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如何「革命」的？(程光煒)-

一、文學工程的啟動及其運作

任何一個社會合法性的確立，首要的目標就是如何吸引和征服青年。１９４９年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在政治和軍事上打倒了國民黨，但在領導國家民族走向現代化等一系列問題上，這種鬥爭仍然處於長期繼續和深入的狀態。４０年代末期，青年尤其是知識青年成為推翻「三座大山」歷史變革中的革命洪流；跨入新的時代後，社會問題和尖銳的歷史矛盾並沒有也不可能馬上得以緩解和解決。因此，如何把「革命洪流」引導和轉變為革命大廈的「基礎」，就成為中共領導人優先與迫切考慮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在城市鬥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我們必須「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他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註：《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為保證這一文化戰略的具體實施，《中共中央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黨的文化教育工作問題的指示》明確規定：「原本部所屬之新華通訊社已改為國家通訊社，廣播事業管理處已改為廣播事業局，均隸屬於新聞總署。本部所屬之電影管理局，已改為電影局，隸屬於文化部。在出版總署下成立了出版局，原本部所屬之出版委員會及其地方組織，應即取消。新華書店改為國家書店，受出版總署的領導。除了上述組織已改屬政府以外，全國的文化教育的行政工作，此後均應經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門來管理。」（註：《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選》第５７５頁，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９。）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名義下，上述調整不僅有利於文學工程的快速啟動和實現高效率，而且使之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獲得了廣泛的道義基礎。５０、６０年代的文學生產和價值追求，對「藝術標準」一直表現得比較冷漠，小說的敘事、詩歌的抒情及其它文學樣式審美形態的設計，只不過是為了完成對意識形態的確認，它孜孜以求並一再強化的主要是對廣大青年讀者的「教育」功能。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的１７年間，先後有大批文學作品問世：長篇有《銅牆鐵壁》（柳青，１９５１）、《保衛延安》（杜鵬程，１９５４）、《鐵道游擊隊》（知俠，１９５４）、《紅日》（吳強，１９５７）、《林海雪原》（曲波，１９５７）、《紅旗譜》（梁斌，１９５７）、《青春之歌》（楊沫，１９５８）、《戰鬥的青春》（雪克，１９５８）、《野火春風斗古城》（李英儒，１９５８）、《烈火金鋼》（劉流，１９５８）、《敵後武工隊》（馮志，１９５８）、《苦菜花》（馮德英，１９５８）、《三家巷》（歐陽山，１９５９）、《紅岩》（羅廣斌、楊益言，１９６１）、《歐陽海之歌》（金敬邁，１９６５）、《艷陽天》（浩然，１９６４－１９７１）、《虹南作戰史》（集體創作，１９７２）等，詩集有《投入火熱的鬥爭》（郭小川，１９５６）、《雷鋒之歌》（賀敬之，１９６３）；文革時期有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平原游擊隊》、《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它們的現實意義，正如邵荃麟所指出的：這些作品「使我們人民能夠歷史地去認識革命過程和當前現實的聯繫，從那些可歌可泣的鬥爭的感召中獲得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大信心和熱情。」（註：邵荃麟：《文學十年歷程》，《文學十年》第３７頁，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０。）後來，有人也指出：「對歷史『本質』的規範化敘述，為新的社會的真理性作出證明，以具象的形式，推動對歷史的既定敘述的合法化，也為處於社會轉折期中的民眾，提供生活準則和思想依據……」是這些文學生產指導者、作者和作品的「主要目的」。（註：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１０７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

但對歷史「本質」的敘事還必須通過讀者這個環節，與後者的精神世界產生交流，它才不至於淪為空頭大論：另外，社會獲得合法性的前提之一，是使文學對歷史的敘述獲得合法性，也即所謂的「真實性」。可以說，這是走進青年心靈並得到道義支持的根本途徑。為實現這一效果，５０－７０年代文學的觸目表現是它為提高文學作品的革命主體性而依賴於對其的不斷「修改」和「再版」。《保衛延安》在初版之後，作者把１９４７年胡宗南指揮的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毛澤東、彭德懷退出的主要線索修改為：我軍將士在青化砭、蟠龍鎮和沙家店等戰役中，始終保持著英雄主義的高昂情緒，從而擺脫了生活的真實贏得了藝術的真實。《紅岩》的第二稿本來「既未掌握長篇的規律和技巧，基調又低沉壓抑，滿紙血腥，缺乏革命的時代精神」。經過共青團中央、中共重慶市委領導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的一再啟發、指點和討論，第四稿的《紅岩》終於「找到了高昂的基調」，「人物也就從而變得更崇高、更偉大了」，整個作品的面目「煥然一新」。（註：馬識途：《且說〈紅岩〉》，《中國青年》１９６２年第１１期。）楊沫的《青春之歌》之所以獲得了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於她克服了「知識分子情緒」，而把３０年代青年的人生選擇與中國革命的價值追求緊密地聯繫起來。據該書的《再版後記》所述，作品問世後一時好評如潮，但也遭到《中國青年》和《文藝報》的酷評：一是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感情問題」；二是「林道靜和工農結合的問題」；三是對林道靜入黨後的作用描寫過於薄弱，等等。（註：參見１９６０年修訂版《青春之歌》。）因此，為服從人物形像描寫「更概括、更集中」的創作原則，作者不惜增加了在小說結構上明顯糟糕、彆扭的林道靜在農村的第七章和北大學生運動的第三章。但經過這種犧牲藝術規律性而成全革命光輝性的「修改」，歷史的「本質」反倒突出和高大了起來。

這就印證了馬克思對文學藝術包含的社會意義的判斷，他說，文學是一件工藝品，一種社會意識的產物，同時也是一種製造業。（註：參見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恩格斯也認為，藝術雖是與經濟基礎關係最為「間接」的社會生產，但它無疑是與上層建築關係最為密切的一部份。在對馬克思文藝理論的闡釋中獲得權威話語的布萊希特，更傾向於從文學作品（演員）與讀者（觀眾）的「距離效果」中解釋這一令人著迷的閱讀現象。在他看來，文學藝術的任務不是「反映」一個既定的現實，而是為了表明人物和行動如何歷史地產生。文學成了一種實驗，用演出效果回過頭來驗證自己事先的設想：它本身並不完整，甚至也不完美，加上讀者（觀眾）的反應才算完整和完美。

二、另一種記憶的形成

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叢書《日常中國》中，我們讀到了一代人對５０－７０年代十分有趣的「記憶」。錢理群回憶說：「當時到處在進行『五愛』教育（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公共財物），學校也開展了大規模的活動，每一次有一個中心主題，把課內教學與課外活動有機統一起來。例如，『愛祖國周』等等，『我們是新中國的小主人公，少兒隊是我們自己的組織』，這種主人翁感，是建國初期的時代情緒，今天回味那處處以『小主人』自居的勁頭，仍怦然心動。」（註：錢理群的年齡段不在我們考察的歷史範圍，但他的精神狀態仍屬於這一時段。《五愛》、《主人翁》兩篇文章均出自《日常中國——５０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江蘇美術出版社，１９９９。）余華說：「我把那個時代所有的作品幾乎都讀了一遍，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還有《牛田洋》、《虹南作戰史》、《新橋》、《礦山風雲》、《飛雪迎春》、《閃閃的紅星》……當時我最喜歡的是《閃閃的紅星》，然後是《礦山風雲》。」又說：「從《東方紅》到革命現代京劇，我熟悉了那些旋律里的每一個角落，我甚至能夠看到裡面的灰塵和陽光照耀著的情景，」「我突然被簡譜控制住了，彷彿裡面伸出了一隻手，緊緊抓住了我的目光。」（註：余華：《閱讀》、《音樂課》，文見《日常中國——７０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單是小說、詩歌、音樂，而且電影、舞劇也深深滲透到那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當中，莫言、陳村、孫甘露等人都曾談到後者這種更為形像和直接的形式對他們心靈世界的震撼和影響。除注意到文學藝術作品對當時青年的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人格培養之外，蔡翔還把回憶延伸到文革這一更複雜和多層面的時間領域。他說：「我們對革命仍然很關心，經常傳播各種馬路消息，尤其是『武鬥』，常常刺激起我們潛在的浪漫。」認為當時「尚武」之風在青少年中的盛行，以及「武鬥」情結的深層積澱，與時代氛圍、文學閱讀和人格的畸形發展等等因素，都不無深刻的關聯。（註：以上都出自《日常中國——６０、７０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蔡翔：《少年》，文見《日常中國——６０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講述」在今天實際是一種「再敘述」。不過，再敘述真實揭示了與共和國一同成長的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軌跡（它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仍有頗富意味的呼應和回聲）。事實上，再敘述不僅與５０－７０年代的文學戰略，也與文學藝術作品的生產者之一的作者在共同進行著歷史的「合謀」。人們注意到，作家們在當時的創作中普遍都帶著強烈而自覺的政治功利性。楊沫在談到《青春之歌》的創作時坦然承認：「如果這部小說真能讓青年同志看看過去的人們是怎樣生活、鬥爭過來的，也許他們對今天的新社會、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會更珍愛一些，——而這就是我對這本書的最高願望了。」並形像地為自己一再改書辯解道：「作者和作品的關係可以比作母親和孩子的關係。母親不但要孕育、生養自己的孩子，而且還要把他教育成人，讓他能夠為人民為祖國有所貢獻，做一個有用之材。假如發現自己的孩子有了毛病、缺點，做母親的首先要嚴格地糾正他，要幫他走上正確的道路。」（註：《青春之歌》的「初版後記」和「再版後記」。）雪克表示，他之所以要寫《戰鬥的青春》，目的是要「表現出敵、我力量的消長轉化」，從而表現出抗日力量「從戰鬥到挫折，到再戰鬥，到勝利的反覆性」。為什麼要「重寫」國民黨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紅日》作者吳強的明確回答是：「為了傳之後世和警頑懲惡，讓大家記住這個反動人物的醜惡面目，我在他的身上特意地多費了一些筆墨。」（註：雪克：《討論〈戰鬥的青春〉給我的啟發》，吳強：《紅日·修訂本序言》，兩文均轉引自張鍾等《當代中國文學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６。）這也是一種對於歷史的「再敘述」，和一代人對５０－７０年代的再敘述一樣，它強調的是與革命歷史傳統之間關係的特殊性，同時也意在強調自己精神成長的特殊性。

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包含了對現代性的選擇，但最終導致的不是現代性的重建而是它的中斷。儘管它聲言是要「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然而所偏離的正好是理性、自由、民主、科學，與整個人類對話和交流等現代性的目標。「５０－７０年代文學」完全是在世界文明史、現代化進程之外的一種寫作，它以「革命」的名義對現代和傳統做了事實上的否定。五四文學充份展現的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追求消失了，自由精神和獨立思想失去了支撐，當然也在公眾生活中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合法性。所謂的「傳統」也只剩下「革命傳統」。所有的「記憶」被關閉了，５０－７０年代的中國唯有對「革命戰爭」及其「歷史」的記憶。在此基礎上，充滿政治文化色彩的「另一種記憶」誕生了。可以說，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間出生的一代人正是被「革命歷史傳統』締造的一代人，５０－７０年代文學正是為當代中國讀者營造和提供了革命這「另一種記憶」的一種文學。

正如有人指出的：「在當時，沒有看過這些影片的城市人，幾乎是沒有的。它已經不再是影片，而是某某路線的偉大勝利和一堂最生動的階級教育課。」（註：陳村：《看電影》，參見《日常中國——７０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實，當時的文藝出版發行、電影戲劇的創作演出等等，都是圍繞這一目標而設計和制定的。不僅是前面作家的公開聲言，連文藝界的權威領導人也不打算隱諱這一意圖。１９５０年初，茅盾在《人民文學》舉辦的「創作座談會」上，率先提出了文藝如何積極配合政治任務和政策宣傳的問題。他認為，能夠使自己的作品既完成政治任務而又有高度的藝術性，當然最好。但常常兩者不能得兼，「那麼，與其犧牲了政治任務，毋寧在藝術上差一些。」號召作家以「趕任務」為光榮。（註：茅盾：《目前創作上的一些問題》，《文藝報》一卷九期，１９５０。）４０年代，周揚在分析一篇小說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時指出，是因為它的「教育意義」沒有發揮出來；為此他概括說，教育意義決定文學作品的成敗。５０年代末，為維護上述「功能」的政治權威性，他又對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進行了猛烈抨擊，並具體指示有關文化出版部門說：「要擴大社會主義，就要縮小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是萬惡之源。」（註：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

三、文學題材的限制和歸類

對文學閱讀的規範與控制還滲透到中、小學和大學的課程當中。本著「社會主義的文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會去佔領」的原則和指導思想，大大小小的課堂自然成為文學「革命化教育」的重中之重。但革命化教育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必須通過重新擺正新教育體制與舊教育體制、人生價值與傳統文化理念、人才培養與政治教育化等等的關係，使之具體化，制度化。它必須與舊的時代嚴格區別開來。

１９４２年，西南聯大中文系羅常培和朱自清兩位教授曾就古典文學和新文學在課程中的比重問題發生過爭執。羅常培主張中文系應該以研究中國語言文學、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主要方向，朱自清則認為：「研讀古文」，「為的便於了解和運用古代文學遺產」，「但這絕不是中文系的唯一目標」。兩先生的爭論是在學理的層面上進行的，顯示的只是在處理現代生活與傳統文化關係時考察角度的差異。正如有人在評價這一代人的文化心態時所指出的那樣：「他們都是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傳人，身上都流著『五四』的血」，像現代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他們始終是以「守護真理與良知、堅持價值與理想自任的」。（註：參見李書磊：《１９４２：走向民間》第８５－９２頁，山東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建國後中、小學和大學文科教材的編選優先考慮的，剛好是另一個價值觀問題。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周揚親自參加《中國現代文學綱要》討論會，對有關人員做了重要指示。他在講話中一共談了怎樣寫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的線索、對左聯的估價和對作家作品的評價等五個問題，但都是圍繞如何「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這一命題而展開的；這些精神，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包括中、小學教材）史學觀的形成和研究、教學的方向無疑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實，５０－７０年代各種文科課本一直是按照歌頌中國革命和控拆封建主義三座大山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來設計、編寫和講授的。在文學題材的限定和歸類上，體現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封建糟粕」的東西，基本採取的都是排斥的態度；即使有某些作品選入，也是以歌頌勞動人民反抗地主壓迫和農民戰爭的內容作為思想的標準。在此情況下，中外文化的遺產很難再進入這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視野，與其世界觀、人生觀的建設處於幾乎完全隔絕的狀態；二是反映中共領導的各個時期的革命鬥爭的回憶錄、小說、散文等文體，佔據了文科課文的主導地位，從而也進入了大、中、小學生的思想、精神和氣質培養的全部過程之中。它們以「紅色經典」的姿態，成為各類學生人生成長中的「偶像」和「榜樣」。在這個意義上，新的革命傳統代替了過去的傳統，重建起一整套的思想觀念和價值系統，並成為廣大青少年精神世界中最大和唯一的「內存」、三是左翼作家比如魯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作品，入選原因即在於他們反抗和姿態吻合了中共當時被壓抑的「非主流」的地位和心境，更重要的是他們與當代激進主義文藝思想本來就屬於同一知識譜系，享用著同一個文化資源。另外，載入當代文科教科書的文章和作品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頌揚中國革命歷史和老革命家胸襟的文字，例如楊得志的《大渡河》、王願堅的《七根火柴》、陶鑄的《松樹的風格》；另一類是反抗北洋軍閥和國民黨黑暗統治的，例如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友邦驚詫」論》、《論「打落水狗」》和《「雷峰塔」的倒塌》，茅盾的《白楊禮讚》，殷夫的《別了，哥哥》，聞一多的《最後一次講演》，等等。

關於文學題材的討論可以一直追溯到１９４２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可以追溯到３０年代的左翼文學；但更需要深究的是當代文科教科書所呈現出來的「當代化」的兩種文化心態：即戰爭的心態和仇恨的心態。前者把人們的精神世界納入緊張的、服從性的和崇尚集體而排斥個人的狀態之中，它把戰爭年代中形成的政治軍事思維、行為模式植入和平時代人們的思想觀念、進而把「戰爭文化」奉為最高的權威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後者反對愛而歌頌恨，嚮往一種驚濤駭浪般的文化胸襟和人文處境，同時它把激進和單向度的人格標準置於人生的多種發展的可能性之上。它以和「舊傳統」徹底決裂的姿態，為解放後各種文科課本的編輯策略提供了思想武器，也提供了一種邏輯。紅衛兵全國「串聯」的場面，無異於《七根火柴》精神在６０年代的「重現」。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初的「知青日記」，更是「形像化」地記述了一代人精神追求的歷史過程。（註：文革後期盛行一時的中外戰爭電影，如《地道戰》、《地雷戰》、《寧死不屈》、《海岸風雷》、《小兵張嘎》、《英雄兒女》、《閃閃的紅星》對青少年思想生活的影響，將會在另外場合加以考察。）

課本的「改寫」完成了對傳統文化當然包括對知識分子話語的剝奪，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思想啟蒙的主題迅速退縮乃至消失，代之出現的是「思想改造」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流話語。戰爭和仇恨的哲學因此不僅合法地建築在堅固的思想溫床之上，而且在廣大的民間獲得了豐厚的土壤。在當代社會的前半期，青少年精神狀態的「非知識分子」和「走向民間」構成了勢不可擋的兩大潮流，藉此也形成２０世紀中國青年史中曾有前例但絕無這般「極端」的現象和走勢。不過，需要甄別的是戰爭文化中健康、向上的民族主義情緒與由戰爭所孕育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正常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愚民政策兩者的思想界限。對於前者，是任何時候都需要加以弘揚的。

四、在紅衛兵運動和「傷痕文學」中的延伸

考察文學作品對一代人精神生活的影響，紅衛兵運動和「傷痕文學」無疑是兩個不能忽視的案例。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是對這代青年精神狀態的「最集中、最典型和最形像」的概括，而且通過它們，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印證５０－７０年代文學的審美性格和思想趨向，發現二者之間某種共時性的特徵。當然，檢討包括自己在內的同代青年的精神世界是困難的，尤其是當人們對曾經深信不疑的真理展開質疑，又把激情歲月納入到學理之中的時候更是如此。

紅衛兵運動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未的興起絕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現象。它既有全球範圍內左翼文化的深刻根源，又是當代中國激進主義文化內部矛盾激化的結果；它既是本土化「平均主義」觀念和俄國民粹思想的充份膨脹與體現，同時又預言了現代化的全面危機。由政治權威發動的波及全國的紅衛兵運動，為這代青年提供了一個參與社會活動的「平台」。「等著我們的捷報吧，媽媽！／總有一天，我們會歡聚在紅旗下。／不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兒誓死作千秋雄鬼不還家！（吳強：《放開我，媽媽！》）「聽！／那是紅衛兵在歷史幕台上高唱，／『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那是紅衛兵在歷史幕台上高頌，／『戰旗揮舞衝天笑，赤遍環球是我家』」。（《紅衛兵萬歲》）「我們曾沿著公社的足跡，／穿過巴黎公社的街壘，／踏著國際歌的鼓點……／因為我們有／鋼槍在手，／重任在肩。」（《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士》）顯然，我們不能把這場運動的重要成果的「紅衛兵文學」看成是對「十七年文學」的否定和斷裂。重視紅衛兵文學「革命性」和「先鋒性」的特徵，意圖恰恰是要強調它與建國後文學實踐的精神聯繫和當代文學發展的整體性。

「忠孝不能兩全」的離家「出走」模式，曾貫穿在五四學生運動直到３０、４０年代青年運動的始未。以同舊傳統（包括舊家庭）「斷裂」的方式參與中國革命的社會實踐，曾經是幾代中國青年的人生目標和基本走向。《青春之歌》是這樣描寫林道靜對革命的嚮往的：「想到一個久壓在心頭的問題，道靜的心跳得更快了，她抑制住自己，抵聲地問，『請你告訴我——你是共產黨員嗎？』」而江華的回答是：「你會懂得考驗這兩個字的意思。你從生活里考驗了黨，考驗了革命；可是，革命也要考驗你的……道靜，你要經得起考驗，黨是會給你打開大門的。」在另一種意義上，以黨為家，以革命為家，和以天下為家的現代意義上的人生觀，也深刻影響著他們的生死觀。革命烈士許雲峰臨刑前的著名「自白」，曾經那樣激動過６０年代廣大青年讀者的心弦，他說：「這點，我完全可以奉告。我從一個普通的工人，受盡舊社會的折磨、迫害，終於選擇了革命的道路，變成使反動派害怕的人。回憶走過的道路，我感到自豪。我已看見了無產階級在中國的勝利，我感到滿足。風捲殘雲般的革命浪潮，證明我個人的理想和全國人民的要求完全相同，我感到無窮的力量。人生自古誰無死？可是一個人的生命和無產階級永葆青春的革命事業聯繫在一起，那是無上的光榮！這就是我此時此地的心情。」（《紅岩》）時間相隔不過２、３０年，然而兩個時代的人們所遵循的是如此相似的思想邏輯，和人生的軌跡——都在時代關口選擇了死而放棄了生，選擇了思想和詩意而放棄了生活的庸常性。

對那個時代的人而言，文學就是生活本身。因為文學比生活站得更高，文學最典型和集中地概括了生活，它創造了生活火一般的性格。這樣的文學在本質上是反對布萊希特那種保持「審視距離」的文學觀的，它充滿高昂革命鬥志和激情的人文品質，肯定會反感冷淡和疏離現實的態度。正像席捲中國的紅衛兵運動孕育了紅衛兵文學一樣，１９７６年春的「天安門事件」，也成為培育「傷痕文學」的直接的思想溫床。有人指出：傷痕文學的「創作仍然是在體制內進行的，其中的一些創作仍然是意識形態話語」，這是因為，「『文革文學』的陰影與消極面仍然存在於新時期文學之中，這不僅表現為『文革文學』某種方式的慣性『運動』，還表現在長期的『心理』暴力對作家的禁錮；甚至在一段時間內仍然有學術政治化的現象，而一些人還習慣運用『大批判』的方式。」（註：王堯：《關於「文革文學」的釋義和研究》，《』９９中國年度文論選》，灕江出版社，１９９９。）這固然是對不同歷史時段文學複雜關係的一個判斷，有意思的，是它從連續不斷的文學史運動中提取了一個觀察的視角。這個視角即觀察一代人精神發展的內在延續性和共時性。

從盧新華的《傷痕》、孔捷生的《小河那邊》、劉心武的《班主任》等小說，到北島的詩《宣告》、《結局或開始》和遇羅錦的報告文學《一個冬天的童話》，再到前期知青文學等「傷痕文學」的知識譜系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極其觸目的時代性字眼：「傷痕」。傷痕顧名思義是在表明文革給廣大青年所造成的精神創傷，但更值得關注的還有它對５０－７０年代思想方式的繼承與沿用。北島在短詩《回答》中宣稱：「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為了在審判之前，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江河在《紀念碑》中也寫道：「真理就把詛咒沒有完成的／留給了槍／革命把用血浸透的旗幟／留給風，留給自由的空氣／那麼／鬥爭就是我的主題」。而劉心武的《班主任》關心的仍然是如何「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社會「問題」。他在談到創作這篇小說的體會時說，「嚴肅地從生活出發，運用唯物辯證法去分析生活」，是自己創作的唯一準則。（註：劉心武：《生活的創造者說：走這條路》，《文學評論》１９７８年第５期。）在這裡，５０－７０年代的文學教育繼續在組織著作家們的文學思維和對生活的敘事，他們仍然在用偏重誇張的戰爭文化視角介入人物的情感世界，用仇恨的文化心態及哲學標準來評價生活的是非。準確地說，他們是用「革命的方式」來反省「革命的錯誤」。不同只是，「文革後」和「文革前」在時間觀念上是歷時的，而它們在精神狀態上卻最大限度地體現出共時的特徵。

紅衛兵運動和傷痕文學絕不等於只是共和國的歷史，它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像有的人所說，我們是被革命餵養大的一代人。（註：戴錦華語。）正是與我們的生命一起成長的文學的閱讀，讓我們理解了什麼是革命，什麼是理想的人生。所以，前面所述的兩種現象儘管發生在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但它無疑得益於在此之前文學教育的成功實踐。「在大字報的時代，人的想像力被最大限度地發掘了出來，文學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發揮。」雖然在今天，人們姑且稱其為悲劇。

五、革命文學遺產問題

能否冷靜地客觀地認識５０－７０年代文學，不僅關係到如何看待中國革命，也關係到如何看待百年中國現代化選擇的問題。在這個目前尚屬「敏感」的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非歷史化」的文學傾向，持這一觀點的人始終在用現代化追求的「誤區」等流行意見來批評對文學對革命道路的選擇。因此，與此相關的文學史著作努力貶低或根本忽視這段歷史；另一種正好與之相反，作為對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強烈反彈，他們更願意在「懷舊」的心理中重溫歷史的激情，甚至表現出對革命時代價值觀的簡單認同。對這段文學的理解顯然與個人的精神背景有關，人們與自己所「親歷」的時代畢竟僅僅有不足３０年的歷史距離。

毛澤東在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距距，不許他們亂說亂動。」（註：《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革命是「以暴易暴」的歷史產物。如果理解了一個現代政黨對另一個現代政黨２８年的殘酷鎮壓，理解了在付出巨大的流血犧牲之後才迎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就很容易理解上述的政治結論；也比較能夠抱著「歷史的同情」的態度，去看待當代中國文學對「革命遺產」而不僅僅對「五四遺產」，對集體主義而非對個人主義的價值選擇。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出生的一代人，正是歷史選擇的必然產物。他們在迎接新中國的到來時，也非常自然地接受了鮮紅而豐富的革命傳統。他們成長的歷史，也就被納入到新中國宏大的文學工程當中。「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烈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胸前。」這時代的箴言實際已經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革命的目標是要把他們培養成為與傳統的中國人截然不同的「新人」，而文學，則不過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所以傑姆遜說：「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們應該把這些本文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我們對敘事中的象徵意義的習以為常的理解」，因為它們「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為此他提醒人們說：「如果我們要理解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作家和藝術家們所起的具體的歷史作用的話，我們必須在這種文化革命的語境之中來看待他們的成就和失敗。」（註：傑姆遜：《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引自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韋伯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強調「合理性」的。他認為，工具合理性行動是指以能夠計算和預測後果為條件來實現目的的行動；價值合理性行動，則指主觀相信行動具有無條件的、排他的價值，而不顧後果如何、條件怎樣都要完成的行動。價值合理性行動和卡里斯馬式行動都有「非常態」、革命的性質，因而可以成為打破傳統習慣、推動理性化進程的動力；工具合理性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為這種行動符合人們理性思維的常態。但反之，由於行動只為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驅使，勢必會漠視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的存在。因此，「合理性和非理性是相對而言的，任何一個現實的行動都含有這兩者的因素。人們力求通過合理性行動使世界從巫術迷信中解放出來時，殊不知在這理性化過程中非理性因素也滲透其中。」（註：蘇國勛：《理性化及限制——韋伯思想引論》第８９－９８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即將成為一頁掀過去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曾經「餵養過」我們的５０－７０年代文學實際已經變成了一份革命文學遺產。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如何不再以簡單否定或贊成的態度，而是以理性的態度去面對屬於自己的這段「歷史」。首先，從第三世界的「語境」，尤其是從處於現代化矛盾與選擇之中的百年中國的歷史發展看，無論我們對時代的選擇還是時代對我們的選擇，都是痛苦的，然而都含有必然的「合理性」。在價值觀上否定５０－７０年代文學及其對一代人精神的影響不能代替對這段文學史的認識——一段歷史的價值不僅在它的歷史範圍之內，而且還在它從反人類和反人性的本質上給後代另外一種精神的啟示和財富。其次，在「正常」的社會處境中，人們難以在情感和理智上接受「非正常」的歷史，尤其缺乏與研究對象之間形成互動的理論、方法、視野和胸襟。這樣，就需要對一代人的「５０－７０年代文學閱讀活動」做歷史的深廣度地包容，而且做學理的提升。至今為止，我國的當代思想史、文學史始終奇缺的是對「同代人」精神狀態史的研究，那種能夠啟示人做深遠思考和想像的研究成果更是處於「缺席」的狀態。令人極其遺憾的不是一代人的歷史行將成為「過去」，而是對它的深刻剖析和記錄將成為一段「空白」。最後，我不主張對這段歷史和一代人的精神「遭遇」採取仰視或俯視的研究視角，而主張與之處於「互動」的、「同情」的和稍有「距離」的狀態。這些年的思想史和文學史研究形成了多元的觀念，它對於打破僵硬的歷史認識框架，以「當事人」的身份「重返當代」，並深刻地認識當代無疑有積極的創意性的作用。但它也帶來某些負面效應，比如對歷史的冷漠，對人精神實質的疏離，這種後結構主義式的非人文態度是當代文學及思想的研究淺嘗輒止、無法真正深入的根本原因。這些警惕顯然不是無益的，因為它可以避免研究者的人文心態陷入低迷和鄙俗。

除此之外，我以為不僅要加強對文學閱讀活動中的「被動者」精神狀態的考察，還應該開始啟動對「主動性」和「同謀性」的研究工程。也許只有這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活動才能真正顯示出一種創造者痛苦而歡欣的姿態。

來源:南方文壇 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