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全民：英國何以要在香港推行功能界別選舉？(2)

07-05

　　其一，這是英國治港的慣性使然。港英政府的行政和立法兩局一開始就全部是委任議員，成員也一向來自商界及專業界別的精英。從1970年代開始，港英政府通過委任商界及專業界的華人精英擔任非官守議員，已經培養了一大批忠於殖民當局的人士。在進行立法局部分議席選舉時，讓這些由精英所把持的功能界別來進行選舉，可以使港英政府對選出的議員放心，用起來順手。

　　其二，是為了拉攏香港的富人，掌控過渡期香港局勢。通過對英國王室的挑戰登上政治舞台的英國的資產階級深知，在任何社會，有財富有地位的社會精英都是當政者的潛在挑戰力量。因此，港英政府希望通過功能界別這套向鉅賈大賈利益傾斜的選舉制度，籠絡住香港幾千個甚至幾百個有財有勢的人，把他們變成自己的政治同盟，通過外來殖民者與本地精英的共治將香港打造成一個沒有政治紛爭的「經濟城市」，牢牢掌控過渡期的香港局勢。

　　第三，這也是在沒有現代政黨制度情況下港英政府的無奈之舉。實行立法局議員選舉是代議制民主的一項內容，而要實行代議制民主就必須有政黨政治，有不同的政黨代表不同階層、派別的利益，組織動員和指導民眾參與選舉。因此，代議制民主是與現代政黨制度同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組織和參與選舉是現代民主國家政黨的主要職能。

　　但是，由於港英政府擔憂政黨的出現不利於其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不利於香港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作為現代政黨制度發源地的英國，卻始終對港人的任何組黨的行為進行壓制，造成了他們決定在1985年進行立法局選舉時卻沒有政黨可以組織動員民眾參與的局面，直到1990年代以後才產生了現在香港政壇上活躍的幾個政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放開進行立法局議員直接民選，不但民眾參與度堪憂，而且選舉很可能被個別擁有巨大財富和能量的商人所操控。因此，港英政府在開始推行立法局選舉時，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採用功能界別進行選舉。

　　從實際效果上看，吸納華人精英參與治港以及後來的功能界別設置，也確實對穩定港英政府的管制，對促進香港的發展和繁榮，對短時間內順利推開立法局的選舉發揮了一定的功能和作用。

　　在保持香港的穩定方面，雖然從二戰結束到1997年這半個多世紀，反殖民主義的浪潮席捲整個英國殖民地，但香港卻風平浪靜。1956年和1967年，香港曾爆發過由台灣國民黨在港地下組織策動的「右派暴動」和受內地「文革」刺激爆發的「左派暴動」，但均很快遭到平息。此後，整個香港的社會局勢一直保持穩定，始終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反殖民主義運動。與大陸五十年代到文革時期的持續政治動蕩相比，香港反倒成了大陸民眾嚮往的避風港，從而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逃港潮，先後有50多萬人(次)湧入香港。

　　在促進香港的發展和繁榮方面，香港自1974年開始保持了長達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1970年代香港開始動工興建地鐵，著手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並進一步擴展公共房屋計劃。到1980年代，香港已發展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邁人世界發達富裕地區行列，成為著名的「亞洲四小龍」之一。

　　但是，精英政治和功能界別的設置畢竟是違反全民民主和普選原則的落後政治制度。隨著港人權利意識的覺醒，它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大多數港人的反對。正因為如此，在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中，末代港督彭定康被迫對功能界別的設置進行改革，在傳統功能界別的基礎上新增九個功能界別，即所謂的「新九組方案」。而且在新九組選舉中，將法團選票改成了個人選票，使功能界別符合選民資格的人數增加到270萬(實際登記人數115萬人)，將新九組的9個議席變相成了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

　　中國政府確定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為了繼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確立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不但在立法會選舉中繼續沿用了功能界別設置，而且還把功能界別擴展到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選舉。

　　功能界別的沿用保證了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平穩交接，保持了香港回歸以來的穩定發展。但功能界別的設置只是與現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殖民主義遺產，其「缺乏廣泛代表性」、「小圈子利益輸送」、「特權階層的特權票」、少數人「自動當選」等問題飽受部分民眾指責，已經成為撕裂香港社會、影響政治穩定的焦點問題。

　　因此，筆者認為，在《基本法》確定的香港「雙普選」時代到來之後，功能界別這一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具有合理性、曾經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生活中發揮過一定積極作用的選舉制度，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理應退出政治舞台。在立法會和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選舉中，代之以一人一票的真正普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