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徵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現代價值
一、文化精神的意旨
所謂文化精神，是指民族文化中佔主導地位的基本思想、
基本觀念。文化研究一方面離不開廣義的文化這個寬闊背景，
另一個方法論原則，即可從特定文化的中心觀念入手，以期
真正深刻地把握整體文化的本質特徵。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人文主義。中國文化中的人本主義傳統，以民為本，重
視道德倫理，履行義務，對維繫社會正常運轉、人際和諧和
提高人生修養等方面都具有積極意義，但也存在著重人倫輕
自然、重群體（家族）輕個體的傾向的消極因素。 儒道互補。總體上看，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道兩家思想
為主幹，並形成互補之勢。儒學對中國傳統文化乃至整個社
會生活都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尤其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
倫理道德、文化教育、風俗習慣、國民精神等方面的影響至
為深遠。道家、道教對中國傳統哲學、文學、藝術、科技、
宗教、醫藥、體育等領域有著相當廣泛的影響。傳統士大夫
的「達兼窮獨」的人生價值取向以及民族性格中剛柔相濟的
品格等等，都是儒道互補在中國文化精神中的具體體現。 以和為貴。「持中貴和」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其重
要的思想觀念，而且也培育了中華民族的群體心態。它的積
極作用和影響是主導方面，對保持社會穩定和發展，對於統
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維護，有著積極作用。 實踐理性。所謂「實踐理性」，主要體現為一種重現世、
重實踐、重事實、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價值取向。實踐理性
對中國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影響至為深遠，在實踐中也帶
來了雙重效應，但積極效應佔主導地位。
三、繼承與弘揚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以天下國家為己任
的愛國精神。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強調以治國
平天下為人生最高目標，以大一統為社會理想狀態，把國家
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放在首位。這種愛國主義情愫深深積澱在
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之中，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時代精神的
最強音。 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孔孟闡揚的「聖人」和「大丈夫」
的理想人格以及「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崇高精神境
界，在鑄造中華民族精神品格方面有著極為重大、深遠的影
響，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獨立的人格尊嚴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剛健有為的進取精神。《易經》中說：「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這是對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精神的
高度概括。 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易經》中說：「地勢坤，君子
以厚德載物。」意即要人們以大地般寬廣的胸襟承載萬事萬
物，順承天道。一個真正有自信力的民族，不但要從民族文
化中汲取積極的營養，還應善於從世界上外來文化中充分吸
收可以滋養、豐富民族精神的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徵和基本精神 第一節 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風貌與基本特徵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風貌與內部結構 1、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風貌 中國傳統文化從整體上來講是大陸型文化，這是由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決定的。「大陸型民族文化」的特徵是：中國傳統文化系統從半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中獲得了特別完備的「隔絕機制」，使中國傳統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的風格和系統，源遠流長，頑強生存，綿延至今，沒有出現因外族入侵而被摧毀或斷層的情況。 中國傳統文化是農業文化。其特徵主要為：農業經濟造成人們對自然條件的高度依賴，從而培養了中國人樂天知命的特性；農業文化追求恬靜安逸的精神境界，農民男耕女織，以此保持著穩定和諧的狀態，從而培養了中國人清心寡欲，適可而止，知足常樂的特性；農業經濟培養了中國人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的傳統美德；農業經濟培養了中國人注重實際的務實精神和酷愛和平的性格。 中國傳統文化是宗法文化。由於血緣宗法制度的存在，中國人十分很看重家庭生活，血緣觀念強大，非常重視親族之間的交往禮儀；在宗法制度的影響下，個人被納入宗法集體中，人作為家族的一個分子而存在；宗法制和家天下形成了家國共構的政治模式，由此形成中國特有的忠孝兩全的政治倫理和傳統；在宗法制度的影響下，中國文化表現為既崇拜祖先，注重族系的延續，又抵制了像西方那樣救世主的誘惑，因此，中國社會幾乎沒有出現過西方社會神權占統治地位的歷史。 2、中國傳統文化的內部結構 中國傳統文化的八大特徵 自從中國邁進文明社會的門坎，中國傳統文化存在了上下五千年，傳播到縱橫數萬里。一個個王朝的毀滅，一次次殘酷的戰爭，多少次外族的入侵，乃至無數次山崩地震、水旱、瘟疫等，都未能阻止它前進的步伐，這與它所具備的不同於其他文化的特點有著直接關係。梁漱溟先生寫過一本《中國文化要義》，概括了中國文化的14大特徵；台灣學者韋政通則說，中國文化有十大特徵。其實這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學術界對這一問題並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我將它概括為八大特徵，提出來僅供大家參考。 一、它的延續性、凝聚力與包容性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在近六千年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6種文化形態，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國的文化體系，即中國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這些文化形態中，只有一種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延續不斷，經久不衰，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應變能力，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在中外歷史上，不少優秀的文化因為異族入侵而中斷，如希臘、羅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斷沉睡了上千年；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則因入侵者的變化而不斷改變自己的面貌：曾經一度希臘化，後又羅馬化，再後又伊斯蘭化。這都是由於它們根基不深，站腳不穩。中國傳統文化卻大不相同，十六國時期的五胡亂華，宋元時期契丹、女真的相繼南下，乃至蒙古、滿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斷中國傳統文化，相反卻是征服者最後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中國傳統文化吸收了各少數民族的新鮮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之所以有這種頑強的延續性，這是因為它有強大的同化力與融合力，外族文化進入中原地區、外域文化進入中國後，大都逐步漢化、中國化，與漢族文化、中國文化融為一體，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國少數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吳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中國傳統文化還具有強大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主要表現為文化心理的自我認同感和超地域、超國界的文化群體歸屬感。近年來，千百萬華僑都來關心中國的振興，正是這種文化凝聚力在起作用。用優秀的傳統文化教育人民、團結人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用優秀的傳統文化喚起海外廣大同胞的愛國心，爭取他們從道義上、物質上支持國內的現代化建設，促進祖國早日統一，正是我們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目的。 二、以人為本，重人倫，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個特點。 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向來被當作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謂以人為本，就是將人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肯定天地之間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在人與物之間，人與鬼神之間，以人為中心，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也就是說，神本主義在中國不佔統治地位，而人本主義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孔子曾教導他的弟子說：「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又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處理人事與天道的關係時，不少政治家與思想家，都主張要先盡人事，然後再考慮天道。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在中國文化中，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中國傳統文化還強調人倫道德，強調要正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要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弟悌，朋友之間要講義講信，為人臣、人妻要守節，與一般人交往也要講忠恕之道，要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家庭和睦、社會安定、君臣合力、朋友同心。在處理君與民的關係時，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強調君主專制，強調臣民要忠君，但同時也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強調民貴君輕，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著名論斷。因此尊君重民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與西歐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並不一致，與社會主義時代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和主張更是存在著本質區別：中國古代的人本主義是以家庭、家族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鞏固專制王權為最終目的；西方的人文主義則以個人為本位，以法製為中心，以個人的充分發展為終極目的；而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則強調人民當家作主，充分尊重個人的權力和自由，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充分的條件。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以人為本，並非尊重個人價值和個體的自由發展，而是將個體融入群體之中，強調個人對他人、對家庭、家族以及對國家、天下的義務，可以說是一種宗法集體主義人學，是以道德修養為旨趣的重人倫、重道德的人本主義。而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義、人本主義，則注重個體的價值，強調個人的權力和自由，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契約關係，實質上是一種個性主義。它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法律體系的重要思想基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本主義既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本主義的積極因素，重視人的作用，重視道德倫理，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和個人修養的積極作用，同時又避免了重人倫輕自然、重群體輕個體的傾向，尤其反對封建的專制主義。對於西方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人本主義，我們則予以批判與揚棄。既重視個人的作用，又強調集體主義和國家民族的利益；既尊重人權，尊重每個人的生存權、勞動權、發展權，又強調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強調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發展。這才是人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塹新的階段。 三、主張自強不息、勤勞刻苦、剛健有為、鞠躬盡瘁，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特點。 《易經》曾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體的運行是剛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動也應該效法天，應該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也就是說，應該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要有一種奮鬥拚搏精神、積極向上的精神。孔子對他自己和對他的弟子都是這樣要求的，他認為一個人不僅應該「學而不厭」，而且應該「為而不厭」，他自己則是「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還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遠大的志向，並努力為實現自己的志向而奮鬥。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個人的志嚮應該是堅定不移的。他的弟子曾參也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他們希望人們應該為實現自己的遠大目標而奮鬥終身，死而後已。三國的諸葛亮正是實踐這種傳統思想的典型。 第四，強調人格，提倡節烈，主張為國盡忠，殺身以成仁，捨生以取義，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個特點。 孔子認為，人生在世一定要有獨立的人格。為了維護自己人格的尊嚴，為了實現自己的志向，寧可犧牲生命，也不能苟且偷生。他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說：「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政治清明，符合自己為之奮鬥的理想，可以出來做官；天下無道，政治黑暗，就應該退隱，而不應貪圖寶貴榮華。孟子認為，生命與道義都是可貴的，假如二者不能兼得，就應該捨生以取義。他認為，作為一個大丈夫，應該具備一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在這種傳統文化的熏陶下，我國歷史上出現了蘇武、楊業、岳飛、文天祥等無數忠君愛國的英雄。這種思想，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當然，對於「忠君愛國」思想也不能一概肯定，而要進行批判和揚棄。對於那些只知忠君並不愛民，以及一味忠君、不分是非的所謂「忠臣」和行為，並不值得宣揚和歌頌；而在當今的時代，我們也不能要求人們像忠於封建皇帝那樣去忠於哪位上級或領導。但在封建社會，國君往往代表一個國家和民族，不少人將國君當作國家的象徵，實質上是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和民族，忠於自己的事業和理想，對於這樣的「忠君愛國」就不能否定，而應提倡與學習。比如鄭國的弦高犒師退秦兵，藺相如完璧歸趙，屈原「書楚語、用楚聲、記楚地、名楚物」，以自己的赤誠之心和一生的血淚寫下了《離騷》《國殤》《九歌》等愛國主義詩篇，這種愛國主義精神自然應該肯定。西漢的蘇武誓不投降匈奴，在北海牧羊十九年，持漢節不失，忠心不變；楊業寧死不降，岳飛精忠報國；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拒絕當元朝的宰相，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氣走向刑場；明朝的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提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抗倭名將戚繼光寫下了「封侯非我願，但願海波平」的著名詩句；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一腔正氣，無私無畏。所有這些，無一不是愛國主義精神的典型寫照。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以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的最高目標，強調將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這種精神教育與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成為中華民族最可貴的精神傳統之一。這種愛國主義的精神傳統永遠值得繼承和發揚！ 五、崇尚統一，維護多民族國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國傳統 文化的又一個特徵。我國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後出現的三個王朝夏、商、周，地域雖然不十分廣大，政治上實行分封諸侯的分權制，但名義上畢竟是三個擁有「天下共主」的統一王朝。只是在東周后期才出現了諸侯長期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而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們所嚮往和追求的則是國家統一、法度一統的理想社會。《詩經》的作者歌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的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局面；春秋五霸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則是要維護中原地區諸侯國的共同利益，企圖由霸主代替天下共主；孔子提出「張公室，杜私門」，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才是「天下有道」的時代，而「陪臣執國命」則是天下無道，禮壞樂崩（《論語。季氏》）；孟子明確主張「定於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反覆強調「一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這些儒家大師無不主張國家統一，從而奠定了我國大一統的理論基礎，並得到後世的廣泛認同。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國家，並根據韓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的治國方案採取了一系列鞏固國家統一的措施：車同軌、書同文、度同制、行同倫、地同域，法令由一統，徹底改變了戰國時期「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狀況。並在思想文化上「別黑白而定一尊」，企圖用法家思想統一人們的思想，採取了「焚書坑儒」的極端措施，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它說明，法家思想儘管與儒家不同，但在維護國家統一這一點上又是十分一致的。 漢承秦制。漢朝不僅繼承了秦朝天下一統的局面，而且實行了秦始皇制定的郡縣制、三公九卿制等基本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秦始皇開創的統一大業，到漢武帝時得到鞏固和進一步發展。秦皇、漢武對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和鞏固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因此受到子孫後代的崇敬。從秦漢時起直到現在，我國統一的時間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分裂的時間不到三分之一。它說明，在我國歷史上，統一是主流，分裂是暫時的。在統一時，多數政治家、思想家和廣大人民都反對分裂；而在分裂時，人民又盼望統一，進步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們則為爭取國家統一而奮鬥不息。比如，三國時期的曹操、劉備、諸葛亮、孫權等，都認為自己代表正統，都希望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南北朝時，無論南朝還是北朝的統治者，都希望由自己統一中國；南宋時期，人們常以恢復中原為念；元朝的忽必烈君臣以「混一四海」為己任，建立了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統一中國的封建王朝，使台灣、西藏正式納入祖國版圖，在蒙古、雲南、東北正式建立行省；清朝的康、雍、乾竭力維護祖國統一，先後平定了新疆、西藏等地的叛亂；直到近代，雲南人民掀起保界運動，與英國入侵者抗爭，保衛了西南邊疆；甲午戰敗後，清朝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當地高山族人民與各族人民一起奮起反抗，血灑寶島；１９０４年，英國企圖入侵西藏，受到藏族人民的堅決抵抗。所有這些都說明，崇尚統一，維護多民族國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國民族的優良傳統。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它充分表達了中國人民盼望統一的心聲。 六、持中貴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另 一個突出特徵。「和」作為哲學範疇，是指對立面的統一。「和實生物」，只有「和」萬物才得以生長，天下才能太平，國家方能興旺，個人才能幸福。儒家的著名學者荀子一方面主張「致天命而用之」，但同時又認為宇宙即是一個大和諧的局面：「列星隨旋，日月遞照，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而認為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災害等則是天地失和的表現。《中庸》則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在天人關係即人與自然界的關係上，先秦各家多以「和」為最高理想。老子主張「守中」（《老子》第五章），認為嬰兒（喻「道」）狀態乃「和之至也。」（《老子》第五十五章）。莊子在《齊物論》中提出了「和之以天倪」的論斷，都是認為「和」才是天人之間最理想的狀態。名家學者惠施則認為「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莊子。天下》），儘管萬物有差別和矛盾，但最終的結局和最佳狀態卻是和諧。漢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主張，認為天與人，天道與人道，天性與人性都是相類相通的，因此可以達到和諧和統一。 人際關係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和諧統一，是持中貴和思想的側重點。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論語。學而》）認為在先王之道，在禮制當中，「和」是最重要、最優秀的品質。但也反對無原則的調和，更反對同流合污，故而提出了「合而不同」（《禮記。中庸》）的主張。儒家主張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弟之間講「悌」，朋友講「信」等等，目的也是為了維持人與人之間和諧的局面。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將「人和」作為戰爭勝負的關鍵。這一思想不僅適用於戰爭，在其他工作和活動中，能否做到「人和」也是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問題。 經過長期的歷史沉澱，持中貴和的精神漸漸成為中華民族普遍的社會心理和中國文化各門類的共同追求：如政治上，人們重視君臣、國家、民族間的和諧，主張「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尚書。堯典》）；經濟上，主張「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荀子。富國》），「不患貧只患不均」；思想方法上主張「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既不要過分也不要不及；個人修養上主張「從容中道」，「文質彬彬」；藝術上主張「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美學上主張「以和為美」；戲劇文學上「大團圓」的結局等等。都是強調「和」。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種持中貴和思想植根於農業經濟，表現出一種「靜態」特徵：重視自然，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以及每個人內心的和諧等。它與西方文化中重視分裂對抗形成了鮮明對照。西方文化反映了商業文明，只有唯利是圖、競爭、對抗，才能發家致富，才能取得個人生存發展的權利。 這種主張和諧，持中貴和的思想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自然也是雙重的：其積極方面是有利於保持社會的穩定，有利於維護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但不可否認，這種思想壓抑了人們的鬥爭精神，使人們缺乏西方人那種競爭、進取精神，這對社會發展也帶來了不少不利影響。 七、 儒道互補，外儒內法，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個重要特徵。 先秦諸子學說都具有鮮明的文化目的性，這就是「救時之弊」。梁啟超認為，先秦諸子百家「皆起於時勢之需求而救其偏弊，其言蓋含有相當之真理。」（《中國古代學術流變研究》，《飲冰室全集。專集》）胡適則說：「吾意以為諸子自老聃、孔丘並於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學皆應運而生。」（〈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胡適文存〉卷２）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曾是春秋時期的「顯學」，經過孟子、荀子的繼承與發展，在戰國時期仍然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他們以「仁」和「仁政」為核心的政治主張，以貴和持中為核心的思想方法，以重人倫、重個人修養為核心的修身養性之道，以「信而好古」「憲章文武」「法先王」為核心的社會理想，並不符合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爭霸稱雄、奪取天下的政治需要，不符合新興地主階級變法革新的要求，因而在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儘管他們也曾周遊列國、招徒講學、著書立說，但始終未能得到當權者的重視，始終處於「子」學的地位，而未能成為官方的指導思想。只是到了漢武帝時隨著新興地主階級政治地位的穩定，逐步由進取的力量向保守的力量過渡，他們的主張才適應了地主階級鞏固政權的需要，一下子從「子學」變成了唯我獨尊的官學。從此之後，儒學雖然也曾幾經變化，但其禮治德教的精神卻始終一致，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諸子中與儒家並駕齊驅的一大流派。從許多方面看來，它是與儒家對立的學派：儒家重視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講求文飾，道家嚮往「自然」；儒家主張「有為」，道家倡導「無為」；儒家強調個人對家族、國家的責任，道家則醉心於個人對社會的超脫。但從另一方面看，道家與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對立的，而是存在著相互接近、相互溝通的質素。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學說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道家的崇尚自然就有一定相通之處。在戰國時期，道家出現了黃老刑名學派，在各諸侯國的變法革新中曾經發揮了一定作用。漢朝建立後，黃老刑名之學曾成為漢初七十餘年的統治思想，其中吸收了不少儒家仁政德治的主張。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之後，黃老之學雖然也在被罷黜之列，但其影響並未立即消失。東漢以後，隨著道教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很快形成了儒道佛三家鼎立的局面。魏晉玄學從本質上說是儒道結合的產物，宋明理學則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產物。 法家是戰國時的顯學，在戰國各諸侯國的變法革新中佔據了統治地位。秦始皇君臣也崇尚法家，正是用法家思想滅掉了六國，統一了中國，並建立了一整套鞏固統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制度。由於法家過分強調暴力，濫用民力，導致了農民階級和各國舊貴族的反抗，秦朝二世而亡。繼起的漢朝雖然全面繼承了秦朝制度，但卻不敢公然宣稱用法家思想治天下，反而大講法家亡國論。實際上卻是口頭上大講仁義道德，在具體行政執法時又不能不採用法家的主張與政策。直到漢武帝宣布獨尊儒術之後，法家學說仍然或隱或現地發揮作用，歷代統治者多數採用「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法，即外儒內法、陽儒陰法、儒法並用。個別純用儒家學說的帝王除了導致大權旁落、國力衰微之外，沒有更好的結果。於是在中國古代逐漸形成了儒道互補、外儒內法、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統治思想。 八、 務實事，輕玄想，重實用，戒空談，看實效，重實績，主張經世致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個重要傳統。 學術界將這種實用傾向稱為「實用理性」或「實踐理性」。中國古代文化以「補偏救弊」，即以解決社會、人生的實際問題為出發點和歸宿，多數學者熱衷於對政治、倫理等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問題的研究與探索，只有極少數人對抽象的思辯感興趨。 中國古代學者也研究宇宙和自然，他們稱之為「天」。只有少數人研究天道運行的規律和神秘的鬼神世界，多數學者主要研究天人之間的關係，研究人們如何適應「天」，如何利用「天」為人類服務。這就是著名的「天人合一」論。而對於鬼神則是「敬而遠之」，即使談到鬼神也是利用他們實現自己的主張，歷史上稱為「神道設教」。而對於宇宙的本原、天體運行的規律等問題，除少數天文學家進行過深入研究外，古代的儒、法大師一般都是「存而不論」。 孔、孟、荀等三位儒學大師在講到自己的治學重點時，對這一問題作出過自己的解釋：有的學生向孔子請教鬼神之事，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的學生問孔子人們死後的狀況，孔子回答說：「未知生，焉知死。」因此他的弟子說：「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這說明，孔子著重研究的是與人生密切相關的問題，對於那些玄妙難知的鬼神世界不感興趨。孟子則說：「知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堯舜之知不遍物，急先務也。」（《孟子。盡心上》）像堯舜那樣大智大慧的人還不普遍研究所有問題呢，何況其他凡夫俗子了。因此，人們的研究應該採取「急先務」的方法，也就是後人說的「急用先學」，「當務為急」「立竿見影」。荀子在《天論》一文中也說：「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爭之察，棄而不治。」孔、孟、荀子的這種治學重點和治學態度，對他們的弟子和後人發生了重大影響，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實用理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老子、莊子主張「法自然」，曾經研究過不少抽象的理論，他們的辯證法思想、邏輯學說、相對主義理論等對於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而有關修身養性、有關真人、神人的論述等，則成為道教長生不老、成仙、成神的理論先鑒。這與孔孟的實用學說應該說是大相徑庭，大異其趨。但老子關心的重點依然是「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著重研究的還是「君人南面之術」，包括以退為進、柔能克剛等為人處世之道。他們的後學弟子研究的黃老刑名之學，其實用性比起儒家學說來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名家主要研究思辯哲學，它促進了中國古代邏輯學的發展。但他們後來也與道家、法家、儒家結合，這才形成了黃老刑名之學。而他們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則是「名」與「實」的關係，它與國計民生也是密切相關的。 以上情況說明，中國古代各派學者都傾向於應用和實用，於是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身體力行的價值取向和經世致用的治學傳統。「實事求是」，其原意是講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毛澤東同志將它引申為一種思想方法：「實事」就是客觀實際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其中的規律，「求」就是去調查研究。它要求人們尊重客觀事實，注重歷史經驗，並通過研究思考，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藉以指導今後的實踐。這無疑是一種科學的態度，正確的思想方法。作為一種價值取向，主張身體力行，就是反對說空話，主張辦實事，主張「獨善其身」或「兼善天下」，不論是加強個人品德的修養還是為人民辦好事、謀利益，總之要有實際行動，並要有看得見摸得著的效果。這樣才活得有意義，才是人生的價值所在。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經世致用，就是主張做任何學問都要有利於國計民生：比如修史是為了察古知今、鑒戒垂訓，因此才有了《資治通鑒》等這樣的史學巨著；寫文章強調「文以載道」，因為它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寫詩作詞也是為了「詩言志」，興、觀、群、怨，不僅僅是要抒發自己的離情別緒，而是為了事父事君（《論語。陽貨》）；繪畫是為了「助名教而翼群倫」（宋濂：《宋學士文集。畫原》）；音樂則是為了移風易俗，因為它可以善人心，感人至深，自然能起到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正是在這種經世致用的治學傳統影響下，中國古代的科學也成為實用科學：無論天文、數學，醫藥、地理，農學水利，乃至四大發明，大多是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實用科學。這些實用科學的成就之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之強，曾在世界歷史上遙遙領先，不僅英國的科學家，甚至世界各國的科學家都嘆為觀至。但對於其中的原理和方法，我們的祖先卻研究不夠，致使有些原理至今仍然不知其詳。 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實用理性自然也具有兩重性，正如李澤厚先生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所說：它「既阻止了思辯理性的發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義的泛濫。」它淡化了中國人的宗教情緒，使得無神論思想源遠流長，但它對自然科學、哲學、邏輯學等思辯學問的研究無疑又起到了阻礙作用。中華民族在科學、文化、觀念形態、行為模式方面的優點和缺點，都與這種實用理性有著密切的關係。 中國傳統文化可分為雅文化和俗文化。中國傳統雅文化是士大夫文化，既反映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也反映系統、精緻、深刻的民族文化和心理。中國傳統俗文化是指農民文化和市民文化，既反映沒有受過系統教育的民眾比較零碎、樸素的思想文化，也反映普通民眾豐富、鮮活的民族文化。但從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系統看，中國傳統雅文化佔主導地位。 中國傳統文化在奠基的秦漢時期出現了隱學與顯學。處在顯學地位的是儒家學說，儒家學說中的積極進取精神、重視現實世界、強調「義以為上」的價值觀、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以及以德為政修身為本的施政方針等，從漢代開始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推崇，成為正統的意識形態；處在隱學地位的主要是法家學說和墨家學說，法家的「權、術、勢」和墨家的「兼濟天下」儘管從表面上受到了統治者的抑止，但仍以各種隱蔽的方式在不同的封建時代起著不同的作用。有些文化學家甚至認為歷代統治者表面上是儒家顯學，實際上是法家隱學。 也有些文化學家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歷史中，儒道兩家學說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部分，儒道互補，從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主流，由此也可以將中國的傳統文化分為儒家廟堂文化和道家山林文化。廟堂是古代帝王祭祀、議事的地方，廟堂文化主要是正統的政治文化，代表儒家積極進取的、入世的人生態度；山林文化主要是隱逸文化，代表道家消極隱退、保守出世的人生態度。所以，儒家和道家，由各自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態度所決定。在政治取向上，儒家傾心於廟堂之內，道家鍾情于山林之間。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聖賢，就是以仁義禮智為基礎，以聖賢人格為目標，通過個體的道德修養，不斷地追求自我實現；道家的理想人格是隱士，是為了反對那種以普遍的仁義規範來塑造自我的人格追求，要求用一種純樸、無為、不爭的和諧人生，自然而然地對待現實，以保持和維護整體生命的和諧穩定。中國歷代讀書人，憑藉科技進入仕途，官海沉浮，升遷不定，進退莫測，這樣他不但需要儒家那種積極有為的人生哲學；一旦失意，也需要老莊這樣消極隱退的人生哲學。因此有人說，中國人在成功的時候都是儒家，失敗的時候則是道家；中國人在人生道路上通常選擇兩種方式：一種是積極入世，奮發有為，積極進取的儒家「聖賢」人生之路；另一種是超然塵外、甘於寂寞、隱遁山林、自得其樂的道家「隱士」人生之路。因此，儘管讀書人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社會與人生的雙重矛盾；生活上的困頓與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們承受著雙重的煎熬。但是，中國的讀書人在對社會的體察和對自身的觀照中，在精神的更高層次上獲得了統一。自先秦至清末，中國的知識階層雖然命運多舛，但作為一個整體，卻始終能夠保持一種進退有度、寵辱不驚的處世態度和剛柔相濟、卓然獨立的「大丈夫」人格。「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種「大丈夫」人格成為傳統士大夫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託之所在。 也有的文化學家認為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傳統文化形成儒、釋、道三種文化思想的融合與交流，形成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禪宗」。先秦時期，儒與道並為顯學。儒學重進取，道家重自然。前者積極，後者消極。儒家入世思想注重對現實的適應與改造； 道家更注重對現實的超越，是一種審美意義上的人生觀。佛教傳入中國後，至唐代終於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從而形成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禪宗」。禪宗強調人人皆有慧根，人人皆可成佛，這與孟子所言「人皆可以為堯舜」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禪宗並不強調修行的外在形式而重視「參悟」，這又與道家的崇尚自然之取向相合。釋、道與儒家互補，使得讀書人在入世時不至過於狂熱，隱逸山林時又不至過於悲觀。儒家致力於個體道德與社會政治的統一，在個體為「仁」，在社會為「仁政」；道家強調對生命的尊重，希求長生不老；禪宗則注重在日常生活的「參悟」中達到精神絕對自由的境界。可以說，注重心性修養、培育完善人格是儒釋道的一個共同之處。 在讀書人的生活中，儒學作用於社會政治領域，道家作用於閑暇生活，佛教思想則對個體的精神生活自覺或自發起地起著深遠的作用。儒修身，道養性，佛凈心。在讀書人的知識結構中，儒釋道由爭鳴走向互補。與西方不同的是，作為宗教的佛與道並未動搖儒家學說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它們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方面主要不是政治，而是人生。當儒家大同政治理想在嚴酷的現實中逐漸破滅後，庄與禪則引導著知識分子的精神在自然與藝術中獲得升華，並在對人生的參悟中達到對現實的超越，達到永恆的境界。志於儒，依於道，老於禪，這是兩千年來讀書人的心路歷程。作為傳統讀書人知識結構的三個維度，儒、釋、道為知識分子構築了一個豐富而立體的理性人格。
推薦閱讀：
※怎樣看待宋江這個人物？
※25歲生日記 | 若你不曲解我，多好
※談談中國的面子文化
※中國茶文化
※如何閱讀財務報告（二十三）——人是「裝」出來的（春節娛樂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