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意識形態遇到邏輯 | 景凱旋的共識網·思想者博客
波蘭哲學家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許多著作已經在中國出版,收入衣俊卿主編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譯叢。但嚴格說來,科氏只是一位曾經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確,他曾經是一位前程似錦的正統理論新秀,以闡釋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而聞名,並被派往蘇聯進修。但在1956年後,科氏對斯大林的教條主義產生懷疑,成為一名修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最終對宗教產生了真正的熱情。由於他在1968年支持學生風潮被解除教授職務,從此移居國外,先後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英國牛津大學任教。
《走向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是科氏的兩部論文集,卻涉及當代最具挑戰性的許多問題:自由、平等、烏托邦、現代性、歷史哲學、知識分子、基督教危機、現代倫理和多元價值。很難說,科氏在理論上傾向於哪種主義,既不是純粹的社會主義,也不是純粹的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而同時又是這三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信仰人道主義。如果你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你終究會質疑任何絕對的意識形態。
這種懷疑主義態度源於科氏對人類知識的深刻理解,也源於他的理論洞察。他在《牧師與弄臣》一文中指出,西方文化史上存在著兩個最普遍的形式,一個是牧師的思維,另一個是弄臣的思維。前者尋求絕對的真理,尋求人類本性與存在的一致,後者反對絕對的事物,懷疑一切自我證明的真理。就連反懷疑主義的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也承認,這篇文章「即使在今天,還保持著它的推理的異乎尋常的力量。」對讀者來說,科氏的論斷顯然還會讓人想到以賽亞·伯林著名的狐狸與刺蝟的比喻。
在寫這篇文章時,科氏剛剛離開波蘭,此時他仍認為自己屬於弄臣的思想。因此,貫穿這兩部著作有一條思維主線:二十世紀的人文困境即在於,人們只能在價值與事實兩者之間作出一個選擇。這無疑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洞見。如果用觀念解釋事實,這是詮釋學;如果用事實檢驗觀念,這是實證科學。但是,一個理論不可能既是真理,又是科學,否則便會陷入自證。事實上,既聲稱是真理又聲稱是科學的意識形態往往導致理論與現實的矛盾,如為了追求經濟方面的平等理想,不惜降低所有人的生活標準,包括那些最貧窮的人;同時它譴責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即使它最終推進了所有人的繁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科氏的這個推論也正是我們曾經歷過的事實。
我覺得,科氏論文的最大特點是他的邏輯推理和分析話語,清晰而又縝密,甚至給人以美的享受,至於他的觀點是否正確倒在其次。例如,在指出意識形態話語的強詞奪理時,他分析道,當一位牧師說「基督徒不偷盜」時,這是在說明一種應然,屬於一種規範性定義,而當蘇聯報紙宣傳說「蘇聯人不偷盜」時,這是在說明一種實然,屬於一種本質性定義。將應然偷換為實然,是為了證明意識形態總是正確的。顯然,對於不善於分析的頭腦來說,這種判斷的含混是有效的。
再如,在討論責任與歷史、決定論與責任的關係時(對我們來說,這些都是多麼重要的論題),科氏指出,當進步基於歷史決定論的觀點,同時又被視作是道德時,那麼英國的圈地運動就是一種歷史進步,每個驅逐農民的剝削者都應當受到表揚。但為什麼仍要批判圈地運動呢?於是辯證法出面了,「一方面,階級社會的經濟進步是以犧牲被剝削階級的利益為代價而實現的。但這也是進步,所以世界精神站在它那一邊。另一方面,那些被剝削階級恰恰處於它們的對立面,所以世界精神的另一方面支持它們。矛盾,這個學說中的每個矛盾都是它的勝利。」
換言之,如果人類生活是被客觀規律所決定的,那麼主觀責任便是無足輕重的,如果主觀責任是重要的,那麼歷史決定論便是不可靠的,因為它似乎又在承認,社會生活可能會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最終,意識形態只能放棄道德訴求,宣稱「沒有絕對和普遍的道德標準,如果它們被證明是存在的,當它們與進步的要求衝突時就會馬上失去這種普遍性。」(但是,誰能對每一個進步下定義呢?當然是代表了歷史進步的統治者)顯然,這一意識形態的邏輯結論便是,它所追求的烏托邦只是提倡人的全面發展,而對道德不感任何興趣。可這樣一來,人的全面發展便意味著要通過非人化的過程去實現了。
科氏正是遵循這種嚴密的邏輯推理,認識到現代性、歷史哲學和烏托邦理論的要害是祛除人類幾千年來人類自發形成的道德體系,並最終從懷疑主義走向宗教熱忱。這也是東歐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進路:只有重新思考超驗的存在,由科學理性控制的人類社會才有可能獲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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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信息
書名:走向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關於當代左派的文集
作者:(波蘭)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
譯者:姜海波
出版社:黑龍江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出版時間: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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