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南京大學教授周曉虹：變遷時代的社會學家

《瞭望東方周刊》 2015-06-24 記者 鄭秋軼

2015年5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十周年慶典期間，舉辦了一個「學術伉儷」系列講座，周曉虹和夫人朱虹是其中一對嘉賓——周曉虹是社會學教授，朱虹是商學教授，兩人都是南大名師。

主持人要他們評價彼此的微信。朱虹說，周老師的微信千萬不要加，他一兩個月才發一條，還是講工作，又不給人點贊。朱虹的微信則打理得很好，內容豐富，粉絲眾多。周曉虹承認，朱虹的微信寫得好，但他認為，不印出來的文字都是白寫。

周曉虹和朱虹的學術領域有一些交集，比如，消費主義。周曉虹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就談到了在消費社會，中國家庭代際關係的變化。這本書，從萌發靈感到完成，用了25年。

周曉虹調侃道，如果讓講究效率的商學院教授來寫的話，可能只要2.5個月。但他認為很值，「從1988年到今天，這麼長的時間，才使議題的討論有了更寬廣的論域。用25年邂逅一個宏大的事件，非常有意義。」

文化反哺，是周曉虹1988年提出的概念，指在急速變遷時代，年長一代向年輕一代學習的現象。這個詞近年逐漸從學術界走向大眾。2010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題目就和文化反哺有關。

計算機是父母人生的「滑鐵盧」

1985年，周曉虹的父親領了一筆離休金，給了他200元，讓拿去買衣服，但不能買西裝。在父親腦子裡，西裝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象徵。周曉虹當時還在南開大學讀研究生，愉快地接受了「投資人」的意見。

3年後，1988年大年初一，父親拿出一套西裝，讓周曉虹教他打領帶。「當時我就震驚了。父親也穿西裝？作為權威的父親，也有向我請教的時候？」

他立即嗅到一些變化，這成為文化反哺概念的初起。這一年，周曉虹寫了《試論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的反哺意義》一文，從理論上闡述了這個問題。

1998年，周曉虹在專心研究長三角農村，以及「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嬗變」。一天，他聽到一位美學教授跟人談電腦，落至下風，使出撒手鐧：不對，我兒子說……周曉虹像觸電一樣，立即問旁人，聽到沒，他在說什麼？

這句話給了周曉虹「社會學的想像力」。他意識到，文化和知識的來源、判斷對錯的標準，開始從老一代轉到年輕一代手上。「《文化反哺》這本書的副標題，『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為什麼是革命？因為兩代人的關係顛倒過來了。」

他開始作一些案例研究，在南京選擇了7戶家庭，在北京的「浙江村」選擇了2戶家庭，作田野調查。此時，人們對「文化反哺」的概念還持「謹慎肯定」的態度。但調查中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為，父母向孩子學習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高知」父母也不例外。

周曉虹相信：「文化反哺」這個概念是成立的。

此後十多年，他繼續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重慶5個城市作了100多個家庭的調查訪談，從食品、器物、行為方式、價值觀等各方面，對文化反哺現象作了解讀與分析。

在他看來，計算機是父母人生的「滑鐵盧」，原來「無所不能」的父母在計算機面前敗下陣來。手機，也體現了代際溝通的主導權從上一代轉移到下一代。

文化反哺是當今中國獨有的嗎？周曉虹認為，中國的特殊性在於，作為一個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經歷了30年的封閉、停滯後，突然劇烈轉型，這種強烈的反差使得年長一代從「至尊」到 「落伍」的過程幾乎是瞬時性的，因變遷導致的中國社會兩代人的差異之大，絕無僅有。

《文化反哺》寫到三分之二，周曉虹被查出患了「腎癌」。他做好了一切準備，手術前一天檢查，卻被通知沒有問題了。經歷了一次「生死」考驗，他在書里寫了一段煽情的話：「爸爸，對得起你了，因為當年父子互動濺起的一朵浪花，現在已匯成為一條大河。」

為一個群體畫像

上世紀90年代初，周曉虹注意到，在中國市場上出現了一本以一個特定群體趣味為定位的《時尚》雜誌，倡導他們「消費、消費、再消費」。而當時，在大多數人頭腦中，過度或超前消費仍是一種「錯誤」的觀念。

2001年，周曉虹開始關注這個在國外被稱作「中產階級」的群體。

2005年，他在京滬穗寧漢5個城市作調查，試圖為中國的這個對應群體畫像：月收入5000元，主要從事腦力勞動。他認為，在這5個城市，有12%的人達到這個標準。

調查結果發布後，引起一片質疑。上海的一名白領把每一筆收支曬到網上：月入7000元，除掉開銷，每月只剩下200元。他質問周曉虹：我也算「中產」嗎？

曾有媒體報道稱，國家統計局城調隊一份抽樣調查顯示，6萬元至50萬元是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年收入標準。而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隨即明確表示，國家統計局未公布過這一數據，在正規的統計口徑中也沒有「中產階層收入」這一項目。

周曉虹不解：無論稱「中產階級」還是「中產階層」，「改革開放30年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對中國存在這個群體持懷疑態度？」

有一年他去印度開會，在德里的一家三星級飯店跟大堂經理閑聊，問他是不是中產階級。月收入相當於人民幣1000多元的大堂經理自信地說，of course。下一句話差點讓周曉虹驚掉下巴：我們印度是中產國家。

2005年，印度就號稱有7億中產階級。為什麼兩國的認識有那麼大偏差？周曉虹想了很久，發現可能源於對「middle class」這一詞的誤讀。

一方面，中文中的「階級」「階層」都可以對應class一詞，但似乎因易引發某些特殊聯想而被刻意迴避；另一方面，「中國人一向很注意『產』，重視財產多寡，而忽視了現代中產階級或者說新中產階級的職業特徵。」

「我並不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中產社會』。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已不復存在，但目前還只是一個中間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蔥頭』。」

周曉虹注意到，在官方文件中，已多次出現了這樣的表述——「中等收入者」。而自中共十六大以來，高層已經多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學者解讀，這表明高層將著力打造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讓中等收入者成為占社會人口最大的群體。

「愛誰的錢」

周曉虹曾下鄉插隊兩年，在農村時，他寫過小說、詩歌。1977年，恢復高考，周曉虹考取了南京醫學院醫學系。「那時候傻乎乎的，覺得文學家都從醫生出來的，郭沫若、魯迅，所以就想乾脆學醫吧。」

年紀稍大，理性漸長，發現當年寫的小說就像調查報告，不能卒讀。於是放下小說，研究起社會學。「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百廢待舉，再說我一看那時領頭的又是費孝通先生，我就考過去，改變了自己的道路。」

90年代，高校教師紛紛下海。周曉虹受「先富起來」的同事邀請，到海南旅遊。十幾輛豪華轎車一字排開，朋友讓周曉虹隨便挑。半路上，有人端著衝鋒槍跳出來，朋友說別怕，是例行檢查。當天，海口一家銀行被搶走50萬元，打死兩人，下了車，朋友拿出大哥大，大搖大擺地走到飯店門口，兩排女服務員齊刷刷地鞠躬，說「請」。朋友說，看到了嗎？這就是金錢的力量。

那時，周曉虹的月薪是150元，朋友月薪是5000元。朋友說乾脆別回去了。周曉虹還是回去了。

1992年，周曉虹給儀征化纖寫了一句廣告語：「儀征化纖，與世界共經緯。」得到一萬元報酬。後來那句廣告語出現在各地的機場碼頭。

當老師既能維持興趣，還能掙點外快，過得比較寬裕。朋友的飛黃騰達，沒有給他太多刺激。

有一次，在央視錄節目，崔永元問周曉虹，你愛不愛錢？「說愛錢，像商學院教授；說不愛，像倫理學教授。」周曉虹反問崔永元，「愛誰的錢？」

「其實商人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我跟他們一樣，只是角色不同，我在課堂上的滿足感也很強。」他說。

《文化反哺》出版後，得稿費4萬元。朱虹說，世上最美的事情和金錢沒有關係。她對這個研究一直很支持。「我們的價值觀很契合，要不然就會一天到晚抱怨，唉呀，25年才掙4萬塊！」

文化反哺與孝道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代際成為一個問題，是工業社會的結果，為什麼？

周曉虹：工業革命以前，整個社會的發展十分緩慢。年輕一代的社會化是在老一代的控制下進行的，換言之，代際間的關係是連續的。

20 世紀上半葉開始，歐美和亞洲許多國家都陸續遭遇代際問題。比如美國，大都市破壞了部落文化，市民自由取代了地方忠誠，理性組織取代了神聖秩序。人們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出現了傳統和現代的對峙。社會學家把處於衝突中的新一代人叫做「邊際人」。

中國社會現代性的生長始於1840 年。在中國社會深入轉型時，文化認同危機產生了，這開始影響到代際關係。在現代文學中，有很多描寫兩代人「揖別」的作品，比如巴金的《家》，展示了19 世紀末以來中國社會綿延不斷的代際間矛盾和衝突。

《瞭望東方周刊》：文化反哺對傳統的孝悌觀念有什麼影響？

周曉虹：「五四」以來，文化衝突的火花，第一朵里就有「非孝」。這不是偶然的。文化的綿延靠世代的傳遞，因此親子關係被加上了種種牽連。但文化不只是綿延，還有變化，於是牽連又得用血淚來絲絲切斷。

全球化過程中，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年輕一代能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規則和未來。在中國社會徹底邁向工業社會之前，親子之間就會不斷上演「絲絲切斷」的情感正劇。

文化反哺，一方面動搖了傳統社會「長者為尊」的地位，使得雙親常常會遇到來自子女的反叛和挑戰，衝擊了「孝道」；但另一方面，也具有逾越代溝、維繫親情的價值。

《瞭望東方周刊》：父輩接受麥當勞、微信相對容易，但對於一些深層的價值觀念，能否「反哺」到他們？

周曉虹：從我們的研究來看，答案是肯定的。儘管在訪談中，子女大都認為在價值觀方面影響父母很難，父母也認為孩子一般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但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孩子的影響會觸及父母的「靈魂深處」，尤其在審美和生活情趣上。

關注中國體驗

《瞭望東方周刊》：你倡導研究「中國體驗」，如何理解這個概念？當下中國最大的體驗是什麼，它對我們的生活、心態有什麼影響？

周曉虹：「中國體驗」是中國社會這30 年急速變遷、轉型的結果。它與宏觀的「中國經驗」相對，即中國人的價值觀和心態的微觀嬗變。中國體驗與中國經驗作為這場大變遷的一體兩面，賦予這個時代完整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

200年前，歐洲經歷的社會轉型跟中國不同。首先，他們的現代化是原生的，在物質豐裕的過程中，沒有趕的心態。第二，變遷規模不同。歐洲、美國、日本涉及的人口分別是3億、3億、1億，中國是13億。因此，中國社會失衡大一點。

2009年，我訪問哈佛大學，離上一次來訪正好10年。10年，一點變化都沒有，無比寧靜。對中國來說，一天沒有變化，就沒有奔頭，就會慌張、焦慮。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和美國的差異，是一個後現代國家和一個尚未實現現代化、又無比渴慕現代化的國家之間的差異。

《瞭望東方周刊》：當前網路語言成為熱詞，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周曉虹：新詞是社會變動的產物，但有一些詞是從很下流的話轉譯過來的，應該凈化。這些詞的流行，是「社會痞化」的表現，這不是中國獨有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跟今天的中國一模一樣。

過去，模仿都是下層階級模仿上層階級。在美國，到了上世紀60年代，社會公平訴求增強，黑人運動、青年運動高漲，原先處於劣勢的階層地位上升，他們的價值觀、語言行為受到關注。比如牛仔褲，從街頭爛仔腿上一步步套到大學教授腿上，最後套到總統腿上。這種底層文化上升的現象未必是壞事，也可能是社會平等化、民主化的一個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