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至孝情懷

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兒時就立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青年時代即投身革命洪流。可以說在他心中，始終是將「大家」放在「小家」之前。他的一生，始終在為祖國和人民奮鬥著、拼搏著、奉獻著。不過，周恩來也常說，共產主義者並不是六親不認。在這方面，周恩來所表現出來的至孝情懷是感人至深的。　　想起母親，「那眼淚忍不住地要流下來」　　周恩來的生母名叫萬冬兒，人稱萬十二姑。周恩來在1946年接受美國記者李勃曼採訪時，曾深情地回憶說：「我的母親長得很漂亮，為人善良，生了三個孩子——我和兩個弟弟。現在，一個弟弟已死，一個弟弟尚在……」生母去世時周恩來只有9歲。從周恩來的追憶中，不難看出他對生母的懷念之情。　　在周恩來出生後，因他的叔父周貽淦去世，按照當時傳統習慣將他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陳氏撫養。陳氏受過教育，能作詩文。在周恩來五六歲時，嗣母就給他講《天雨花》、《再生緣》等書中的故事，這些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留學日本時的日記中，就記載有讀母親（嗣母陳氏）詩文並引起思念的文字：「我把帶來的母親親筆寫的詩本打開來念了幾遍，焚好了香，靜坐一會兒，覺得心裡非常難受，那眼淚忍不住地要流下來……想起來時光易逝，墨跡還有，母親去世10年了，不知還想著我這兒子沒有？」這滿含深情的文字，今日讀來仍令人動容。　　可惜，周恩來的生母和嗣母在他11歲之前就已相繼去世。在以後的歲月里，周恩來多次提到過這兩位母親。「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1946年，周恩來在重慶曾對記者說：「38年了，我沒有回家，母親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親恩未報！」「直到今天，我還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1950年1月，周恩來在一次為黨內外幹部作報告時也提到過母親：「1946年5月，我從重慶到南京，南京離我的老家淮安只有300多華里，我很想回去看看。因為淮安還有我的兩個母親的墳……」說到這裡，他禁不住聲音哽咽，兩眼盈滿淚水。可是，因當時所處的環境和身份，周恩來不便回鄉，留下了終生的遺憾。　　除了這兩位母親，周恩來小時候還有一位乳母。這位周恩來稱為蔣媽媽的善良女性，也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周恩來到天津讀書後，她還曾借了高利貸做路費去天津看望過周恩來。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多次向淮安赴京的親友打聽過蔣媽媽和她後代的情況。一直將父親一張不大的相片放在貼身的皮夾子里　　周恩來父親名叫周貽能，字懋臣，在周恩來出生前兩三年時更名為劭綱。周劭綱一生顛沛流離，走南闖北，四處謀生。雖然生活清苦，話語不多，但他十分有主見，對兒子周恩來投身革命「從不阻攔，在內心裡他是支持的」。1931年，他曾到上海，冒著極大的危險幫助周恩來做過通信聯絡工作。後來因鬥爭形勢嚴峻，父子又分別了。1938年1月，周恩來寫信給正在天津的父親，希望他能來武漢和自己一起生活。5月，當父親到達武漢那天，周恩來正在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老舍曾對當天的情形有過具體、生動的描述：「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高興能與這麼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麼親密，這麼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工作……最後（他眼中含著淚）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更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　　在以後的日子裡，雖然偶有小別，但父親基本上是和周恩來生活在一起。1940年，周劭綱和一些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的家屬轉移到重慶紅岩。以後，他就一直沒有離開紅岩，這裡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後一站。　　在忙碌的人群中，周劭綱有些孤寂。周恩來工作十分繁忙，也沒有過多的時間陪老人，但他囑咐辦事處正在病休的張穎等工作人員，抽空多陪陪老人。　　1942年7月，周劭綱生病發燒，後來病情轉重。老人非常想見見周恩來，而此時的周恩來也因為小腸疝氣複發，正住院治療。考慮到他的病情，鄧穎超和身邊工作人員並沒有過多提起老爺子的病情。他還想著父親的生日，在7月6日致鄧穎超的信中寫道：「本星期六齣院的計劃是打破了，因為開刀起十九天，應該是7號或11號，再過兩三天出院，也須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請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願意28號本天請人吃飯，那就不必等我回來，免得他老人家不高興……」周恩來十分牽掛父親的病情。9日，鄧穎超致信周恩來，其中談到父親的病情，說：「這幾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周恩來接信後很是惦念，並於10日複信鄧穎超：「我對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轉稟他好望精養。我這裡默禱他的康寧。」之後又細緻地指出：「爹爹的病狀，除瘧疾外，還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體力雖好，但他過分喜歡飲酒，難免沒有內虧。所以主治他的辦法，必須先清內火，消積食，安睡眠。東西愈少吃愈好，吃的東西亦須注意消化與營養，如牛乳、豆漿、米湯、餅乾之類，挂面萬不可吃。假使熱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則宜進行清胃灌腸，勿專當瘧疾醫。」　　這封信的字裡行間，表現出一個兒子對父親病情的關切，情感真摯、細緻入微，讀來讓人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可是，周恩來沒有想到，就在他寫信那天晚上，父親懷著對兒子的思念永遠地離開了。鑒於周恩來的健康狀況，鄧穎超和辦事處的同志們商定先不告訴他。「紙里包不住火」，周恩來還是在13日這天知道了。得知父親已經過世，周恩來悲慟欲絕，痛哭不已。當晚，他即為父親守靈直到拂曉。幾天後，周恩來致電在延安的毛澤東：「歸後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極，抱恨終天，當於次日安葬。」毛澤東很快複電：「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節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並注意以後在工作中節勞為盼。」　　在周劭綱老先生病逝後，蔣介石等國民黨政府要員和各界人士或致函慰問，或親往悼唁。《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就收錄有一封以周恩來、鄧穎超夫妻的名義致張申府先生的信：「申府先生道右：哀啟者，先嚴棄養，承蒙友好姻親多方弔唁，或勞玉趾，或辱瑤函，或賜挽章，或頒芻束，悼死慰生，無任銘刻。惟來以卧病之後，復當大事，心痛體弱，致未能一一登門踵謝，用答隆誼。惶悚之餘，特函告罪，請恕失禮。哀此奉復，諸維矜察，並頌道安……」在晚年生病住院期間，周恩來還曾對侄兒談起自己的父親。更須提及的是，周恩來一直將父親一張不大的相片放在貼身的皮夾子裡面，照片背面有他親筆寫的四個字：爹爹遺像。對族中長輩同樣十分孝敬　　周家是一個大家族，周恩來兒時和青年時代，得到過諸多親友的幫助，他對這些族中長輩同樣十分孝敬，盡量關心、照顧他們的生活，盡一些孝心。　　周恩來到東北求學，是四伯父周貽賡的主意。他在求學期間的費用，也由這位四伯父承擔。而在東北的經歷對周恩來又是至關重要的，他後來回憶說：「12歲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周恩來到天津以至後來在南開讀書，也是因為四伯父工作調動到天津的緣故。應該說，四伯父對周恩來的幫助和影響是非常大的。周貽賡1933年病逝於天津，此時的周恩來當然是無法前往弔祭，但他並沒有忘記這位在他人生里程中十分重要的四伯父。10年之後的1943年，周恩來曾同身邊的工作人員談起周貽賡：「伯父對我恩重如山。」　　幼年周恩來在生母、嗣母去世後有一段時間是和八伯父周貽奎、伯母楊氏夫婦（實際上是叔父、嬸母，只是按照周恩來過繼後的排序才稱之為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八伯父也曾教他和弟弟打算盤，所以，周恩來對他們夫婦感情很深。1918年1月，正在日本留學的周恩來接家中來信知道八伯父去世，十分悲痛，在日記中曾寫下滿含深情的文字，追念伯父並憂慮家中伯母的艱難。　　八伯母楊氏，晚輩稱為八太。八太在周恩來兩位母親去世後對他非常關心。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50年，八太曾帶著孫子到北京看望周恩來。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陪老人家遊覽了頤和園。1953年，八太到北京看病，又住了些日子。就八太治療等事，周恩來三次致信淮安地方政府，指示對於伯母的治療，在縣裡人民醫院治療即可，不必轉到外地，同時，醫療費用由他這裡出。信中還指出：「如果治療無效，一切後事也請你們代為辦理。但要本著節約和簡樸的精神辦理。現寄去人民幣200元作為治療和辦理後事的費用，如不夠時，請你們先墊付，到時候來信說明支付情況，我再補錢去……」後來，伯母去世，周恩來在致淮安地方政府的信中除表示感謝外，還特意補寄了25元墊支款。周恩來還有位做過袁世凱秘書的六伯父，名叫周嵩堯，原名周貽良。他早年中全縣第一名秀才，並經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頤和園集體召見面試，委為郵傳部郎中掌路政司，後曾在江蘇督軍李純處任秘書長，其間平息了江、浙兩省一場軍閥戰爭。在袁世凱稱帝時，他也曾上書勸說袁世凱不要逆歷史潮流而動。1949年12月，周恩來致信邀請六伯父來京。　　1951年，周嵩堯被中央文史研究館聘為館員，繼續發揮餘熱。他後來想回浙江紹興看看，可是，周恩來考慮到回去必將給地方帶來一些麻煩，未能同意，並勸老人家別回去了。六伯父通情達理，明白周恩來的意思，打消了返鄉的念頭。1952年3月，周嵩堯的獨生子周恩夔去世。周恩來體諒六伯父的心情，特意將其喜愛的曾孫周國鎮由揚州接到北京陪伴他。並且在老人家八十大壽的時候，周恩來在西花廳設家宴為老人家祝壽。更為難得的是，周恩來還親自下廚做了老人家愛吃的兩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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