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將帥(一) 建國後第一次評軍銜(2)

標籤：毛澤東分類：東方紅叢書

東方紅叢書

毛澤東與將帥

王先金編著

第一章建國後第一次評軍銜(2)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1973年12月，中共「十大」召開四個月後，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北京與瀋陽、南京與廣州、濟南與武漢、福州與蘭州八大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這件事情不但在國內產生巨大影響，在國際上也引起各種猜測。

毛澤東為什麼一定要對十一大軍區中的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呢？

「文革」前夕，毛澤東在與汪東興的一次談話時說過：「我們軍隊里也不那麼純，軍隊里也有派嘛!……不知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們軍隊幾十年經常有人鬧亂子。」毛澤東對軍隊領導權和內部狀況的關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歷史和心理因素。

當然，直接導致這次對調的，還是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此後，毛澤東開始重新審視「文革」，決意重新啟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幹部，並親自著手掌握軍隊情況。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會議是在毛澤東的書房兼會客室進行的。對八大軍區司令員的調動問題，毛澤東發表了講話。

講話中談到賀龍，毛澤東說：「我看賀龍的案子搞錯了，我負責恢復他的名譽。我對賀龍說過，你是二方面軍的旗子，我保你。我是保他的。」

談到此處，毛澤東還側身對周恩來說：「你也是保他的。」周恩來重重地點了點頭。

說到「楊、余、傅」，毛澤東說：「楊、余、傅都要翻案。這些人的問題是林彪搞的，我聽了一面之詞，所以犯了錯誤。林彪說羅瑞卿搞突然襲擊，林彪對羅瑞卿也是搞突然襲擊。在上海，是我聽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有許多問題聽了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向同志們作自我批評，SELFCRITICISM，我向同志們作自我批評。」

毛澤東接著批評政治局和軍委：「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

早在這年初，毛澤東就曾批評「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

毛澤東說：「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後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開會，到這裡來。我毫無辦法，我無非是開個政治局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面講。」

會場里鴉雀無聲，氣氛有些緊張。毛澤東緩和了一下語氣：「我考慮了很久，大軍區司令員還是調一調好。」

他面朝葉劍英：「你是贊成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志，他們也贊成。」

毛澤東建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從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已不止一次地在開會或接見下級時，讓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希望全黨步調一致，首先是政治局要一致。其實，在那個動亂的年代，不要說全黨步調一致，政治局的步調就難以一致，儘管在毛澤東面前一齊唱唱歌，僅僅是歌詞一致而已。

唱完歌，毛澤東接著說：「我想這個問題想了好幾年了。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毛澤東認為一人在一個地方坐鎮，一呆就是一二十年，就會出現消極因素。接連幾天，毛澤東就這個問題同政治局成員進行了廣泛的交談，取得了一致意見。

稍頃，毛澤東宣布重要決定：

「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就當個參謀長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員靜靜地聽著，從他們的面部表情看，似乎看不出對毛澤東宣布的這個決定有什麼不同的反應，但在他們的內心有的要拍手叫好，有的要氣得跺腳的。

「我們現在請了一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請回來的。」毛澤東又轉身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棉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

清查林彪集團塵埃落定後，在毛澤東說過「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毛澤東點頭同意。因此有了為175位將軍平反的事。

1973年初的一天，周恩來把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維新將軍叫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說：「我今天找你來談幹部問題，光給你一個人說不好，你再找一個人來吧。」

田維新立即用電話通知總政幹部部長魏伯亭馬上過來。周恩來對他們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的問題。」

陳再道上將和鍾漢華中將是在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所謂「七二O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田維新與魏伯亭回到總政後，經過調查甄別，寫出報告，送政治局討論。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烈，雖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卻沒有什麼事實根據。陳再道上將「解放」後，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比較困難。田維新便去請示周恩來總理，結果決定：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將軍，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員的職位。田維新將軍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考慮讓陳再道到那個軍區任副司令員。那位司令員回答說：「他是我的老上級啊!」話雖只有一句，意思很明白，讓老上級去當副手，這工作不太好開展。可是，別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維新再次給這位司令員打電話，司令員乾脆直說了：「老田，千萬別讓他來。」找來找去，最後找到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韓先楚上將爽朗地表態：歡迎陳再道來福州。

鍾漢華「解放」後，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裝甲兵政委。

陳再道上將到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不久，王建安上將也獲得「解放」，面臨一個工作安排問題。把他安排到福州軍區，韓先楚說：「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級!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王建安在紅軍時代就是軍政委，而韓先楚那時候還是師長。誰知周恩來找韓先楚一談，韓先楚就心悅誠服地同意了。李志民上將重新工作後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軍區政委。4位上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一次政治局開會，周恩來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維新說：「楊勇、廖漢生是怎麼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維新面面相覷，只好如實回答：「不知道。」

「你們去調查一下。」周恩來說。

楊勇上將湖南瀏陽文家市人，在抗美援朝中任志願軍第20兵團司令員，後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1958年回國，先後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

廖漢生中將湖南桑植人，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書記兼青海軍區政治委員，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國防部副部長。廖漢生復出後，先後擔任南京軍區、瀋陽軍區第一政委，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楊勇被打倒時，林彪一夥無限上綱，甚至把他部下的參謀、科長的事，都算到他的賬上。總政重新審查楊勇將軍的結論出來後，楊勇將軍等了半年，才於1972年5月分配到瀋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不久，調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將軍1977年起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副秘書長。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又是一次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提出：「秦基偉、李成芳到哪裡去了？」

秦基偉和李成芳都是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都在劉鄧大軍和志願軍擔任過軍長，都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開始時，秦基偉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李成芳是政委，無辜被關押。秦基偉是一員戰功卓著的虎將，抗美援朝時的上甘嶺戰役主要就是由他指揮的。為了打倒秦基偉，林彪一夥到處散布說，秦基偉是賀龍的人。

田維新把調查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根據我們調查掌握的情況，秦基偉被關押在湖南，由廣州軍區負責，具體情況還不清楚。」

周恩來當即指示：「把他調回來嘛!」

周恩來與秦基偉進行了一次單獨長談。落實政策後，李成芳任第5機械工業部部長；秦基偉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員，後任國防部長。

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中央於1973年12月20日召開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

會議是在毛澤東在書房裡召開的。毛澤東接見了參加對調會議的全體高級將領。當時毛澤東坐在書房的中央，左手坐著朱德總司令，右手坐著剛參加軍委工作的鄧小平。周恩來、江青等幾位政治局委員依次站立在毛澤東的右後側。王海容站在毛澤東的左後側，她是給毛澤東當「翻譯」的：把方言譯成普通話。

會前，毛澤東交代葉劍英副主席把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都找來。46位高級將領受到了接見。將要被調動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坐在面對毛澤東的前排。

接見開始，毛澤東拍拍朱老總的肩膀：「這是好司令啊，是我們的紅司令，不是黑司令。」毛澤東簡單地說了幾句這後，便與站立在一側的肖勁光、陳士榘、田維新和馬寧4位高級將領握手談話。

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當時也參加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的接見活動。

輪到田維新時，周恩來向毛澤東介紹說：「這是田維新。」毛澤東問：「田維新同志，你是哪兒的人啊？」

田維新回答：「山東東阿人。」

毛澤東又問：「曹植埋在什麼地方啊？」

「魚山。」田維新一面回答，一面想，主席是有準備的。

毛澤東又問：「左邊有個湖，是什麼湖？」

田維新想了想，說：「不是湖，是條河，黃河，從西南流向東北。」

毛澤東以十分肯定的口氣說：「不，那是湖！」

「湖？」田維新想了一下，說：「嗯，要說湖，那離魚山還遠，是東平湖！」

「噢，那就對羅！」毛澤東考問完畢，話鋒一轉，說：「總政治部就交你負責了！」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以北京軍區司令員的身份調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總政主任一職實際空缺。聽到毛澤東的話，田維新毫無思想準備，感到很突然。不過他還是很快作出了反應：「德生同志走了，總政就我一個副主任了，讓我繼續留在總政工作是需要的，請主席派主任。」

「不，就是你負責了！」毛澤東以十分明確的口氣說。

田維新說：「我資歷、經驗都不夠，還請主席派個主任吧!」

毛澤東不再作答，開始與空軍司令馬寧握手談話。

之後，毛澤東再次開始向全體人員講話。講著講著，他向坐在前排的許世友問道：「我要你讀《紅樓夢》，你讀了沒有？」

「讀了。」許世友回答。

「讀了幾遍？」

「一遍。」

「一遍不夠，要讀三遍。」毛澤東隨口背了《紅樓夢》第一回中的一大段。

背過《紅樓夢》，毛澤東還要許世友學劉邦手下的名將周勃。

第二天下午，政治局開會討論任免事項。儘管毛澤東事先已經表態了，周恩來和葉劍英都在會上一度支持田維新任總政部主任，江青一夥卻堅決反對。此事只好擱置起來。直到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1號文件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

1973年12月22日，中央軍委宣布鄧小平參加中央軍委工作，同時下達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

八大軍區司令員也都集中在北京，由毛澤東當面宣布對調的命令。這時，毛澤東想給王洪文一次機會，想讓他在將帥面前樹點威信，便委託王洪文點名。剛當上「接班人」的王洪文不知天高地厚，也就大大咧咧地點起名來：「許世友！」沒有人答應。王洪文向會場看去，許世友臉色鐵青，眼望著天花板，理也不理他。許世友在南京呆了20多年，根本不想到廣州去。但軍令如山倒，他不能不服從。

王洪文在上海，最怕貼近上海的這個南京軍區司令。他壯著膽，提高嗓音，又點了一次：「許世友！」忽聽得「咚」一聲，原來是許世友把茶杯猛地往茶几上一磕，發出了巨響。王洪文抬眼望去，不光是許世友，楊得志、皮定鈞這些老將軍都鄙夷地望著他。王洪文膽虛，轉過頭來求助毛澤東。毛澤東鐵青著臉，一聲不作。王洪文這才嘗到了軍隊的厲害。

周恩來來救場了。他拿過名冊，看也不看，就先從其他司令員點起來：李德生、陳錫聯、許世友......這些將軍們，一個個響亮地回答著。名點完了，周恩來宣布：「現在請主席宣布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這才算讓王洪文下了台階。

當時全國有十一個大軍區，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任職的時間都不長，原地不動。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情況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與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調；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對調。

命令下達10天內，各軍區司令員都到達了新的工作崗位，每人按規定僅帶了10人以內的工作人員。對調工作乾淨利落地完成了。

這次重大的軍界人事調動，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羅茲曼指出：「這是有意識地顯示文官控制著國家政權，這樣，許多司令員便離開了他們工作了20年並建立了關係網的地區。這一命令是中國地方軍事主義走向衰落的主要跡象。這次調動規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個人都意識到，傳統的勢力已經被打破。」

鄧小平事後談起這次對調的必要性時指出：「這是因為毛澤東很懂得領導軍隊的藝術，就是不允許任何軍隊領導幹部有個團團，有個勢力範圍。」

後來許世友對調到廣州軍區非常高興，不到廣州還撈不上打仗呢。他就是愛打仗，或者換句話說，他就是為打仗而生的。全國解放後，許世友就沒有怎麼打仗，手直痒痒。到廣州軍區任職不久，許世友就指揮了1974年西沙自衛反擊戰，大獲全勝。1979年他又指揮了對越自衛反擊戰(廣西戰區)，同樣是大獲全勝。

從十一大軍區到七個大軍區

毛澤東將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後，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國保持著瀋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昆明、蘭州、成都、福州、新疆共十一個大軍區的格局。

1975年，鄧小平主持軍委工作，再次對軍隊進行整頓，各軍區及其直屬單位被精簡了38%，但大軍區建制並沒有被調整。

1981年4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改革領導制度和減少領導幹部兼職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組織部、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通知：「今後，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仍兼任烏魯木齊軍區(1979年5月，新疆軍區改名為烏魯木齊軍區)政委外，其他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只兼任所在省軍區第一政委，不再兼任大軍區政委。」此後，各大軍區不再設第一、第二政委，只設一名政委。

1982年9月，中央軍委決定將原隸屬於中央軍委和軍區兩級的陸軍特種兵領導機關，分別改為總參謀部、軍區司令部的業務部；原直屬軍區的兵種部隊，改由陸軍代管；試行陸軍編組合成的集團軍；撤銷省軍區地方部隊的部分邊防部隊，移交公安部門管理。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將員額減少100萬，將全軍11個大軍區調整合併為7個軍區，陸軍改為集團軍，取消陸軍兵團級單位。撤消武漢、昆明、福州、烏魯木齊4個軍區。6月14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布《合併整編大軍區》的命令。撤併的4個軍區為：烏魯木齊軍區與蘭州軍區合併，整編為蘭州軍區；昆明軍區與成都軍區合併，整編為成都軍區；福州軍區與南京軍區合併，整編為南京軍區；武漢軍區分別與濟南軍區、廣州軍區合併。北京軍區．瀋陽軍區不變。

七大軍區首任軍政主官為：

瀋陽軍區司令員劉精鬆，政治委員劉振華；

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政治委員楊白冰；

濟南軍區司令員李九龍，政治委員遲浩田；

南京軍區司令員向守志，政治委員傅奎清；

廣州軍區司令員尤太忠，政治委員張仲先；

成都軍區司令員傅全有，政治委員萬海峰；

蘭州軍區司令員趙先勝，政治委員李宣化。

這次大軍區改革調整，是我軍在新時期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整編，力度之在堪稱建國以來歷次改革調整之最。我國七大軍區體制一直延續至今。

1998年4月3日後，解放軍指揮體系進入四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七大軍區、集團軍、師(旅)、團、營、連、排、班的九級體制。

毛澤東點評新中國元帥

毛澤東對朱德最精當的評價是在延安說的兩句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慶祝朱德60大壽時，毛澤東親筆題詞「人民的光榮」。1973年開軍委擴大會議時，毛澤東依然堅稱：「我是朱身上的毛，朱不能沒有毛，毛不能沒有朱」。他還針對「文革」中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的誣陷之詞，稱之為「紅司令」。

1935年毛澤東寫給彭德懷的詩中，有「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這是大家都熟悉的。後來，毛澤東還說過彭德懷是「猛張飛」，但也是「粗中有細」。

1929年，上海中央曾要求朱德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毛澤東指名的接班人是劉伯承和惲代英，可見他對劉的軍事才能的看重。

聶榮臻在抗戰初期率部到五台山一帶開闢出一大塊根據地，毛澤東1938年在一次演講中說：「大鬧五台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以後，又稱讚聶榮臻是「厚道人」。

1963年羅榮桓逝世當天，毛澤東評價說：「這個同志有一個優點，很有原則性，對敵人狠，對同志有意見，背後少說，當面多說，不背地議論人，一生始終如一。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則性強，對黨忠誠。對黨的團結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在《吊羅榮桓同志》一詩中寫道：「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表達了他對羅榮桓的倚重和痛惜之情。

1966年9月，賀龍受到衝擊時，毛澤東對他說：「我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群眾。」

徐向前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毛澤東對人說，徐向前是有功勞的，後又當面對徐說：你是好人啊!

1972年陳毅逝世時，毛澤東說：陳毅是個好同志!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貢獻，是立了大功勞的。

對葉劍英，毛澤東借用明代李贄的自題聯語「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來評價，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毛澤東的上述評點，起因不一，背景相異，重點也各不相同，但大致反映出這些領導同志給人印象深刻的特點和貢獻。雖無「青梅煮酒」，天下英雄卻也諳察於胸。

毛澤東不當大元帥

1955年2月，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規定，軍官軍銜設四等14級，最高的一等分為兩級，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元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條例》規定，授予大元帥軍銜的條件是：「對創建全國人民武裝力量和領導全國人民武裝力量進行革命戰爭，立有卓越功勛的最高統帥」。按這個條例衡量，只有毛澤東一人能夠享受此項殊榮。

在1955年9月下旬高級將領授銜以前，總後天津軍需工廠的女工們就精心綉制出兩付大元帥肩章，做好了授銜的物質準備。但是，卻一直沒有授得出去。

在我國歷史上，孫中山、蔣介石也當過大元帥。但他們的大元帥不是軍銜，而是職務。

1945年6月，斯大林被授予蘇聯大元帥，斯大林的大元帥稱號既是軍銜，又是職務。

1955年春天開始，授銜工作準備階段，彭德懷、羅榮桓、宋任窮和總幹部部的其他同志，帶著擬定的名單和幾個方案，分別與中央軍委的各位委員交談，共同對每位將領的定銜磋商、定案。在最初的授銜方案中，準備授予毛澤東大元帥軍銜，毛澤東主席說：「我這個大元帥就不要了，讓我穿上大元帥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眾中去講話、活動，多不方便啊！」後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上，一些委員提出，毛主席作為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和領導者，指揮過很多重大戰役，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聲譽，應該授予大元帥軍銜。主持會議的委員長劉少奇，曾親耳聽毛澤東說守不願意接受大元帥軍銜的話，所以他表示不好作結論。人們最終還是沒有說服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元帥」成了我國歷史上的一個空銜。

同1955年的大元帥一樣，1988年軍銜等級中設置的最高銜也成了空銜。有資格獲得「大元帥」軍銜的人不肯要，軍委主席鄧小平一直講他不要軍銜，軍委副主席趙紫陽也明確講了，他也不要軍銜。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