闡釋。我這裡所說的闡釋，是指一種闡明某種闡釋符碼，某些『規則』的有意的心理行為。」當她猛烈抨擊僵化和陳腐的文學藝術陋習的時候，她當然不希望自己的文章陷入她一直反感的教條。這使她的文字在明顯的堅定強悍的風格後面，也隱藏著縝密細緻的邏輯。在全書另一篇綱領性的文章《論風格》中，這種細緻表現得尤為明顯。桑塔格用她慣用的24段片斷性文字細述了和風格有關的方方面面的問題。這種格言式文體的好處是可以直接進入問題的核心，而且不必承擔追求體系化所帶來的必然的漏洞。如果說《反對闡釋》一文主要目的是攻擊陳腐的教條的話，《論風格》則意在從正面建立某種如何談論藝術作品的方式。比較而言，攻擊可以帶來更多的語言上的快感，也要稍稍顯得煽情一些，而建立難度更大。桑塔格在細細整理了風格各層面可能的問題後，在文章最後才小心翼翼地給出她對風格的直接的看法：「風格的技藝也是迴避的技巧。藝術作品中最有力的因素，常常是其沉默。」

　　全書後面幾個部分——關於歐洲一些作家，導演的評論，可以視作上述兩篇文章在具體批評過程中的實踐和運用。比如，她讚揚帕韋澤作為小說家的主要長處在於「雅緻，經濟和節制。他的風格平鋪直敘，不事渲染，不動聲色。」在批評加繆作品有點單薄時，將卡夫卡拿來作比較：「他的大多數小說儘管極具圖解性和象徵性，但同時也是想像力的自主行為。」讚揚米歇爾·萊里斯的《男子氣概》「語調冷靜——與該書主題的極為理智和微妙一起——使該書在相當意義上成了一本有吸引力的書。」凡此種種可以看出，儘管桑塔格並不打算就藝術或現代性虛設某種「立場」，但某種一般的立場還是漸漸顯露在字裡行間。它的核心雖說並不太明確，或者說桑塔格自己極力迴避著明確，但我們還是能感到她的大概的意圖。這種有意被「減化」的意圖就象波德萊爾在稱許雨果時說的那樣——他有一種由兩三條格言組成的智慧。的確，格言是無需闡釋的，它直接命令，給出答案，讀者只要「接旨」即可。文學藝術如果追溯本源的話，強調的是某種綜合的感受性的東西，當你試圖闡釋它的時候很難窮盡它的意義，笨辦法是繼續添加闡釋，直至弄得面目全非。而格言的意義因文字的減少而愈顯豐富。這大概就是桑塔格對格言表達方式有不可抑制的偏愛的原因吧。

　　本書之所以歷久彌新，除了上述美學上的原因，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全書散發著一種道德之美，也可以說是一種混合著道德感的美學觀。這也是桑塔格的基本觀點脫胎於象徵主義，又比經典的更為細緻的象徵主義文論看上去有魅力的原因。道德感可以在美學之外提供某種標尺以利於最終在美學上作出判斷——當美學由於過度闡釋陷於重重迷霧中時尤其管用。比如對薇依和尤內斯庫，桑塔格基本採取的是道德方面的負面評價（尤內斯庫的文章充滿自負之詞。質疑薇依苦難背後的偏執傾向和歇斯底里的徵兆等等），而對加繆則基本採取的是道德上的正面評價，雖然同時強調了道德的某種虛幻的作用。此外，道德感還可以給文字增添人的溫度，更容易喚起讀者的共鳴。當然，相輔相成地這也是有些批評家攻擊桑塔格的理由。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最好的東西有時會變成最壞的東西。還是聽聽桑塔格自己的剖析吧：「我有一種道德感，不是因為我是一個作家而是因為我是一個人。」這句話本身就是充滿道德感的，所以同樣迷人。敢於為了道德放棄美學的作家，最有可能意外地獲得美學的首肯，因為美學本身都有可能被道德打動。

　　桑塔格是堅定的雄辯的，但又是充滿自省的，在激烈地抨擊陳腐的藝術規條的同時，她從來沒有忘記所有問題背後那個共有的虛幻的黑洞。它消解一切包括桑塔格自身充滿激情的說辭。在1967年的那篇英文版序言最後，她先是調侃了一下自己：「與其說我解決了一定數量的引人入勝而又頗為棘手的問題，還不如說窮盡了這些問題。然而這是一個幻覺。」然後是：「那些問題仍然存在。」寫這句話是桑塔格的心態想必從調侃立刻轉入了莊嚴。是的，那些問題依然存在，那些關於內容和形式的爭論，那些強硬的教條依然會起死回生。而那些相關的思考必然會如流星般隕落，剩下的刺眼的毫不妥協的依然會是那些問題本身。桑塔格深知這一點，所以她顯得格外睿智，而且平添了一種悲劇的色彩。現在我們知道了這種悲劇色彩有一半是道德感賦予的。循環——周而復始。

　　《在美國》：解析美國夢

　　蘇珊．桑塔格是一位太出名的批評家，所以她在整個創作生涯中儘管一直致力於小說的創作——早在1963年就出版了《恩主》，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她甚至將自己的最主要精力獻給了小說，可是她作為小說家的聲譽卻一直隱匿在批評家身份的陰影中。人們起勁地談論她的《反對闡釋》，《論攝影》，她在晚年一系列酣暢淋漓的時事評論，甚至於獲獎感言，可是她為什麼獲獎呢？因為小說。

　　《在美國》是桑塔格最後一部小說，小說的最後兩章是在她再度罹患癌症之後，在病榻上寫就的。這部小說為桑塔格贏得了最重要的幾項榮譽——2000年的全美圖書獎，2001年的耶路撒冷獎和2002年的德國書業和平獎。這也從是對桑塔格一直強調創作的最好的褒揚——在多個場合，她表達了對自己充當高級時事評論員的厭倦。「我認為文學是作為智慧的一種載體，它絕不只是表述的工具。」

　　《在美國》和桑塔格的前一部小說《火山情人》一樣，取材於史料，可以把它寬泛地定義為歷史小說甚至是傳記小說。小說主人公的原型是波蘭裔著名演員海倫娜．莫德耶斯卡（Helena Modjeska,1840-1909）。莫德耶斯卡1868年在華沙嶄露頭角，1877年在舊金山主演《勒庫弗勒》英文譯劇，「雖然英文很差，但仍十分成功」。然而，《在美國》畢竟是一部小說，眾所周知小說是一門虛構的藝術。準確地說，莫德耶斯卡這個人物只是給桑塔格提供了一個框架，使作家的創造力和想像力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和依據，小說的細節、主人公的情感和價值觀毋寧說是作者自己的。《在美國》不是莫德耶斯卡生活經歷的簡單重複和記錄，而是歷史細節、情感刻畫和現代意識的有機結合。 小說描述了主人公瑪琳娜與家人朋友從波蘭移民美國的過程，他們的所見所聞，以及瑪琳娜最終克服語言障礙，重返舞台並取得成功的故事。

　　這看起來是一部情節性比較強的小說，但是桑塔格在小說中並不急於敘述故事情節，她落力最多的地方其實是場景和細節（像許多出色的小說家一樣）。她以情節為線索，頗為逼真地描繪了當時的歷史環境、人物事件、風土人情和社會風貌。有評論家稱讚小說充滿了「眼花繚亂的細節和歷史知識」。

　　桑塔格選取那位波蘭裔演員作為自己的小說主人公原型是頗有深意的。她可以藉助小說里的人物之口（比如瑪琳娜和里夏德），談論、描繪和譏諷美國——美國人的狂妄、自負和奢華，舞台老闆的狡詐和精明等等，而這正是這部小說的現代意識之所在。沒有任何一個有抱負的小說家，會真的老老實實地去寫所謂的歷史小說，他們的責任感使他們無論寫什麼都有一個批評當下的潛意識，而桑塔格的批評在小說中完全是有意為之，就這一點而言，這部小說和桑塔格那些充滿道德感的文論是完全吻合的。另一方面，舞台和演員本身都是桑塔格非常熟悉的，她自己就是一位戲劇導演，熟悉桑塔格文章的讀者都知道，她甚至在戰火連天的薩拉熱窩排演過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這使她在小說有關舞台和演出的描述中顯得遊刃有餘，那畢竟是她的領地啊。話說回來，哪個聰明的小說家會將自己丟給完全陌生的場景和生活呢？

　　另一個值得一提之處是小說的結構。小說分為十章，第一章以一個旁觀者的口吻描述一個聚會中的各色人物——自然，那些都是小說里的主要人物，由於是旁觀者的探究的口氣，很容易就吊起了讀者的胃口。其後的幾章不停地變換視角，有瑪琳娜的視角（以她的書信的形式），有瑪琳娜的情人里夏德的視角，當然也少不了那位全知全能的敘述者。多種視角帶給小說豐富的層面，也讓作者的才華得到了盡情的展示。小說最後一章是一個長篇的戲劇化的獨白，是美國當時一位著名的演員艾德溫．布斯對瑪琳娜的傾訴（人物的動作都在括弧中予以最簡單的介紹），語氣急促情感複雜，順利帶出小說最後的高潮。「此時此地我們能否彼此承諾，要創新的時候，首先告訴對方？我們的旅途還很漫長。」人的旅途？抑或美國夢的旅途？

　　《關於他人的痛苦》：照片折射的痛苦

　　《關於他人的痛苦》是桑塔格生前所出的最後一本書，是一本關於攝影的專著，這讓人不免聯想到她在1977年出版的《論攝影》。儘管前者的主體同樣是對各種照片的描述，但是和《論攝影》相比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至少在表面上，《論攝影》是一部相對「純粹」的藝術論著，它的著眼點是攝影這門藝術形式本身，因而它所關注的照片在種類上顯然要更寬泛，而《關於他人的痛苦》的重點則在於「痛苦」這個詞，或者說桑塔格只是藉助「攝影」來探討痛苦本身所蘊含的道德含義。在這個意義上，《關於他人的痛苦》關注的其實已不是藝術，而是道德，或者說是道德的曖昧含混的意義，就像那些關於痛苦和苦難的照片含混的意旨一樣。這無疑也吻合桑塔格自己在晚年旨趣上的變化——在一次接受採訪時，桑塔格就坦承自己是一個「與世隔絕的道德家」。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很自然地可以將《關於他人的痛苦》視作《論攝影》的延續。《關於他人的痛苦》最初幾章關於早期戰爭影像的辨析，實際上是以《論攝影》提供的論點為起點的，在《論攝影》第一章中有這樣一句話：「照片的道德內涵其實很脆弱。」這句在《論攝影》中被一帶而過的話，在《關於他人的痛苦》中被放大，成為最初幾章頻繁引述的各種例證所指向的終點。伍爾夫在《三幾尼》中對戰爭根源所做的勇敢的不受歡迎的反思，法國大導演阿貝爾·岡斯試圖通過末日版恐怖的戰爭影像阻止戰爭的努力，在桑塔格看來都有失偏頗，至少是沒有看清照片所蘊含的道德的複雜性。

　　在其後的幾章，桑塔格細緻描述了痛苦的圖像的悠久歷史。從16世紀霍爾齊厄斯的《巨龍吞噬卡德摩斯的夥伴》，到17世紀雅克·卡洛的《戰爭的悲慘與不幸》，到19世紀初西班牙畫家戈雅著名的系列版畫《戰爭的災難》，到被公認為史上第一位戰地攝影師的羅傑·芬頓所拍攝的克里米亞戰爭照片等等。在這些細緻生動的敘述中，桑塔格也沒有忘記穿插她標籤式的道德反思，通常這些反思會強化她所描述的圖像並讓它們最終斷裂和變形，偏離攝影者最初的預期：「凡是傳達某種程度的恐怖和破壞的，一般都具有史詩風格，且往往描述某種後果。」「攝影師的意圖並不能決定照片的意義，照片將有自己的命運，這命運將由利用它的各種群體的千奇百怪的念頭和效忠思想來決定。」

　　第七章我以為是理解本書的關鍵，在這章中桑塔格道出了她寫作這本書的緣由。首先，桑塔格闡述了關於攝影的兩個廣為人知的理念：一是公眾注意力受媒體注意力左右；二是在一個影像飽和的世界，應該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卻不斷遞減，最終難以激起我們的良心。這也是桑塔格自己在《論攝影》中論述過的，可是現在「我忍不住要對它們提出異議」，也就是說正是基於對自己早年論斷的懷疑，桑塔格寫作了這本書。在《論攝影》中，桑塔格以一個精力充沛的中年人特有的果斷所下的斷語——如「照片不可能創造道德立場，但它們可以強化某種立場」——在《關於他人的痛苦》中被一種老年人特有的猶疑和謹慎的語氣所替代：「是這樣嗎？我當時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確是這麼認為的。現在我可不那麼肯定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晚年的桑塔格更願意以道德的視角觀察世界，而不是象早年那樣用「藝術」的視角。這兩種視角孰高孰下真的很難說，有時候藝術視角其實也包含了道德關懷，而道德關懷則使我們感到溫暖——這時候智慧似乎並不重要。

　　在自己早年的論斷的基礎上，桑塔格終於導出她真正想要抨擊的傾向，「一種更激進更犬儒的傾向」，認為根本沒有什麼可捍衛的。不用說，這正是眼下頗流行的解構一切的所謂後現代思潮。桑塔格以辛辣的筆觸駁斥了這一觀點，對於桑塔格的駁斥我們並不陌生，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在接受一些採訪時，桑塔格就直率地表達過相似的看法：「在我過去寫作的這三十年，趣味變得如此低劣，以致簡單地捍衛嚴肅觀點本身已成了一種對立的舉動。」「知識分子談什麼後現代主義呢？他們玩弄這些術語，而不去正視具體的現實！」這裡的「知識分子」其實是有所指的，是指以法國學者波德里亞為代表的一些後現代學者。

　　講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及桑塔格和波德里亞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場爭執，某種程度上《關於他人的痛苦》正是這場爭執的產物。我們知道在1993年4月至1995年底，桑塔格在戰火紛飛的薩拉熱窩呆了差不多兩年半的時間，其間她還導演了貝克特的名劇《等待戈多》（關於這段經歷桑塔格在《在薩拉熱窩等待戈多》一文中有精彩的闡述），可是桑塔格的這一舉動卻引起了波德里亞的微詞，他在法國《解放報》撰文指出：「此等無力、也不損人的知識分子······紆尊降貴······在攸戚相關的溫暖的太陽下，為自己美好的良心曬日光浴。」他又說：「所有這些基本意念：責任、歷史的客觀成因，其意義的有與無等等都已然消失，或正在消失。」針對波德里亞的這些貌似深刻的觀點，桑塔格在多次談話中給予猛烈回擊，甚至攻擊波德里亞是「政治白痴」。但是波德里亞的言論代表著時下一大批知識分子的觀點，它們從來沒有真正的被擊退過，從而也沒有真正逸出桑塔格的頭腦。這本《關於他人的痛苦》正是桑塔格對於此次爭執的一次正式的書面的回答，在書的第七章，桑塔格擺脫掉之前對於痛苦的影像的歷史客觀的細緻的描述，轉而對波德里亞的觀點展開正面的回擊（可以聞得到論戰的氣息）：「它假設每個人都是旁觀者。它執拗地、不嚴肅地認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難。······但是，讓人們擴大意識，知道我們與別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著人性邪惡造成的無窮苦難，這本身似乎就是一種善。」而且由於在之前幾章，桑塔格已經對於膚淺的影像道德主義給予了清除，她對於流行的後現代理論的攻擊就顯得更為縝密和準確，而不會輕易將自己的觀點和其他一些淺白感傷的道德論混為一談。在這本書中，桑塔格繼續遵循了她自己一再強調的「我尊重現實及其複雜性」這一原則。

　　在書的末尾，桑塔格顯示了她傑出的敘事才能，為我們生動地描述了一張她認為其思想深度和力量堪稱楷模的照片——加拿大攝影師傑夫·沃爾1992年製作的巨型照片《死去的軍人在談話》。這顯然是一張經擺拍的幻想式攝影作品，描述十三個「起死回生」的俄國士兵在一個山坡上的情景，其氣氛是熱烈、歡暢、充滿兄弟情誼的，但內在我們可以清晰體會到作者激烈的反戰的態度和主張，以及對於痛苦的態度。桑塔格之所以不惜筆墨詳述這幅照片，是因為這幅照片實際蘊含著桑塔格自己對於戰爭對於痛苦對於良心的複雜然而在道德上決不妥協的態度。我真的很想看到這張照片，然而中文版和英文原版一樣尊重了桑塔格的意見，沒有配一幅照片，它留在我的想像之中，也許更為完美。在最嚴苛的意義上，我們不能說照片呈現了痛苦，但是至少它可以折射痛苦，就像水能折射萬物一樣，至於我們是不是能將水中的萬物復原，那其實已無關水的事，而是關乎我們的良心和我們的藝術——只要良心足夠真誠、藝術足夠敏銳和「好」。

　　紀念桑塔格

　　我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但桑塔格病逝的消息讓我真切的感覺到難過，就象一個朋友離開了自己。

　　這幾年，我在《書城》編「譯文」欄目，桑塔格始終是我們追蹤的目標。2002年第一期《書城》刊發了她前一年5月9日，在耶路撒冷接收兩年一度的「耶路撒冷獎」時所發表的演講。同年第四期《書城》刊發了一位德國記者於該年2月21日對她做的專訪。同年第十期《書城》則刊發了桑塔格小輯，包括她對9·11之後美國政策的抨擊以及另一篇回顧她早年名著《反對闡釋》的文章。2004年第六期《書城》第一時間刊發了她對發生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所做的評論和抨擊。可以說《書城》這幾年是伴隨著桑塔格銳利的文章而成長的，而我作為編輯也屢次從她的文章中獲得極高的閱讀快感和教益，以致於一旦世界上有什麼大事發生，就會自然地想到桑塔格會怎麼說呢。現在這種可能性不存在了，我們再也聽不到她那睿智和充滿道德感的聲音。她沉默了，也許是這個巧言令色的瘋狂的世界太讓她失望了。「然而在我過去寫作的這三十年來，趣味變得如此低劣，以致簡單地捍衛嚴肅觀點本身已成了一種對立的舉動。僅只是嚴肅，或通過一種熱情的非功利性的方式表達關切，對大部分人來說已成為不可理解的事。……你看到我對當前文化的粗野和不竭的空洞已憤怒至極，然而日以繼夜地憤怒多讓人厭煩啊。」在一次接受採訪時，桑塔格痛心疾首地說。

　　對桑塔格之死的震驚，還部分地因為某些照片的誤導。她生於1933年，仔細算來也有70歲了，但雜誌美編在選取照片時顯然採取了「唯美主義」的標準，選取的多是她早年的照片。其中的一張，桑塔格穿著淺色的高領毛衣黑色的外套，她的臉部輪廓分明稍稍向鏡頭的方向傾側，而風將她的頭髮吹起，額際那綹標誌性的白髮更增添了她的魅力。她的眼睛很大，深邃而銳利，配得上她的那些漂亮而犀利的文字。在她逝世後，我在網上看到了她去年的照片，應該是在她年中再度罹患癌症之後，她的頭髮竟然是烏黑的，中間那綹白髮不見了，眼袋很大臉部的肌膚有點浮腫，眼睛依舊很大然而眼神更內斂了而且平添了一層憂鬱。那是一個和她的年齡相稱的形象，而和她晚年那些激越的文字則相去甚遠，這隻能使人更加肅然起敬。

　　薩爾曼·拉什迪在桑塔格去世當天撰寫的一篇短小的悼文中指出：「蘇珊·桑塔格是一位偉大的文學藝術家、無畏和原創性的思想者、不斷追求真理的勇士和參加眾多鬥爭的不倦的盟友。」而這「眾多的鬥爭」中就包括人類終極的敵人——疾病。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的引子中寫道：「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則屬於疾病王國。儘管我們都只樂於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但有誰想得到桑塔格竟然三度置身於疾病王國。上世紀70年代初，桑塔格患乳腺癌，這使她不得不暫時放下著述，以便全力和疾病搏鬥，痊癒之後她撰寫了日後被女性國家書會列為75本「改變了世界的女性著述」之一的《疾病的隱喻》。1998年至1999年她再度患癌症，最終她又獲得了勝利。早幾年，當我聽朋友說起這些情況時，我記得我們的語調輕鬆，表情欣慰。可是疾病在她的暮年發起了反撲，這回它亮出了殺手翦——白血病。沒有人能在肉體上最終戰勝疾病，但和它鬥爭而獲得的時間可以使我們也能體味到短暫的生之燦爛。而作家的著述——那些潔白而安詳的紙頁，將代替作家的肉體繼續和疾病抗爭，用一種更驕傲和超然的方式。

　　翻看桑塔格最著名的幾本論文集——《反對闡釋》、《重點所在》，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是一位熱愛生活和享受生活的人。她看書，聽音樂，看電影舞蹈（當然都是最好的那類）。她可以跪在卡內基音樂廳地上與現代舞名宿坎寧汗聊天，或於戲院最前的數排座椅上大吃爆米花。她早期的文章基本持寬泛的形式主義的立場，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種經典作品式的冷靜和清高，強調藝術和想像的道德快樂而非感官快樂。她在多個場合和文章中都強調她賴以成就大名的時事評論性文章，並不是她主動想要追求的。她在2002年2月接受德國記者採訪時坦承：「我認為文學是作為智能的一種載體，它絕不只是表述的工具。我更願意多花些時間來創作虛構性的文學作品，而不是經常對時局發表評論。」當曾經採訪過她的香港學者陳耀成建議她把時事評論的文章結集出版時，她沒有搭腔，顯然是無意經營她的高級時事評論員的身份。

　　但後來我們都知道她仍舊持續地就時事發表意見，為什麼？用她自己的話說：「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對社會負有責任，無論他們的職業是什麼，這種責任甚至不是『社會的』責任，而是道德的責任。我有一種道德感不是因為我是一個作家，而是因為我是一個人。」道德確實是桑塔格力量的主要源泉，而這也正是她有著如此巨大影響的原因。她看待事物從不模稜兩可語焉不祥，她習慣於給出結論或作出抨擊，而其中通常隱藏不露的判斷總是聽命於道德。比如她對前衛派的抨擊：「越來越多的所謂前衛派不過是時尚文化、商業文化和廣告文化的一個分支。這種蔑視傳統和向傳統挑戰的刺激行為成了一種陳詞濫調，敗壞之極。」比如她對所謂「知識分子」的抨擊：「我覺得把知識分子和反對派劃等號，對知識分子來說是過獎了，在上一世紀（指19世紀）和這一即將結束的世紀，知識分子支持了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和性別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知識分子談什麼後現代主義呢？他們玩弄這些術語，而不去正視具體的現實。」她善於用道德挑開形形色色的慣於藏匿的有害思想的遮羞布，暴露出它們在華麗外表下的醜惡和荒誕不經。

　　桑塔格曾經在文章中稱自己是「好戰的唯美主義者和離群索居的道德家」。但是她的道義不是僅僅停留在紙面上，她在勤奮著述的同時也是一個行動主義者。早在1963年，在真正的反戰運動出現之前，桑塔格已經參與反越戰運動，那時越戰才剛剛開始。多年後她還記得，她和一位前綠色貝雷帽隊員一同在加洲巡迴演說。「我們站在街角，兩次被人扔石頭。」在美國轟炸北越期間，桑塔格去過兩次越南，並撰文《河內之旅》。1973年當戰爭在以色列爆發，她去前線拍了電影《許諾的土地》。同年，桑塔格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來到中國，她用自己的眼睛直接觀察著曾被西方不少左派知識分子盲目讚揚過的中國，然後得出自己的結論。當然，她最勇敢的舉動是1993年4月至1995年底，在戰火紛飛的塞爾維亞薩拉熱窩的逗留。「那環境極難忍受，而且槍火無情，炸彈四處爆炸，子彈從我耳邊掠過……那裡沒有食物，沒有電力，沒有自來水，沒有郵件，沒有電話，天天如是，周周如是，月月如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桑塔格排演了貝克特的名劇《等待戈多》。在一篇文章末尾，桑塔格描述了演出即將結束時的情景：「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會來，但明天肯定會來之後弗拉迪米爾們和埃斯特拉貢們陷入悲慘的沉默期間，我的眼睛開始被淚水刺痛。弗利博爾也哭了。觀眾席鴉雀無聲。唯一的聲音來自劇場外面：一輛聯合國裝甲運兵車轟隆隆碾過那條街，還有阻擊手們槍火的劈啪聲。」2001年5月桑塔格去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在面對眾多以色列聽眾的演講中，桑塔格坦率指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並儘快而不是推遲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裡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這裡不會有和平。」結果招致在場的許多以色列人的指責，當桑塔格退場時許多人謾罵她，而她一言不發，只是在最後說了一句：「你們真自私。」這件事可以和一年前逝世的賽伊德，在巴以邊境向以色列士兵扔石塊相媲美。

　　對於虛構性文學的熱愛，使桑塔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專心致力於小說創作（在她著名的批評生涯之前，她曾出版了她最早的作品——小說《恩人》，這部小說當時受到漢娜·阿倫特的激賞）。在她生命的最後十年她創作了三部長篇小說——1991年的《我們現在生活的方式》，1992年的《火山情人》，2000年的《在美國》。前者是以艾茲病為題材的小說，可說是該類小說中最感人的一部。後兩部小說既是歷史小說，又是言情小說，而且有那種想娛樂他人的老式願望。《在美國》最終為桑塔格贏得了2000年度的全美圖書獎。要知道她打算花更多的精力寫小說的時候已經六十開外，其時她作為最重要的批評家的地位早已確立，這種轉向本身就是一種勇氣。從中亦可看出，當她不得不對那些骯髒的時事展開攻擊的時候，她自己其實是多麼厭倦。純粹的藝術只帶給人愉悅的藝術和道德一直從兩個方向撕扯著她，而力量和真誠由此而產生。

　　桑塔格於1987年至1989年擔任國際筆會美國中心主席，並承接諾曼·梅勒的努力，幫助完成把一個作傢俱樂部轉變成一個非牟利的專業組織，致力於促進文學和捍衛言論自由，以及保護文學界的同行。許多作家受惠於她，並把她視為患難朋友。在伊朗前宗教領袖霍梅尼於1989年發出對《撒旦詩篇》作者、出版商和譯者的追殺令後，桑塔格毫不猶疑地支持薩爾曼·拉什迪，反對她所稱的「一次針對思想生活的恐怖主義行為」。曾經接受過桑塔格直接幫助的中國詩人貝嶺，在最近給筆者的郵件中沉痛之情溢於言表：「她，是一位罕有的、早已超越性別的偉大女性、上一世紀及這一世紀初極富洞察力和智慧的偉大文學家和思考者。一個好戰的唯美主義者、一個絕不和時代妥協的道德家。她也是熱情之花，集美貌與智慧於一身。是對人類經驗和人類精神永不疲倦的探索者。她也是我的長輩摯友、我的恩人、恩師和提攜者（這四年來，她對我的流亡生涯和寫作不遣餘力地提供幫助和指教）、如母親般不假辭色的提出批評和對我嚴以要求者（我那時時的墮性、不夠努力、愚鈍和生命中的雜質）。」如果列舉桑塔格曾經幫助過和熱情推薦過的作家，那將是一個太長的名單：達尼洛·基什（塞爾維亞作家）、澤巴爾德（德國作家）、奧倫·帕穆克（土耳其作家）……當終於成為後共產主義匈牙利總統的小說家阿帕德·根茨應邀訪問白宮時，他要求在他的貴賓名單中包括桑塔格。很難想像任何其他美國作家或知識分子，會像桑塔格那樣被如此真誠地悼念——從柏林到布拉格到薩拉熱窩，甚至大陸、香港和台灣。

　　桑塔格1998至1999年再度患癌症，顯然影響了她的創作，2000年的《在美國》之後，她只是在2003年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關於他人的痛苦》。這是一本非小說作品，一本關於我們如何看待痛苦的大膽直言的小冊子。去年5月她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關於他人的酷刑》明顯是此書的伸延。但兩者的知識背景卻有所不同，前者是桑塔格回顧自己於1977年出版的經典論文〈論攝影〉時，有感而生的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的對話；而後者追溯的不僅僅是〈論攝影〉，還是對她早年另兩篇文章〈迷人的法西斯〉和〈色情想像〉的回應，用個人的美學語彙探討虐囚事件，是一篇典型的引人深思的桑塔格式的鴻文。

　　為寫這篇文章，筆者在網上查找有關桑塔格的資料，發現一些中國學者對桑塔格的評頭論足（應該是在她逝世前），竟然有不少冷嘲熱諷的話語。但是他們的觀點了無新意，而是充滿了學究式的愚蠢和自戀。這再次讓我感到桑塔格的逝世是一個多麼大的損失。比較福柯和桑塔格誰更厲害是毫無意義的，套用桑塔格自己的話說：我們仰慕她悼念她，不僅僅因為她是一位出色的作家，還因為她是我們喜歡的人——活生生（這個字眼在此刻顯得如此貼切）的人，就象我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