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美國絕不會放過中國：因百年衰退最後絕地反擊

中華元點評：在中國再派要員訪美之際，我們編髮此文作為依據，認為這一次中美大決戰很難避免了。此文是庭賓先生《人類的出路：中美相互毀滅OR相互救贖》一書第一章的節選。此書雖截稿於2017年7月，但特朗普如今發動貿易戰、準備廢除伊朗核協議，乃至發動對伊朗的戰爭、在台灣問題上突破「一中」紅線等，均在此書的預料中。此書更深刻地分析了特朗普發動對華戰略總攻的歷史必然性，特朗普政府貌似瘋狂的背後其實是理智——美國百年衰退後，美元勢力為避免喪失美國的大本營，甚至美國崩潰解體，必須以攻為守、絕地反擊。對此，中國決策者和人民絕不能誤判，絕不是能逃避。也只有基於正確的戰略判斷，中國和美國才能走向唯一正確的道路——給對方施加同歸於盡的巨大壓力，才能妥協，進行均能接受的戰略利益大交換。

特朗普當選標誌著美國戰略「由攻轉守」

在此前的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已經引起了世人的震驚──此前極少有人認為特朗普這個「大嘴」「小丑」「黑馬」竟然笑到最後，最終當選美國總統。然而，特朗普成為新一任美國總統卻恰恰在筆者的預測之中（此處略）。

推選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對於美元背後的金融寡頭利益集團而言，這也是同時打擊俄、歐、中、伊──『美元贏家通吃』這一理想目標無法實現後的次優選擇。」

所謂「美元贏家通吃」戰略指的是美元勢力同時重創歐盟（歐元）、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同時波及日本、印度等經濟體。導致歐元解體，中國、俄羅斯等國金融經濟大危機，伊朗伊斯蘭復興遭到毀滅性打擊的嚴重後果，與此同時，美國和美元成為唯一的贏家。實現 「美元贏家通吃」的理想目標，在美國總統奧巴馬任期曾經有一個實現的窗口，但是它被奧巴馬總統的猶豫和普京的強硬反擊而錯過了。

在美國綜合國力已經大幅衰落的背景下，美國實現這一目標幾乎不可能。特別是中俄兩國過去幾年在美國的壓力下，實施背靠背合力抵抗美國壓力的策略──中俄兩國經濟高度互補，雖然各自均有軟肋，比如中國對石油等資源外部依賴度很高──2014年為59.6%，2016年為65%（注1），但俄羅斯卻是世界主要石油輸出國之一，如果美國打壓油價，則中國獲益；而如果國際石油價格暴漲，則俄羅斯賺的盆滿缽滿，這將幫助俄羅斯復興。即無論國際石油價格漲跌，中國和俄羅斯必然有一方收益，其支持另一方，則兩者背靠背都不會垮。

石油原本是美國的最大軟肋，但是隨著美國奧巴馬政府著力推動「石油獨立革命」，採取了包括大力推進頁岩油氣開發、開放近海石油、乙醇汽油替代等一系列措施，已經使美國石油對外依賴度從2006年最高的60%下降到了2015年的26%，同時中東石油進口佔比不斷下降。2015年，美國日均進口中東石油量僅占日均石油消費量的7.81%，且幾乎沒有從俄羅斯石油進口。與此同時，2014年中國石油對外依賴度已經高達59.6%，中東石油進口佔比46.05%，2014年中國石油戰略儲備僅22.7天；2015年歐盟石油對外依賴度為82.66%，主要從俄羅斯等前蘇聯地區進口，佔比為46.23%，中東石油進口則佔比17.71%，石油戰略儲備為104天。據此測算，如果波斯灣石油運輸中斷，美國可以正常石油供應1328天，歐盟約為554天，中國僅為82.7天（注2）。如果東歐爆發戰亂，歐盟進口俄羅斯的石油有1/3運不過來，則歐盟正常的石油供應將減少到278天──這必將使中國和歐盟經濟同時遭受重創。而日本（183天）、印度（17天）等對中東石油嚴重依賴國家的經濟也將受到重大衝擊。

美元勢力唯一可以同時打擊中國和俄羅斯的可能是，國際石油危機嚴重衝擊中國經濟，同時俄羅斯石油卻賣不出去。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因為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要出口歐盟，有相當比例要經過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接管了向歐洲市場運輸和出口天然氣的管道系統，直接掐住了俄羅斯的財源和歐盟的氣源。俄羅斯和歐盟（特別是德國、捷克、波蘭、匈牙利和奧地利等）一方面不得不依靠烏克蘭，增強對其政策的影響力度，另一方面積極尋求繞開烏克蘭的解決方法。但截止2015年，俄羅斯出口歐盟天然氣的53%仍通過烏克蘭(國家天然氣管道)運輸，而歐盟約30%的天然氣需要俄羅斯供給；在石油供給方面，俄羅斯每年向歐盟出口約1.4億噸石油（約佔俄羅斯出口石油的60%），其中有將近1億噸由友誼石油管道運輸，該管道由俄羅斯出境後，在白俄羅斯的莫濟廖夫市形成北部和南部支線。北部支線延伸至波蘭和德國，南部支線經烏克蘭延伸至斯洛伐克、捷克和匈牙利等國，對烏克蘭有較大依賴。

即美國如果想通過石油危機衝擊中國和歐盟，又不想讓俄羅斯受益復興，就要同時引爆烏克蘭危機，乘著烏克蘭戰亂，炸毀經過烏克蘭的石油天然氣管道，使得俄羅斯大約1/3至一半的能源無法運輸到歐盟，俄羅斯守著豐沛的石油卻賺不到足夠的錢。與這個思維非常巧合的是，2014年年初，在俄羅斯索契舉辦的冬奧會即將閉幕之際，烏克蘭發生了政變，其後，親美新政府走向反俄立場，而普京強硬反擊，收復了克里米亞，烏克蘭東部兩個州也宣布獨立。此後，政府軍與東部獨立軍一度展開激戰──這其實是美國連同以色列軍事打擊伊朗，封鎖波斯灣石油供應，同時乘烏克蘭戰亂中斷烏克蘭石油天然氣管道運輸的唯一機會。本人曾在2015年8月撰文警示過這種風險（注3）。

不過，美國總統奧巴馬雖然在烏克蘭問題上對俄羅斯非常強硬，卻在伊朗核問題上非常鴿派，不顧以色列和國內猶太勢力的堅決反對，全力推進《伊核六方協議》於2015年7月15日簽署，並在10月18日正式生效。由於伊朗核協議簽署，中東石油危機最危險因素排除，石油供應增加，美國頁岩油氣與中東石油的激烈競爭，美原油指數由2014年年初的超過100美元/桶大跌至最低29美元/桶，這在客觀上給了中國兩年寶貴時間增強軍備，中國乘著這兩年油價大跌之際，快速增加石油戰略儲備，將石油戰略儲備從2014年的22.7天已經增加到了2016年年底的約50天（注4）。如果波斯灣被封鎖，中國石油正常供應可承受天數已經由2014年約82天增加到了約180天，這個數字在2017年仍在繼續提高。

由於錯過了這次「美元贏家通吃」的機會，美元很可能由此失去了一次通過主動進攻而重返「國際貨幣霸主」地位的機會，這使得美國的戰略衰落更深了一步──美國退回特朗普式的民族主義自保已是勢在必然了。

美國為何從「自由主義」倒退回「民族主義」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正式宣告「反全球化時代」到來，全球經濟加速轉入區域化時代，甚至連區域經濟也將進入破碎階段。

前一輪全球化躍進啟動時間是20世紀70年代初。1971年美元脫鉤黃金之後，美國進入了後製造業時代，也就是虛擬金融時代。美元金融寡頭為了利益者最大化，廢除了「美元金本位制」，使美元擺脫了黃金制約，充分釋放紙幣印鈔權的魔力。從此，美元濫發不可收拾，加上金融創新層出不窮，貨幣乘數不斷放大，美國金融業利用美元作為唯一國際交易和儲備貨幣地位賺錢太容易了，華爾街超級繁榮，誘惑一流人才越來越多流向華爾街。隨著華爾街工資越來越高，拉升了包括藍領工人在內的全社會工資，美國本土很難支持越來越昂貴的製造成本，這迫使美國本土原本體系完整、超級強大的製造業不得不向海外轉移。

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中國對外開放加入國際大循環，特別是在1999年美國柯林頓政府利用「台海危機」迫使中國按照美國的標準加入了WTO，西方資本主義獲得了空前的勝利。隨著地緣政治壁壘的消失，全球投資生產迎來了「世界是平的」時代， 「全球化」迎來了黃金時期，並形成了如下主要模式──以犧牲中國億萬勞工、巨量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為代價；以中國為西方發達國家製造，尤其是為美國人製造為主要特徵；以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巨額利益輸送為實質；以中國貿易順差主要購買美國國債等金融資產進行再循環；美國利用美元特權地位和金融虛擬資本以控制中國產業、金融股權，最終實現「中美國」為目標……由此，美國與美元資本寡頭必然是「全球化」的積極倡導和推動者，而這個「全球化」價值體系的政治基礎是「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層面主要是「投資自由化」；在意識形態方面匹配的是「普世價值」──人權高於主權，即以「新自由主義」反對「民族主義」。

在這個全球化過程中，跨國資本雖然一度獲得了巨大利益。但是，這個「全球化」最終未能按照美國設想實現最終目標，或者說美元資本寡頭實現絕對統治下的全球一體化夢想被擊碎了。這是因為它受到了多重干擾或阻力：一、作為對美元濫印的反擊，1999年初歐元誕生，雖歷經磨難但頑強生存下來了，這動搖了美國理想全球化模式的貨幣地基，並最終引發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二、

全球化必然意味相對寬鬆的人口流動。但是，美國小布希和奧巴馬兩任政府在中東製造動亂，引發了越來越多的極端恐怖分子流入西方，威脅了西方原居民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這終於讓美國和西方的原住民忍無可忍了──在他們看來，工作崗位被搶走了，生命安全被威脅了，這日子還怎麼過？！

即美元資本寡頭主導的全球化已經受到來自中國和美國兩大主要引擎的根本性逆轉──跨國資本在中國已經很難獲利，隨著中國新權力意志的崛起，「中美國」已成南柯一夢；而在美國，社會穩定的需求要保就業，同時從經濟可持續發展來說，都要實現實業和金融的再平衡──在美元、虛擬金融收縮的情況下，製造業重新擴張支撐。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他已簽署命令拋棄TPP，開始建造美國與墨西哥的隔離牆，呼籲乃至脅迫美國和它國資本流往美國，包括威脅對中國、墨西哥等國開打貿易戰，以重建美國的製造業體系，其本質都是為了美元資本的核心──猶太—盎格魯·薩克遜資本寡頭集團在試圖統治全球資本與經濟體系失敗後，在遭遇了歐盟資本和中國資本的反擊後，要退回美國守住其大本營、根據地的需求。

這一劇烈的變化，其實對美元資本寡頭核心層而言，也是始料未及的，這主要是因為中華權力意志的核心──中共新領袖的神奇崛起，他已經徹底否定了「中美國」的可能性。同時，以中國航空為代表的國有資本以及中國華為領銜的民營資本，它們以極其強大的忍耐力、奮鬥及技術創新力，超出了美元寡頭預期的極限，不僅沒有被外資壓垮摧毀，反而在自由投資貿易規則下，對西方資本，尤其是美國資本形成了強有力的反擊。針對於此，美元產業資本不得不利用美國市場貿易保護為自己留下緩衝和重建競爭力的時間。

這個180度的大轉彎，其邏輯是相當複雜的，遠不是美國普通民眾在短期內可以理解接受的。即便對於美國的精英階層，在幾十年「新自由主義」和「美國優越論」的教育和熏陶之下，這些價值觀已經成為其根深蒂固的思想。特朗普（及其背後的美元資本寡頭）唯有藉助迎合美國選民的「保就業」和「反恐」的需求，去贏得民意掌控政權，進而扭轉思路和局面。特朗普也的確藉此成功地入主白宮，成為直接操盤手。而特朗普內閣幾乎成了美國資本寡頭的「超級董事長+CEO團隊」，特別是實業家佔了大半，而特朗普本人也是一位擁有數十億美元身家的地產大亨。

與特朗普相反，希拉里則試圖打著「新自由主義」旗號，以進攻的方式強行實現「美元贏家通吃」戰略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但是，由於奧巴馬總統自相矛盾的政策──升級烏克蘭危機卻使伊朗核危機軟著陸，加上在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強有力反擊下，俄羅斯不僅控制了烏克蘭和東歐主動權，而且聯合伊朗、土耳其、敘利亞等國掌握了中東主動權，這意味著美國已經基本失去了同時引爆烏克蘭和中東石油危機的可能性──除非美國下決心開打世界大戰。

凡是有利必有弊，在競選中，特朗普一反美國百年來的常態，舉起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大旗，雖然獲得了勝利。然希拉里繼續堅持「新自由主義」和「種族包容」，兩人的理念可謂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再加上兩位競選人均有明顯的人格缺陷，相互進行人身攻擊，又進一步增強了各自擁躉者的敵對情緒，從而將美國社會撕裂達到南北戰爭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也恰是美國作為一個全球領導型大國衰落的又一個明顯的徵兆。

美國已衰退百年 起始於立國契約遭背棄

特朗普的上任意味著美國主流統治者終於承認了美國衰落，並主動放棄了自二戰以來的世界領導權。很多人對此仍然感到難以接受，並感嘆從1991年冷戰結束時美國登上世界霸主之巔到現在才短短25年時間，實在快得太不可思議了！

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古羅馬帝國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國，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的最高峰。美國右翼政治學家福山甚至自負地宣稱「歷史的終結」──世界上的多數人都已認同自由民主主義政府，因為這一政治形式已經依次征服了它的所有敵人。自由民主主義或許是人類思想進化的頂峰和最後選定的政治形式，從而也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點。然而，僅僅十年之後，福山先生就已否定了自己的這個判斷──「歷史的終結」。即便到了今天，很多東、西方的主流精英對於美國衰落如此之快仍然在感到匪夷所思。

其實，在筆者看來，美國的衰落絕非僅僅在「9·11」之後，而是已經過了百年歷程的「五個階段」。這分別是：一、美國背棄了與國民的經濟公平基礎契約時期（1913~1945）；二、美國背棄了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公平基礎契約時期（1945~1971）；三、虛擬金融泡沫膨脹、美國製造業空心化時期（1971~1999）；四、歐元崛起，美元失去貨幣霸主地位時期（1999~2008）；五、 「中美國」戰略破產，受到中國軍事、製造業等綜合挑戰時期（2008年至今）。

在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1712-1778 法國思想家）的眼中，政體並沒有先天的優劣之分，它是立國時參與者博弈選擇的結果，他曾寫道：「如果一個人在能力、品德、財富和威信上都超過超群出眾，而且只有他一個人當選為行政官，則國家因此就成為君主制國家；如果幾個差不多相等的人勝過其它人，並一起當選，就成為貴族制國家；如果大家在財富和能力上都相差無幾，大家共同執掌最高的行政權力，而國家也因此成為民主制的國家……（注5）」

毫無疑問，在美國1776年立國之時，其社會制度從國際競爭力的角度是在全球最先進的。美國堪稱是天賦之國，它擁有廣大富饒的土地，在地球上僅有中國可堪比擬。它的社會幾乎沒有任何歷史特權的包袱──美國建國前的民眾，基本都是從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的壓抑中逃離的，沒有貴族和特權者。他們主要分為兩類，少數是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個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則是為了冒險暴富，他們均甘願冒著被大西洋吞沒的風險而登上新大陸，並聯合推翻了英帝國的殖民統治，並清除了當地絕大多數印第安人。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和組織具有強大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於是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一種建立在公民自私自我基礎上，通過談判達成相對公平的契約，進而建立了自人類原始社會以來最平等的經濟、政治制度（當然印第安人和黑人被擯棄在制度之外）。在經濟制度層面上，是建立在公平自願契約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用一個人（組織）的人性自私與另一個人（組織）的人性自私進行博弈競爭，進而達到相互克制平衡的結果；在政治上則是民主選舉──通過公民保護自身合理利益的選票來克制權力代理人──官員的貪婪自私。這是一種既可以發揮人性自私的主觀能動性，又使社會處於一種總體制衡的低成本社會模式。

這種以「自由市場競爭+民主選舉制衡」的社會制度只有美國立國之初最純粹，因為它沒有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沒有貴族，沒有基督教的特權，土著印第安人也幾乎被消滅光了。這種條件即便是同屬現代資本主義的英國和法國都不具備。再加上美國有著廣袤的領土資源，這使得美國必然成為了最具未來潛力的國家，這是美國後來大國崛起，成為人類有史以來自強大國家的源頭。

然而，美國社會制度有兩個重大的源頭性缺陷：第一，它在政治制度上是民眾選票、民主制衡的，但是在基本經濟制度，即企業經營管理制度上，則是資本家獨裁的。即政治民主與經濟（資本）獨裁併存；第二，由於多數新移民都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的反叛者，因此，美國發展出來了以清教徒「新教」為主流的基督教，這尤其是在主流精英中擁有廣泛的擁躉。它與傳統基督教最主要區別是，它不再強調人活著的時候逆來順受，以求「死後上天堂」，而是在活著的時候拚命、永無休止地賺錢。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開國之父們中有高貴品德者，他們對「自由、民主、人權」基本理念（當然這僅限於白人，而不包括被屠殺的印第安人和作為奴隸的黑人）虔信堅守，比如托馬斯·傑弗遜（1743-1826）在就任美國第三任美國總統時，他拒絕乘坐馬車，從寓所步行前往就職，他認為這是踐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舉。但與此同時，另一位開國之父，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 美國政治家、物理學家）則埋下了「金錢至上」的實用主義價值觀的種子──「從牛身上榨油，從人身上賺錢」，是信用可靠的誠實人的理想。誠實是有用的，因為它帶來信用，守時、勤奮、節儉無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要是誠實的表面功夫就能達到同等的效果，那麼這就夠了，否則是無謂的浪費。這種觀點曾被指責為虛偽，但馬克斯·韋伯（1864-1920 德國社會學家）的清教徒理論為它辯護：這倫理的至善──賺錢，賺更多的錢，並嚴格迴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樂。營利本身變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滿足人的物質生活需求的手段（注6）。換言之，以「清教徒」物質自律的最後薄薄的面紗，去遮掩資本永無休止最大化的貪婪。

由於「賺更多的錢」成為美國主流精英的終極追求，加上經濟制度上資本家的獨裁，在生產力的各要素中，資本的代理人──資本家最少，權力最集中，也最聰明，他能以自由的旗號，很容易就將一盤散沙的僱工等其他力量各個擊破，使獲得剩餘價值的增長速度遠超過勞工收入的速度，這必然使得資本雪球越滾越大，小企業主變成大企業家……100多年後，實業寡頭、金融寡頭應運而生，並逐漸成為一種超級特權力量。由此，資本寡頭最終成為美國的新特權階層，他們必然通過資本控制媒體、議員、總統，乃至大法官。因此，美國的歷史可以被看成是富蘭克林式 「賺錢至上」的資本獨裁力量對體現傑弗遜代表的「人人平等價值觀」民主政治不斷攻擊、收買進而控制的過程。

對於資本寡頭們而言，最快賺錢的方法是──最聰明和最有實力的極少人結合在一起，通過控制媒體左右群眾性情緒，進而將自己的代理人推向重要政治崗位，掌握政治權力；通過代理人控制政權以出台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乃至控制貨幣發行權──僅靠印鈔就可以交換他人辛苦生產的物質財富；再通過貨幣發行的增與減（向市場放水或抽水），來控制資本市場的大漲大跌，來洗劫那些「無知、愚笨但貪婪」的大眾投機者，這樣賺錢效率就會非常高，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超級暴利的商業模式。

1913年年底，美聯儲的誕生標誌著他們最終實現了資本寡頭集團對美國貨幣發行權的控制。這時，金錢其實已經戰勝了一切，成為美國的真正主宰，資本寡頭的獨裁已經實現了對美國的隱形控制，即美國政府已經不再是代表保障美國公眾利益的政府，它已經異化為資本寡頭特權利益最大化的傀儡工具。這就是美國社會制度、立國精神的一次源頭性衰落。

這種資本特權對美國立國精神的「異化」，首先表現在了1933年羅斯福總統廢除了金本位──以國家暴力強迫美國人民交出黃金，並廢除了美國民眾用美元紙幣到銀行換回黃金的權力。即美國政府廢除了貨幣發行者與美國人民的最基本經濟契約。這項契約的基本精神是──貨幣發行權只是美國公民委託給政府的一項權力，為了交易便利，允許政府印刷紙幣，但這些紙幣必須由黃金（白銀）來抵押，即政府不能擅自濫印紙幣，否則紙幣會對黃金貶值，人民則有權力用紙幣換回黃金，這樣就制約了政府濫印紙幣變相稀釋全體公民的財富。由於紙幣有黃金的抵押，因此其內在價值是基本穩定的，就可以成為其他各種市場交易的公平基礎。因此，它也是一切公平市場交易的源頭保障，是美國公民與政府間最基本的公平經濟契約。

但是，正是這個最基本的公平契約，被兩個步驟給廢除了：一，1913年底，美國議會、政府通過欺瞞手段，將原本屬於財政部的印鈔權讓渡給了美聯儲──這個私人資本寡頭們控制的機構。二，1933年，羅斯福總統單方面悍然廢除了國家與人民間的最基本契約──人民有權持有黃金，並用美元紙幣向銀行換回黃金。這就摧毀了美國經濟制度中最核心的公平經濟契約，也本質上摧毀了美國民主政治制度的社會基礎。儘管它的危害當時並沒有立刻顯現出來，但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力已經開始衰退了。

即這是美國第一階段的衰退──核心立國精神靈魂的衰退。

美元印鈔權膨脹的惡果逐漸顯現

雖然美國的立國精神在第一階段衰退了，但是它的綜合國力仍在繼續上升，就像一個男性在16~25歲荷爾蒙分泌達到頂峰，但是他的肌肉可能要到30-35歲才最強壯，而社會聲譽影響力往往要到40~50歲以後才能達到高峰。美國的立國精神就像相當於「荷爾蒙」──它是美國發展壯大的原動力。但它在1933年以後已經走下坡路了。而此時，美國的肌肉（就像美國的軍事實力和製造業）和社會信譽（國際綜合影響控制力）仍繼續攀向高峰。

藉助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隨著歐洲傳統強國──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蘇聯）和義大利等國的相互火併，幾敗俱傷之際，美國利用其遠離歐洲主戰場的地利，先向雙方賣軍火，後直接參戰接收勝利果實，從而在軍事力量和綜合國力上一躍為世界首要強國。二戰結束時，美國不僅在製造業和軍事實力上在全球遙遙領先，更建立了一套符合美國利益的全球貨幣、經濟和貿易的體系，這包括布林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等。

布林頓森林體系使美元成為有史以來各資本主義大國公認的首個國際交易和儲備貨幣，當然美元是依靠黃金信譽背書才獲得了這一特權地位的──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而美元與黃金按照1盎司兌35美元掛鉤，各國央行有權按照這個比價，用美元從美國兌換回黃金。即這就形成了一個國際經濟秩序的基本契約，是國家間的──它國使用美聯儲印出的美元紙幣，但是如果美聯儲濫印，他國有權用美元紙幣兌換回黃金。但十分荒誕的是，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已經在1933年對國內民眾廢除了這個國內最基本的經濟契約，而各大國竟然相信美國和美聯儲會在國際上信守這個契約。

果不其然，1971年，美聯儲和美國政府以美國黃金流失過多，已經無力用黃金兌付美元為借口，單方面悍然撕毀了這個國際契約，強行使美元與黃金脫鉤，廢除了各國以美元兌換黃金的權力。這就是美國的第二階段的衰落──其撕毀了國際的基本契約，喪失了在國際社會的基本信用。雖然美元在脫鉤黃金之後，美聯儲（及其背後的私人資本寡頭集團）獲得了不受其他國家約束的印鈔權，擁有了國際唯一的交易和儲備貨幣的地位，形成了人類歷史上首個全球性的一本萬利（甚至是無本萬利）的超級商業模式。但是美國的國際信用已經開始全面衰落──這是美國第二階段的衰落。與此同時，各國對美國的反剝削──比如歐元開始醞釀。

隨著1971年美國對國際社會背信棄義，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開始了加速衰落的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衰落是美國科技創新能力與製造業的衰落，這是美聯儲及華爾街金融寡頭瘋狂擴張、享受美元濫發催生虛擬金融泡沫暴利的必然結果。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美聯儲印鈔不再受到黃金的制約，而這種印鈔無本萬利的超級商業模式，形成了一種極大的誘惑，或者說滿足了資本超級增值的慾望，這是美聯儲及其背後金融寡頭們無法自我剋制的。到2007年年底，美聯儲資產負債表達到8938億美元、2016年底更是擴張到4.4746萬億美元，分別是1971年945.95億美元的9.44倍、47.3倍（注7）。

隨著越來越多的紙幣美元印刷出來，物質商品不可能同步快速增長，華爾街則必須創造出更多的虛擬金融產品──就像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海綿，去吸納這些流動性，以免其引發不收控制的洪災──惡性通貨膨脹，由此華爾街創造出了各種資產證券化產品。在1987年垃圾債券泡沫破滅之後，華爾街再接再厲又創造出了超級泡沫的金融衍生品，華爾街金融機構的貨幣乘數更是被放大到了30餘倍。

伴隨著華爾街的瘋狂成長和超級繁榮，華爾街的工資也快速上漲，遠遠超過了製造業的平均水平，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著名投行高盛的平均年收入高達約50萬美元，而製造業中級工程師的年薪不到10萬美元，這必然導致美國第一流的人才不斷流入華爾街，製造業最多只能獲得二流人才，其創新能力大不如從前──這在美國航空航天工業表現的最為顯著，它從20世紀70年代的創造力高峰迅速衰落，現在美國人回望那個擁有阿波羅火箭、太空梭的年代，就像做夢一樣。

與此同時，華爾街的高工資帶動美國總體工資水平的上漲，而歐洲和日本的工資則低於美國，東南亞和中國的工資更不到美國的1/10，甚至只有1/100。在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中國對外開放，地緣政治壁壘消失後，隨著IT管理技術逐漸成熟，跨國公司在地理上的管理半徑可以遠跨重洋，美國跨國公司於是將越來越多的製造業工廠搬遷出美國，特別是遷向中國和東南亞。這就導致了美國國內原本超級強大的製造業「空心化」了，美國製造業佔GDP的比例由最高峰的40%下降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約11%。

技術創新能力總體衰退和製造業空心化，在美國國家衰落中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因為虛擬金融業並不能創造任何的真實財富，它只是數字財富的「魔術」──印鈔，以及財富在人們口袋中的轉移──從弱國轉移到美國，從弱勢階層轉移到金融統治者口袋中。二戰後曾經一度的弱勢國家，比如德國、日本、東南亞和中國，雖然它們一度生產了大量的財富被美國剝奪了，但是，它們形成了自己的製造能力，即形成了真實財富再生產的能力，同時增強了國力和自信心。它們不會永遠甘心於被剝奪被損害的地位。

1999年1月1月，歐元的誕生開始了美國衰落的第四個階段。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精英階層充分認識到──依靠武力是無法實現歐洲統一的，因此他們轉而與法國一道，推動和平包容方式去形成經濟同盟。這一策略可謂深謀遠慮，而美國因拉攏歐洲共同對抗蘇聯的冷戰需要，歐盟對於美國經濟、美元霸權的潛在威脅被美國決策者忽略了。直到1999年元旦歐元誕生，美元作為國際唯一交易和儲備地位受到了直接挑戰，美國決策層才猛醒。於是，美國柯林頓政府開始反擊，在1999年春季發動了科索沃戰爭，這場戰爭與其說是為了打擊殘存的歐洲社會主義勢力，不如說是為了打擊歐元。科索沃戰爭也的確一度令歐元岌岌可危，從開始的歐元兌美元1?1下跌到2000年10月的0.82?1。與此同時，柯林頓時期噴薄欲出的互聯網革命，也使得美國重新執掌全球技術創新的牛耳。在2001年年初柯林頓卸任之際，美國財政也擺脫了長期的赤字實現盈利，美國一度中興有望。

但人算不容天算的是，小布希上任第一年──2001年的9月11日，美國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在憤怒的報復情緒中，在完全控制中東石油的慾望誘惑之下，小布希政府將主要軍事政治力量用在了對付中東伊斯蘭敵對勢力上了。結果深陷在了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游擊戰泥沼中，耗費了近10萬億美元的直接間接財富，美國財政和貿易赤字不斷創出新高。2004年12月31日，本人曾刊文《新三極演義：戰略的中國已經春暖花開》（注5）指出：美國實際已經走下超級霸主的神壇，世界進入美國、歐盟和中國的「新三極」的階段，並預言「讓一個如此年輕而驕傲的民族（美國）學會內斂，絕非易事。而恢復到美元獨霸天下已不可能。美國人為捍衛霸權的榮耀和維持富有的生活，很可能會尋找另一種可以操控全球的新超級硬通貨──石油」。因此「中東局勢勢必進一步惡化和混亂」，而「多種因素疊加使得美國的金融危機暗暗醞釀。」2005年年底，本人進一步刊文《2006危與機：美國危機懸念與中國改革速度》（注8）預測「停滯或者更糟糕的局面很可能真的會降臨美國」，懸念只是「發生在兩年之內還是兩年之後」，2007年7月30日本人再刊文《我們將見證一個動蕩的金融時代》（注9、2008年1月2日刊文《抉擇 2008:我們是否要擁抱一場全球金融危機》（注10）進一步確認美國將爆發金融危機。

果不其然，由於財政和貿易雙赤字不斷創出新高、製造業的嚴重空心化、歐元分流美元的流動性，加上小布希政府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決意打擊伊朗引發嚴重通貨膨脹，美聯儲連續提高基準利率至5.25%，美國國力和實業終於無法支撐嚴重膨脹的虛擬金融泡沫，2008年美國爆發了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嚴重金融危機，強大的美國在世界人民面前全面暴露其積累的禍患，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神話從此破滅了。這就是美國第四階段的衰落──金融霸權的沒落。

雖然2008年美國遭遇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但是美國尚存最後的希望，那就是「中美國」，即美國雖然遭遇了嚴重的金融危機、美元受到了歐元的有力競爭，但是，如果美元勢力能夠控制中國的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即徹底控制中國的產業和金融資本，進而扶持傀儡政府，實現「中美國」──美國控制中國的夢想，則美國仍然可以利用中國製造業來支撐美國虛擬金融業，美國仍然可以利用「中美國」的整體優勢，形成對歐盟的絕對優勢，重返世界之巔。

路」戰略也將美國奧巴馬政府試圖打造的「重返亞太」戰略沖的七零八落。至此，美國試圖通過控制「中美國」而重返世界之巔的夢想基本破滅了。

與此同時，在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強有力反擊下，美國也失去了在東歐和中東的主導權。隨著英國脫歐，美國對歐盟的控制力也大幅下降。簡言之，美國在二戰以來第一次幾乎在歐亞大陸被邊緣化。即美國的衰落已經到了第五個階段──國際影響力全面衰落，由以前的「以攻為守」轉入到了「以守為攻」的新階段。

特朗普試圖鞏固美元勢力的大本營

在美國大國崛起成為全球霸主，再經過5個階段的衰落，以至於今，其背後的主導力量是猶太-盎格魯·薩克遜資本寡頭集團（簡稱為美元寡頭）擴張與收縮的規律。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這種力量試圖通過進攻獲得全球政治、經濟的控制力，或者說重樹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控制權；而在1999年歐元誕生之前，他們也曾經一度獲得了對全球貨幣、金融的控制權和重樹能力。但是，由於其內在核心競爭力──道義和製造業的衰落，他們越來越無法支持這種攻擊力，面對來自於主要貨幣競爭對手歐元、政治道義的競爭者俄羅斯，以及綜合國力（特別是製造業後來居上）競爭者中國的反擊，他們也只能從理想主義退回現實主義，從自由主義退回民族主義──藉助他們對於美國政權的控制力，將資本力量收縮回美國，利用美國本土市場優勢，通過建立新的貿易壁壘，重建其製造業體系，捍衛美元資本寡頭集團的利益根據地，並伺機反擊。

當然，這種真實目標是不能明說的──由於這個彎子轉得實在太大，與以前為「進攻」服務的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而即便他們說了，公眾也無法接受。因此，在美國仍表面存在的民主競選制度下，他們只能訴諸「從中國等國手中奪回就業崗位」之類的「民粹主義」旗號。特朗普也因此應運而生，他以「魯莽黑馬」的姿態競選成功，似乎是一個巧合，但他卻非常符合猶太-盎格魯·薩克遜資本寡頭集團的需求。

以「復興美國製造業」支持虛擬金融業、保衛美元寡頭為主要目標，特朗普的競選綱領非常符合這個戰略需要。特朗普準備的一套組合拳是：1.國內對企業大規模減稅，企業稅從35%降低到15%；2.將海外資本和企業利潤迴流的稅率由35%降到15%，以鼓勵美國跨國公司資本回國重建製造業。3.威脅對中國進口商品增收15%~45%的關稅。此外，他廢止了TPP，甚至恐嚇要退出WTO，都主要是針對中國「世界工廠」，遏制其競爭力。

當特朗普提出要廢棄TPP時，中國有輿論一度歡欣鼓舞──中國是最大贏家，中國可以迎來主導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其實，這個邏輯並不成立，因為在一個貿易區中，供給和需求必須平衡，且主要是需求拉動。奧巴馬政府提出的TPP計劃，是以美國的需求與墨西哥、日本、韓國、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供給相平衡，以取代中國供給。而倘若中國與這些同屬供給方的國家組成貿易區，且日本也肯定抵制，就必然缺乏強有力的需求方，這個RCEP即便組織起來，也很難起到使美國在亞太經濟邊緣化的效果。

其實，與奧巴馬試圖通過TPP間接遏制中國「世界工廠」相比，特朗普更直接粗暴，一步到位──美國的市場和工作崗位是美國的，不論是中國，還是墨西哥、越南……美國都不給，不僅肉要自己獨吞，骨頭和湯也不留給別的國家。

特朗普當然想說到做到，為此，他已經準備了鷹派財經內閣：這包括曾擔任高盛高級合伙人的史蒂芬·姆欽(Steven Mnuchin)被認命為財政部長，他稱如果美國需要認為中國是匯率操縱國，那麼財政部會做出相應的措施──這可以成為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借口。78歲的億萬富翁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被認命為商務部長，《福布斯》雜誌估計他的財富約29億美元，他被稱作「破產之王」，在羅斯柴爾德集團從事破產重組業務達25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是猶太利益集團的核心家族之一）。他本人最主要的投資都在一系列傳統產業領域：鋼鐵、紡織等。這使得他無論服從特朗普的旨意，還是基於個人家族利益，他毫無疑問會竭力阻擊中國商品進口，為美國製造讓出空間。而美國貿易代表則由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擔任，他曾在20世紀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中任職於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由於他當年在鋼鐵貿易談判中，以強硬姿態見稱，曾迫使日本政府限制鋼鐵對美出口，因此被稱為「鋼鐵老兵」。

在過去16年間，美國鋼鐵行業因大量從中國及其他國家廉價進口鋼材而引發16起案件，尋求商務部以貿易保護手段來打擊對手。2016年5月，美國更是決定對自中國進口的冷軋扁鋼徵收522%的懲罰性關稅，當時美方的操作者正是羅斯領導的團隊。這個班底既可以通過WTO框架挑戰中國的貿易手段，也可以通過美國政府下設的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更多的中國產品提出反傾銷和反補貼申訴。

特朗普為「復興美國製造」而正在拉開的資本、貿易戰，將會對中國製造形成較為有力的競爭。因為美國對於製造業投資的吸引力──主要表現在投資利潤方面，已經在大多數產業形成了對中國的競爭優勢。包括日本軟銀的孫正義、富士康等很多企業，也包括日本政府等已經承諾在美國本土大規模投資。

其實，在傳統產業領域，中國製造已經不具備對美國製造的成本優勢。2016年8月初，美國波士頓諮詢集團(BCG)發布報告《全球製造業的經濟大挪移》稱，假定美國製造業的綜合成本為100，中國的製造成本指數是96，即同樣一件產品，在美國製造成本是1美元，那麼在中國則需要0.96美元，雙方差距已經極大縮小，而2018年美國製造業綜合成本將比中國便宜2%~3%。這是由於中國的勞動力、土地價格上漲等因素，也是因為美國土地、能源價格低廉（土地幾乎免費，電價約是中國一半，天然氣價約是中國1/5）、稅收優惠，更主要是機器人革命使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最大優勢不再明顯。

美國製造會威脅中國製造，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因為已有先知先覺者由此獲益。比如世界汽車玻璃製造龍頭企業福耀玻璃在過去數年中已在美國建了5家工廠，當地產量已佔有了美國市場大約20%的份額。2016年3月，它宣布將再增加2億美元投資，爭取將市場份額擴大到45%。福耀玻璃老闆曹德旺2016年年底接受媒體採訪稱，現在福耀美國工廠的利潤率要比中國工廠高20%。而以前福耀玻璃是美國最大的進口玻璃供應商。接踵而至的是中國瓷磚業龍頭企業唯美集團（生產在中國家喻戶曉的「馬可波羅」牌瓷磚）已經在美國田納西州投資了1.5億美元，於2016年年底正式投產。同時，義大利和美國的兩家瓷磚企業也扎堆田納西州。估計到2020年，美國製造瓷磚將能夠自給自足，其後將能夠出口。而此前，中國製造瓷磚是美國市場的最大進口來源。

從商人通過合法方式謀取正當利益的立場，福耀玻璃與唯美集團等無可厚非，他們的行動也早於特朗普的戰略實施，但其客觀效果將減少中國出口，降低中國貿易順差。而貿易順差是中國過去2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

與玻璃和瓷磚這些相對短的產業鏈、相對小的產業集群相比，手機的產業鏈就長的多，集群複雜的多，其裝配對工人的要求比較高。有報道稱，如果蘋果手機在美國生產，成本要增加一倍。中國以深圳、東莞為核心的全球最大手機產業集群是過去10多年才逐漸形成，美國要想複製，沒有5年的時間很難想像，而且美國不可能有這麼多熟練的技術工人，除非手機也能像汽車和玻璃那樣，主要由機器人來生產。

坦率地說，美國要想重建製造業並不容易，其製造業在20世紀50年代是美國競爭力核心，其產值佔到GDP的約40%。其後隨著華爾街的崛起，金融業抬高了美國整體工資水平，製造業逐漸向外轉移，其產值佔GDP的比例最低下降到11%左右，奧巴馬實施「再工業化」數年，卸任時也才回升到12%~13%左右。

美國重建製造業有兩個重大障礙：第一，勞動力質量堪憂，雖然白人、黃色人種渴望工作，但是其它有色人種大多對工作並非那麼熱心。更重要的是，美國是世界上肥胖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很多人搬動自己的身體都感到吃力，怎麼能成為一個精幹高效的勞工？第二，特朗普在競選中稱，要放開華爾街的混業經營，允許其自營，這意味著在金融危機後，被奧巴馬政府遏制的華爾街特權又回來了，華爾街難免恢復高薪，並衝擊美國製造業高端人才建設，再加上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政策，這將使美國高科技創新後繼乏力。何況美國工程師本來就不可能像中國華為工程師那樣拚命奮鬥。

因此，美國僅憑常規手段重建製造業，那並不能對中國製造形成壓倒性優勢。即便美國對中國進口徵收高懲罰性關稅，而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報復，不僅對美國進口徵收同樣高的關稅，更可以對在中國國內的美國公司徵收同樣高的懲罰稅，即美國可以將中國進口商品趕出美國，但中國可以將美國商品趕出中國──這樣就像夫妻離婚徹底分割財產一樣，中國固然遭受重創，但美國也會很難受。更何況，美國總統在貿易戰方面的權力很小，更多由國會主導，受美國諸多國內法限制。

因而，對於特朗普政府而言，最理想的狀態是，特朗普舉大棒，羅斯伸橄欖枝，令中國談判官員無所適從，他們不僅能按照自己需要的節奏把中國進口商品逐漸趕出去了，同時仍使美國進口商品在中國暢通無阻，甚至美國企業在華仍然繼續享受更多特權。即充分體現了特朗普所說的「對美國最有利的貿易關係，而不是愚蠢的貿易。」

即美國談判團隊有可能利用中國人愛面子，對於美國市場過於依賴的心理──生怕「中美夫妻」離婚──而軟硬兼施，威逼利誘，把中國的里子都給掏光了。如果中國政府的經濟團隊採取強硬策略，以硬對硬，以眼還眼，反而特朗普會很難辦。

特朗普新政成功須以中國金融危機為踏板

即便特朗普「復興美國製造」能夠成功，但那也並不意味著「特朗普新政」必然成功──美國重返偉大。原因很簡單，「特朗普新政」在財政上不具備可持續性，它是無法形成良性循環的。

特朗普新政面對的第一個不可持續悖論是──財政的不可持續。特朗普對國內大規模減稅，特別是企業稅由35%下降到15%，會使美國財政收入明顯減少。與此同時，他的大規模基建計劃，必然會增加政府開支，雖然他希望這些投資是由市場力量來操作，但這是不現實的。因為很少會有企業願意從事這種長期大規模基建投資，而要收回投資，比如要收取過路費──這在中國地方政府權力模式下很容易做到──在美國卻是難以想像。因此，最後這些投資難免還是落在美國政府頭上。

即特朗普新政將立即減少財政收入、增加財政支出，但是財政收入的增項卻是滯後的，那要等到美國製造業全面復興，稅源增加，財政才可能增收。但在美國GDP總體增速有限的情況下，指望稅源大幅增加彌補虧空，也是不現實的。因此，據美國稅收研究中心測算（Tax Policy Center）：如果特朗普如願以償，未來10年美國聯邦收入將減少9.5萬億美元，而債務將增加11.2萬億美元，屆時國債與GDP的比值將由2016年年初的約115%增加到2026年的153%（注12）。這就意味著，特朗普果真兌現其競選承諾，即便美國再工業化實施的比較順利，在1~2年後，美國政府的財政危機又會捲土重來。

特朗普新政面臨的第二個不可持續，或者說是悖論是──他一方面要復興美國製造業，但同時，他又要給華爾街鬆綁。特朗普已經簽署命令，開始審查並準備修改《多德 — 弗蘭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 financial reform act)，該法案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奧巴馬政府出台的加強金融監管政策之一，以保證金融機構的穩定性和流動性。特朗普放鬆金融管制意味著華爾街又可以利用特權而獲得超級暴利，這又會使華爾街收入大增，工資待遇上升，進而再度拉大與製造業工程師的收入差距，從而使第一流的人才仍然流往華爾街。這將使美國製造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缺乏動力，很難保持在製造業的持續競爭力。

特朗普新政的第三個難以持續的「悖論」是，他想限制包括穆斯林在內的移民，以保護美國國內的就業，特朗普甚至曾表示美國應取消針對高級專業技能工人的H-1B簽證，而這是目前矽谷企業獲得外國高級人才的最主要渠道。但問題是，由於美國本土一流人才被華爾街的高收入所吸引，因此，過去30多年來，美國的技術創新（比如矽谷）越來越依賴於移民中的聰明青年，尤其是來自於印度和中國的年青人成為矽谷持續創新活力的重要支撐。同時，互聯網必定是擁抱全球化的，而特朗普的「築牆」思維無疑會增加其它國家的敵意乃至報復，這將使矽谷企業失去更多的國際市場。因此，儘管特朗普屢次施壓，矽谷的企業領袖們仍然態度明確的反對「特朗普移民新政」，這包括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亞馬遜CEO傑夫·貝佐斯等。簡言之，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雖然對於美國傳統藍領就業有利，但會損害美國的高科技創新能力。而在高科技領域，美國原有的技術優勢正被中國民族企業快速追趕。

換言之，如果特朗普僅採用常規的資本貿易競爭手段，即通過正常的經濟金融競爭，他是很難實現「復興美國製造」，更不可能使「美國重返偉大」。除非美國得以成功實施非常規特殊手段，就像1999年春通過科索沃戰爭打擊「歐元」一樣。

目前，特朗普能夠實施的「特殊手段」無非是兩個：一是美國、以色列發動對伊朗的戰爭，甚至封鎖波斯灣，引發中東石油危機，連帶糧食危機爆發，引爆中國、歐盟的金融危機，使巨額資本流出中國、歐洲而流入美國，以犧牲中國、歐盟為踏板，幫助美國渡此難關；二是引爆朝鮮半島危機、台海危機或中日戰爭，衝擊中國以引發金融危機。

在這兩個「特殊手段」中，「引爆朝鮮半島危機或台海危機」對美國短期有效但長期戰略不利，因為中國解放軍軍備與戰鬥力突飛猛進，美軍在台海戰爭中已經沒有勝算。而一旦中國收復台灣，則美國軍事和貨幣霸權將受到根本重創。而在朝鮮半島發生戰爭，朝鮮擁有核武器，朝鮮民族整體將遭受毀滅性災難。更決定性的是，朝鮮半島一旦開戰，將以陸軍為主，美國陸軍在過去十多年中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游擊戰中，不僅對於大規模陸地攻堅戰生疏了，更尷尬的是，陸軍疲憊不堪，士氣低落，連基地組織都擺不平，更遑論在中國邊上的朝鮮。當年朝鮮戰爭中，美軍在擁有絕對空中優勢的情況下，對裝備十分低劣的志願軍都無法取勝，更不必說現在面對總體裝備實力已經不在美軍之下的解放軍。即無論是朝鮮戰爭還是台海戰爭，雖然短期或許對中國經濟有衝擊，但其結果都將是中國的重大戰略利好，卻是美軍和美元的噩耗。

相形之下，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則是更現實有利的選擇。因為特朗普對華發動貿易資本戰──無論是降低資本回境稅、降低企業營業稅、增加中國商品進口關稅，表面上是為了扶持美國製造業復興，實質是醞釀中國製造業生存危機，迫使資本（特別是外資）大規模流出中國流入美國，從而最終導致中國外匯儲備不夠支付資本外流（截止2017年1月底，中國外儲已經由最高峰的3.99萬億美元降低到2.99億美元），最終導致人民幣大幅貶值，形成嚴重的輸入性通脹，從而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

在中美常態的金融經濟競爭中，雖然在2017年內，由於特朗普的減稅效應，在華資本會繼續外流，但是中國可以採取資本管制減少資本外流，通過人民幣主動貶值減少資本外流的動力。鑒於特朗普新政在2018年後財政困擾就將顯現，全球資本對美國的信心又會下降，而重新分流各國，因此，特朗普政府難以達到使中國外儲枯竭、誘發金融危機的目的。

但是，中國經濟有一個明顯的「軟肋」，那就是石油等原材料商品對外依賴性嚴重，2016年，中國石油對外依賴度高達65%、鐵、銅、鋁等礦石的對外依賴度分別高達85%、75%和60%。此外2015年中國糧食對外依賴度也達到了15.6%，其中蛋白質對外依賴度約43%，食用油對外依賴度高達68%（注13）。這其中，石油是中國經濟競爭力的最大弱點，不僅對外依賴度在2016年底已經達到了65%，且中東石油進口佔比高達近50%。儘管中國領袖已經意識到這個關鍵問題，並在2015年年初下令儘快增加石油戰略儲備，使石油儲備已經由2014年的約22.7天增加到2016年年底約50天。但相比於美國，石油供給仍然是中國的最大弱點。

即相對歐盟、中國、日本、印度等主要經濟體，能源供應安全已經成為美國競爭力的強項。假如波斯灣因為中東戰爭而被封鎖，按2016年底各國能源狀況測算，美國正常石油供應的天數超過1300天，將遠超過其它主要經濟體，如歐盟的217天、日本的183天、中國的154天。最悲慘的將是印度，15天以後就沒有原油可用了。而全球非產油國的發展中國家，因為石油戰略儲備均遠低於90天的儲備標準，經濟也都會遭遇嚴重衝擊。

這顯然對特朗普政府有極大的誘惑。因為打擊伊朗，引爆嚴重石油危機，美國可獲得「一石三鳥」的收益：1.保護以色列猶太人；2.摧毀伊斯蘭復興的最後核心；3.石油危機會嚴重衝擊中國和歐洲經濟。而讓迴流的美元支持強勢美元和美國階段性復興。當然，這符合美國猶太人政治集團的基本利益，更會使石油軍火寡頭集團獲得超級暴利。特朗普是很難拒絕這一誘惑的，或者說特朗普決意廢除伊朗核協議，並準備軍事打擊伊朗，引爆石油危機，這是猶太和石油軍火寡頭勢力支持特朗普當選的前提條件之一。

但問題是，美國如今在中東地區已經失去了部分主導權，特朗普要想在可以承受損失的範圍內，成功地摧毀伊朗核潛力和主要軍事實力，關鍵要看普京答不答應。

《人類的出路》：https://pan.baidu.com/s/1i5irNpj

注1 ：數據來源為中國國家統計局

注2：以上數據來源於EIA、BP、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報告，並根據其數據推算

注3：2015年8月17日 《美國或已準備好發動一場世界石油大戰》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309787391.html

注4 ：數據來源於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華社資料庫

注5：[法] 讓·雅克·盧梭 著《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二部分

注6：[德]馬克斯·韋伯 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二章 資本主義精神

注7：數據來源於美聯儲

注8：第一財經日報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41231/19051265986.shtml

注9：第一財經日報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51230/02312239149.shtml

注10：第一財經日報

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57423345.html

注11：張庭賓搜狐博客

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75366329.html

注12：2012年11月6日發表在張庭賓搜狐博客

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244501591.html

注13： AN ANALYSIS OF DONALD TRUMP』S TAX PLAN Jim Nunns, Len Burman, Jeff Rohaly, and Joe Rosenberg December 22,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