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共和黨與美國當代右翼極端主義

　　特朗普、共和黨與美國當代右翼極端主義　　2016-06-04 20:25閱讀：21,435　　（本文作於5月10日，刪節版以「第六政黨體系與當代美國的右翼極端主義」為題發表於《文化縱橫》2016年6月號）

　　X　　一　　本屆美國總統選舉進行到現在，無疑已經跌破了許多人的眼鏡。共和黨的初選猶如一場大型荒誕劇，擅用出格言論佔領媒體頭條的地產大亨特朗普（DonaldTrump）自參選以來民調一路領先，剛進入五月份便早早鎖定提名；黨內建制派大佬青睞的候選人們在特朗普的火力下一潰千里，先後黯然退選，而唯一勉強有實力與其周旋到最後的，竟然是以在黨內四處樹敵為樂、令參議院同僚咬牙切齒的宗教保守主義代言人克魯茲（TedCruz）。反觀民主黨一方，桑德斯（BernieSanders）這位一年前還是獨立人士、為獲得此次黨內初選資格才臨時註冊入黨、平日從不憚以「社會主義者」自命的古稀老頭，居然在廣大年輕選民中喚起了壓倒性的熱情，對領頭羊希拉里（HillaryClinton）窮追猛打，令其狼狽不堪；後者獲得提名雖是早晚的事，卻一直無法在代表票上拉開足夠差距、甩脫對方纏鬥，只能不斷將政策立場左移，以應付桑德斯及其支持者的攻擊。　　種種怪現狀，不能不引人競相發問：為何各路極端主義思潮在今年選舉中一同爆發？美國政治究竟感染了什麼病症？是稍息即愈的小痛微恙，還是已入膏肓的痼疾沉痾？　　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我們必須避免陷入相互關聯的兩個思維誤區。其一是孤立地考察特定的極端候選人及其代表的思潮，而忽略了對所有這些各各不同的極端主義思潮之間關係的整體把握。具體而言，由於「特朗普現象」太過惹眼，「桑德斯現象」也較為吸睛，因此許多人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二者之一上，汲汲於「特朗普現象的啟示」或「桑德斯現象的意義」；偶有將二者相提並論者，也僅限於分析經濟不平等與全球化的挑戰、或美國民眾的民粹主義與反建制情緒。事實上，不但「特朗普現象」與「桑德斯現象」的交疊絕不止於此，而且「特朗普現象」還在另一維度上與「克魯茲現象」構成重要的鏡像關係。不了解「克魯茲現象」的前世今生，就無從把握「特朗普現象」的來龍去脈，更難以評估「特朗普現象」與「桑德斯現象」的長遠影響。不過受篇幅所限，本文將把論述重心放在美國當代的右翼政治，聚焦於「特朗普現象」與「克魯茲現象」的共生及其性質，而把涵蓋左翼「桑德斯現象」在內的全景分析留到未來的文章中。　　其二是探討這些現象的成因時，只著眼於表面和當下，而忽略了制度細節與路徑依賴的作用。誠然，貧富分化的加劇、全球化的衝擊、人口族裔比例的轉變、恐怖主義的興起、媒體形態的演化等等，所有這些社會經濟文化層面的因素都可能在促成極端思潮的爆發上起到一定作用，也確實都常常被人論及。但是就像某條河流下游洪災泛濫，即便當地汛期降雨量過大是其直接肇因，我們也仍然需要知道（而且長遠而言也許更應當關心）上游的水文狀況，比如支流位置、河床陡緩、水土流失程度之類，以及下游防洪措施的情形，比如河道的淤塞或疏浚、堤壩的高低與虛實等等。類似地，人類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但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中，這些變化會被各路勢力往哪些方向引導、其累積效應能否以及何時超出系統的承受閾值，卻取決於該政治情境既有的歷史路徑與制度結構。　　二　　有鑒於此，我們在剖析美國的這一波極端主義思潮時，必須首先從當代共和、民主兩黨的意識形態構成說起。一般認為，美國目前處在「第六政黨體系」階段。大蕭條之後，民主黨通過打造史稱「新政同盟」的廣泛選民基礎，主導了「第五政黨體系」的政局；但「新政同盟」在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中分裂，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白人從民主黨轉投共和黨，第五政黨體系也隨之瓦解（參見拙文《向左走，向右走》）。其後的「選民重組（realignment）」過程從1968年大選中尼克松的「南方戰略」開始，直到八十年代初「里根革命」大獲全勝才宣告完成，兩黨的基本盤重新穩定下來（參見表一）。

　　儘管這一輪選民重組始於對民權運動的反彈，但隨著種族平等理念的節節勝利，支持種族隔離很快成了端不上檯面的理由。「里根革命」成功的關鍵，就在於為共和黨找到了持續動員南方白人選民的兩大秘訣。一是「狗哨政治（dog-whistlepolitics）」。就像狗哨發出的高頻聲波能夠讓狗聽見、卻無法被人耳接收一樣，共和黨政客們為了保住「南方戰略」的勝果，熟練掌握了一套冠冕堂皇的「隱語（codedlanguage）」，在不明就裡者聽來平平無奇，不致反感，傳到心領神會的目標受眾耳中，則話裡有話。隱語當然不是什麼新發明：十九世紀美國的奴隸制辯護士往往打著「州權神聖」的旗號；而在另一時空中，也不乏「和諧社會」、「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之類話術。民權運動以後，「黑鬼（nigger）」這樣赤裸裸的種族歧視辭彙已經「政治不正確」了，共和黨在動員南方白人時，便改喊「減稅」、「福利改革」、「法律與秩序」等看似無傷大雅的口號，藉以挑逗聽眾腦中「黑人= 不事工作光吃福利的懶鬼」、「黑人 =混跡街頭燒殺搶掠的惡徒」之類成見，刺激其為了「捍衛我們白人的財產與人身安全」而踴躍投票。　　里根本人正是深諳此道的箇中高手。比如他在1980年大選中，特地前往密西西比州的「內肖巴郡農貿會（Neshoba CountyFair）」，發表了一通「相信州權、崇尚社區自治、恢復憲法本意、限制聯邦權力擴張」的演講。考慮到密西西比州是對民權運動反彈最激烈的地區之一，而內肖巴郡更是1964年三K黨與地方政府聯手綁架謀殺三位民權活動家、並長期阻撓聯邦政府全面調查的「自由之夏謀殺案（FreedomSummer Murders）」的發生地，里根的這番作態可謂意味深長。1984年里根連任競選打出的電視廣告「美利堅之晨（MorninginAmerica）」，同樣是狗哨政治史上的經典之作。整支廣告基調樂觀向上而又充滿生活氣息，描繪了一幅欣欣向榮的圖景，令人心嚮往之；但從頭到尾，出鏡的全都是鄉村與城郊的中產白人，城市天際線只在遠景一閃而過，黑人與其它少數族裔則根本不見蹤影，彷彿從未存在於美國社會中、與「美國夢」毫無瓜葛一般。鏡頭藝術的心理暗示效應，在此被用到了極致。　　只有深刻體會當代共和黨的選舉動員對狗哨政治術的依賴程度，才會真正理解，為何特朗普屢屢因出格言論遭到口誅筆伐，卻還能在共和黨初選中橫行無忌毫髮無損。自參選以來，特朗普左一句「墨西哥正在向我們輸送強姦犯」，右一句「對恐怖分子的家人應該連坐滅族」，今天嘲笑同台競爭的女候選人年老色衰，明天貶斥在初選辯論中提出刁鑽問題的女主持人胸大無腦。共和黨建制派驚駭萬分，紛紛出面譴責，甚至發起了「絕不特朗普（NeverTrump）」的抵抗運動；誰料特朗普的支持者並不買賬，他們的鐵騎在初選中高歌猛進，將螳臂當車的黨內抵抗力量碾壓得粉碎。　　許多人把特朗普支持者對極端言論的容忍甚至歡迎歸咎於民主黨。他們認為，正是民主黨自由派多年來鼓吹營造的 「政治正確（PoliticalCorrectness）」——避免發表帶有歧視、仇恨、冒犯意味的言論——的氣氛，讓普通民眾陷於自我審查和壓抑，不敢說出心裡話，現在終於遇到一個敢於打破禁忌、直言不諱的總統候選人，宛如久旱逢甘霖，自然趨之若鶩。　　然而這種解釋其實是捨本逐末。特朗普打破的，並不是什麼政治正確的禁忌，而是當代共和黨內狗哨政治的潛規則。共和黨政客採用狗哨政治來動員基本盤，是為了避免引起（認同政治正確的）中間選民的反感，保持與民主黨對手的競爭力；但被動員的選民則沒有這些顧忌，用不用「隱語」也並不影響他們接收到的核心信息。這一方面導致了選民對特朗普觀感的兩極分化：自其參選以來，在全體選民中，對其抱有好感的比例一直維持在30%上下，而惡感比例則高達60%~70%，可見大多數民眾都排斥特朗普的言論；但在共和黨的註冊選民中，情況則恰好相反，對特朗普有好感者比有惡感者多出二十來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容忍和歡迎特朗普出格言論的，絕大多數都是共和黨選民，亦即當代狗哨政治的目標受眾；而一個易於被狗哨政治動員的人，本來就不會對政治正確有多少認同。　　另一方面，這也把共和黨建制派推到了相當尷尬的位置。畢竟特朗普的許多出格言論，不過是撕下了共和黨多年來狗哨政治的精心包裝，把背後隱藏的信息用更赤裸、更肆無忌憚的方式傳達出來而已：特朗普用不堪入耳的種族歧視辭彙攻擊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但2012年共和黨總統提名戰中，羅姆尼這位最後的勝者也曾聲稱支持「自我遣送（self-deportation）」，亦即在日常生活中頻繁騷擾非法移民使其無力安頓謀生只得主動離境；特朗普的厭女症有目共睹，但多年來反對同工同酬、反對墮胎權、鼓吹男主外女主內——今年的「溫和派」候選人之一凱西克（JohnKasich）不久前還在競選演講中特地「感謝女人們走出廚房來給我投票」——的共和黨，早已與女性選民離心離德；特朗普吹噓上任後將對涉嫌恐怖活動者實施「比『坐水凳（waterboarding）』還可怕得多」的酷刑，但小布希政府早在2002年的《酷刑備忘錄（TortureMemos）》中就玩弄字眼，把坐水凳等一系列國際公認為酷刑的刑訊逼供手段改稱為「強化審訊技術（enhancedinterrogation techniques）」，藉此繞開法律的監管。　　於是，當一些共和黨建制派被特朗普的瘋言瘋語嚇著，試圖與其劃清界線時，卻發現自己陷入了兩面不討好的困境。在共和黨選民眼中，特朗普說的，不過是本黨一直在做的；特朗普挑明的，不過是本黨一直在暗示的；做了又不敢說，說了又不敢明說，可見這些建制派精英們非奸即懦。反過來，在民主黨選民眼中，共和黨建制派只反特朗普的出格言論，卻不反思自身長久以來性質相似只是包裝得更精巧的言論與做法，可見他們根本上都是一丘之貉；特朗普這樣的怪胎出生在共和黨而非民主黨一方，也絲毫不值得驚訝。　　說到底，狗哨政治必須以小團體內部的默契為前提；當小團體內部的默契被打破時，對這些默契的熟捻便失去了用武之地。正因如此，共和黨建制派在面對特朗普時，才會變得像離開地面的巨人安泰俄斯一樣突然喪失力量，茫然無措，束手待斃。　　但這並不意味著，特朗普的「極端」僅僅體現在言論的出格、其在政策立場上與共和黨建制派大同小異。事實上，特朗普所代表的意識形態，與當代共和黨主流有著極大的偏離，在某些政治維度上相對溫和，在另一些政治維度上則遠為極端。不過要理解這一點，我們仍然需要回到「里根革命」上來。　　三　　除了「狗哨政治」以外，里根革命成功的第二大秘訣，是對「運動型保守主義（movementconservatism）」以及基督教右翼勢力的收編。運動型保守主義興起於五十年代初，最初是反羅斯福新政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外交事務上的鷹派反共產主義者、以及一部分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白人至上主義者之間的社會運動同盟。保守主義者深入共和黨基層，提前數年暗中布局，在1964年總統初選中出人意料地擊敗黨內的商業溫和派領袖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推出戈德華特（Barry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參選。但戈德華特在大選中一敗塗地，黨務主導權也暫時回到了尼克松、洛克菲勒、福特等商業溫和派精英手上。　　曾為戈德華特助選的里根汲取前者失敗的教訓，意識到運動型保守主義必須擴大其選民基礎，而此前在政治上相對沉默的宗教保守派正是這場運動天然的收編對象。美國歷史上，從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反共濟會運動」開始，宗教一直密切地介入到政治之中；內戰前夕，由於對奴隸制的立場不同，許多新教教派內部都發生了南北分裂，比如美國浸禮會，就分裂為反對奴隸制的美北浸禮會（NorthernBaptist Convention），和支持奴隸制的美南浸禮會（Southern BaptistConvention）。內戰結束後，北方那些在社會、經濟、種族議題上持開明立場的教會，無論從人口上還是政治勢力上都佔據優勢，所以被時人稱為「主線派（mainline）」。但是隨著北方各州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加速、天主教移民的湧入、以及自由派宗教開明立場內生的世俗化趨勢，主線派人口增長放緩，對政治的影響力也略有減弱；與此同時，南方各州偏保守與原教旨的「福音派（evangelical）」教會，由於鼓勵生育，並且對世俗化持排斥態度，因此規模持續膨脹。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福音派人口首次超過了主線派，成為美國最大的宗教群體，「主線派」之稱則變得名不副實。　　出於內戰以後的歷史慣性，此時福音派作為選民陣營，在全國政治層面基本處於失語和冷感的狀態；儘管南方福音派與種族隔離主義者有較大重疊，但種族問題本身對整個福音派陣營的動員力不足，後者投票意願不高，成為了所謂「沉默的大多數」。然而里根敏銳地察覺到，與民權運動同時興起的性解放運動、第二波女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同性戀平權運動等一系列社會文化潮流，正日益引發包括新教福音派與天主教右翼在內的宗教保守人士不滿，認為這些都是世道淋漓人心不古國將不國的徵兆，是現代工業大城市原子化個體與學院左翼嬉皮士對上帝恩典的背棄。「里根革命」將這股傳統主義力量毫無保留地招徠入黨，打出復興「家庭價值觀」與「基督教精神」的牌子，將反墮胎權、反同性戀等社會文化議題添進核心政綱，挑起與自由派之間的「文化戰爭（CultureWar）」。在這一過程中，諸如「道德多數（MoralMajority）」等基督教右翼遊說組織也紛紛登場，藉機對共和黨施加更大的影響，令其宗教色彩與對抗色彩愈發強烈，為後來的「金里奇革命（GingrichRevolution）」、「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以及如今的「克魯茲現象」奠定了基礎。　　不過在里根時代，宗教保守派還只是共和黨內各路人馬中的一支，與商業溫和派、市場原教旨主義派、自由至上主義派、外交鷹派等並駕齊驅，難分軒輊。當然，這些派系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身為黨內同志，在理念上也難免相互影響與合理化，否則便易遭「認知失調（cognitivedissonance）」之苦。但宗教保守派（以及其它各路人馬中的極端分子）能夠在黨內路線鬥爭中漸漸佔到上風，並不純粹出於偶然，而是得益於美國當代政黨政治運作過程背後的兩大框架結構因素。　　其一是媒體監管規則的驟變，以及由此所致，不同選民陣營所處的信息與輿論環境的隔斷化與極端化。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自1949年起就執行所謂「公平原則（FairnessDoctrine）」，要求廣播執業者抽出一定節目時間討論與公共利益相關的爭議話題，並在播報時盡量平衡地呈現對立觀點。里根上任後，於1987年廢除了「公平原則」，令以特定黨派選民為目標受眾的廣播電台、電視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將視聽傳媒市場瓜分殆盡。從此各個陣營都可以選擇收看收聽、甚至直接定製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電台電視節目，選民們不必再「被迫」接觸多元的觀點，更不必費心消化吸收令自己不適的意見；公共輿論場域也被相應地隔斷成若干壁壘森嚴的區室。　　其中，中西部與南部由於地廣人稀，當地人開車時經常收聽地方廣播電台的政論節目解乏，導致像林博（RushLimbaugh）、賽克斯（CharlieSykes）等電台名嘴，對地方上的選民立場發揮著外人難以想像的影響（今年初選中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大敗，就和他未能獲得賽克斯等在當地影響力極大的電台主持人支持有著直接的關係）。由於這些州本來就親共和黨，而本就黨派立場明顯的政論節目為了競爭在本黨選民中的收聽率，往往以大放厥詞、煽動陰謀論情緒為能事，因此這些電台名嘴一個比一個保守，一個比一個極端，一個比一個反智，同時也帶動著當地共和黨選民的保守化、極端化與反智化。在電視行業中，1996年則是廢除「公平原則」所導致累積效應的分水嶺；是年先後成立的專為右翼選民量身定做的福克斯新聞台（FoxNews）與主要訴諸左翼選民的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都加劇了媒體為追求收視率而極端化、又以自身極端化反哺選民極端化的趨勢。　　地方極端保守電台節目的影響，在「公平原則」廢除僅僅數年之後就迅速體現了出來。1994年國會中期選舉，共和黨在金里奇（NewtGingrich）帶領下，時隔四十年首次奪回參眾兩院；金里奇就任眾議院發言人後，不惜以關閉聯邦政府的焦土策略為手段，與民主黨總統柯林頓進行政爭，開啟了當代共和黨對抗主義、阻撓主義的先河。2008年奧巴馬當選時，共和黨選民已經又經過了福克斯新聞台電視節目的新一輪洗禮，連「奧巴馬是穆斯林」、「奧巴馬出生在肯亞」這樣的謠言都深信不疑（特朗普支持者中迄今仍有60%堅信奧巴馬是穆斯林，而特朗普本人則在傳播關於奧巴馬出生地的謠言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至於共和黨的國會議員，更是將阻撓議事玩出了新的境界（參見拙文《美國參議院程序性阻撓議事》、《休會任命與權力制衡》）。2010年國會中期選舉前後，共和黨草根極端勢力「茶黨運動」崛起，視民主黨為不共戴天的寇讎、視膽敢與民主黨同僚合作的溫和共和黨人為黨奸逆賊，採取毫無妥協餘地的全盤對抗姿態，不但對黨內建制派構成了極大的衝擊，也把國會山搞得烏煙瘴氣，令聯邦立法機構幾近癱瘓；而克魯茲本人正是趁著茶黨運動的東風，在2012年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勝，走上了全國政壇。　　當然，當代共和黨的宗教保守化與阻撓主義化，並不完全是視聽傳媒黨派化的結果；另一個更加重要的框架結構因素，是選舉制度的細節設計。選制細節上的若干失誤，不僅大大促進了兩黨的極化，而且限定了被這一極化過程排斥在外的選民的可能出路，最終導致「特朗普現象」與「克魯茲現象」作為孿生而同時出現。　　四　　美國聯邦與地方的立法機構選舉採取的都是單選區眾數制（Single-MemberPlurality），每個選區只設一個議席，由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根據杜維熱法則（Duverger』slaw），與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Representation）等能夠為小黨生存提供更多空間的選制模式相比，單選區眾數制天然地更有利於形成兩大黨對峙的格局。不同選制模式各有利弊，從細節設計上說，出於揚長避短的考慮，比例代表制往往需要配套實行政黨門檻等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小黨叢生、政治碎片化；反過來，單選區眾數制則理應適當放寬對小黨的限制，避免因為缺乏兩大黨之外的組織化挑戰而導致政黨體系陷入「超穩定結構」。　　但是美國目前流行的選制設計卻與這一目標背道而馳。從十九世紀末各州立法對選票的印製加以規範開始，這類「選票列名法（ballotaccesslaws）」中就出現了對小黨與無黨派人士生存空間極盡打壓的條款，比如嚴苛的政黨門檻、候選人聯署要求等等。在許多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政黨門檻僅僅用於確認議會席位的分配資格，當屆得票率未達門檻的政黨將無法獲得議席；但在美國的不少州里，一個政治組織的得票率若低於一定比例，不僅無法獲得議席，而且將自動喪失法律上的「政黨」地位，其名稱不得出現在下屆選舉的選票上。比如北卡羅萊納州一度將此門檻設為10%，並在1995年的「麥克勞林案（McLaughlinv. North Carolina Board ofElections）」中得到聯邦第四區巡迴法院的認可，直接導致自由至上黨（LibertarianParty）在該州銷聲匿跡；直到2006年，北卡羅萊納州政府才修改法律，採用2%這一相對寬鬆的新政黨門檻。　　未達上屆政黨門檻的小黨候選人、以及獨立參選的無黨派人士，要想列名選票，就必須搜集足夠數量且符合規定的選民聯署。比如佛羅里達州要求獨立參選總統者在大選前四個月遞交11萬份本州選民聯署；紐約等州要求參選州內公職的獨立人士收集相當於上屆州長選舉5%票數的簽名；此外諸如聯署簽名必須分散在州里各個選區、只有已註冊的黨員或獨立選民才能參加相應聯署、同一個選民不能參加多份聯署、單數年份收集的聯署簽名無效、發起聯署者必須繳納高昂的建檔費用等規定比比皆是，令兩大黨之外有意從政的人士望而卻步。　　而在所有這些「選票列名法」中，後果最惡劣的，當屬我曾經專文介紹過的「輸不起法（sore loserlaws）」（參見拙文《「輸不起法」與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以後，各州興起了制定「輸不起法」的熱潮，制止黨內初選落敗者退党參選相應公職；目前全美50個州已有47個制定了這類法規。「輸不起法」不僅進一步加固了兩黨格局，而且剝奪了兩黨溫和派候選人引獨立中間選民為後援的渠道，放大了黨內極端選民對初選的影響力，迫使兩黨的政治人物分別向政治光譜的兩端擠靠，導致制度內生的極化趨勢。在民主黨佔據絕對優勢的「深藍州」、共和黨佔據絕對優勢的「深紅州」、或者通過「傑里蠑螈（gerrymandering）」式的選區劃界操作得到的眾議院「安全選區（safedistricts）」，由於缺少來自競爭黨派的壓力，「輸不起法」對本黨極端選民力量的放大效應就更為明顯了。　　茶黨的興起很大程度上便拜「輸不起法」所賜。以克魯茲為例，在2012年德克薩斯州的共和党參議員初選中，溫和派候選人副州長杜赫斯特（DavidDewhurst）在第一輪投票中以46%比33%領先於克魯茲，但在第二輪中以15萬票的差距輸掉了初選。在德克薩斯2600萬人口中，15萬共和黨員只是滄海一粟，完全可以在大選中通過拉攏中間選民來彌補。但由於德克薩斯實行「輸不起法」，杜赫斯特無法另行參加大選，只能眼睜睜看著克魯茲在德克薩斯這個「深紅州」輕鬆擊敗民主黨對手，當選參議員。2010年茶黨初次亮相時，就是照著這個模板，把黨內建制派打得潰不成軍，一舉奪下了5個參議院席位和大約40個眾議院席位；2012年他們故技重施，又新增了克魯茲等4名參議員。　　不但如此，就連極端派自己，也可能淪為「輸不起法」之下黨派內生極化性的受害者。比如眾議院前任多數黨領袖坎托（EricCantor），本是茶黨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在當代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光譜中已趨極端。然而這位共和黨年輕一代的頭面人物、被廣泛視為眾議院發言人當然接班人的政治明星，卻在2014年競選連任時，意外地慘敗於名不見經傳的黨內對手布拉特（DaveBrat），成為史上第一位在初選中被淘汰的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布拉特之所以能夠勝選，關鍵在於把坎托與國會民主黨人僅有的一兩次合作宣傳成其「偽茶黨」的罪證，而把自己包裝成比坎托更純粹、更不妥協的「真茶黨」兜售給極端派選民。受其所在弗吉尼亞州的「輸不起法」所累，坎托對初選中這種「沒有最極端、只有更極端」的生態無可奈何，只能黯然告別政壇，另謀生路去了。　　「輸不起法」不僅為參選國會與地方公職的兩黨政客的極化提供了制度推力，而且讓既有的單維政治光譜上越來越多的「中間」選民產生對兩黨的疏離感，打開了從交叉維度吸收疏離選民的缺口。　　在單選區眾數制下，由於兩黨對峙是政治的自然平衡態，因此關注不同維度議題的選民陣營之間往往經由妥協與理念內化，結成相對牢固的選舉聯盟；比如第六政黨體系中的共和黨，就是社會文化宗教保守派、市場原教旨主義小政府派、自由至上主義小政府派、商業溫和建制派、新保守主義單邊外交派等陣營之間的結盟。基於兩黨選舉競爭的壓力與選民逃避認知失調的心理需求，這些不同的議題維度會朝著相互平行的方向「單維化坍縮（mono-dimensionalization）」，導致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中，一個接受「社會保守派」主張（比如反對墮胎權）的選民往往也會接受「經濟保守派」主張（比如政府減少對市場的監管），而一個接受「種族自由派」主張（比如曾受壓迫的少數族裔在大學錄取中得到一定的優待補償）的選民往往也會接受「外交自由派」主張（比如尊重國際法和追求多邊合作），諸如此類。這也使得我們可以用單一維度的政治光譜概念，比如「左翼/右翼」、「自由派/保守派」，來籠統地概括兩黨的意識形態立場。　　但「輸不起法」讓某些議題上的極端派在黨內初選中越來越佔據主動，打破了不同陣營之間的微妙平衡，令更關注另一些議題的選民感覺日益被邊緣化；當這種效應累積到一定程度後，單維化坍縮便無以為繼。同時，由於美國各州現有的各類「選票列名法」對小政黨、新政黨極不友好，十九世紀中期那種另行成立一個共和黨以取代老邁的輝格黨（參見拙文《年輕的「大老黨」》）的輝煌案例已經無法在當代複製，對本黨主流意識形態不滿的「中間」選民，只能改走黨內造反奪權的道路。　　而當矛盾積累到這一步時，一方面，黨內的主流意識形態必定已經在原有的一維光譜上相當極端化，否則便不足以疏遠足夠數量敢於造反的「中間」選民；另一方面，這些在原有光譜上被疏遠的「中間」選民，勢必要在另一交叉維度的光譜上走得足夠遠、足夠極端，否則便不足以製造黨內成功奪權所需的大規模動員。換句話說，只有當共和黨內部已經有相當一部分選民「克魯茲化」時，另一部分選民的「特朗普化」才得以可能。　　迄今為止，共和黨受「輸不起法」內生極化性的影響，要遠甚於民主黨。兩黨的這一差異存在多重原因，既有運動型保守主義與基督教右翼政治作為曾經的「邊緣群體（fringegroups）」對六七十年代社會劇變的強烈反動效應、以及前面提到的地方極端保守電台與福克斯新聞台推波助瀾的作用，又涉及到民主黨方面特殊的歷史流變、問題意識與黨務應對（對此我將另文闡述）。由於民主黨的極化程度較低，因此原有維度上沿著左翼極化的「桑德斯現象」遠比沿著右翼極化的「克魯茲現象」來得溫和，既不足以令黨內產生對位於「特朗普現象」的單維化坍縮失效，也不足以挑戰以希拉里為代表的黨內建制派的勢力。　　然而在共和黨一邊，情況便完全不同了。本來「輸不起法」主要針對國會與地方公職選舉，對總統選舉並無直接影響；但隨著極化效應的累積，到今年的共和黨總統初選，終於出現了特朗普與克魯茲瓜分天下，黨內建制派、溫和派人物望風披靡的景象。　　五　　共和党參議員格拉厄姆（LindseyGraham）感慨道：在特朗普和克魯茲之間二選一，就好比是在被槍殺和被毒死之間二選一那樣痛苦而無意義。這真可謂在黨內日漸失勢的溫和建制派的肺腑之言。作為茶黨的代言人之一，克魯茲將社會文化議題上的宗教保守主義、經濟議題上的小政府主義、以及兩黨關係上的對抗主義與阻撓主義，都發揚到了極致。而異軍突起的特朗普，除了在言談舉止上粗鄙挑釁、毫不顧忌黨內「狗哨政治」的潛規則外，在意識形態上也劍走偏鋒，與試圖重現「里根共和黨」輝煌的黨內溫和建制派格格不入。面對兩種不同的極端主義，共和黨大佬們在初選中左右遲疑，支持哪一個都心有不甘，最終只好作楚囚相對，眼睜睜看著特朗普拿到提名。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的初選勝利並非不可阻止。儘管截止到5月3日的印第安納州初選（亦即導致克魯茲、凱西克這兩名碩果僅存的對手退選的關鍵一役），他就已經拿到1071萬張選票，超過了2012年獲得提名的羅姆尼的總得票數（1009萬張）；但特朗普的初選得票率（40%）卻遠低於羅姆尼（52%），是歷屆共和黨提名人的最差記錄，可見大部分共和黨選民對其仍心存抵觸。但是共和黨內遲遲無法就聯手阻止特朗普達成合作，一是因為「輸不起法」已經讓溫和建制派失去了「克魯茲化」的那部分選民；二是由於2010年時曾令共和黨彈冠相慶的「聯合公民案（CitizensUnited v. FEC）」判決放開了對巨額外部競選資金的限制（參見拙文《金錢與選舉》、《卡爾·羅夫的失態》），導致本來希望渺茫的候選人（如凱西克等）因為資金充裕而盲目堅持，分散了建制派先後力捧的傑布布希（JebBush）、盧比奧（MarcoRubio）等人的票源，最終被各個擊破。此外，共和黨建制派本來為增加溫和派總統候選人獲得提名概率而設計的初選規則（比如對共和黨人比例較高的「紅選區」與民主黨人比例較高的「藍選區」配予相同數量的代表名額、紐約等人口較多的「藍州」採取贏家通吃制等等），在溫和派候選人各自為戰、分散票源的情況下，反而白白便宜了從交叉維度上爭取「中間」選民的特朗普。喝下自釀的苦酒後，共和黨大佬們不得不開始考慮在大選中如何站隊、是支持特朗普還是乾脆轉而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問題。　　對「里根共和黨」來說，特朗普至少在三個表層政策理念上發生了重大偏離。一是對社會文化保守主義的心不在焉。在墮胎權、同性婚姻權、變性人如廁權等保守派極其關注的議題上，特朗普出言反覆：一會兒說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規劃親育（PlannedParenthood）」——美國最大的專為女性提供包括墮胎等生育服務的機構——對女性健康出力甚多，一會兒又說墮胎的女性全該受懲罰（然後過一會兒宣布自己從沒這麼說過）；一會兒說自己上任後會任命旨在推翻同性婚姻權的大法官，一會兒又說禁止變性人按後天性別選擇廁所屬於歧視（然後過一會兒宣布自己從沒這麼說過）；一會兒宣稱自己熱愛福音派，一會兒又連聖經段落都背不出乾脆胡編亂造。難怪克魯茲攻擊說，特朗普骨子裡崇信的是自由派的「紐約價值觀」、對保守派只是敷衍而已。　　二是外交上的孤立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在國際事務上都以積极參与為主流，區別只在於共和黨主流相對更為鷹派、更不忌憚採取單邊主義的軍事行動維護「國家利益」，尤以小布希任內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為甚；而民主黨則相對鴿派，主張遵循國際法、通過多邊合作解決問題。自由至上主義者如參議員保羅（RandPaul）等往往也是孤立主義者，但在共和黨內處於邊緣地位；今年總統初選保羅僅僅拿到了可憐的0.24%選票，只好退選並宣布支持特朗普。後者雖然宣稱要狠狠打擊「伊斯蘭國（ISIS）」和恐怖主義，但更多時候是在抱怨美國在國際事務上投入太多、盟友們如北約及日韓等國都在搭美國的順風車，甚至提出要放手讓日韓裝備核武器、自個兒去應對朝鮮的軍事威脅；最近乾脆直接撿起了「美國優先（AmericaFirst）」這個二戰時期著名的孤立主義口號，作為競選的主打文宣。同時他（和桑德斯一樣）對當代共和黨極力支持的國際自由貿易也持否定態度，認為美國在全球化與外貿協議上吃了大虧，應該採取高關稅等重商主義手段減少貿易逆差、挽回國內就業。　　三是對小政府主義理念的放棄。特朗普早在里根時代就反對後者的減稅方案，儘管其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這些方案「阻礙創新」，而不是民主黨所批評的「讓富人不當獲利、拉大貧富差距」。在本次初選中，他雖然像其他共和黨人一樣不時宣稱食物券等救濟制度被坐吃福利不務勞作者（暗指黑人等少數族裔）大規模濫用，卻迴避表態削減對社保以及老年人、殘疾人醫保的經費投入，頗有點九十年代初「柯林頓民主黨人」的味道。　　單看這三點，或許並不覺得特朗普在意識形態上有什麼極端之處。除了孤立主義屬於明顯較為邊緣化的立場外，在社會文化議題與福利國家議題上，甚至可以說特朗普比當代共和黨建制派——且不提克魯茲所代表的極端派——更顯得溫和、更趨於「中間」。然而問題在於，深埋在這三點表面政策差異之下並將其緊密聯繫起來的，是在「特朗普現象」中作為核心意識形態訴求而得到激烈表達的本土主義（nativism）。　　本土主義在美國歷史上並不鮮見，從十九世紀中期反德裔、愛爾蘭裔天主教移民的「無知黨（Know-Nothings）」運動，到之後的排華浪潮，再到二十世紀初對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一鍋端的「第二次三K黨運動」，每當社會經濟條件不如人意時，本土主義者便要興風作浪，將新近融入美國社會的族群當作「本土正宗美國（白）人」吃苦受累的替罪羊。「特朗普現象」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是史上第一個完全以本土主義作為核心意識形態訴求、而能獲得兩大黨之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儘管這一結果有前面所說從「輸不起法」到「聯合公民案」再到共和黨初選規則的種種制度因素暗中相助，但也可以由此看出這一波本土主義浪潮的來勢洶洶。　　這和美國社會目前的政治經濟大環境有著直接的關係。政治上，國會山上這些年無休止的黨爭與一事無成令民眾厭倦，許多人無力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只能一股腦兒地對聯邦政府以及兩黨建制派精英感到失望，期待由局外人帶來大刀闊斧的改革。經濟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的復甦情況好壞參半。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009年的負增長恢復到2015年的2.4%）、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2015年達到3.4%）、失業率（從2009年的10%峰值下降到2016年初的5%，相當於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等賬面數據看，美國經濟正在不斷好轉，即將走出衰退。但這些復甦絕大多數來自服務業（提供了2014年美國工作崗位的80.1%），而製造業萎縮的趨勢仍在持續；與此同時，大多數民眾感覺自己並未享受到經濟復甦的好處，認為美國經濟體系過分偏袒富人、對中產與底層不公。　　當然，製造業萎縮、產業結構失衡、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加劇、社會流動性降低等等，並不是最近幾年才有的問題，而是美國從七十年代開始的長期趨勢，由全球化下低端產業外包、里根主義「滴漏經濟學（trickle-downeconomics）」等各種複雜機制共同促成。1980年以前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與經濟生產率的增長基本同步，但進入八十年代以後開始不斷拉開差距，二十一世紀後前者更是停滯不前；1971年美國中產與低收入階層的比例分別是61%和14%，到了2015年分別變為50%和21%；收入前1%人口所佔全國收入比例則從七十年代的10%上升到20%左右。　　對一部分選民——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來說，這種經濟焦慮又與身份焦慮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美國近年來拉美裔人口增長迅速，而白人比例則緩慢下降，預計將在未來數十年內減少到50%以下，令美國成為不存在「主體民族」的多元族裔國家。由於低端行業的崗位可替代性較高，從事相關工作的白人更容易感受到來自拉美裔（尤其是新移民）的競爭壓力，並將不景氣的就業狀況遷怒於「跑到美國來搶奪我們（白人）的飯碗、顛覆我們（白人）的文化」的後者。特朗普正是敏銳地察覺到瀰漫在白人選民中的這些焦慮，才會從參選一開始就高調宣稱「要在美墨邊境建起高牆阻擋非法移民」，將拉美裔移民與墨西哥作為首要的攻擊對象。對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美國優先」的口號也就在外交孤立主義的「美國內政事務優先」之外，具有了新的一層含義：「本土美國（白）人的利益優先」。　　從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出發，特朗普與「里根共和黨」的政策差異便都順理成章了。深陷經濟焦慮之中的選民，自然不希望政府完全放棄社會福利項目，更不希望政客們成天把精力放在墮胎權、同性婚姻、變性人如廁這些對經濟、就業、收入等等沒有直接影響的社會文化議題上。這些選民對自由貿易協定不抱好感，自是題中應有之義；至於對國際事務的介入，在他們眼中同樣是對美國資源的浪費，政府應該首先把財力和精力投入到國內經濟問題上來。當然，對「伊斯蘭國」和恐怖主義還是要狠狠打擊的，但是必須讓北約等盟友多出錢出人出力，不能讓這些所謂的盟友繼續占咱們美國的便宜；與此同時，既然穆斯林那麼喜歡搞恐怖主義，那就乾脆全面禁止他們入境得了，省得咱們美國人操心——通過在拉美裔之外把穆斯林也樹立為威脅迫在眉睫的文化假想敵，本土主義選民們的「正宗美國人」身份又一次得到了自我確認，其身份焦慮既得到了強化又得到了紓解（或者說恰恰通過強化而得到了紓解）。　　本土主義情緒必然會帶動選民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反智主義（參見拙文《民粹主義》）。前面已經提到，大部分特朗普支持者至今仍對奧巴馬是穆斯林深信不疑；這種陰謀論態度有時甚至會令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伊利諾伊州的共和黨初選採取的是選票上同時列出總統候選人與相應的黨代表候選人姓名以供勾選的「漏洞初選制（loopholeprimary）」；由於一些特朗普支持者的種族主義心態作祟，不願勾選那些姓名看起來不夠「白人」的本方黨代表候選人（比如RajaSadiq、Nabi Fakroddin、JimUribe等），導致特朗普雖然贏下了伊利諾伊，卻比按規則預期少拿了三張代表票。當然，並非所有這種案例都能一笑了之。比如近日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位義大利裔教授，就因為長得不夠像「典型本土白人」，又膽敢在飛機上演算數學題，而被鄰座的「愛國群眾」當成恐怖分子舉報，導致飛機停飛、機場大亂。特朗普倘若當選，這種情況勢必像火上澆油，愈演愈烈。　　所以共和黨主流精英對特朗普的恐慌和排斥是完全有道理的。然而特朗普這個怪胎的誕生，本身就是當代共和黨多年孕育的結果。沒有里根革命以來的「狗哨政治」，沒有共和黨極端派這些年極力煽動的拉美裔恐慌、非法移民恐慌、穆斯林恐慌，沒有孜孜不倦地扭曲事實、灌輸陰謀論的福克斯新聞台和保守派地方電台，沒有小布希政府以莫須有的理由發動的、既空耗國帑又令國際社會離心離德的伊拉克戰爭，沒有里根主義經濟學對收入不平等的加劇，沒有福音派在社會文化議題上的冥頑不靈和登峰造極於茶黨的對抗主義，特朗普不可能在共和黨中擁有如此廣泛的選民基礎，本土主義也不可能在共和黨初選中掀起如此巨大的浪潮。美國當代右翼極端主義政治的並蒂毒花——「特朗普現象」與「克魯茲現象」——自第六政黨體系形成伊始，便已埋下了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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