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一）

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一）

１９４５年黃炎培訪問延安，與毛澤東暢談未來中國。

辛亥革命在形式上推翻了骯髒的滿清政權，但是孫中山所抱定的源自於西方的民主價值觀並沒有得到中國社會大眾的認同――關鍵原因的在於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如何把握決定中國命運的命脈，黃炎培從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提出的「黃宗羲定律」引出「興衰周期率」。

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都是中國史上大震蕩的時期。黃炎培作為清末民初的一個思想家，以「黃宗羲定律」作為思維藍本，是在徹底否定滿清政治的意義而返回中華文化自身發展進程的思考，事實上在那一個時代，這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雖然筆者厭惡滿清政治，但是並不諱言滿清政治，儘管那裡是中華文化的墳墓。因為這兩次社會大震蕩，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中國仕文化達到宋朝之後的另一個高潮，而逐漸衰落，並且導致了滿清時期的徹底淪亡。明清史是理解現代中國很重要的內容，把社會看成一個自然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觀，社會是它自己歷史的必然延伸，任何企圖割裂歷史、文化的主張都註定成為社會的災難。

筆者注意到，明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具有特質性的一個王朝，實際上有別於以前的皇朝，特質之處在於它是一個農民政權。這個政權的建立在思想上受到當時人類較為先進的、產生於中亞的、以民權張揚為特徵的伊斯蘭教和摩尼教以及南亞佛教的影響。在這一類文化思想中，社會是王權、宗教和民權的組合。它區別於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國的傳統社會皇權、仕權和民權的組合。

觀察人類社會形態，最根本的結構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組合，或者說它是動物性的羊群、斑馬群模式。但是當人類逐步擺脫動物性，出現了聯繫和調解領導者和被領導者關係的中間形態，即各種宗教，而只有中國是以仕文化來完成此類聯繫。宗教或仕文化都是以人民性發生而逐漸成為王權的奴僕，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都是因為發生時間上的交錯，而能夠形成具有生命力的影響的只能是人民性。

考察中國社會的演變，是不能不重視仕文化。如同研究西方文化重要的是研究基督教。明王朝建立之後，迅速擺脫了中亞宗教的模式，返回中國傳統社會的模式，其中的仕權體現為以崇奉理學的仕子組成的官僚體制。這一時期仕文化的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仕權強烈的獨立性，甚至強烈到迫使皇權逐漸畏縮而又強烈反彈，終於導致仕權與皇權一次又一次的強對抗。這一過程如同西方宗教權的墮落，中國的仕權在明代逐漸與皇權產生隔閡，與民權背道而馳，終於導致國破家亡，最典型地表現為「亡天下」，即中華文化沉淪。中華文化的沉淪固然是蠻族入主中原促成的，但是內在的原因則在於仕文化自身的分崩離析，這一過程的起訖點可以追溯至明嘉靖年間，在明崇禎年間徹底崩潰，而在滿清治下已經喪失了中國仕文化的基本品格。

黃炎培對即將獲得政權的毛澤東直言：「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黃炎培顯然是在描述明代的仕文化，他說： 「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　

黃炎培是在討論仕權――中國官僚政治的致命缺陷：「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筆者注意到，人民領袖毛澤東是這樣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在這裡，雖然「政府」已經區別於朝廷，它的理想狀態是皇權、仕權和民權的高度統一。因為人民「政府」――這種統一的基礎是民權，而皇權的影跡體現於為人民認可的領導者的權威，而沒有皇權依附的仕權只有融合於民權。如何處理仕權，也就是如何消除官僚體制自身的缺陷，毛澤東對黃炎培的承諾顯然不是空話，因為早在三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就有一個影響深遠的講話。

關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生在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有文藝工作者、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共１００多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雲、任弼時、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會議。一般認為，這次會議對後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但是從毛澤東當時的一系列文章、言論看，這個即將掌握中國政權的關鍵性的人物已經把握了中國社會的根本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仕權――官僚體制。而毛澤東更將這個問題落實到作為官僚體制的基本構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上。

觀察毛澤東的行為，他的思維路徑是通暢的，他承認仕權――官僚體制在一個時期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始終以促進仕權――官僚體制的消亡為目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作出廢除仕權――官僚體制的嘗試。儘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但是我們能夠感受到這一個偉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極其透徹的認識以及他的強烈的使命感。

我們今天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後來的中國不僅僅沒有堅持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沒有把握仕權――官僚體制的轉化，而是遷就知識分子的思想缺陷，強化仕權――官僚體制對民權的壓迫，因此「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也就司空見慣了。回顧明朝及其後中國仕文化沉淪的過程，重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發的思考如波涌浪翻。

壺公評論寫於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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