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學怎樣處理炎黃蚩尤問題|苗族文化網|民族的 世界的

歷史教學怎樣處理炎黃蚩尤問題作者：王先勝文章來源：天涯社區 更新時間：2011/4/28〇「炎黃距今四五千年」這種傳統認識沒有可靠的文獻依據、沒有考古學證明及其它相關學科的證據，目前面臨著來自考古學和考古材料本身的挑戰；「炎黃距今六七千年」有更多的文獻和考古學證據以及天文年代學證據。主流學術界已開始擯棄「炎黃五千年」這種百年傳統、千古成見。〇「炎黃距今四五千年」這種傳統認識已經導致中學歷史教材和教師教學用書陷入自相矛盾、思路混亂、不合邏輯、無法自圓其說的窘境。人教版教科書第2課《原始的農耕生活》直接否定第3課《華夏之祖》。《華夏之祖》一課及《教學用書》相關內容極不嚴謹、科學，嚴重違反思維常識和邏輯，違背歷史學科和《教學大綱》的基本宗旨。教材面臨的這種困境和尷尬局面亟需改變。〇建議中學歷史教材既講「炎黃五千年」說，又講「炎黃歷史6500年」新說，實事求是，說明炎黃歷史研究的現狀，兩說各自的依據，存在的問題，同時要與時俱進，跟蹤學術進展，直到新的觀點得到普遍認同和新的知識結構形成。〇孫中山《祭黃陵詞》不是史料，也無史料價值，僅是一文學作品，其中用語「平定蚩尤亂」與《教學大綱》要求加強「民族團結教育」、「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引導學生尊重其他國家和民族所創造的文明成果」等基本精神相違，不宜作為教科書內容，應予撤下。炎黃被華夏兒女尊為人文始祖，講中國歷史必講炎黃。在國人眼中，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也就是炎黃以來的歷史。現在小學沒有歷史課，大學非歷史、考古等文科專業，一般也不再學歷史，所以我們中國人對炎黃的了解和認識主要來自中學歷史課（當然實際上，小學生接觸的課外讀物、大學歷史考古等專業以及一般歷史書、工具書對炎黃歷史的介紹也都大體一致）。中學歷史怎麼講炎黃和蚩尤，基本上就決定了一個中國人乃至所有中國人對炎黃和蚩尤有什麼樣的了解和認識。中學歷史課是個基礎乃至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以前的教材就不管它了，我們這裡以課改 [1] 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學歷史教材及教師教學用書為例，來探討一下歷史教材和教學目前應該怎樣處理炎黃和蚩尤這個問題。不妥之處，敬請專家和老師們批評、指正。人教版《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2]（初中一年級使用）第一單元「中華文明的起源」 第3課《華夏之祖》正文有三個小節「炎黃戰蚩尤」、「黃帝——人文初祖」和「堯舜禹的禪讓」。其中「炎黃戰蚩尤」基本內容是：「距今約四五千年，我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活動著許多部落。炎帝和黃帝，是我國古老傳說中黃河流域著名的部落首領。那時候，部落之間經常發生戰爭。東方有強大的蚩尤部落，相傳他們以銅作兵器，勇猛異常。黃帝部落聯合炎帝部落，在涿鹿一戰中大敗蚩尤。從此，炎帝、黃帝部落結成聯盟，經過長期發展，形成日後的華夏族。」 「黃帝——人文初祖」的基本內容是：「相傳，黃帝建造宮室，製作衣裳，還教人們挖井，發明舟車，為後世的衣食住行奠定了基礎。他的妻子嫘祖發明養蠶繅絲，他的屬下倉頡發明了文字，伶倫編出了樂譜，等等。後人尊稱黃帝為『人文初祖』。這些神話傳說，反映了後人對華夏始祖黃帝的尊敬。至今，海外華人常自豪地稱自己為『炎黃子孫』。」 「堯舜禹的禪讓」起句是：「傳說繼黃帝之後，我國黃河流域傑出的部落聯盟首領還有堯、舜、禹……」正文之外，課前有導入框，是清明節華人祭奠黃帝的圖片及相關文字說明。「炎黃戰蚩尤」一節配有一段閱讀文字「相傳，涿鹿之戰十分激烈。蚩尤請來了風伯、雨師施展法術，突然間風雨大作，使黃帝、炎帝部落迷失了方向。黃帝命部下製造指南車，辨別了方向，才把蚩尤打敗」和孫中山的一首祭黃帝詞。「黃帝——人文初祖」 一節配有閱讀文字：「關於黃帝時期發明的傳說，我們可從考古實物中得到驗證：河南湯陰和洛陽等地，都發現了距今數千年的水井遺迹；山西夏縣和浙江湖州，發現了四五千年前的蠶繭和絹布；半坡和大汶口陶器上的刻畫符號，更與倉頡造字的記述相符。」此外有一組說明「傳說中黃帝對中華文明的貢獻」的圖畫，以及「動腦筋」思考題：「你對上述神話有什麼看法？認為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帶有神話色彩？怎樣看才更科學？」教材後面附有《中國歷史大事年表》，其中關於「炎黃」年代是這樣界定的：「距今約5000——4000年 傳說中的炎帝、黃帝和堯、舜、禹時期」。人教版高中選修課本《中國古代史》（全一冊）[3]第一章「祖國歷史的開篇——先秦」第一節「遠古社會和傳說時代」第四小節「炎帝、黃帝和堯、舜、禹的傳說」基本內容與初中教材大體一致（但更為簡潔）。其與炎黃有關的部分是：「炎帝、黃帝是距今約四五千年黃河流域的部落聯盟首領。炎帝部落後與黃帝部落聯合，與東方的蚩尤部落大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戰敗被殺。炎黃部落在黃河流域長期生息、繁衍，構成了後來華夏族的主體部分……堯、舜、禹是黃帝以後黃河流域的幾位部落聯盟首領……」供閱讀的文字是《通鑒外傳》中的一句話：「黃帝命倉頡為左使，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教材後面附有《中國古代史大事年表》，其中關於「炎黃」的部分是：「距今約四五千年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傳說中的黃帝、堯、舜、禹時期。」 人教版「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歷史教材分必修課與選修課，可能或可以涉及炎黃的必修課《歷史Ⅰ》、《歷史Ⅱ》、《歷史Ⅲ》以及選修課《探索歷史的奧秘》均沒有涉及炎黃。以上是課改後人教版中學歷史教材關於炎黃蚩尤的教學內容（就基本內容而言，它與課改前也大體不差）。在目前的學術背景以及基礎教育轉向大力推進素質教育的情況下，筆者認為以上中學歷史教材關於炎黃蚩尤的教學內容存在以下問題以及需要進一步改進、調整的地方。一、「黃帝距今四五千年」沒有可靠的依據現、當代的文史工具書一般都把黃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紀，即距今4600年左右。如《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南京大學歷史系編纂《中國歷代人名辭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民國時王雲五總編纂《中國人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印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歷史年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等，均是。這個年代有什麼依據呢？《辭海》有一個說明，所附《辛亥革命期間所用黃帝紀年對照表》，列出三種黃帝紀年：一是《民報》的4609年，二是《黃帝魂》的4622年，三是《江蘇》等報刊的4402年（均以公元1911年為始點上推）。「各紀年中，以《民報》所用年代為多數革命黨人所接受。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廣告，即以此為據，各省響應的文告亦多采此說。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通電各省，以黃帝紀元4609年為中華民國元年」（《辭海》附表說明） 。《民報》紀年又怎麼來的呢？宋健在《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一文中說《民報》所用紀年「大概是由當時在東京的史學家推算的」[4]。史式指明其推算方法是：盧景貴根據邵雍《皇極經世書》稱堯元年為甲辰年，推定這一年為公元前2357年，再據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載黃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顓頊78年、帝嚳高辛氏70年、帝摯9年推算黃帝元年為前2698年。史式說，《皇極經世書》是一部術數書，邵雍和皇甫謐二人均非史學家，「所謂『黃帝紀元』，不過是大膽地猜測估計而已，全無可信的根據」 、「《民報》當時採用黃帝紀元，不過是『古為今用』，是清末革命黨人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宣傳需要而提出來的，未經過慎重的考證，當然不足信」[5]。除上所述盧景貴的方法外，現今的學者多是以《帝王世紀》、《竹書紀年》等古書所載「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及禹、夏、商、周的積年為基本資料，再以一個可靠的歷史紀年如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為基點進行推算。由於對「五帝」的理解不同（有的增加少昊或帝摯）、古書中關於「五帝」各自的在位年數也有差異，同時夏、商、周各王的年代也沒有定論，所以不同的學者得出的黃帝紀年便各不相同，但黃帝年代大都在前26世紀——前25世紀及其左右徘徊。如翦伯贊得出的黃帝元年是前2550年[6]，杜正勝認為黃帝年代「不會超過西元前2500年以前」[7]。當然也有黃帝年代在「距今四五千年」這個框架之外的研究和認識，如許順湛以《春秋命歷序》關於三皇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為基礎，以夏代立國約距今4100年左右進行推算，得出黃帝始年距今6420年左右[8]，曹昱將《春秋命歷序》與其它資料綜合考慮，得出黃帝出現時間為公元前3706——前3306年的認識[9]。在古代，也有學者推算黃帝年代。如《漢書·律曆志》載元鳳三年（前78年），「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按此黃帝元年為前3706年。晉人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卷六十《張輔傳》）。司馬遷《史記》以黃帝開篇、下限為前101年（太初四年），敘事三千年即上溯到前3000年，距今約5000年。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論史例》認為「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於漢武帝天漢四年，含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據此黃帝元年為前2510年。上述各種黃帝年代都是依據古代文獻資料進行推算、研究得出。這種文獻資料大都是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四、五千年前沒有文字資料（夏朝可以視為文獻的成文資料至今沒有發現，被視為夏朝帝都的二里頭遺址各期遺存都有發掘，尤其早、中、晚期的宮殿、祭祀遺址已發掘多處，但沒有夏朝已使用系統文字的跡象），古人只能根據一代一代的心傳口授記錄歷史或者加上他們的研究和理解。所以這種文獻資料所載可能有正確的，也可能有不正確的，它需要多方面的研究和證據加以證明。以筆者之見，至少要有這幾方面的研究和證明：1、要與考古學研究相結合進行判斷；2、文獻資料本身沒有問題，不會與已有的知識、常識發生衝突；3、對「三皇五帝」傳說歷史要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弄清它們本來的意思表達。而且這幾方面要能夠吻合起來，這是最基本的。顯然，古代和辛亥革命時期的推算都沒有考古學證明，這是其一。其二，《竹書紀年》和《帝王世紀》等文獻說黃帝在位100年、少昊在位84年、顓頊在位78年、帝嚳在位70年、堯在位100年、舜在位50年等存在明顯的問題：根據考古材料和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人口大部分在24——55歲間死去，活到56歲以上者少見[10]，仰韶時期成年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0歲左右[11]。四五千年前的黃帝、堯等活到100多歲、在位100年是不可能的（歷史時期在位長者康熙也才61年）。其三，古代文獻關於「三皇五帝」的記載和說法非常混亂，其年代也多有出入，「黃帝距今四五千年」的主張者都沒有對這方面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究明其真相。所以「黃帝距今四五千年」這種認識可以說沒有一點可靠的依據。二、目前的學術研究和發展趨勢不支持教材的基本內容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界主要傾向於認為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即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前3000——前2000年），如蘇秉琦、嚴文明等著名學者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資料信息中心等在此期間的有關文章和認識[12]。但是迄今都沒有一個學者、一篇文章從考古學角度對此作具體、深入的論證和研究，這種傾向和認識僅僅停留在一種猜測、感覺、估摸階段，或者說它是在「炎黃距今四五千年」這種沒有可靠依據、未經論證的傳統認識上，對龍山時代的一個感覺和簡單比附。比如嚴文明說龍山時代「這一時期很象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資料信息中心的文章說「尤其是將五帝時期『萬邦』、『萬國』林立的現象與龍山時代的眾多城址或中心聚落群址相比較，有著很大的參比性」[14]、曹桂岑說「我們可以認為『五帝時代』距今4070年—4500年之間。這期間的考古文化是龍山文化，其碳十四測定年代為距今4100—4900年，文獻記載與考古文化是相吻合的」[15]。相反，有少數學者如許順湛、黃懷信等認為炎黃的年代要上溯到仰韶時代（前5000——前3000年）、炎黃的歷史文化與仰韶文化有關並結合考古學文化與文獻資料作了一些論證[16]。2002年，國家啟動「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又叫「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明確提出要探索炎黃的歷史文化。由於「炎黃距今四五千年」是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界的主流觀點，也是當今考古學界的主流認識，所以這種未經論證、沒有可靠依據的認識為「探源工程」所採納，成為「探源工程」的一個預期認識和依靠點。「探源工程」啟動前後公開和宣傳的基本目標、任務和思路是：探索龍山時代的考古學文化、文明進程和古史傳說中「五帝時代」的歷史文化，並將龍山時代與「五帝時代」等同起來，認為炎黃的歷史距今約5000年左右，以落實「五千年中華文明史」這種習慣提法[17]。2003年，筆者撰文對此提出異議，從考古學研究、古史傳說、易學傳說等多方面分析，認為炎黃的歷史文化可能在仰韶時代而不在龍山時代，並對「探源工程」的思路和做法提出調整建議，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影響[18]。筆者的基本認識是：「三皇五帝」是先秦至秦漢時期古人建立的一個傳說時代古史體系，它刪繁就簡、高度概括，燧人、伏羲（太昊）、神農（炎帝）等「三皇」各自代表人類不同的發展時期，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五帝」代表「三皇」以後的傳說時代正統歷史。這個古史框架是在夏、商、周及秦漢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所以它基本上不涉及長江流域和長城以北的史前文化、原始部族，而主要反映了渭水流域、黃河中下游的史前史（古代文獻中各種不同的「三皇五帝」人選便是不同的族群歷史、傳說系統及編纂者的立場、觀念所致）。將古代文獻及傳說中「三皇五帝」的文化特徵、譜系與渭水流域、黃河中下游新石器時代主要的考古學文化及相互關係進行比照，我們發現二者非常吻合。在此基礎上，可以給出一個大致的《中國史前史年代簡表》如後：中國史前史年代簡表時代　　　　年代　　　　　　　　　　　文化特徵或活動範圍盤古　　　　創世時期　　　　　　　　　東漢時古人創造的一位創世大神有巢氏　　　舊石器時代早期　　　　　　早期猿人還帶有許多原始性質，晚期猿人體質已與現代人相似，是中國古書說的約240萬—15萬年　　　　　「構木為巢」時期燧人氏　　　舊石器時代中期　　　　　　晚期猿人進化為早期智人，其體質形態與現代人接近，有豐富的用火經驗並已懂約15萬—5萬年　　　　　　 得人工取火伏羲氏　　　舊石器時代晚期　　　　　　晚期智人階段，數學、天文曆法、宗教及刻畫圖案已經起源，陶器、畜牧和種植約5萬—1萬年　　　　　　　農業也開始起源太昊　　　　新石器時代早期　　　　　　距今9000—8000年的賈湖文化為太昊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淮河流域，文約1萬—8千年　　　　　　　明程度高於伏羲時代神農　　　　新石器時代早、中期　　　　神農時代是原始農業趨於成熟的時代，無具體考古學文化可指，泛指農業初創和約9千—7千年　　　　　　　初步成熟時期炎帝　　　　約7—6千年　　　　　　　　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史家類型，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黃帝　　　　約6.5—5千年　　　　　　　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西王村類型，主要分布晉南豫西、關中東部蚩尤　　　　約6.5—6千年　　　　　　　仰韶文化後崗類型，主要分布豫北冀南少皋　　　　約6.3—5千年　　　　　　　大汶口文化早、中期，主要分布泰山南北、汶泗流域顓頊　　　　約6—5.3千年　　　　　　　大河村文化中期(或仰韶文化閻村類型)，主要分布河南共工　　　　約5.5—5千年　　　　　　　仰韶文化大司空類型，主要分布豫北冀南祝融　　　　約5.3—4.8千年　　　　　　大河村文化晚期(或仰韶文化秦王寨類型)主要分布河南嚳（俊）　　約5.3—4.5千年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主要分布魯東南、皖北、魯西南、豫東堯　　　　　約4.5—4.2千年　　　　　　核心為陶寺文化，統治黃河中下游及渭河流域舜　　　　　距今約4200年　　　　　　　繼堯為古國聯盟首領，核心考古學文化待定說明：1、本表製作主要依據王先勝著《「炎黃大戰」的考古學研究》。2、中國古籍以及古人心目中的「三皇五帝」產生於夏、商、周時期，而夏、商、周的族源均在黃河、渭河流域，故「三皇五帝」歷史主要是夏、商、周及其後人的歷史，長江流域、遼西燦爛的史前文化基本沒有進入這個體系，但大致可按年代比對確定時代。3、「三皇五帝」的年代界定主要依據其相對應的考古學文化的年代，比如炎帝八代末世是與黃帝聯合殺蚩尤的榆罔（約前4500年），按古史傳說這時轉為黃帝世系而炎帝世繫結束，這是古人編朝代更替歷史的需要而將榆罔之後的炎帝部族歷史剪去，實際上它是存在的，就是半坡類型、史家類型一直延續到前4000年左右才結束的年代。其它年代也如此理解。4、關於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的年代界定參考張之恆、黃建秋、吳建民著《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上面的框架考慮了整個古史體系、整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並且是將每一個傳說帝王與其相對應的考古學文化作了論證、研究之後排出來的[19]，所以筆者認為它在古史傳說和考古學方面都不會遇到大的障礙。這裡再著重談一下炎黃和蚩尤：筆者認為渭水下游半坡類型（含史家類型，下同）幾個典型的多人二次葬墓地臨潼姜寨二期、渭南史家、華縣元君廟、華陰橫陣等即是傳說中的「炎黃大戰」和炎黃聯合殺蚩尤所致：早期的華陰橫陣、華縣元君廟主要是距今約6500年的人骨和遺存，為炎黃聯合殺蚩尤所致；略晚的渭南史家、臨潼姜寨二期主要是距今約6200年的人骨和遺存，為炎黃之間的戰爭所致。這個認識與考古學文化的發展趨勢吻合——「黃帝文化」廟底溝類型（含西王村類型，下同）早期自晉南、豫西溯渭河向西發展，「炎帝文化」半坡類型在渭河流域發展到極盛期（炎黃聯合時期）後是自東向西退縮，直至甘肅、青海地區[20]。也與《逸周書》所說炎黃聯合殺蚩尤在前、炎黃之爭在後相合（《史記》的說法是炎黃之戰在前，殺蚩尤在後），與苗族傳說黃龍公（黃帝）是從渾水河的下游逆水而上進犯蚩尤壩（渭河平原）相合（《蚩尤神話》），與《山海經》、《逸周書》、《屍子》等先秦文獻說黃帝殺蚩尤在冀州、中冀相合（先秦文獻《禹貢》「冀州」地域非後來的「兩河之間」，而是包含渭水流域、不包括今之河北涿鹿、阪泉），也與《路史》等古書說「蚩尤姜姓，為炎帝之裔」 相合（早先有共同的考古學文化半坡類型）。傳統的半坡類型發展到距今6500年時有一個重要變化即典型器物、「禮器」尖底瓶的出現[21]，也有學者將此作為重新界定後的「半坡文化」的開端[22] ；廟底溝類型以前被認為始於6000年前，但近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表明，晉南、豫西「北橄遺存」應歸屬廟底溝類型，其始年接近前4500年[23]；「蚩尤文化」後崗類型的始年約前4500年[24]，據學者研究濮陽西水坡45號墓死者當為蚩尤，其屍骨在下葬前已遭到肢解[25]，而其年代在前4500年左右[26]，說明它是後崗類型中最早的遺存。這些年代關係確證約6500年前渭河、黃河流域發生了一件大事，即炎黃聯合在渭水下游平原（「中冀」）殺蚩尤，蚩尤族人搶（或偷）得蚩尤屍骨東逃河南濮陽西水坡為其隆重下葬，從此在豫北冀南生存、發展，即後崗類型的出現。《春秋命歷序》說炎帝共八世在位520年、黃帝十世1520年、少皋八世500年、顓頊二十世350年、帝嚳十世400年、堯98年、舜53年（《易緯稽覽圖》有類似的說法）。許順湛認為「五帝」各自代表一個族團及其歷代領袖的稱號，並說「帝嚳生堯」（《史記》）其積年包含堯在內而少皋非黃帝後裔不能計入黃帝年代，以夏年距今4100年為基礎得出黃帝距今約6420年的認識[27]。這種觀念和認識與上面的分析非常吻合（按《史記·五帝本紀》堯98年不該省去，則黃帝年代在前4500年左右）。按《春秋命歷序》的年代，炎帝始年距今約7000年，與半坡類型始年吻合，黃帝1500年左右正是廟底溝類型跨越的年代（前4500——前3000年），同時炎黃殺蚩尤的戰爭應發生在炎帝末世「榆罔」期，而古書也正是這樣說的（《周書·史記》、《莊子·盜跖·釋文》）。趙永恆根據《史記》等古籍所載黃帝曆法資料、黃帝時代天象資料進行計算、分析，認為已酉朔旦冬至黃帝「迎日推策」應在前4375年、黃帝作《調歷》為前4377年、殺蚩尤為前4392年、黃帝生年為前4428年等等[28]，這些年代也基本支持前面的認識（細節問題尚需繼續甄別，因為考古學年代目前誤差較大，有關文獻及夏、商、周年代也有小的出入）。2005年11月下旬，「探源工程」秘書長王巍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表示「探源工程」將探討前4000年——前700年間即仰韶文化中期至西周末年，空間上涵蓋長江上、中、下游，黃河上、中、下游和北方地區[29]。2006年1月，王巍又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再次發表了同樣的意見[30]。始於仰韶中期必然及於仰韶前期，因為仰韶中期前4000年是傳統認識上的廟底溝類型（即本文所稱「黃帝文化」）的始年，而近年的發掘和研究表明，北橄遺存應歸屬廟底溝類型，其始年接近前4500年，前已述及。至此，可以認為國家「探源工程」已接受筆者《「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細思量》等文的基本認識和建議，中國主流學術界已開始改變「炎黃距今四五千年」這種百年傳統、千古成見。教材說蚩尤是「東方」的強大部落、炎黃殺蚩尤在今河北涿鹿（見於課文「注釋」），都是沒有可靠依據的，也得不到考古學研究的支持。古代文獻沒有資料明確說蚩尤是東夷、東方部落。與蚩尤有關的遺迹有些在河南、山東交界地區，但河北北部、山西南部、渭水下游也有（《續夷堅志》說「華州界有蚩尤城」，華州指華縣、華陰市一帶）；蚩尤為九黎之君，徐旭生考證以「黎」名地主要見於晉、冀、魯、豫四省相鄰地區，也不說明蚩尤是東方部落。殺蚩尤的地方，涿鹿、阪泉是小地名，冀州、中冀是大地名，前者應在後者範圍內。先秦文獻說殺蚩尤在冀州、中冀，《禹貢》「冀州」含渭水流域（「治梁及歧」），最北的地點于山西是恆山（「恆衛既從」）、於河北是其中部（「夾右碣石以入河中」），渭水下游平原（古代「華州」）正是「中冀」。司馬遷《史記》說殺蚩尤在涿鹿，酈道元《水經注》明確此「涿鹿」在河北，但二人均不言冀州、中冀，很可能他們都知道先秦時「冀州」含渭水流域而不包含今之河北涿鹿、阪泉（《史記》多次寫渭水流域歧、梁並舉，《水經注》「渭水」條下有冀川、冀縣、冀南山、冀水、冀谷、冀城、冀治等一系列以冀為名的山川河谷及城邑，此現象不見於河北），為避矛盾故然。此後，學者沿襲司馬遷、酈道元二人說法，錯誤至今。當然，無論在龍山時代還是仰韶時代，炎黃殺蚩尤在今河北涿鹿、阪泉都不能從考古學上得到證明。三、教材和教學活動本身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教材說黃帝和炎帝時期的發明有：建造宮室、製作衣裳、挖井、發明舟車、養蠶繅絲、文字、樂譜、織布、草藥、天文觀測，分別見於正文、閱讀文字和圖畫。因為黃帝年代「距今四五千年」，這些發明當然也應該是距今約四五千年前才有，不會早於這個年代。但是，這些發明事實上絕大部分都不是四五千年前才有，下面我們了解和分析一下教材及教師教學用書的相關內容（由於高中教材相關內容較少，又基本上重複初中教材，所以僅以後者說明即可）：關於建造宮室，七年級上冊《教師教學用書》（以下簡稱《教學用書》）[31]解釋為「指能建造房子」。初中教材第2課《原始的農耕生活》說：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原始居民住著干欄式的房子，過著定居生活」；距今約五六千年的「半坡原始居民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子里，房內有灶坑，供炊煮和取暖用」。教材還展示了河姆渡干欄式房屋和半坡居民住房的復原圖。《教學用書》也說河姆渡的居民「住著干欄式的房子，過上定居的生活」、河姆渡的干欄式房子是「一種木結構的地面建築」，而「半坡遺址的房屋有圓形，也有方形，大多採用『半地穴式』的建築形式……半坡還有少量從地面建築起來的房屋」，並且還讓學生觀察、比較、討論河姆渡干欄式住房與半坡居民的住房「這兩種房屋建築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有此不同？」等等。學生剛學了七千年前古人已能建造很不錯的房子，普遍過著定居生活，自然應該得出來結論：黃帝時期發明宮室是假的。關於織布、製作衣裳，教材第2課說「半坡原始居民已會紡線、織布、制衣」，並展示了半坡遺址出土用於紡織的紡輪圖樣。《教學用書》「參考資料」說：「我國原始農耕時代，已出現了原始紡織業。最早的織機遺存出土於河姆渡遺址。這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織機。半坡原始遺址則出土了用以捻線的石制陶制紡輪。從半坡陶器底部發現的麻布印痕分析，當時最細的線紋直徑0．5毫米，已和今天的線差不多。半坡居民使用原始的織機，織成麻布，製成衣服。」還有一段文字專門對教材展示的半坡紡輪的使用方法進行說明。同時在學習河姆渡、半坡居民的農耕成就中，要求教師注意把握教科書中涉及的「原始農業與飼養業、手工制陶和紡織的關係」、「原始陶器和紡織與定居生活的關係」，提示當時「婦女主要從事耕作、紡織」，將「原始農耕生產對家畜飼養業、手工制陶和紡織業的帶動作用，對定居生活的影響」作為教學重點之一。學生已知七千年前已形成紡織業，自然應該得出結論：距今四五千年的黃帝時期開始織布、製作衣裳是假的。關於挖井，教材第2課展示了一幅「河姆渡原始居民的水井和草棚復原圖」，並且說河姆渡的原始居民「他們已經挖掘水井，飲水比以前方便了」。《教學用書》也說河姆渡的居民「已挖掘水井，飲水更加方便」，並對教材展示的河姆渡水井和草棚復原圖作了說明：「這是1973年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木構水井遺址復原想像圖。井口呈方形，邊長2米，井口為榫卯套接的木框，每邊豎以排樁為井壁；水井深約1．35米，外圍有一直徑約6米的柵欄和28根木柱，專家據此推斷，井上可能蓋有簡單的井亭。這是迄今發現的我國最早的水井。」同時《教學用書》「參考資料」還介紹了湯陰、洛陽的古井：「考古材料表明，現已發現的最古的井為浙江餘姚河姆渡原始居民的水井。在黃帝活動過的中原地區，則有河南洛陽矬李遺址和河南湯陰白營遺址發現的古井，距今約四千多年，恰與黃帝時代相符。」既然七千年前（實際應是6000多年前，河姆渡的水井出在第二層，但教材和《教學用書》都沒有說明）古人已經發明了井，教材怎麼還說湯陰和洛陽的水井遺迹使黃帝時期發明水井的傳說「從考古實物中得到驗證」 了呢？學生已知七千年前古人已經發明水井，當然應該得出結論：四千多年前黃帝時期發明水井是假的。關於發明舟車，教材中除了圖示以及涿鹿之戰中「黃帝命部下製造指南車，辨別了方向」的傳說，之外沒有相關內容。《教學用書》「參考資料」介紹了黃帝為什麼被稱為「軒轅氏」，其說法是：「古書上說是因為他在戰爭中發明了一種車戰法。打仗時，將士都站在戰車上；停戰休息時，戰士圍成一圈，指揮員立在中間，只留一個空當做出入的門，起到保護指揮員的作用。古人把有布幕的戰車叫做『軒』，兩車中間空當稱為『轅』。因此發明這種車戰法的黃帝，就又稱為軒轅氏了。」這樣解釋「軒轅氏」是否正確暫且不論，但黃帝發明舟車是沒有材料證明的了。實際河姆渡遺址出土了8支木槳，當時應該是有船了，最近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了八千年前的獨木舟；而車，最早的證據是近年在二里頭遺址發現的車轍，距今不到四千年。教師如果知道這些信息，可以給學生講，但與黃帝發明舟車也無關。所以黃帝時期發明舟車，也基本上是假的了。關於黃帝時期發明養蠶繅絲，教材說山西夏縣和浙江湖州發現了四五千年前的蠶繭和絹布是從考古實物中使之得到了「驗證」。《教學用書》「參考資料」說「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絲帶、絲線和絹布，以及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發現的切割整齊的半個蠶繭，說明那時我國先民確已養蠶繅絲織布。」 錢山漾發現的絲絹出在遺址下層、年代在5200年前，山西夏縣發現的蠶繭屬仰韶文化，年代在距今6080——5600年之間[32]，二者都不是教材所講的黃帝時期。另外在河南正定南陽庄發現兩件陶蠶佣、在山西芮城西王村發現一件陶蠶佣，經研究被認為反映的是人工飼養的家蠶，但它們也都是仰韶文化遺物[33]。河姆渡遺址出土象牙盅上雕刻的編織紋和蠶紋，也被認為反映了人工養蠶的出現[34]。可見，教材所說「黃帝時期」發明養蠶繅絲也是假的。關於文字，《教學用書》解釋說「指原始文字」。教材第2課說半坡遺址「陶器上還出現一些刻畫符號，有些學者認為這是我國早期文字的雛形」。《教學用書》「參考資料」說：「距今五六千年的半坡彩陶，上面已有形似文字的刻畫符號。我國著名史學家郭沫若認為：『彩陶上的那些刻畫符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距今四千多年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鄭州二里崗陶器上也曾發現一些象形符號，更是接近史書上所述的『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遠之跡』而初創的文字」。教材還說「半坡和大汶口陶器上的刻畫符號，更與倉頡造字的記述相符」，所以它們使黃帝時期發明文字的傳說「從考古實物中得到驗證」。教師要真是這樣講給學生，那學生恐怕只得雲里霧裡了：其一，半坡刻畫符號在六千多年前，怎麼是證明四千多年前黃帝之史倉頡造字？其二，二里崗陶器符號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怎麼用來證明四千多年前的倉頡造字？其三，大汶口刻畫符號在山東地區，屬於教材所說的東方「強大的蚩尤部落」所在，怎麼用來證明黃帝之史倉頡造字，還「相符」？其四，《教學用書》說大汶口和二里崗的陶器符號「更是接近史書上所述」 倉頡「初創的文字」，難道我們（或作者）見過倉頡「初創的文字」嗎？關於「伶倫編出了樂譜」，教材沒有列舉考古資料說明，自然也不能說證明了它是黃帝時期的成就。教材第2課說「河姆渡的原始居民還製作簡單的玉器和原始樂器」，這種原始樂器就是該遺址出土的「幾十件骨哨」。《教學用書》也說河姆渡人「能製作簡單的玉器和原始樂器」。河姆渡人有原始樂器，當時是否有樂譜不確定。無論河姆渡人有無樂譜，都不證明黃帝的屬下伶倫「編出了樂譜」。但是據研究，半坡和姜寨等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塤，演奏時「能達到與現在五聲音階完全相同的水平」，尤其1984至1987年河南舞陽賈湖出土距今八千年的骨笛，經研究證明其「音階結構至少是六聲音階，也可能是七聲齊備的、古老的下徵調音階」[35]。這讓人猜測，當時可能是有樂譜的。賈湖出土的骨笛在河南博物院有展出，而且有說明文字，說它具備六聲音階或七聲音階。看過這個展覽的中學生，他可能會想：黃帝時代伶倫發明樂譜大概是假的。教材「傳說中黃帝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圖畫中間上面一幅被《教學用書》解釋為是黃帝「嘗百草、創醫術」，此外再無內容。雖然古代有《黃帝內經》傳世，文獻也說黃帝和他的臣子歧伯等討論養生、醫術，但「嘗百草、辨藥性」在傳說和文獻中主要是炎帝神農的功勞（如果讓學生去搜集資料，他自己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教學用書》在「活動與探究」部分就說「炎帝發明了農業、醫藥、陶器」，這種引導與教材將「嘗百草、創醫術」歸為黃帝的貢獻是矛盾的。炎帝發明醫藥雖然也可說是「黃帝時代」的事，但它對說明黃帝為人文始祖沒有用，所以發明醫藥歸黃帝與歸炎帝是有區別的。就教材和《教學用書》的相關內容來判斷，黃帝「嘗百草、創醫術」這一功勞也要懸置起來，不論。教材說黃帝「為後世的衣食住行奠定了基礎」，其中衣、住、行（舟車）都不是黃帝時代的發明，上面已經討論。而食，就更不是黃帝時代的發明：教材第2課《原始的農耕生活》主要就寫河姆渡、半坡的農業成就，這是仰韶時代的成就，而不是四五千年前黃帝的發明；大汶口的農耕年代晚點，但它屬於教材所說強大的東方部落蚩尤所在地區，當然也不能歸在黃帝名下。另外，農業的發明主要是炎帝神農氏所為，文獻、傳說、教材都這樣處理。學生剛學了這些知識，你再說種糧食、吃飯問題是四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解決的，他就覺得虛假。教材「傳說中黃帝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圖畫右邊中間一幅被《教學用書》解釋為是黃帝「觀察出天文的星座」，此外再無內容。沒有考古材料證明，黃帝的這一項貢獻也要懸置不論。但是動腦筋的學生會想：河姆渡和半坡時期已有較成熟的原始農業甚至可以說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其時應該有一些天文曆法知識，觀察天文、星象應該早已產生。所以說黃帝「觀察出天文的星座」不僅沒有證明，而且可疑。有條件的學生，比如他參觀了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博物館，知道早在仰韶時代原始人就畫了不少天文、星象圖在陶器上，他可能會想：說黃帝「觀察出天文的星座」也是假的。據上可知，按照教材和《教學用書》，一個教師實事求是地教，一個學生實事求是地學，他們就會發現，黃帝被尊為「人文初祖」一點依據都沒有：傳說中黃帝時代的發明、創造幾乎全部是虛假的。除了個別的要懸置起來不論，它們的出現既不能歸功於黃帝，也不能歸功於黃帝時代。黃帝戰蚩尤、殺蚩尤自然也不能視為黃帝對中華民族作的貢獻。那麼課文《華夏之祖》開篇的問題「黃帝為什麼受到後人尊敬？他對中華民族有什麼傑出貢獻？」就只能這樣回答：黃帝不應該受到後人尊敬，他對中華民族沒有傑出貢獻。如果一個教師不強詞奪理，不詭辯，一個學生認真地學，他們不是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和認識嗎？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黃帝還要不要講、這一課還要不要學呢？我們的意見是：當然要講，當然要學。上面的討論和分析表明：傳說中黃帝和黃帝時代的發明創造絕大部分都出現或成熟於仰韶時代，也就是前面我們主張的炎黃時代（如果象古人那樣，將神農與炎帝合併為一，那麼基本上將課文所說的所有發明、創造都囊括在內了）。炎黃時代對應於仰韶時代（神農更在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崗時代），教材所面臨的尷尬、問題和困難大部分得以消弭。這或許不是偶然的，它無意中從另外一個角度佐證了我們的主張即炎黃在仰韶時代，不在龍山時代。紛亂的材料、傳說也被印證，它們具有一定的真實背景，傳遞著一些較為真實的信息。四、關於蚩尤問題由於蚩尤一直被我國苗族同胞視為祖先，受到尊敬，所以教材處理炎黃和蚩尤問題要非常慎重（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1995年在河北已召開「炎黃蚩三祖文化學術研討會」）。總的來看，中學歷史教材和教師教學用書在涉及炎黃、蚩尤及其關係時，用語還是中性的，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教材也選了孫中山的一首詞：「中華開國五千年，神州軒轅自古傳。創造指南車，平定蚩尤亂。世界文明，唯有我先。」筆者覺得，這首詞不宜選入：其一，它不是史料，也沒有史料價值。「軒轅」五千年之說沒有依據；黃帝發明指南車也是傳說，今已可以證明無據。這首詞並不能增加黃帝或中國的光輝，也不能幫助考辨歷史。其二，「平定蚩尤亂」是站在炎黃、華夏和漢人的立場上，視蚩尤為亂臣賊子（不少苗族神話和傳說都講炎、黃、蚩本是兄弟、親戚，由於各種矛盾才發生戰爭；筆者考證，蚩尤族也出於黃河流域仰韶文化，前已述及），這是不當的。這種說法與《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要求加強「民族團結教育」、「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引導學生尊重其它國家和民族所創造的文明成果」、「樹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等也不吻合。其三，「世界文明，唯有我先」值得商榷。按恩格斯定義「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古埃及、印度、蘇美爾、克里特都不晚於中國；講農業起源，西亞也不晚於中國。所以這首詞只是文學作品。總之，「炎黃距今四五千年」、炎黃聯合殺蚩尤在河北涿鹿這些傳統認識不僅沒有可靠的文獻支持、沒有考古學證明及其它相關學科的證據，而且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材料極大豐富、考古學文化體系基本建立的今天，它已經面臨著來自考古學和考古材料本身的挑戰。這種傳統認識已經導致中學歷史教材和教師教學用書陷入自相矛盾、思路混亂、不合邏輯、無法自圓其說的窘境。以人教版教材和《教學用書》為例，基本上是第2課《原始的農耕生活》否定第3課《華夏之祖》的主張。第3課關於炎黃蚩尤的內容及《教學用書》的相關內容極不嚴謹、科學，沒有證據，不合邏輯，不僅完全沒有說服力，甚至是虛假的、詭辯的，嚴重違反思維常識和邏輯，與歷史課程和《教學大綱》的基本要求、精神相去甚遠。那麼怎樣改變這個局面，怎樣處理炎黃蚩尤問題呢？我們提出如下建議和意見供參考：1、既講傳統觀點，又講新的進展。講傳統觀點「炎黃距今四五千年」（在龍山時代），與已有的人們普遍擁有的觀念、知識結構相銜接；講新的進展「炎黃距今六七千年」（在仰韶時代），作為向可能出現的新的結論和知識結構進行過渡。講清楚兩種觀點各有什麼證據，有沒有證據。哪種認識可能是正確的或者都還存在問題，不作定論，讓學生帶著問題去學習（甚至進入高一級學校直至成人），直到炎黃蚩尤問題完全解決。2、實事求是，沒有解決的問題要如實講給學生。這不限於炎黃蚩尤問題，所有的歷史問題，無論大事與細節都這樣處理。我們的教材習慣於將完整的結論、固化的完美無缺的東西灌輸給學生，這不是研究性學習。既然歷史這樣清楚明白固定，學生除了背誦課文給出的知識應付考試，還有什麼興趣和動力主動去汲取歷史知識，以便去探討和解決前人未解決的問題，或者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見解？還有什麼必要樹立遠大理想去當歷史學家去考古？3、關於蚩尤，上面已講，不再重複。4、不要強行論證、強詞奪理。教材和《教學用書》為了塑造黃帝形象、灌輸某些觀念和認識，整體上都是強行論證、強詞奪理，上面已經分析。這裡有必要再說兩例：其一，初中《教學用書》說「通過介紹炎、黃戰勝蚩尤，進一步說明黃帝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打破了氏族之間狹隘的界限，促進了相互間的交流和融合，為華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又說教師可引導學生「得出涿鹿之戰為華夏族的形成奠定基礎的認識」，高中《教學用書》更將炎黃戰蚩尤稱為「交往」，說「戰爭是古代部落、民族交往的一種形式，涿鹿之戰就具有部落之間交往、融合的作用」。雖然戰爭的產生和結果會伴隨交往、交流乃至融合，但戰爭是戰爭，交往是交往。無論古今，戰爭都是不幸的，都是人民遭殃，但交往卻是應該鼓勵和提倡的。交往有比戰爭更好的方式、形式，不進行戰爭就不能打破「氏族之間狹隘的界限」嗎？不進行戰爭華夏族就不會產生就沒有中華民族嗎？如果《教學用書》的理念成立，我們怎麼給學生講鴉片戰爭、日本侵華戰爭？我們不是應該歌頌這些戰爭嗎？其二，初中《教學用書》說「我們通常說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是從中華文明的始祖黃帝算起的。黃帝發明了衣裳、舟車、宮室、挖井等，為後世的衣食住行奠定了基礎。後人還把其他一系列發明創造都歸於黃帝名下……」。顯然這裡是肯定衣裳、舟車、宮室、挖井為五千年前黃帝發明的了，但第2課卻早已講了衣裳、宮室、井存在於七千年前的河姆渡。該書又說「炎帝、黃帝時代的傳說，不僅在《史記》中的《五帝本紀》有記載，而且已被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的考古發掘所證實」。距今9000——5000年的東西，怎麼用來證明四五千年前炎黃的偉大？如果學生學到教材和《教學用書》的論證方式、思維方式，那不是很可怕嗎？5、如果不能證明炎黃的存在或炎黃的偉大，就不要進行「塑造」和拔高。炎黃不存在中華文明和歷史就不存在嗎？炎黃不存在中華文明和歷史就不悠久、不輝煌么？炎黃不偉大，中國古人和中國人就不偉大么？我們有三千多年的成文歷史，史前時代發掘出那麼廣闊、豐富、悠久的文化遺存，沒有誰能夠否認中國古人和中國人的偉大。我們提出了「炎黃歷史6500年」新說，自認已經證明了炎黃到底是怎麼回事，但也還有問題沒能完全解決，還可能有異議、懷疑。講「炎黃歷史6500年」也要告訴學生還有那些問題沒能解決，有那些地方是值得懷疑的。總之要實事求是。6、教材和教學要與時俱進。歷史教學和其它學科的教學都應該與時俱進，要儘可能跟上學術研究的進展，這樣的教學才會是更成功。即使某個學術問題沒有結論，還在進行之中或者有爭論，都應該或可以告訴學生。研究性學習，我以為不但要學習研究，也要讓學生在校期間就一直跟著學術研究前行。由於其它版本的中學歷史教材及教師教學用書在炎黃蚩尤問題上與人教版不會有大的差別，只要講「炎黃距今四五千年」就不可能避免人教版教材面臨的尷尬和困境，所以不再贅述。大學歷史教材一般不會象中學教材那樣試圖用考古材料和傳說資料去論證炎黃的偉大業績，所以就暫時避免、化解了「距今四五千年」 的炎黃「傳說業績」與考古材料之間的嚴重錯位與矛盾（如果存在，當然也應調整），故暫時不論。注釋：[1]「課改」，指中小學課程改革，是國家推進素質教育的主體工程，也是我國基礎教育領域前所未有的重大舉措。「課改」始於2001年秋季。當年，教育部頒布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義務教育階段18科課程標準（實驗稿），編寫審定了各科實驗教材，並在全國38個試驗區啟動新課程實驗工作。[2] 課程教材研究所歷史課程教材開發研究中心編著「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3] 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中國古代史》（全一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4] 宋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光明日報》1996年5月21日。[5] 史式《五千年還是一萬年——中華文明史新探》，《新華文摘》1999年第9期。[6] 翦伯贊《 中外歷史年表》，中華書局1985版。[7]杜正勝《考古學與中國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8]許順湛《中國歷史上有個五帝時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9] 曹昱《中國最早進入青銅器時代》，《社會科學報》2000年8月17日。[10]陳鐵梅《中國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異常的問題》，《考古學報》1990年第4期。[11] 朱乃誠《人口數量的分析與社會組織結構的復原》，《華夏考古》1994年第4期；王仁湘《仰韶文化人口與社會研究檢視》， 陝西省文物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館編《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祝賀石興邦先生考古半世紀暨八秩華誕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12]、[16]王先勝《「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細思量》，《社會科學評論》2005年第1期。[13] 嚴文明《東方文明的搖籃（摘要）》，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第4期，2002年3月。[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資料信息中心《1991年以來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述評》，《考古》1998年第6期。[15] 曹桂岑《論中國古代的「五帝時代」》，《華夏考古》2001年第3期。[17] 王巍《關於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構想》，《光明日報》2000年3月31日；王巍《關於開展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研究的構想》，《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1期。[18] 王先勝《「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細思量》，《社會科學評論》2005年第1期；《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細思量》，《社會科學報》2005年4月21日轉摘報道。王先勝《關於「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的一點思考》，中國先秦史網http://www.zgxqs.cn/data/2006/0401/article_29.htm；「象牙塔.國史探微」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g02/276.html等。迄今已有約100家學術網站及其它網站轉載、傳播這兩篇文章。[19] 王先勝著《「炎黃大戰」的考古學研究》，待出（同時可參見中國先秦史http://www.zgxqs.cn/data/2006/0401/article_38_6.htm；「象牙塔.國史探微」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354.html；學說連線http://www.xslx.com/htm/shgc/zgls/2004-02-17-16092.htm等網站。迄今約有100家學術網站及其它網站轉載、傳播）。[20] 張瑞嶺《略論渭南史家遺存的文化性質與年代》，《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2期；石興邦《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體系及其有關問題》，《亞洲文明論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1] 王先勝《關於尖底瓶，流行半個世紀的錯誤認識》，《中學歷史教學參考》2005年第6期。[22]孫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學報》1998年第4期。[23] 宋建忠、薛新民《北橄遺存分析——兼論廟底溝文化的淵源》，《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5期；薛新民、宋建忠《廟底溝文化淵源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24]《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596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25] 王大有著《中華龍種文化》87—88頁、107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26] 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隊《1988年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9年第12期；伊世同《北斗祭——濮陽西水坡45號墓貝塑天文圖的再思考》，《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27] 許順湛《中國歷史上有個五帝時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28] 趙永恆、王先勝《黃帝年代之曆法鉤沉》，《科學》2005年第5期。[29]桂娟《中華文明探源取得新進展》，《中國文物報》2005年11月30日。[30] 桂娟　劉暢　喻菲《古學加多學科，上千專家將追尋「五帝」 「十一五」期間我國將全面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探討公元前4000年至前770年間的文明面貌》，新華每日電訊。[31] 課程教材研究所歷史課程教材開發研究中心編著「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教師教學用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32]、[33] 許順湛著《黃河文明的曙光》164——165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34]陳忠來《太陽神的故鄉——河姆渡文化探秘》149頁，寧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史式《記河姆渡遺址》，《社會科學報》2000年5月11日。[35] 許順湛著《黃河文明的曙光》251——252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分享|文章錄入：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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