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思筆記158：讀《南渡北歸》隨筆

來自專欄孫某的書桌

讀《南渡北歸》隨筆

（一）前言

本書為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出版，作者岳南，分為《南渡》、《北歸》、《離別》三部，講述了民國時期最後一代知識分子的西南流亡和北歸、離別的故事，內容涉及時間將近一個世紀，涉及人物都是二十世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高級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關於中國近代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他們的歷史是整個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他們的歷史左右著民族的方向。

（二）內容與感想

這些大學問家大多是歷史相關的，也是我非常感興趣之處。讀到第二章我才意識到清華國學院和史語所之間的承接關係，儘管行政上並無關係，但時間上剛好銜接，這也是時代的必然，1925年國學院成立的時候清華四大導師後來加上李濟一共五位導師，1927年王國維去世1929年梁啟超去世，李濟是兼職講師，所以只剩下陳寅恪和趙元任，傅斯年憑藉著極強的組織能力和個人魅力組織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分為歷史組、語言組和考古組三組，三組的主任分別是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這正是清華國學院的全部主要人力，為中國近代歷史演進奠定了很強的基礎。第三章通往歷史隧道的最深處，主要講述民國時期考古發展的情況。

傅斯年和陳寅恪留學海外多年都沒有獲得什麼「碩士」、「博士」的學歷，但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究其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自身強大的實力，無論是才學、對中西文化的了解還是組織能力都是一流，皆少年得志，名氣很大，胡適曾經感嘆學生中有幾個學問不在他之下的，如傅斯年、顧頡剛等；另一方面是自身強大的背景，陳寅恪先生與梁家世交，又敬佩其才學，因而梁啟超推薦其如清華國學院為導師。正是因為兩方面原因和自身對於出國學習的理解，故不拘於學位，唯求知識貫通而已。

傅斯年一貫注重史學就是史料學，也很注重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歷史演進，從其對於科學考古學之支持與推動可見。陳洪波先生在其《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一書中曾經提出並進行討論，這種科學的方法對於歷史研究的利弊值得我們思索。另外，傅斯年先生十分重視留樣的海歸學者，而對傳統的學者不慎重視，

如對在馬衡等金石學派和科學考古學代表人李濟之間毅然選擇了後者，當然究其原因則是兩者對於學術研究的態度和方法不同。史語所之成立本來就是「無中生有」的事業，因而其任務在於提倡新學術，而非請老教授裝點門面，這也是一個原因。另，根據陳洪波先生的研究，史語所派出國深造的人當中多是李濟和傅斯年一系的，而很少董作斌的傳統系，這或許有其他原因。

看到第六章：又成別離。其中「胡福林神秘出走」令人驚嘆，胡福林也就是後來被稱為甲骨界「四堂一宣」的胡厚宣先生，他也是史語所考古組十兄弟之一，在昆明的時候因為投奔了與傅斯年意見相左的顧頡剛聯繫的齊魯大學，故假借其他原因未正式辭退而出走，傅斯年聞之震怒，言責齊魯大學並告知帶走的資料不能發表使用，後來胡厚宣詢問能否使用之事，傅斯年與李濟、董作賓商議之後一致否定之，危難之際能夠看出一些東西，看來民國學人的交往和行為還是有很多值得反思之處。從此時可以看到作者對此事的態度，他是站在傅斯年這邊的。

看到第九章：似水流年，講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的故事，「太太的客廳」成為當時名人聚集之地，是當時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當然這也招來了一些麻煩，比如冰心的《我們太太的客廳》就含沙射影，暗喻林徽因和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這也是為兩人交惡的見證。兩人的丈夫梁思成和吳文藻是清華讀書時期的舍友，同時李濟和徐志摩也曾同一寢室，可見近代最有名的名人大抵都是熟識的。

霸氣跋扈的傅斯年等人在1949年之後經常被成為「學霸」，遂想到「學霸」向來都是與「學閥」並列的貶義詞，不知何時演變成了「學習刻苦且取的好成績的學生」的代名詞，此種意思斷非雙規並進，而是後來居上的狀況，其來源當在近幾十年，不知出自何處。

（三）書評

本書的注釋詳盡，內容充實，值得稱讚的是著述，書中對許多問題的考釋在注視中體現，如對王國維之死、顧頡剛和魯迅的恩怨的考證都足以單列一章討論，綜述各方觀點。本書最優秀的地方當在於學術史和文學性的兼顧，內容龐雜，涉及面廣，材料收集齊全，其次是對材料的數理分析，而自身的看法相對不足。不知此書的定位是怎樣的，總之算是不不不錯的書了。

本書的風格是將政治史、學術史和文學結合在一起，在真實材料的基礎上，通過還原的描述給人以代入感，通過這些文字人們能夠感受到作者的態度和當時人的心緒。讀《南渡》知大家之風範，讀《北歸》知抗戰之艱難，讀《離別》感文化之傷痛。開始讀第一卷，時而捧腹大笑，時而傷感落淚。到了第二卷雖然條件艱苦但是還是能看到一絲希望，但同時唏噓的聲音也多起來，到了第三卷緊張、害怕、壓抑、恐懼、氣氛、絕望的氣氛籠罩了這部書，讓人喘不過氣來，產生了對那個時代深深地厭惡甚至痛恨，對知識分子的冷漠、踐踏和毒害令人心寒，家國情懷在政治面前顯得如此微不足道，個人在集體暴力之下別無選擇，什麼是生不如死，什麼是人間煉獄，一個接一個的慘痛故事，令紅衛兵的可惡形象躍然眼前並不斷加深，這是以前讀文革回憶錄所見不到的，令人不禁要思考：是什麼令他們如此瘋狂？如此大批的學者遭受到如此浩劫，令人傷痛、嘆息和絕望。從他們的少年英氣看到晚年悲歌，走過幾十年的厄運，彷彿能看到一個艱難前進的身影。從生到死，第三部彷彿就是描寫大師之死的，似乎這死的不是人，而是民族的魂魄。

讀完此書我想起來了張豈之先生主編的《民國學案》一書的，其中也有大量的文史研究大家的介紹，兩者相比，《民國學案》更加註重廣博，每個人介紹多，本書則更加註重深刻，不過這兩門書的定位不同，自然也沒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對比了。

本書作者算是有些勇氣，頗費了一番功夫，書中很挫措辭也很大膽，並因為其並非歷史研究機構之人故能對一些事件無所顧忌地評論，其中我對胡厚宣、郭沫若和提及一句的李學勤等的記述都記憶猶新，倘若在幾十年前是萬萬不敢言萬萬不能說的，說了怕是會被扣上賣國賊、美蔣走狗的帽子吧。而今在黨國已經承認反思自己曾經過失的大形勢下說出來，也算是順應了歷史潮流。這算是時代的進步吧。

最後，是金岳霖先生的一句話：凡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

孫晨

2018年6月14日星期四

於陸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