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礎到應用，中國正在迎接創新者

07-04

從基礎到應用，中國正在迎接創新者

來自專欄知識分子

?圖源：http://Pixabay.com

撰文 | 葉水送

責編 | 陳曉雪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

4月的最後一個工作日（4月28日），很多人雖然身在辦公室，但思緒早已飄飛，無心工作。這一天百度創始人李彥宏及其夫人馬東敏，京東集團董事局主席劉強東及其夫人章澤天分別向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捐款，捐贈額度分別為人民幣6.6億元和2億元。

兩家互聯網巨頭不約而同地向高校捐款，與高校在協同創新、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深度合作，並非偶然。對這些科技企業來說，未來的增長點將會是來自基礎研究領域的突破以及對高端人才的培養，加強與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合作成為了自然的一步。近年來，由學會、企業共同創立的院校企業創新聯盟以及轉化平台也相繼成立。

企業家、投資者對基礎科學從未如此關注。

中國基礎研究由點及面快速發展

2018年1月25日，在中國科學史上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天，對上海來說也同樣如此。整個城市籠罩在一場罕見的大雪中，出行極不便利。這沒能阻止中外記者前往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參加「體細胞克隆猴」的新聞發布會。發布會設在岳陽路320號神經系統實驗樓429會議室，面積雖然不大，但里里外外已經擠滿了人。

「體細胞克隆猴」研究是近年來中國最受國際矚目的基礎研究之一。據統計，這項研究的新聞傳播範圍可能覆蓋了全球20億人次，也是《細胞》（Cell）雜誌自1974年創立以來，最受媒體和公眾關注的一項研究。

? 中科院神經所的體細胞克隆猴，圖片來自http://cell.com

近年來，中國基礎研究呈現由點及面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施揚2017年曾對筆者表示，「中國生命科學一開始只有幾個點，現在已開始鋪開，在一些領域已做出了相當新穎的工作」。

十多年前，中國每年的CNS論文可能還只是個位數。而僅2017年一年，中國學者在CNS主刊上的發文數量就已超過了100篇，其中大部分為生命科學領域的成果，預計今年這一數字將會更高（從1月到3月，中國學者在CNS期刊上已超過30篇）。在一些重要領域，如結構生物學、合成生物學，中國學者的工作數次被選為頂級學術期刊的封面論文。當然，CNS論文只是高水平論文一個衡量指標，並非科研水平的全部體現。

?中國研究經費迅速增長，紅線為中國，圖片來自Nature

這與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對基礎研究投入的不斷增加有關。1986年，自然科學基金只有8000萬元，而2016年增長至248億元。從總體研發經費來看， 2020年，這一投入將佔GDP的2.5%。

? 2016年，中國在基礎科學和工程方面的論文就已超過美國，圖片來自Nature

2018年初，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表《2018 年科學和工程指標報告》，指出早在2016年，來自中國科學和工程方面的論文數量就已超過美國，位居全球第一，其中不乏有一些高水平的研究。這些研究並非只出現在國內幾所大學或一兩個地區，而是大有由點及面的發展趨勢，我們終於看到了「由錢變紙」的過程。

與此同時，中國基礎科學裝置也在不斷地完善。從FAST項目到上海光源，從南北蛋白中心的建立到北京、上海緊鑼密鼓布置腦科學中心，這將對基礎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國學者也開始走向國際科學獎的領獎台，無論是「愛明諾夫獎「還是「科學突破獎」。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警惕「107篇論文撤稿」事件的再次發生，同時也應看到，中西部地區的基礎研究同東部地區仍有較大差距。當中國論文發表數量全球第一，「結束一個時代」時，我們也並沒有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美國依舊是科學強國，中國還只能算是科研大國，並不能算是真正的科學強國。

中國正創造有利環境，迎接創新者

基礎研究的蓬勃發展，讓中國的科技創新有了活力源頭。儘管目前國內大多數的基礎研究並不能直接通過轉化，應用於工業領域的創新，但它們為未來的創新提供了可能。

中國的創新創業環境正在得到改善，以生物科技及醫藥創新為例，改革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會長宋瑞霖在今年的啟珂健康投資論壇（CHIC）上表示，「中國生物醫藥的發展前景光明：審批標準的國際化，審評時效縮短，知識產權將進一步的詳化。此外，中國還將建立專利鏈接制度和專利補償制度。」

醫藥創新環境的改善，帶來的正面影響已初見成效。「2009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藥品審評中心（CDE）受理國產1.1類的化葯申報為10個，而2017年申報的數量將近100個。雖然不見得都能批，但起碼它展現了一個趨勢。生物葯也一樣，2009年申報了4個，2017年申報了56個。」麥肯錫全球合伙人張寧在CHIC會上表示。

中國的資本市場環境也有所改善。2018年年初，港交所提出改革舉措，將允許國內新葯研發公司在香港有條件地上市。而根據現有的證券市場規則，新葯研發公司不能在中國大陸上市，這也導致它們紛紛在國外上市。比如，百濟神州和再鼎醫藥，它們是中國兩家標杆式的新葯研發公司，它們在沒有一款新葯上市的情況下，這兩年成功地在美國上市。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也是國際資本市場開始認可中國新葯研發的實力。

儘管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基礎研究與工業界的創新如同兩根平行線，尚未對接。但隨著科研成果的累積，以及一批科學家主動推動他們的科研成果轉化，這種上下游協同發展的過程，相信並不會很遙遠。

2015年，為了促進科研成果轉化，規範技術轉化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得到修訂，極大地鼓舞了科學家創新創業的熱情。但我們也應認識到由「紙變成錢」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創新的鏈條正在趨於完善

除了政策的導向外，科學與資本的融合已成為趨勢。數年前，科學家與企業家、風險投資家之間的界限涇渭分明，如今這幾個領域的人，悄然地走到了一起，開始融合、交匯並相互合作。很多醫藥公司順勢而立，爭先成為這股浪潮的弄潮兒。

科學家在從事基礎科研的同時，如何更好地進行創業？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生物工程系主任張鵾對此頗有心得。2017年，張鵾在《自然·遺傳》（Nature Genetics）雜誌上介紹了遊離DNA的甲基化，可極大地促進癌症的早篩。張鵾表示，「這項研究提供了一個癌症早篩的新思路，具體應用到臨床還需要大量的技術轉化工作。但該方法於2014年通過UCSD申請了專利，並授權給我與幾個合作者共同創立的公司——鵾遠基因。」

鵾遠基因由張鵾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高遠創立，他們不參與公司的日常運作，但以顧問的形式參與把握大方向，公司的運作由另外三名全職的共同創始人負責。近日，鵾遠基因完成了6000萬美元A+輪融資，它是科學家與專業型管理人才結合的經典案例。

「大部分科學家沒有商業運作的訓練和經驗，要轉化項目靠自己會很難，走不快，要找到很好的合作夥伴或團隊，負責具體的轉化和運作，把時間精力多花在自己擅長方面。」張鵾表示，「我的博士後導師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喬治?丘奇（George Church）開發了很多顛覆性技術，成立了幾十家公司，但他並沒有因此陷入產品轉化、商業運作的瑣碎事務，數十年來，在科研方面的成果不停增長。」

但科學家創業也有自身的短板，醫藥健康風險投資人唐馬克博士表示，「科學家對自己的專業領域認識很深刻，容易製作出重磅的產品，但他們對市場認識可能不足，對公司價值難以準確判斷。他們可以引進專業的經理人進行市場與資本運作，分工明確，發揮各自的相對優勢。」

目前，國內還很缺乏這些擁有專業技能的管理人才，唐馬克是國內最早一批去國外高等學府留學，後在華爾街打拚，並成為出色的生物技術金融家和企業家。隨著科技創新的浪潮日益高漲，專業技能的管理人才稀缺問題更加凸顯。唐馬克表示，「有潛在的技術人才與智力資源不斷回到中國，中國與歐美的研發實力在不斷減小，但優秀的管理人才與技術人才國內非常稀缺，這需要足夠多的時間來積累。」

除此之外，國內醫藥創新的上下游也需進一步完善。「美國新葯研發市場很成熟，很多成熟的大葯企有自己的研發思路與研發策略，中小型研發公司與大公司形成互補，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他們產學研很好地有機結合，體系更為健全」，唐馬克表示，「國內做新葯應注重不同資源的有效整合：高校、葯企、醫院等機構，可以互通，創造協同效應。」

科技創新正迎來歷史發展的良機

當下中國，活躍的資本正作為一座橋樑，嫁接創新的上下游：基礎科研與工業界創新。

2015年，幾乎同時成立的兩個民間科學大獎：「未來科學大獎」和「復旦-中植獎」，可看成科學與資本融合的標誌性事件。由國內頂尖科學家、企業家和投資者聯手創立「未來科學大獎」，用以獎勵大中華區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同一時間，復旦大學也與中植集團聯合，創立「復旦-中植獎」，獎勵在基礎科研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國，科學家和風險投資者共同推動了美國生物技術的發展，基因泰克（Genentech）、百健（Bigen）就是這時候成立的，由此拉開了一個時代的序幕。

回看國內，歷史總是如此地類似。如今中國生物技術領域所走之路正如同上世紀美國生物技術發展一樣。在很多場合，我們可以看到，科學家、企業家、投資者、政策制定者、法律顧問、政府官員走到了一起，謀劃生物技術產業的藍圖。

時代巨輪，滾滾向前。中國正迎來科技創新的歷史發展良機。

製版編輯：黃玉瑩 |

本頁刊發內容未經書面許可禁止轉載及使用

公眾號、報刊等轉載請聯繫授權

商務合作請聯繫

business@zhishifenzi.com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