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學的歷史作用——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

一、經學是根，是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

　　梁濤：經學在中國傳統學術中佔有最高的地位，在歷史上也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但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以後，經學卻在迅速衰落。這一時期學術界出現的整理國故派、疑古派，對經學都採取了否定、顛覆的態度。馬克思主義學者中范文瀾比較重視經學的研究，但對經學評價很低，基本上將其等同於封建糟粕，認為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四九年以後，經學基本上退出了學術研究，也退出了社會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經學又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有關經學研究的著作也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如何認識、評價經學？如何看待經學在歷史上的作用？特別是我們應如何來研究經學？對於這些問題，學者們的看法應該說還是存在很大分歧的。那麼，我們不妨就從這個問題談起。

　　姜廣輝：我以為今日談經學，要有重新審視它的新角度。經學在中國傳承兩千年，其內在的原因在於經學構成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我們現在強調，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觀，那中國的價值觀、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在哪裡？主要就在經典上。經典是載體，你把載體弄沒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就飄浮在空中了。大家知道，中國傳統學術分為經、史、子、集四個部分，經學是中國文化的根。現在我們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如果這個根你不去培植灌溉，那枝葉再繁茂也不過是「賣花擔上看桃李」，無根之木是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的。 　　 　　現在很多人還沒轉過彎來，說經學是封建的意識形態，還把它打在十八層地獄下。最近我在鳳凰衛視錄製的節目上，看到朱維錚先生講經學，他講的一些觀點使人很難接受。比如，他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是由漢武帝、田蚡與竇太后的宮廷矛盾這一偶然事件引發的，竇太后喜歡黃老，漢武帝、田蚡這一派喜歡儒學，於是就要用儒學去戰勝黃老。這麼一個偶然事件可能管二十年、三十年，它能決定兩千年么？經學能傳承兩千年，就一定有它內在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那麼，經學的合理性是什麼呢？我說就是它的價值觀。不要小看了經學中的價值觀，它對我們國家的統一、民族的融合是起了極大作用的。很多人看不到這一點，認為有沒有經學無所謂，在這一點上我很佩服嚴復，他是近代一個有遠見卓識的人物。嚴復傳播了很多西方科學知識，但他同時堅持尊孔讀經。他說，中國在廣大的區域中（當時是二十二個行省），許多民族凝聚成一個統一國家，延續兩千年之久。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儒家經學。而不是像羅馬、波斯等大帝國那樣，雖然有過短暫的統一，不久便趨解體。 　　 　　我們今天仍然有這個問題。舉例說，前蘇聯那麼龐大的一個國家卻一日之間四分五裂了，為什麼？它原來的凝聚力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堅持了，它的凝聚力也就不起作用了，國家一下子就解體了。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我們處在類似的情況下，我們有這麼一個傳統，有這麼一個文化底蘊，它是不可能分裂的。中國傳承了兩千年，為什麼統一始終是大趨勢呢？因為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國性就是追求統一的。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講得很好，他說，世界的潮流將來一定是走向融合統一的，這是大潮流，但是中國能維持兩千年的政治統一，她的無與倫比的政治智慧是值得世界上其他民族學習的。這個無與倫比的智慧來自在哪裡？就來自中國的傳統經學之中。這些好東西你不要了，你就是把維繫中華民族長期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精神支柱丟掉了。 　　 　　 　　余敦康：經學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歷史、哲學、文學，包括唐詩宋詞，所有這些，都是從經學這個源頭出來的，有了這個源頭才有了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這個可以告訴大家，現在很多中國人不知道、不清楚。 　　 　　經學為什麼重要呢？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與歐洲、美國、伊斯蘭世界、以色列、印度、日本做個比較，就可以發現其實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經學」。基督教有《聖經》的「經學」，伊斯蘭有《古蘭經》的「經學」，印度教有《奧義書》的「經學」，日本有神道教，也是它的「經學」。這樣來說，「經學」就是每個民族幾千年來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價值觀，太重要啦。 　　 　　去年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去世了，亨廷頓生前講文明的衝突，認為冷戰以後，世界上就是七八個文明之間互相衝突，每個文明都有它的核心價值觀，有它的「經學」。亨廷頓臨死以前寫了一本書：《我們是誰？》（按：《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美國發展到今天，成為了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但出現了精神危機，不知道美國人是誰了——民族的特性模糊了。美國這樣一個移民國家，它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亨廷頓為此感到很大的憂慮。以前美國的國民性可以用WASP四個字母來表示：W，White，白的；AS，Anglo-Saxon，盎格魯撒克遜人；P，Protestant，基督教新教。WASP這四個字母組成了美國的核心價值，離開這，美國人就不存在了。現在ASP成了問題，W也成了問題，總統成為黑人了，美國人除了英國後裔還有其他人呢，甚至很多伊斯蘭教徒也都生活在美國，拳王阿里就信仰伊斯蘭教。亨廷頓一定要把美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凝聚起來，以重振美國特性，這實際就是美國的「經學」啊！ 　　 　　我們現在也要思考「我們是誰」。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現在一般的中國人不知道。什麼叫獨一無二？五千年沒斷過！美國歷史加起來三四百年，英國是一千多年，俄羅斯也是一千多年，印度長一點，但是斷的。唯有我們炎黃子孫五千年一直沒斷，結果我們中國人自己給忘了，不知道我們中國人是誰。現在我們談經學，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在救亡圖存、經濟發展、生活提高的問題解決了以後，要找出「我們是誰」？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認識到經學在我們民族凝聚中所起的作用，這中間有很多糊塗認識啊。 　　 　　改革開放頭一炮是誰打響的？不是學者，不是政治家，是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十幾戶的農民。幹什麼啊？家庭聯產承包。用「家庭」兩個字把人民公社給否定了，從「一大二公」回到家庭本位，這就是《堯典》所說的「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中國人是以家庭為本位。每一個中國人，哪怕是海外華僑，對家庭觀都重視極了。家庭是個經濟體，也是個文化體、道德體，具有很強的凝聚力。這和西方的個人本位是不一樣的。所以中國的改革是從家庭聯產承包開始的，傳統文化也就是經學在這裡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俄羅斯就沒有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它過去是個農奴制的國家，沒有家庭本位。戈爾巴喬夫把土地分給農民，結果到了農民那裡，被吃了喝了玩了，改革不成功。戈爾巴喬夫說，這不行，我們還是從政治改革入手吧，於是轉向了政治改革。這不是我研究的，是好多經濟學家研究的一個結果。中國的文化傳統在改革中絕對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就叫「禮失而求諸野」。禮在政府那裡、在社會上沒有了，但農村裡有，小崗村的農民有，這個你消滅不了，這叫「文化基因」。儒學經典上的東西刻在我們腦子裡，流淌在血液中，改也改變不了。 　　 　　中國人的「天下」觀念也很重要，《禮記·禮運》講「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天下是一家，中國是一個人，中國人很不狹隘啊。還有誠信，中國過去講童叟無欺，誠信為本。現在呢？見利忘義啊，出現了「三鹿奶粉」的問題，食品安全的問題，丟了大臉啊！中國是個禮儀之邦，現在呢，最不講禮儀的就是我們中國人，丟醜啊！這是價值觀失落的緣故。現在要把中國人的價值觀重新講出來，怎麼經商，怎麼做人，怎麼處理人與人的關係。 　　 　　二、經學是不斷發展的，每一個時期的經學就解決那個時期的問題 　　梁濤：現在很多人一提到經學，馬上想到的就是落後、保守、教條、僵化、繁瑣、荒誕等等，認為是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是官方的意識形態，故只能是糟粕。這既與以前的宣傳有關，也是對經學缺乏研究的結果。人們對經學根本不去研究，但又對它的印象根深蒂固，這的確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從經學與政治的關係來看，情況也是比較複雜的。經學官方地位的確立主要是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的，但董仲舒當初提出天人感應說，正是要批評漢武帝，是要限制皇權的，他說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而天又是代表民意的，目的就是抬出天來壓在君之上，使其不敢肆意妄為，必須服從儒家的價值原則。董仲舒為此還差一點丟了腦袋嘛。程朱理學在元代被確立為官方思想，朱熹的《四書集注》也成為法定的教科書，但在南宋時朱熹的理學一度被視為偽學，遭到禁止。從歷史來看，經學一旦被官方化、政治化，的確會出現僵化、凝固的趨勢，但這時經學內部往往又會出現新的流派，新的變革力量。如當程朱理學被定於一尊，逐漸趨向保守的時候，到了明代便有王陽明的心學來衝擊它，後來又有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學派，有清代的樸學等等。總之，經學在發展中，一方面會與政治權力結合，出現官學化、政治化的趨勢，但另一方面經學內部又在醞釀著新的變化、發展，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姜廣輝：人們對經學有誤解，與我們以前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是有關的，什麼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呢？就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從來就沒這麼簡單過。簡單地把一個問題說成非好即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都不是好的，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是好的，那幾千年歷史是怎麼發展過來的？人不可能從小孩一天就長成大人，把發展的過程否定掉了，也就把幾千年的文明積累否定掉了。 　　 　　現在很多人還持這種簡單的觀點來看待經學，說經學是反動的、腐朽的，沒有認識到經學曾經在歷史上起到的積極作用。我們現在要轉變這種的簡單化、貼標籤式的認識方法，要歷史地、客觀地看經學。我很佩服王國維，他在《殷周制度論》中講殷周之際的變革就講得很好。他講，殷周之際就是有德和無德之爭，周人建成了一個道德共同體，這是周公的貢獻。他講周人確定了嫡長子繼承製，一個國君去世了，必須是他的嫡長子繼承。有什麼道理？不公平嘛。嫡長子也許智商很低。但必須由他繼承，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原則確定了以後，一位君主死了之後，王子之間就不會有紛爭，國家不會動亂。國家穩定是當時最緊要的，比幾個人之間的公平不公平更重要，是更高的價值。這就是歷史地看問題。 　　 　　當然每個時代都有變化。周代的制度後來也不行了，也要變。秦始皇打了一輩子仗，最後說了一句話，是歷史的總結：「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當時天天打仗，戰爭不斷，根子是什麼？根子就在於周代實行的分封制。所以他就搞統一，實行郡縣制。但是秦始皇的眼光太短了，只看到幾百年的歷史，他沒看到西周以來的長期穩定，沒看到禮樂文明的作用，他反儒。所以秦王朝不久就滅亡了。漢代統治者既總結了秦王朝的經驗，也總結了周王朝的經驗，開始提倡儒學，搞了經學，講「大一統」，漢代才能有四百年的天下，才能長治久安。 　　 　　 　　余敦康：我們還可以把漢朝和羅馬帝國做一個對比，二者的時間相當。羅馬帝國是靠什麼來統治的呢？它是靠法，羅馬法。它的道德污七八糟，可是法很發達，有公法、私法，對現在還有影響。可是它沒有道德，缺乏一個精神的凝聚力。後來羅馬之所以滅亡，就是孟德斯鳩所說的，整個統治階層毫無道德可言了，沒有一個精神凝聚力了，勉強把一個基督教請過來，做為國教，可是很短暫。中國的漢朝，從董仲舒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搞經學，搞五經博士，搞教育，有太學，還有下面的地方學校，是用道德、用經學將國家凝聚在一起，建立起一個道德共同體。當然，漢朝也有法，但和羅馬法不是一回事。所以兩漢滅亡以後，到了南北朝還是能慢慢走向穩定，最終出現了唐、宋的統一。而羅馬帝國崩潰後，就再沒有統一過，變成了蠻族的時代。法國、德國過去是蠻族。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經學的作用。 　　 　　姜廣輝講儒學、經學是一個「意義的信仰」。意義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比如改革開放到現在二十一世紀，和建國初期的意義就不一樣，和打日本鬼子時的意義也不一樣啦，它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的升華和凝結。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應該有自己的信仰。有信仰，國家、民族才能凝聚在一起。所以經學在歷史上不斷地發展，每一個時期的經學就解決那個時期的問題。董仲舒解決得很好，他的作用我們過去低估了。港台的學者把董仲舒低估了。中國之所以形成一個統一的文化，和漢代是分不開的，也和董仲舒是分不開的。可是過了兩百年以後呢，學術主流就變了，變成玄學了。董仲舒就不起作用了，他只是在歷史的那個時代起了作用。 　　 　　 　　梁濤：學術界還有一種質疑，認為國學、經學都是屬於漢民族的，不包括少數民族，提倡國學、經學會導致民族主義。這種看法也是片面的。儒學誕生於鄒魯，傳播於中原，後來不斷向外發展，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地域、一個種族。在歷史上，很多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後，就是通過學習儒家經典而接受中原文化的，這對當時的民族融合絕對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從近幾年的出土文獻來看呢，儒家經典像《論語》、《孝經》等，在周邊地區都有傳播，對周邊民族也產生了影響，所以絕不應該把國學、經學僅僅看成是一個漢民族的文化。 　　 　 　　余敦康：那種看法是簡單化了。《堯典》是《尚書》的第一篇，是一篇關於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綱領性文獻。它講所有的蠻、夷、戎、狄，也就是少數民族，都是黃帝、炎帝之子，都是炎黃子孫，本來是一家嘛。當初黃帝和炎帝也打過仗的，後來和好了，統一了，由文化來統一。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五典就是「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派一些人去宣揚，到蠻、夷、戎、狄中間去講，做父親的要慈，做母親要愛，做兒子要孝，講這些道理。達到一個什麼結果呢？叫「內平外成」。這是《左傳》和《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內平」是和諧社會，「外成」是和諧世界。對不對啊？《堯典》又說「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你說這就是我們漢民族的么？不是。我們是「內平外成」，「協和萬邦」。而且你所謂的少數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啊。開始可能並不是一個源頭，但後來逐漸融合到一起了，成為一家了。 　　姜廣輝：五經中有《春秋》經，《春秋》學中有一派是公羊派，它就是講華夏民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叫「華夷之辨」。「華」主要就是中原地區，是華夏族；「夷」主要就是周圍地區，是少數民族。公羊學派有一個觀點，它不是按照地區，按照膚色、血統來區分華、夷，而是按文化來區分。文化先進的就是華人，文化落後的就是夷人。哪一天漢民族落後了就是夷，哪一天少數民族進步了他就是華。這是流動、變化的「華夷之辨」。公羊學派的華夷觀有一個好處，就是沒有種族歧視，不會歧視外來者。你看華夏民族幾千年來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什麼原因？就是沒有歧視過外來者。比如猶太人，國家滅亡了，到哪裡都被排斥、受迫害，越排斥、越迫害他越挺立，最後還復國了。可是猶太人到過中國後，你現在找不著了，融合了，你不排斥它，它反而沒了。還有滿族，它統一了中國，疆域很大，最後自己呢？像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他們漢文化的素養比很多一流的文人都高，他從小就受這個教育。後來他寧可把自己的文化丟了，現在滿族人已不再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完全漢化了。所以漢文化不排外，具有包容性。包括現在對西方的文化，我們中國人了解美國，了解歐洲，要比美國人、歐洲人了解中國多得多。 　

　　三、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對經典進行再詮釋，為現代社會服務

　　梁濤：前面講到，「五四」以後經學是走向衰落，但仍有學者在繼續講經學，在弘揚經學。一個是馬一浮先生，一個是熊十力先生。馬一浮講「六藝該攝一切學術」，就是想為經學尋找合法性。他的一些命題在具體理解上當然還可以討論，但他這種努力和用心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熊十力先生寫過《讀經示要》，他講「經是常道，不可不讀。」按我的理解，所謂「經是常道」，固然一方面是說經中包含了某些永恆、普遍的核心價值，對今天仍有啟迪意義，同時也是說經是可以被不斷詮釋，不斷豐富的，所以它是「常道」。　　 　　姜廣輝：我最近在思考一個問題，歷史上每一個大的朝代，差不多要經歷三代人才能進入文化繁榮時期。漢代的時候，從漢朝建立到漢武帝大概是七十年左右；宋代，從宋朝建立到慶曆時期，差不多是八十年左右；清代，從清朝建立到乾嘉時期，差不多九十年左右。我就琢磨，這是一個三代人的周期，每一代三十年，三代人加一起九十年，這個演算法還是比較科學的。建國後，第一代人做什麼？軍事平定、政治穩定。這個沒有二三十年做不來的。第二代人做什麼？突出經濟建設。第三代人做什麼？突出文化建設。建國後差不多六、七十年左右，正好是第三代開始的時候，要搞文化建設了。現在我們也遇到這個問題，恰恰已經過去兩個三十年了，第一個三十年，鞏固政權，政治穩定；第二個三十年，從改革開放算起到現在，經濟飛速發展；第三個三十年，也可以說未來的三十年，從現在開始，就是搞文化建設。這個文化建設能不能搞好，關係到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過去叫「長治久安」。沒有一個偉大的文化，就不會有偉大的教育，沒有一個偉大的教育，就不會有偉大的人材。過去講「百年樹人」，就是說一個成熟的教育要經過上百年時間，因為一個好的教育制度，好的教育風氣，需要一個好的經濟環境支持。而好的經濟環境又需要一個好的政治環境做基礎。而要建設一個好的政治環境、好的經濟環境、好的文化環境，加在一起非得有近百年的時間不可，所以是「百年樹人」。我這是從正面講的。反過來講，一百年也足以把一個好的文化毀掉。百年可以樹人，百年也可以毀人啊。 　 　 　　余敦康：我要專門談一下姜廣輝他們搞的《中國經學思想史》，這套書在整個近百年來的經學研究中，是起了一個顛覆的作用，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們把過去那一套否定經學的做法，全都給顛覆了，他們樹立了一個新的路子，就是弘揚經學的路子。這個書很嚴謹，很有理論性。 　　 　　 　　不說別的，就看這個標題，「經學思想研究的新方向及其相關問題」。提出一個經學研究的新方向，這很重要。還有，「重新認識儒家經典」。過去把儒家經典說成是封建的、落後的、宗法的、專制的，現在從世界史的眼光重新認識，這是一個新的視角。再看，「論中國文化基因的形成」。經學，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啊。比如說，我沒學過經學，沒學過儒學，但我作為中國人，我有經學的基因、儒學的基因。他們還講了，「儒學是意義的信仰」。我們中國人不是說沒有信仰，是一種「意義的信仰」。比如追求幸福，闔家歡樂，這是信仰。扭轉乾坤，這也是信仰。 　　 　　 　　過去這一百多年來，經學的名聲不太好，那有特殊原因。積貧積弱，挨打受欺負，這個時候好像經學不起作用了，不能救國了。但是現在救亡圖存問題解決了，中國人站起來了，政治上站起來了，經濟上也站起來了，現在要文化上站起來，文化站起來要靠什麼呢？繞了一大圈，回到我們的經學上來了。這是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一個共同任務，經濟起飛，政治改革，文化自立。我們要解決「我們是誰」這個問題了。現在黨中央也講建設精神家園。中國人到哪裡去找精神家園？到基督教那裡去找？找不著的。中國人十三億呢。到伊斯蘭教那裡去找？不行。印度教也不行。這些都不行。找來找去就找到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找到了中國文化的根——經學上來了。 　 　 　　梁濤：今天聽兩位先生的談話非常有啟發。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經典，經典是與該民族伴隨始終的。但不同的時代，經典承擔著不同的文化使命，有不同的解讀方式。所以，經典要被一個民族認同，被一個社會認同，要再經過一個重新理解、轉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會相當漫長。我們現在只是鋪路，把問題提出來，有些問題可能不是我們能解決的，但路的方向選對了，中國學術與文化就有了光明的前景。國學訪談錄　　

時間：2009年2月6日　　參與者：余敦康、姜廣輝、梁濤　　整理者：魏寅 原載： 中華讀書報　200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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