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忘卻」的，我們來替她們牢記

記者手記

4月11日，日本律師大森典子接到中國鄉村教師張雙兵的電話，得知李秀梅離世的消息，「感到呼吸停滯，心臟像裂開了一個大洞。」

我與李大娘素昧平生，體會不到如此強烈的情感。但我卻是這個世界上最後目送她入土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之一。

一個老人的生死，為什麼能牽動著日本律師和中國記者的情感？只因為她早年的那段特殊苦難。「慰安婦」三個字，已經將她底層微弱的個體命運同歷史真偽這樣宏大的命題聯繫在了一起。

在中國，民間和學界有許多像黃大強、班忠義、蘇智良這樣的人在默默工作，僅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就曾先後聘請過60位觀察員，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從年輕力壯做到兩鬢斑白，卻仍然未能完成全部的調查工作。

所以我們清楚，在我們今天記錄的這些老人背後，還有「更多不願透露姓名的老人」，「更多不為人所知的老人」，以及「更多已經閉上雙眼的老人」。

蘇智良說，對這些老人來說，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對我們，又何嘗不是？研究中心準備為僅存於世的十幾位老人留下手模和腳印。李秀梅走後，蘇智良決定今年就要做，加快做。「我們得趕快」，他說。

蘇智良說，對每一位老人，採訪完之後就不再去問，「因為她們說跟我說一次回憶的往事就像死過去一次」。

很自然地，在過往的關於慰安婦的記錄中，苦難是共同的窠臼：默默流淚的，號啕大哭的，不能自已的。

但我喜歡看她們笑。但凡人活到足夠大的年紀，就走到了人生邊上，是盡頭，也是原點。所以，耄耋老人總有嬰孩般的笑容。我記得陳林村看著曾孫輩在眼前打鬧的慈祥的笑，我記得鄧玉民用兩顆牙啃完整塊鴨腿後的滿足的笑，我記得李美金聽黃大強囑咐自己「好好活」時的嚮往的笑。

這些笑，珍貴極了。謝謝她們還活著。

在漫長的歲月流逝的過程中，當初那種尖銳的疼痛，被生活中更廣袤豐饒的苦難與情感碾壓得稀薄。所以她們確實大部分都忘記了，因為年紀，頭腦，身體的緣故，或者故意裝作忘記了，因為心理的緣故。有好幾次，她們聽完問題，都是長久的沉默。然後回答，聽不見，或者，記不得。沒關係，她們忘卻的，我們來替她們牢記。

唯願她們忘卻，因為那確實是刻骨而綿延的痛苦，多記一分一秒都是煎熬；唯願我們記得，因為歷史必須牢記，少記一分一秒都是背叛。（潘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