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自序-《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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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慎之先生和吳敬璉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個品質：一個是獨立的精神，不屈服於任何政治壓力，敢於獨立思考；一個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學術良心，敢於批判現實

　　我一生中真正能稱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幾乎沒有，這可能與我的人生信條「君子之交淡如水」有關吧!也許是因為自己年輕時被劃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漸離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於故友和至交了!

　　近三十年來我在學術領域有所成就，可能與兩個人的啟迪有密切關係：

　　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與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屆全國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員會期間，他是法律委員會委員，我是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經常在一起開會。他那「右派」經歷與燕京大學的學歷和我相同，再加上我們對政治風 波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們之間的談話，可以說 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在我們去貴州視察工作 的途中，他對我說:你們搞法治的，最終會發現法 治的困惑在於政治，法治離不開政治，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你們是繞不開的。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也促使我更關心憲政，關心國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國改革的核心之核心。

　　另一位是吳敬璉先生。我與吳敬璉先生交往和合作，從北戴河中央召開的社會科學專家座談會算起，也快十年了。我和他是同齡人，在中國改革面臨的問題和出路上，我們的見解是驚人的一致。他常常講，中國的市場經濟面臨的主要危險是國家的過度干預，市場過度依賴於國家的公權力，就會造成「權貴市場經濟 」，所以他大聲呼喊市場經濟需要法治。我從經濟學家那裡得到了啟示並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國現今私權的保障，仍是市場面臨主要問題。而對私權的侵犯，或者叫對人權的侵犯，主要來自公權力的濫用。人權保障仍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

　　從李慎之先生和吳敬璉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個品質：一個是獨立的精神，不屈服於任何政治壓力，敢於獨立思考；一個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學術良心，敢於批判現實。在人生已屆80歲時，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實實地繼受這兩個品質，高舉獨立的旗幟，高舉批判的旗幟。

　　往時，曾參加過王鐵崖教授80壽辰的紀念活動，那時，我是以晚輩身份去參加的。今天，人們以我的80壽辰做紀念活動，我是以長輩身份來參加的。從1956年從教以來，我的學生中已經退休的就難以計算；從1979年復校以來，我的學生中在政法崗位上的數以千計；從1991年我開始招博士生以來，將近20屆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弟子們總是勸我寫一本回憶錄，將我的經歷留給後代。我一再猶豫之後，還是答應下來。起始是自己動手寫的，把我參與立法活動的經歷 寫了約十章近十萬字左右，又彷徨起來了，這些破爛東西有誰去看呀？一停筆就是半年多。後來我的學生趙旭東和其他學生們結合我八十壽辰的紀念活動，給我配備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記錄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形成了這本40多萬字的自傳。感謝陳夏紅先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傳在我80歲生日的2010年正式問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顧與總結吧!出版成書後，叫個什麼名字呢？我自己詩詞集中最喜愛的一首是《臨江仙·悲歌》：

　　「千言萬語滿胸臆，欲訴欲泣無從。長吁三聲問天公，為何射日手，不許彎大弓。翻雲覆雨人間事，過耳過目無窮。誰主沉浮與枯榮? 欲平心中憤，唯唱大江東。」

　　於是，從中選擇了「沉浮與枯榮」作為書名，講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與枯榮」。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麼重要了，希望這本書能夠給法學界的後輩們有所啟迪，那就不辜負寫這本書的初衷了。

　　謹以此序獻給親愛的讀者。

　　(本文系《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之序)

　　江平（1930年—）浙江寧波人。1948年-1949年，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1956年，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83年-1990年歷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還擔任七屆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1992年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1985年至今任中國經濟法研究會副會長；1995年至今任北京仲裁委員會主任。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

　　江平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民商法專業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批准的有突出貢獻、享受政府津貼的專家。曾當選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曾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等職；曾赴比利時根特大學、香港大學、義大利第二羅馬大學、日本青山學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授中國民法、羅馬法、公司法等課程，並獲比利時根特大學名譽法學博士，秘魯天主教大學名譽法學教授等殊榮。現仍然擔任著最高人民法院特邀諮詢員、國際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北京仲裁委員會主任、中國法學會比較法研究會會長等職務。

　　1948年，江平教授就讀於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8月被政府選派為新中國首批留蘇學生，赴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留學期間，擔任中國學生會主席，與當時擔任校學生會團委工作的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共同工作。1956年，他以全優的成績畢業，並懷著一顆報效祖國的赤誠之心回到祖國，執教於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北京政法學院。然而僅僅一年之後，江平教授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第一批右派分子，歷經了22年的磨難。但是，民主、法治的理想和信念在江平教授的心中從未動搖，並支撐他度過了漫長而艱難的歲月。

1978年，江平教授回到了闊別22年的講台，並先後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民法教研室主任、副校長、校長職務。 江平教授不僅是著名的法學思想家，更是著名的法學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為中國的法治建設披肝瀝膽，為中國的法學教育嘔心瀝血。他參加了《民法通則》、《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的制訂，並直接擔任《信託法》、《合同法》起草小組組長，以及《物權法》和《民法典》草案專家小組的負責人之一。

在承擔繁重的學校管理工作和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學任務之餘，他撰寫了《羅馬法》、《西方國家民商法概要》、《公司法教程》、《法人制度論》等教材和著作；發表了《羅馬法精神在中國的復興》、《完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思考》、《制定一部開放性的民法典》等產生廣泛影響的學術論文；而90年代主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律卷」所推出的系列西方法學名著更是為中國法學學子帶來了全新的視野。

除了上述成就，江平教授最具魅力的風采是他的演講，他是一位富有激情和思想的演說家，20多年來，他的足跡遍及全國所有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面對教師、學生、法官、律師、官員以及工商界人士進行過無數次學術講座，聽他的演講，人們譽為「靈魂的洗禮」。 江平教授從不迷信權威，他最喜歡的格言是：「只向真理低頭」。但在晚輩面前，他只是一位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長者。他始終將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作為自己畢生追求的目標，儘管實現這些偉大的目標還有待時日，但正如他在1967年寫的詩句：信是明年春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