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布熱津斯基走了，世界多了大國與大戰略思維丨鳳凰評論

文丨任劍濤

今天，布熱津斯基離世了。

具有世界聲譽的美國戰略雙雄——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從此，上演獨角戲了。況且，基辛格也處在「廉頗老矣」的狀況。他們倆曾經亮眼的大戰略研究會不會因此衰頹了呢？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時間。從眼下看，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行回顧他們的教益。如果說蓋棺定論是個定勢的話，那麼基辛格的教益還需要稍後歸納。就布熱津斯基而言，已經可以概括他在大戰略研究上的功過了。

面對布熱津斯基，中美兩國的反應會大不相同。對美國而言，布熱津斯基不過是一個曾經上演「旋轉門」大戲的歷史人物。即使是他在退出政壇以後，還發揮著不小的學術影響力，但實際的政治影響，已經漸趨式微。在具體的政治史演進中，布熱津斯基被限定在卡特總統的時代。跨過任職期限進入大戰略的觀念史視野，布熱津斯基以其宏大的學術視野，留下了足以讓人們禮敬的經典作品。

漢語出版界跟進翻譯布熱津斯基的作品相當及時。他的代表作被命名為四「大」著作：《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大失控與大混亂——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其實，這些著作的書名，頗有譯者和出版者對「大」的故意為之。

因為只有《大失敗》與《大棋局》兩書的原名直接使用了「大」這個概念。不過，類似的漢譯作品，倒是畫龍點睛，準確標明了布熱津斯基政治學理論、戰略研究、國際關係著作的特點：他正是在宏大視野中處理相關主題的，也正是以這樣的宏大視野展示了他隻眼獨具的理論能力——他是二十世紀國際局勢演變的準確預言家，也是美國的國際戰略布局大師。

不需要重複布熱津斯基對蘇東局勢預言的先知性預見。不管人們將之歸之於布熱津斯基的意識形態狂熱，還是歸之於他的理論預見性，亦或是歸之於他的政治領悟能力。歷史印證了的預言，人們就不得不謙遜地承認它的價值。

布熱津斯基並不是時時處處都具有這樣的預見力。他在任職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期間，對蘇聯國際行為完全失察，對伊朗局勢判斷失准，對印度國家狀態的錯誤估價，都讓人詬病。但從總體上講，他對國際形勢，尤其是縱橫捭闔，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設計與實踐，只有基辛格能與之媲美，國際社會罕有其匹。

▲圖片來自網路

從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國人有理由對布熱津斯基悲喜交集。布熱津斯基對共產主義的怨懟，讓部分國人絕對接受不了，其實也不需要接受他的相關說辭；不過他當年力主聯華制蘇，促使中美建交，讓國人一定心生好感。需要斷然指出的是，這些激發國人對布熱津斯基的複雜個人體驗的經驗感受，大致是不能用來評價他的歷史地位的。因為這些事件不過是具體歷史處境中的政策應對而已，常常不具有超越歷史階段的恆常價值。

有問，布熱津斯基是一個具有超越歷史階段、因而足以進入歷史深層記憶的人物嗎？即刻回答，有些輕率。但起碼從幾個角度講，布熱津斯基的大戰略研究，對於所有熱衷大國建構的國度來講，是極具啟發意義的。這讓布熱津斯基的有關論述與做派，確實超越國境界限，具有普遍啟發意義。

對於一個大國而言，如何真正抓住成為大國、尤其是長盛不衰的大國的國之根本，確實是一個難題。布熱津斯基提點人們，一個被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形態交錯撕裂的國家，是不可能長期維持國家穩定和繁榮的。即使這樣的國家像蘇聯那樣曾經顯得相當成功，也於事無補。一個大國，必須在廣泛的國際視野中觀察國家問題，必須在制度的建構上夯實國家根基，必須在縱橫捭闔的國際戰略中贏得發展先機，必須在國際核心戰略（如歐亞大陸戰略）中穩住陣腳，必須在複雜的國際國內局勢中適時調整國家戰略。這正是布熱津斯基大戰略之「大」的特性體現。

對中國今天而言，戰略研究似成熱點。但具有布熱津斯基那樣宏大視野的獨到眼光和力透紙背的真知灼見者甚少。既定政策詮釋的熱情，常常讓人們對國際大勢視而不見，所述所議，常常讓人覺得是孤陋寡聞的產物、井底之蛙的物議、諂媚權勢的說辭。走出這樣的戰略研究窘境，恐怕是強力支持中國復興，並在國際社會發揮日益重大作用的前提條件。有鑒於此，布熱津斯基對國人最大的啟發，不在意識形態的對壘，而在國際眼光的塑造。

何以布熱津斯基具有獨到的國際眼光，以至於可以生髮如此具有預見性的戰略研究成果呢？簡而言之，原因有三：

一是「旋轉門」的獨特體驗，讓戰略研究的考量足以打通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的玄關。致力研究大國戰略的學者，常常只具有單一的經驗體認，要不限於書齋的玄想，要不落於對策的媚上。結果兩頭不靠岸，戰略言說自然就沒有太大的價值。布熱津斯基從學術研究出發，得有寶貴機會進入政界，直接介入國家高層的外交決策，兩相結合，觀察國家戰略的視野自是不同他人。一個缺乏國家戰略領導實踐的人，是很難具有他那樣的洞察力的；一個缺乏紮實理論訓練的人，同樣是很難闡述清楚他親歷的國際政治事件的。唯有兩相叩擊，才能高人一頭，發出振聾發聵之聲。

二是國家立場和超國家視角的精巧結合，讓戰略研究超越單純的國家主義立場表達，具有縱橫國際社會，維護國家利益的兩頭兼顧能量。布熱津斯基是那種具有不同國家與制度體認的學者與政治家混合體，因此，他不會自限於狹小的國家天地來談論國家戰略問題。誠然，在他漫長的一生中，美國從中蘇美瘸腳三大國的國際體系，一躍而成孑然獨立的超級大國。這對縱橫國際政治舞台的布熱津斯基來講，確實是一種難得的歷史體驗。這種國家體驗，非置身美國處境之中，可能很難真切理解。

但即便置身美國的處境中，缺乏超國家的大眼光，也是無法準確捕捉到其中的大戰略信息的。一味限於美國的自賣自誇，是人所熟悉的、大多數美國國家戰略論者的陋見；一些具有自我批評和否定立場的美國學者，則限於一味的自我痛斥。這都是缺少啟發作用的戰略思維。正是在傳統地緣政治戰略的基點上，開拓當代地緣政治思路的布熱津斯基，才揭示了歐亞大陸不變的國際戰略地位，讓美國抓住了國際舞台上的戰略機緣，真正維護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致力建構大國的國家，從中可以獲得建構自己國家戰略的宏大進路。

三是意識形態的熱情與政治克制的約束性結合，讓布熱津斯基既具有捍衛自己國家利益的精神支撐，又具有克制意識形態衝動的政治洞察力，以免造成太多盲點，無以透視複雜的國際局勢。布熱津斯基無疑是二十世紀冷戰的理論產兒。必須承認，正是由於某些意識形態的局限，造成他無法準確預見某些重大國際事務的盲點，以至於出現前述決策失誤。

但總的說來，他的意識形態立場並不直接構成他的國際事務研究結論。他某些具有深刻啟迪價值的國際關係結論，來自於他對研究對象的深入研究和全面透視。這樣的結論，絕對不是意識形態偏執狂可以提供出來的。這就告訴大戰略的研究者們，缺乏價值信念的人，無法勾畫戰略研究的穩定框架；而完全受制於意識形態的大戰略研究者，又只能發出一些毫無價值的意識形態囈語。以政治克制規訓意識形態，是一個大國戰略的研究者與設計者超越常人而有所見的前提條件。

布熱津斯基走了。他留下的，不僅是予人啟發的專門著作，更可寶貴的，是留下了全球化時代思考大國戰略的高超方法。他值得人們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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