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時代的兩面鏡子——李白、杜甫創作個性比較——中國文學網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文學取得極高成就的時期；盛唐(一般指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乃是唐詩的黃金時代。李白、杜甫的出現標誌著唐詩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李白、杜甫是中國古代文學銀河中的兩顆巨星。「闔辟縱橫，變幻超忽，疾雷震霆，凄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

盛唐精神哺育了李白，盛唐之衰又無情地粉碎了他的期望，理想和現實的尖銳矛盾迸發出激情的火花，構成了李白詩歌積極浪漫主義精神的基本內容。

杜甫早年也深受盛唐文化的熏陶，生活態度基本是盛唐的，詩歌創作也受到了「盛唐氣象」的影響，高唱自己的理想。但由於社會矛盾的巨流把他捲入生活的底層，使他接觸到「安史之亂」的現實和苦難的人民，再加上謀官的失敗，使他從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逐漸轉向對人生的現實思考，沉鬱的心境代替了他早期的自豪，最終磨練成為我國古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成了盛、中唐轉折期一位承上啟下的偉大詩人。

(一)

「開元全盛日」、「天寶承平時」，講的是盛唐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繁榮昌盛狀況，如政治開明，思想比較開放，社會秩序穩定，人口增加，經濟繁榮，各族間聯繫密切，國際交往頻繁等，史稱「開元盛世」。生活於這樣環境、條件中的知識分子，大多具有積極進取、追求功名、建功立業的理想抱負。因此，對個性解放的熱烈追求，大膽的批判精神和昂揚進取勁頭就成了盛唐詩歌的重要特徵，亦有人稱之為「盛唐氣象」。在這些詩歌中多表現這種盛世的自豪感，多追求個人價值，重在精神生活的自由和個性的發揚；而詩歌情調又多充滿著健康、樂觀、奮進向上的氣氛。

自信心理、通達胸懷在李白身上表觀的非常突出。李白一生，從「仗劍去國」，出蜀遠遊，到供奉翰林，乃至流放，雖滿懷「濟蒼生」、「安社稷」的遠大抱負，但一輩子也沒正式被朝廷任命為官吏，「供奉翰林」只不過是宮中的一個弄臣而已。李白不愧為盛唐文化心理氛圍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詩人，雖屢遭挫折，但仍不屈不撓，昂揚進取，堅持在反映時代精神的道路上前進、探索；李白在盛唐時代精神的哺育下，養成了一種感情奔放，樂觀激憤，興奮超越抑制的心理特徵；他的理想，他的苦悶，他的憂傷，都具有當時思想解放濃厚的時代特色一—狂放的理想主義。正如范傳正所說：「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這種狂放的理想主義，表現在詩歌創作中就成了盛唐氣象的代表、典型。他在積極浪漫主義作品中所反映的就是盛唐的時代精神、面貌。因此說李白將盛唐精神發揮到了極致；隨著公元762年他的去世，盛唐詩風也就告一段落了。

李白詩歌特徵是積極浪漫主義——主要表現在理想主義、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方面，即表現理想與觀實的矛盾，表現反權貴、輕王侯、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羈、追求個人自由等方面。一種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的火熱情緒不斷地從他的詩中流露出來。從李白所處的時代看，「開元盛世」繁榮昌盛的背後，埋藏著深刻的危機。李白的「濟蒼生」、「安社稷」的思想，是為了要使帝國在統一、安寧、昌盛的道路上繼續向前發展。這種理想必然同黑暗的現實發生尖銳的矛盾。由於現實的險阻，使他「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行路難》其一)在廣袤的世界上竟沒有自己的一條出路。

李白的理想主義往往帶有狂放性、幻想性，而這與他的自負、自信的性格相連結。他常以大鵬自喻，要「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上李邕》)他還常以魯仲連、范蠡、樂毅、呂尚、管仲等自許，又常追韓信、酈食其，以壯士自居，幻想自己也能像他們那樣，憑著個人的才智和勇氣，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贈張相鉸》其二)「終燃不受賞，羞與時人同」。(《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現實社會卻是「誰貴經綸才?」(《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儘管如此，他對自己的前途仍充滿自信，「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行路難》其一)基於自負與自信，他又有一種懷才不遇、憤世嫉俗、傲岸不屈的思想性格，「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贈蔡山人》)李白的傲岸正是表現對權貴的蔑視，對王侯的輕視。他揭露權貴的骯髒靈魂和血腥罪惡，怒罵他們是雞狗。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一詩中，一方面抨擊諷刺了鬥雞者、哥舒翰輩，一方面又將董龍之輩靠崇上邀寵的行徑，視為令人不恥的雞狗；而他自己卻是「一生傲岸苦不諧」。他以嚴子陵自喻，表明無心於朝政，「達也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鐘鼓饌玉不足貴。」這種思想是盛唐詩人的普遍思想，富貴者也可以沒落，貧賤者亦可能富貴。因此不能一味追求富貴，不能為富貴所束縛。詩人的磊落襟懷，放蕩無羈的精神，為他的詩作披上了一層奪目的光彩。在作品中詩人的自我形象，非常鮮明，他激情如火，浩氣如虹。突出表現了李白糞土王侯，浮雲富貴，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反權貴精神。李白對權貴是高傲的、桀驁不馴、飛揚跋扈的，對帝王也敢於不馴，「天子呼來不上船。」(杜甫：《飲中八仙歌》)他明確表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新顏。」(《夢遊天姥吟留別》)他與黑暗現實不合拍，與世俗庸碌不相融。而對一般老百姓則是謙遜、親切的，如《丁都護歌》、《宿五頂山下荀媼家》等，都表現了對窮苦人的關切和體貼。

李白詩歌浪漫主義特徵還表現在狂放不羈、追求個人自由方面，這一點在吟詠山林、隱逸求仙或描寫飲酒的詩中顯得最為突出。他在現實黑暗中找不到出路，他在現實中所見到的「富貴之家」多是腐朽、庸俗的，使他深切感受到庸俗虛偽世態炎涼的可怕，以及封建禮教對人的毒害和束縛，於是採取一種不與合作，背道而馳的作法：放蕩無羈，天馬行空，急切追求個人自由和解脫，迫尋已經失落的某種理想境界。他吶喊「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行路難》其二)他既感到自己不自由，渴望擺脫羈絆，同時也是對一種不平凡自由生活的嚮往。他認為大鵬不受任何羈絆，可以自由地翱翔於宇宙之間。這正是李白所嚮往、所追求的「無情游」(《月下獨酌》)的最高自由境界。直到臨終還念念不忘「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臨終歌》)，這種狂放不羈，追求個人自由的思想性格，在山水描寫中表現得也很突出。「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這是一種給人以壯大的、生命感的景色，喚起的感情色彩不是灰暗的而是鮮亮的，它是對生命的肯定和珍惜，體現著信心和力量。「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廬山謠》)他所寫的江河是奔騰千里不可阻擋的形象，他所描寫的峰巒是「連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難》)的奇險挺拔，高出天外。這些也都曲折地表現了李白要衝決束縛、追求自由的熱情。李白認為現實社會是黑暗的。不自由的，因此他要到山林、仙境、醉鄉中去尋求自由和解放；他這是借遊仙、縱酒來蔑視現實社會的庸俗和虛偽。在《將進酒》一詩中，李白是借飲酒來擺脫憤懣、擺脫愁情的束縛，具有積極反抗的情緒。這首詩也是李白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他抒發的雖是一種愁情憤懣，但其中卻蘊涵著自我肯定。李白堅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但卻只能放任飲酒，用酒來澆鑄心頭的愁，來追求個人解脫。這不免又帶上了頹放、消極的色彩。「抽刀斷水更流，舉杯澆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宣州謝跳樓餞別校書叔雲》)這也是對黑暗現實的一種消極反抗和對自由生活的嚮往。

(二)

如果將李白與杜甫作一番比較，我們會發現，杜甫早年所懷抱的理想，整個生活態度，也是深受盛唐文化熏陶的，因此他心憂天下的胸懷、悲愴的感情、所遭遇的生活也基本是盛唐的。如他對自己政治前途的設想，以及日常生活的方式都與李白差不多，甚至他的不幸遭遇，幾乎和李白在性質上也是一樣的，而且兩人的認識也有相似之處。李白在《梁甫吟》中說，當今世上是「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真正聰明有才智講賢德的人卻需要隱藏起來，而那些愚蠢、不怎麼樣的人倒在那兒很得意。所以世俗都看不起我、輕視我，把我看得像鴻毛一樣輕。這是李白的遭遇。杜甫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凡以下引自該文的詩句，不再一一注出)中寫道，理想「居然成濩落」，成了大而不當的東西。這樣的結局，就是因為自己與現實不相融，其結果與李白一樣，也是「取笑同學翁」，被人所譏笑。

總的看，二者的遭遇差不多。但細究起來，還是有別的。他們各自對遭遇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李白是「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既然朝政如此混亂，我就不在朝里做官，不侍奉你。於是他就去隱居，去求仙；可杜甫卻不同，「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決。」而且自己要像「葵藿傾太陽」一樣，永遠跟著「太陽」轉。這可見他的本性是無法改變的。李白動輒隱居、求仙、遨遊，而杜甫始終沒能走上隱居求仙之路。從他早年看，不是沒有想過江海之事，他曾有過「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的隱遁過自由生活的志向，也想學「巢與由」，但最終還是「未能易其節」。

杜甫為什麼沒有走李白之路？杜甫究竟比李白少了什麼，又多了什麼？可以說，在盛唐時代像李白的那種風貌在杜甫身上是沒有了；那種高揚個性，追尋求自由和個人價值的盛唐氣象在杜甫身上消失了。與此同時，以李白為代表的那種自負、自信在杜甫身上也沒有了。李白是「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行路難》其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風雲感會起居釣，大人興安之。」(《梁甫吟》)。這些都表現出一種自負、自信。在杜甫詩中，像以上這些話是讀不到的。那杜甫究竟比李白多了一些什麼東西呢？筆者認為，主要是多了矛盾糾結、體味不盡的感情，是迂迴曲折、起伏不定，沒有辦法解決的感情。如「兀兀遂至今，忍為埃塵沒？」就是一組矛盾。「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他是既不肯隱居，又不肯埋沒；既不肯干謁，志向又不肯泯滅。這種種矛盾糾結在心裡就逐漸形成了一種沉鬱的心情。在《五百字》一詩的二、三段結尾處一再出現，如「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輟。」這種思想感情是「剪不斷，理還亂」，自己無法解脫，也無力解決的。這樣的思想和精神狀態，使他不可能再像盛唐詩人那樣飛騰了。他不能飛越世時之上去俯視人間，只能是眼觀時事，形成一種寫實態度、沉鬱頓挫風格和矛盾糾結的情狀。在詩歌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則是—種博大深沉而抑鬱不平的境界。

杜甫和李白不一樣，與後來的白居易也不相同。他始終處於一種不能求得心理平衡的狀態。李白的心理可以求得平衡，當理想與現實發生矛盾時，往往以求隱、遊仙、飲酒來獲得精神上的解脫和心理平衡，他始終生活在永恆和無限的追求之中，在他那裡自由傾向是恆定的。白居易在窮達變化中，也能自適，達則「兼濟天下」(如貶扛州司馬之前)，窮則「獨善其身」(如被貶扛洲之後)。他能用「兼濟」、「獨善」作自我調節，使自己心理、精神總處於一種寧靜、自如、和諧的平衡狀態。唯獨杜甫做不到。影響他心理平衡的因素有內外兩個方面。

外界因素主要來自安史之亂的爆發，面對這場災難，每個人都要做出抉擇，李白選擇了與現實拉開距離的辦法，仍不改詩風。人間在流血，他依然以飄逸之姿生活在永恆和無限的自由追求之中。他的慷慨自負，幻想建功立業，既然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他就到仙界、醉夢中去尋求。像岑參等人對反映苦難生活不感興趣，當理想和浪漫的東西又唱不出來時，他們就用高昂熱烈的調子去謳歌邊塞戰爭及軍中生活。這樣以李白為代表的盛唐之音與災難現實就拉開了一定的距離。唐詩逐漸由歌唱理想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激情轉向了一個廣義的現實主義階段。

影響心理平衡的因素還來自性格和氣質。「風格即人」。由於性格、氣質上的差異，也會影響創作方法及風格的不同。杜甫比李白小1l歲，他們從小都受過很好的傳統文化教育，都非常敏慧。李白「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杜甫七歲即做詩文，十四歲已出遊翰墨場，是個早熟作家。他們都曾有過漫遊、求官、流放或漂泊的經歷、遭遇。安史之亂的爆發，使杜甫對社會現實的認識更為深刻、更為清醒。這對他憂國憂民的思想、執著於現實的性格以及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形成，產生了直接影響。不同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經歷，造就了他們各自的性格氣質，從而走上了不同的文學道路。杜甫在當權者的冷遇下，在困苦的生活磨練中，特別是目睹安史叛軍給國家、百姓帶來的災難，對社會認識一天天清醒起來，逐漸打破了對盛世的幻想。時代的急轉彎和人民大眾對他的影響，使他逐漸脫離了盛唐風貌，把如椽大筆傾瀉到反映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生活上，沿著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道路前進。杜甫的理想主義，重心不在自己內心的自由、超脫上，而在「仁政愛民」、「匡時救世」理想化的仁政模式的實現；他常常把忠君與愛國等同起來。他的個人價值不表現為主體情志，「自我」的個性發揚，而表現為對客觀現實世界的執著追求，反映時代面影，憂國憂民。當這種追求無法實現時，他仍執著於社會現實，深沉憂思，不肯離開、超脫現實。正因如此，他思想深刻，眼光銳利，表現深切，往往能從極平常的生活小事題材中挖掘出重大的社會問題，從特定的環境中反映出時代的本質。作品中冷靜、客觀地敘事、描寫，反映百姓疾苦，揭露社會弊端的題材佔據了重要位置。由於杜甫的堅忍執著精神，凝成了他「沉鬱頓挫」的感情特色和風格特色。

李白則具有濃郁的詩人氣質，少有杜甫那種務實氣質，更多的是浪漫色彩，憤世嫉俗，狂放不羈，容易迭宕起伏，想像豐富，感情奔放，自我意識強烈。李白的氣質，自然地把他推上了浪漫主義的生涯。他從粗獷豪放的詩中找到了噴火口，作品感情濃烈，氣勢恢宏，形式豐富多彩，縱情寫來，無拘無束，充滿了理想色彩和批判精神，熱烈的主觀抒情和自我表現尤為強烈。

杜甫的風格若是沉鬱的話，李白則是豪放。李、杜雖然創造個性不同，分別走上了浪漫與現實不同的創作道路，但他們同是盛唐詩壇上的巨星；這兩面鏡子不僅將盛唐文化照得更加絢麗多彩，同時也開創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先河，成為中國文學的偉大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