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全盤否定的原因分析及啟示借鑒

　　［摘 要］ 1966年，正當我國勝利完成調整經濟的任務，克服了國民經濟中嚴重的困難，開始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找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在建設中受到嚴重阻礙。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1/view-3984016.htm　　［關鍵詞］ 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 全盤否定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1］P103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有其特殊歷史原因，我們必須深入分析，並從中得到啟示和借鑒。 　　一、「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原因分析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認識，使得他對黨和國家政治實際情況進行了錯誤估計，認為黨和國家權力被所謂「走資派」篡奪。為了重新奪回權力，毛澤東認為必須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才能戰勝「走資派」。 　　1.「文化大革命」發動的理論基礎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整風運動中廣大人民群眾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有益的，有利於改進黨的領導的意見和建議。然而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根本否定社會主義。這個現象，引起了黨的高度警覺，並看成一個危險的政治信號。1957年6月8日，黨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開始進行。［1］P92然而，在反右派鬥爭中，黨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出了過於嚴重的認識和判斷，導致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其中最嚴重的錯誤之一就是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階級關係狀況的正確分析。毛澤東在1957年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P92這一錯誤認識成為黨在階級鬥爭問題上屢犯擴大化錯誤的理論根源，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理論基礎。 　　2.國際局勢變化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1959年以後，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在我國的所有專家，並不顧中國黨和政府的原則立場，單方面將中蘇分歧向外界公布，中蘇惡交不斷升級，嚴重影響了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同時國內出現了所謂的「單幹風」「黑暗風」和「翻案風」，使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在中國發展起來。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指出「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另一方面，越南戰爭逐步升級，美國把戰火引到越南北方，國際形勢越發緊張。中共中央1964年5、6月間召開了工作會議，突出強調防止「和平演變」、防止修正主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並從「反修防修」和防備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略上布置了工作。可以說，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一個重要誘因。 　　3.國內形勢的發展 　　1967年毛澤東談到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強調那是因為過去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不能解決問題」。這段話清楚說明了「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鬥爭中的錯誤與「文化大革命」有本質上的區別。不能不看到兩者的區別正如不能不看到兩者的聯繫，前者是後者的先導和準備。［2］P453從1957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出現了「左」的錯誤，導致了反右擴大化的錯誤，黨內政治生活變得不正常起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興起進一步破壞了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黨內民主的喪失，對領袖崇拜的形成，嚴重脫離了實事求是的工作要求。可以說，這些不正常情況的發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化大革命」準備了基礎。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了概括性的回答，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間，毛澤東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二、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分析 　　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學界大多是給予全盤否定。否定的原因從政治、文化、經濟等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經濟建設受到遲滯 　　在這十年中，1967、1968兩年的經濟倒退明顯，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除了「大躍進」以外經濟倒退最為明顯的兩年。伴隨著全面武裝奪權以及各個部門的幹部、群眾的全面參與，生產建設的工作必然會被擱置在一邊，造成全面的經濟衰退也是必然的結果。「十年之間一共損失高達5000億元，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9年，我國全部國營企業（包括工農業、運輸業、郵電業、商業、城市公用事業、建築業）的固定資產原值為4892.5億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當於敗掉了全國億萬人民三十年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一份家當。」［3］P349企業管理制度的破壞和比例嚴重失調也使消耗、浪費現象嚴重，經濟效益有所降低。以1966年和1976年的全民所有制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各項指數相比，每百元固定資產凈值實現的稅金和利潤由46.6元下降到29元，減少37.8%；每百元工業總產值實現的利潤由21.9元下降到12.6元，減少42.5%；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總產值由110元下降到96元，減少12.7%。相反，每百元總產值所佔用的流動資金卻由23.5元增加到36.9元。許多重大項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資、「大會戰」和高消耗取得的，時間也大為延長。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從吃的方面看，糧食人均消費量1966年為381斤，1976年為383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分別低28斤和26斤，食用植物油1966年人均為3.5斤，1976年人均3.2斤，1956年則為5.1斤。從穿的方面看，1966年棉布人均消費量為20尺，1976年為23.7尺，而1956年則為29.2尺，1968年每人平均只發9尺布票。從住的方面看，一五期間住宅建設投資占非生產性投資的百分之9.1，而『文化大革命』中只佔百分之4」［3］P350。由此可以看出，這十年間國民經濟受到巨大損失。 　　2.文化教育發展受到制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達的關於「文化革命」的通知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這幾句話，是毛澤東加上的。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毛澤東的發明，以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名義，清算排斥外來文化、摧毀古代文化。1966年5月，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左」傾錯誤論點，炮製了一個教育戰線的「黑線專政論」，全盤否定17年的教育工作。此後，於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期間，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直接操縱下編製的一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又對17年的教育工作作出了荒謬的「兩個估計」：一是所謂教育部門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推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二是說什麼原有教師隊伍中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教育領域在十年動亂中，成為重災區。各級學校領導幹部和教師，特別是一些學術上有成就的專家、教授，均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有的被迫害致殘、致死。教育事業也受到嚴重破壞，不僅耽誤了一代人，而且使教育質量急劇下降。高等學校由1965年的434所減為1971年的328所，減少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銷，原有財經院校18所被撤銷16所。被撤銷、裁併、搬遷的院校都遭到嚴重損失。在十年動亂中，高等學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66—1969）；1970年和1971年開始試點招收工農兵學員，每年只招4.2萬人。後來雖然有所增加，但是招收的學生大多數只有相當初中甚至不到初中文化水平。「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使我國科學文化教育損失重大，出現了人才斷層，阻礙了我國的發展。 　　3.政治制度的嚴重破壞 　　「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支持「砸爛公檢法」，民主法制遭到空前的踐踏，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壞，造成人們思想混亂和法律意識淡薄，法律無法起到保護公民權利的作用。包括各級黨委、人大、政協等在內的各種原來常設政治組織或殘缺或虛置，其正常的政治社會化功能也隨之缺失。同時，一些鬆散的完全聽命於林彪、江青等的極左政治組織不斷出現，它們傳播著錯誤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別是大眾政治文化負向發展，而不受任何限制。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民主」也不是一種政治民主制度，而是群眾運動，其主要方式是「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大串連」。它藉助個人崇拜發動，違背了民主的本義與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與法制的關係，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主也不可能實現。無法律政治制度制約的群眾運動看似人人都參與了政治生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權利，其實這隻能是極淺層次的政治參與。 　　三、對「文化大革命」的啟示借鑒 　　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科學把握我國基本國情，促進我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文化大革命」是失敗的、不成功的，但可認真總結其經驗教訓以為我國以後的發展提供借鑒。 　　1.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發展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有深刻的內在一致性，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徵與核心，是當今世界國家民主政治發展中的本質要求，是維繫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也是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群眾廣泛而有序的政治參與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的加速期，社會的急劇轉型，不僅涉及到經濟領域的結構轉換、機制轉軌、利益調整，也包括政治領域的政治整合方式、政府職能的轉換以及思想文化領域的各種變遷。因此，黨和政府面臨的問題更具有複雜性。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促進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利益不斷分化，新的利益群體不斷湧現，這就使得新的利益群體之間、社會各階層之間容易發生利益衝突，產生新的緊張關係。 　　2.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文化大革命」不是根據客觀國情進行建設，而是錯誤估計了我國當時的國情，領導者的主觀願望與客觀實際相背離。這就警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從自身的客觀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調查研究，把調查研究作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基本途徑。把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正確、科學的分析我國的矛盾問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3.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發展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要解決我國當前的基本矛盾就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只有這樣，才能擺脫社會生產的落後狀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不斷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才能更好解決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更加堅定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和決心，進一步增強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只有搞好經濟建設，才能逐步建立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才能充分顯示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4.發展黨內民主與完善法制建設 　　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集體的決議任何個人不能推翻，特別是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勝利，黨的領導和個人威望不斷提高的時候，更要謙虛謹慎，注意聽取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意見，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家長制。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可以使我們黨少犯錯誤，不犯大的錯誤，發現錯誤也比較容易糾正，因為它有決策及時、執行有力、監督有效三大優點。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在1957年以後，隨著黨內個人專斷作風的滋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逐漸形成，黨內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起來，民主和法制建設嚴重滯後。這些都是後來「大躍進」輕率發動和難以控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要制定各項專門法規，做到有法可依，實行依法治國而不是以人治國。○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2］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責任編輯 萬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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