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被神化的革命——法國大革命

祝曙光　　　　長期以來我們給了法國大革命很多溢美之詞，什麼最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啦，什麼法國人表現出了不屈不撓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啦，什麼極大地推動了歷史進步啦，等等。其實法國大革命帶來了許多負面效應，而且對以後的社會主義革命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儘管近年來發行的大中學教材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有些變化，但基本結論仍與以前一樣。那麼我們應該有怎樣的法國大革命史觀？評價一場革命，不僅要看革命領袖們的動機，更要看革命所帶來的實際效果。其實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被神化了的革命。　　　　一　　　　大革命前法國是歐洲大陸上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其經濟發展水平與英國不相上下。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大革命後的法國在經濟方面遠遠落後於革命不徹底的、保留了許多舊因素的英國。當英國開始工業革命時，法國各個階級、各個階層以及政治集團卻在進行殊死的政治鬥爭，革命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謀殺、政變以及對外戰爭攪和在一起，接連不斷。作為法國大革命產物的拿破崙帝國建立後，拿破崙憑藉其無與倫比的軍事天才發動了規模浩大的拿破崙戰爭，使法國自大革命爆發後一直沒有出現較長時期的社會穩定，沒有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創造良好的條件。民族精神和物質財富被消耗在內部革命和對外戰爭之中，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後遺症。而且由於大革命的經歷，使法國人形成了不妥協的民族精神，各個政治集團在政治鬥爭中往往拼個你死我活，不懂得妥協，導致19世紀中後期法國出現許多短命的內閣，政府很難推出長期的社會發展規劃，政府追求的是短期的社會效益。在大革命後的86年中，法國曾制訂了14部憲法，平均每6年多就有一個根本性變化。　　　　大革命前，法國在時尚方面成為歐洲的典範。法國創造的服裝式樣、裝飾品和傢具被其他國家競相仿造，法國人嚴肅的治餐態度、高超的烹飪技藝以及優雅的進餐方式，令食在法國的名氣不脛而走。一句話法國代表著時髦。可是法國大革命卻完全改變了這一切。大革命蔑視一切傳統，在衣、食、住、行、娛樂、婚喪、節慶諸方面，形成全新的模式——粗俗化，就像著名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所說的那樣：法國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他民族都不曾作出過的巨大努力，來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並在他們迄今為止的歷史和他們所希望的未來之間開出一道鴻溝。為此，他們謹小慎微地極力不把任何過去的舊東西帶到新環境中來，並給自己規定了種種限制，力圖養成一套不同於他們父輩的習慣。總之，他們殫精竭慮地要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0［1］（P66）滿紙粗話的《杜歇老爹報》深受歡迎，單調、呆板的愛國婦女裝和無套褲漢裝成為法國最時髦的服裝，並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同情革命的重要標準。大革命時期，無套褲漢們在最能體現法蘭西文化的劇院里大叫大嚷，隨心所欲。　　　　大革命期間最不能容忍的行為就是所謂的革命恐怖活動。我們知道政治領袖的素質往往決定革命的結局。法國大革命中的領袖人物素質怎麼樣呢？我們以雅各賓派掌權期間建立的擁有無限權力的公共安全委員會為例，這個委員會由12人組成，從那時起，一切都本末倒置。巴黎統治著法國，而巴黎卻被其高度多元化社會中的最低劣的成分所統治：狂想者，墮落分子，表面看頗有靈感、實則不切實際的空想家，只從書本上了解人生的理論家，拉皮條的和做妓女的，王室的叛徒和被開除的教士。任何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者，任何自以為是偉大思想家卻飽受同胞的漠然態度的人生失意者，任何因待遇不公而對整個宇宙心存積怨者——所有這些在物質上、道義上、精神上被拋棄的可憐人，如今都有了行使權力的機會。」［2］（P333）這些人不知政治為何物，也不懂得政治的遊戲規則。他們迷信自己的所謂偉大理論。「他們的理論告訴他們，為了建設一個新社會，摧毀一切舊秩序；他們的本能告訴他們，對於一切阻擋他們的人，絕對不能妥協退讓，而必須從肉體上予以消滅。當狂妄的理論與固執的本能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動物倫理替代了文明的政治遊戲規則，在政治舞台上就必然會開演一部最狂暴的戲劇。當時法國有一位革命領袖，甚至必須舔食動物的心臟才能饜足自己的嗜血狂熱，他想像自己是在吃國王的心臟。」［3］（P441）　　　　我們常常把羅伯斯比爾的名字和法國大革命聯繫起來，認為羅伯斯比爾是傑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是他把法國大革命推向了高潮，為羅伯斯比爾的被殺感到惋惜，甚至將羅伯斯比爾之死作為法國大革命失敗的標誌。其實羅伯斯比爾有重大的性格弱點。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仍然要說，如果沒有他的參與，法國大革命也許是另外一種狀況和另外一種結局，法國不會死那麼多無辜的人，世人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也要高得多。美國作家房龍對羅伯斯比爾評價很低，將納粹比喻為雅各賓派，「希特勒就是羅伯斯比爾的樣板，如果他生在法國，他一定會幹羅伯斯比爾所乾的一切。」羅伯斯比爾不喝酒、不抽煙、不近女色、拒絕賄賂，個人生活作風無可挑剔，被譽為「不可腐蝕的人」。由於個人清正廉潔，羅伯斯比爾養成了很強的道德優越感，按照自己的理想來改造法國社會、重塑法國人，一廂情願地以為法國人墮落了，必須加以挽救，於是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方案。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為羅伯斯比爾畫了一幅很好的肖像：「這個熱愛道德，但也熱烈而過分地愛上了自身道德的人是不會對一個持有與自己相左意見的人表示寬容和原諒的……沉醉於自己的堅定，著迷於教條主義的強硬，他把任何不同意見不僅視為異類旁門，而且看作背叛，因而用冷冰冰的鐵拳將每個持不同政見者像異教徒一樣推入新的柴堆——斷頭機。」「他的強大只在於他的僵硬，他的力量只在於他的無情之中，對他來說獨裁便是生活的意義與形式」，「一個這樣的人物是容不得精神上的反抗和異議的，他甚至不容別人與他並駕齊驅，更不用說反對他了，他只能容忍像鏡面似的反射他自己觀點的精神奴僕。」［4］（P136-137）羅伯斯比爾之所以把功勛卓著的革命家丹東推上斷頭台，理由之一就是丹東曾發過兩個侮辱「美德」的言論。隨著大革命進行，使革命本身變成了新的宗教而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完全混淆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把道德與革命、不道德與反革命等同起來，誰當了反革命只有死路一條。［5］（P596）　　　　羅伯斯比爾是公共安全委員會的實際領導人。1793年3月9日，羅伯斯比爾等人設立了革命法庭。這個法庭不需要任何證人或律師就可以對「反革命者」判處死刑。恐怖活動實際上是對大革命理想的可怕顛覆，用一種血腥獨裁取代了國王的專制獨裁，在消除所謂「叛國」和反革命的同時，埋葬了個人的民主權利。革命法庭不遵循或乾脆省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判決得非常迅速和嚴厲，約有4萬名法國人被處決或者死於監獄，另外還有3」萬名嫌疑犯被投入監獄，許多受審者經常在革命法庭上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南特的革命法庭曾判處1500」人死刑。由於死刑犯數量太多了，共和國政府沒有那麼多子彈和絞刑架把他們全部殺死。所以把犯人裝到船上，推入江中淹死，犯人家屬必須跑到很遠的下游才能把屍體撈起來安葬。由於被判處死刑的人越來越多，劊子手們常常忙不過來。為了加快行刑的速度，一名法國大夫發明了行刑機，這種機器可以用3種方法操作，從犯人被押到機器前到處死，不到1分鐘。這種新機器的發明受到了革命法庭的熱烈歡迎，被推廣到各地運用，由此引起了劊子手們的強烈不滿，危及了他們的職業生存，劊子手們多次在斷頭台前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禁止行刑機的使用。但革命法庭無法顧及劊子手們的就業問題，要處死的人實在太多了，甚至許多與羅伯斯比爾長期合作的革命者也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有些人被處死的時候還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搞得人人自危，風聲鶴唳。　　　　二　　　　眾所周知，法國大革命思想來自18世紀的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為什麼失敗？追求正義、自由、平等的法國大革命為什麼會演變成一場鬧劇、一場災難？關鍵在於法國啟蒙運動的巨大謬誤。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的理論對大革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尤其是激進的盧梭思想對於羅伯斯比爾、馬拉等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778年，正在巴黎大學讀書的羅伯斯比爾還曾專門拜訪了盧梭，這次會見更加堅定了羅伯斯比爾把盧梭思想付諸實施的決心。但是問題在於，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的理論不僅存在著巨大的缺陷和難以實現，而且一旦實施必將出現混亂和災難。如盧梭通過似是而非、且不嚴謹的推理過程，形成了自己的社會理論。但是他的社會理論卻無法實施。因為他提出的直接民主自治模式只能適用於小團體，不能適用於稍大的團體，更不適用於一個大的國家。盧梭著作的魅力不在於他的獨創性、科學性，而在於其文字的鼓動性，是一種只能誦讀和欣賞的文學作品。盧梭思想的缺陷在其他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身上同樣存在。英國學者阿克頓在其所著的《法國大革命講稿》中對法國啟蒙思想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人都是自由主義者，「然而，這些人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對自由本身漠然置之。」［6］　　　　法國啟蒙思想家構造了一個虛幻的理想社會，而革命就是實現理想的過程；為了實現革命理想，需要摧毀全部的傳統：傳統的制度和規則，傳統的權力架構，傳統的宗教信仰和迷信，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習俗，等等；然後，在廢墟上重新建立一個完全由理性指導的新社會，塑造完全按照理性生活的新人類。這樣啟蒙思想家就把整個人類（除了他們自己）作為改造的對象。而以啟蒙思想家理論為武器的法國大革命則為自己樹立起了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敵人：它的敵人是除了革命家之外的一切人，除了革命制度之外的一切制度，革命的觀念和生活方式之外的一切非由理性建立起來的制度、觀念和生活方式。由於大革命領袖們對啟蒙運動的過高讚譽，實際上使啟蒙運動和啟蒙運動所推崇的理性原則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法國人還面臨啟蒙運動的敲詐：即要麼接受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原則，成為一個理性主義的明白人；要麼拒絕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原則，陷入非理性主義的泥潭，成為一個愚昧無知的感性糊塗蛋。羅伯斯比爾等人用這種非此即彼的思想指導法國大革命，因此沒有人敢質疑大革命，更沒有人敢說大革命的壞話。基於理性的狂妄的啟蒙哲學將革命的烈火引向社會的各個角落，從根基上焚毀整個社會的大廈。　　　　深受啟蒙思想家的影響，法國大革命標榜自由，可是最終卻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因為自由的要義就是個人有選擇自己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們不是暴力強加的。如果通過強權、暴力、甚至採取肉體消滅的手段而進行社會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和生活方式革命，強迫個人改變自己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用國家機器的暴力及其能夠調動的資源，來重新安排人們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這本身就是從根本上違背自由原則的。」啟蒙思想家鼓吹自由，以為理性可以給人類帶來自由。可是當法國大革命摧毀一切，引起整個社會秩序崩潰時，問題就產生了：「在一個沒有秩序的社會中，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同樣，在一個秩序崩潰的社會中，是不可能立憲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畫了一張人類有史以來最宏偉的摩天大樓的圖紙，但法國人照著這張圖紙，最後蓋出來的卻是比別人平平常常的房子更簡陋的破棚屋，任何一個具有一點點野心並掌握了暴力或暴民的盜賊，都可以隨意穿堂入戶。」［3］（P435-439）　　　　巴黎有一個叫梅內特拉的工匠，與盧梭成了好朋友。他深受盧梭思想的影響，同盧梭一樣對舊政權、舊制度充滿了仇恨。1789年，當梅內特拉50歲的時候，法國大革命爆發了，梅內特拉一直鼓吹的自由和博愛開始經受考驗。他說：「被人經常掛在嘴邊的-自由。這個字眼幾乎有一種超自然的效應，把我們全都鼓動起來了。」在大革命初期，梅內特拉是一個強硬分子，表現得非常激進，以為盧梭所設計的理想社會馬上就要實現了。可是隨著大革命的進展，整個社會充滿了血腥暴力，每天都有人被屠殺，梅內特拉的革命熱情慢慢消退了，開始懷疑這場高舉啟蒙運動大旗的革命，他在自傳5我的生活日誌6中寫道：「這些法國人噬血成性。他們就像吃人族，是真正的吃人族。鄰居之間殘忍地咒罵，血緣都被人忘掉了。我是親身經歷了那些恐怖的歲月。」由於梅內特拉「革命意志消退0，被最好的朋友指責為「溫情主義者」，差一點丟了性命，不過他終於躲過了恐怖歲月，恢復了正常生活。他後來反思說：「我是看著大革命收場的。這是一次可怕的教訓。」［6］（P146）　　　　三　　　　長期以來我們總是將處死國王路易十六作為法國大革命進行得非常徹底的標誌之一，批判寬恕國王的吉倫特派，認為他們軟弱、妥協。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路易十六是一位好國王，他為人寬厚、善良、羞怯，待人溫和禮貌，沒有架子，只是有點懶惰、優柔寡斷，一個普通人難免的缺點給大革命提供了借口，被居心叵測者所利用。　　　　路易十六上台後，法國面臨著財政危機。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國所面臨的問題，他勵精圖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進行改革，採取各種辦法來開源節流，如取消宮廷中領取高額俸祿的閑職，壓縮國王自己的開支，力求儘快擺脫財政危機。當杜爾閣和內克等人推行的財政改革遇到特權等級的反對時，路易十六極力支持他們。需要指出的是，法國之所以遭遇財政危機，是因為有超過一半的財產沒有正常納稅，對於路易十六來說，取消這些稅收豁免，讓特權等級跟平民一樣納稅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財政改革措施首先是針對特權階級的，如1775年財政總監杜爾閣將修路勞役改為徵收道路稅，一切等級包括國王均須繳納；而卡隆任財政總監時，以土地特徵稅取代人頭稅和什一稅，要求所有法國人包括特權等級都要繳納。在法國，免除大部分稅務一直都是貴族的特權，1748年當路易十五制訂新稅法，決定不論社會地位高低均須徵收個人經濟收入的5%作為稅收時，遭到特權等級的反對，由特權等級控制的巴黎議會拒絕使新法案生效。儘管路易十五惱羞成怒，解散了巴黎議會，但新法案仍不得不擱淺。路易十六當政後，他恢復了巴黎議會，希望緩和與貴族、教會的衝突。財政依然困難，出路有兩條：一是宣布國家破產，這樣可以不用歸還大部分的債務，讓放貸者承擔損失，某些君主國家就經常採取這種舉措，但路易十六不願意這樣做；二是像現代政府那樣，通過印刷紙幣和製造通貨膨脹來彌補政府的財政赤字，但是法國沒有中央銀行，也從不發行紙幣。法國的貨幣是聲譽良好的金幣。路易十六不願意發行貶值的紙幣而損害法國貨幣的聲譽。於是問題就來了，國家面臨破產，而國王又缺乏融資手段，那麼除了像以往那樣提高稅收外，沒有其它出路。徵收稅收涉及到各個階級的切身利益，牽一髮動全身。　　　　路易十六沒有從一開始就拿出一個切實可行、比較合理的稅收方案並堅決貫徹執行，他缺乏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自信和意志，好脾氣害了他。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勸說、安撫得到全體臣民的諒解。他低估了法國所積壓的社會矛盾，加上經過啟蒙運動，18世紀中後期法國的思想家和鼓動家如過江之鯽，很容易將老百姓煽動起來。當路易十六看到自己的好脾氣不僅沒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反而導致局勢失控時，又採取恫嚇手段，使得謠言在巴黎滿天飛，一會兒說國王將調集軍隊鎮壓巴黎民眾，一會兒又說國王將絞死那些鬧事者。其實這些都不是事實。於是憤怒的群眾攻打了與財政改革根本無關的巴士底獄。攻佔巴士底獄就像打開了暴力的「潘多拉盒子」，暴力在法國開始橫行霸道，而且就像吸食鴉片那樣，一旦喜歡上了它，就再也離不開了，最終路易十六成了犧牲品。　　　　我們可以看到，路易十六並不頑固，大革命爆發後，他與革命者保持合作，希望使法國儘快穩定下來，確立穩固的自由憲政制度。其實早在大革命前他就下定決心，以儘可能小的代價剝奪特權等級的財產特權。路易十六曾宣稱，正是他取消了專斷的權力，取消了稅收方面的特權，不再根據功勞之外的標準提拔官員，也不再實行未經同意即行徵稅的慣例。當路易十六聽說，參加三級會議的顯貴中只有一人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級的代表人數時，他說了一句：「你可以加上我一票。」阿克頓在其所寫的5法國大革命講稿6中指出：路易十六的改革藍圖「包括宗教寬容，人身保護令狀，平等納稅，取消酷刑，中央權力分散，地方自治，新聞出版自由，普選權，在官方不提出候選人和施加影響的情況下進行選舉，定期召開三級會議，議會有通過投票決定撥款、提出立法動議、修改憲法的權力，大臣責任制，平民階層在法國議會中擁有兩倍代表人數，等等。國王在提出所有這些內容的時候，既沒有議員們從旁顧問，甚至也並不總是在公眾支持下提出的；這些都是那位國王主動作出的讓步，這些讓步更多地出於國王施政的考慮，而不是民眾的要求。」［7］（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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