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千年錯看史

中日千年錯看史（上）王東　更新於2010年09月2日 人與人交往當中，時有錯看對方的情形，或把惡人誤以為本心良善，或將好人疑心成貌忠實奸。要說錯 誤最嚴重的，莫過於熱戀中的情侶，情濃之下，明知是對方的缺點惡習，竟也視而不見，甚至還覺得別具魅力。這種陰差陽錯的彼此觀感，國家民族之間亦然。看看 中日兩國交往關係史，就會發現雙方的互相誤讀，已經有千餘年的歷史，至今仍沒有多大起色。一中國人看日本，往往是從大處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東瀛是海外島國，蕞爾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學習了不少中國文化，受我們的恩澤日久。這兩大印象，可以說在中國人心中已成無意識之定式，隨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盲目輕視也導致中國人總是無法真正理解日 本，更難以秉持對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態。古代中國歷史典籍極為豐富，但是對於和我們交流了千餘年的鄰國日本，記述詳盡而準確的實在鳳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聽途說的傳聞倒是太多。根據中方史料，兩國交往之肇始是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倭人部落到漢的樂浪郡獻貢。而魏齊王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國使團首次赴日「訪倭王」。魏國與日本建立交往的動機之一，據說是為了牽制吳國， 因其誤認為日本的地理位置「當在會稽、東冶之東」。（《魏志/倭人傳》）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對日本的情況有所誤識是自然的，因此，雖然日本名義 上被納入了中國的冊封體制（彼時日本仍處於分裂狀態），但雙方交往並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劉宋時期，初步完成政治統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請求領百濟、新羅 的大將軍稱號，這是日本對朝鮮半島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劉宋對此的回應是拒絕，可顯然並無了解日本形勢變化的興趣。《梁書》中稱：「東夷之國，朝鮮 為大。」這表明在中國的冊封體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鮮，而其試圖染指朝鮮半島的企圖是不被允許的。此後的幾百年間，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基本上屬於停滯 狀態，史籍中雖保留了《倭人傳》的條目，內容卻不脫《魏志/倭人傳》之巢窠。中日雙方的交往，在隋唐時期達到了第一個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 而，王貞平在《漢唐中日關係史》中指出，中國歷代朝廷「從未區別對待五世紀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實現了政治統一之後的日本」。他表示，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年）日使訪華，卻未像過去一樣向隋帝要求封號，「此舉是一個重要的外交信號：中日間的君臣關係已經動搖，日本已不再視 自己為中國的屬國。」這標誌著中日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不過，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對日關係上的表現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 兵，唐軍大敗日軍。經過此戰，日本對朝鮮半島的窺覷野心，和不甘心納入中國主導的冊封體制的桀驁都已顯露無遺，可唐廷卻並未深入追究。無論是《舊唐書》或 《新唐書》，對白江口之役均隻字不提，只在指揮該役的劉仁軌傳內寥寥述及。相反，唐廷還給予交過手的「抗敵之國」的日本使團以很高的尊重。唐玄宗天寶十二 年（753年），日本來使因不滿地位低於新羅使臣，在唐廷發生爭長事件。儘管關於此事件的真實狀況有所爭議，但日 本使臣在儀式上的排序的確位列諸多外國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後）。唐玄宗曾稱日本為「君子國」，日本在唐人的記述中「人民豐樂，禮義敦行」，其採用「漢 制」也多受褒揚。可事實上，日本此時已經大體確立了「日本中心論」的翻版「夷夏」觀念，在內部文書中，甚至有把「唐國」稱為「夷狄」的律令，並以朝鮮為 「近藩」，唐為「遠藩」。不難想像，這種態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會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對此渾然未覺，非但不計前嫌，還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來 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華壯大自身。唐朝的「寬大」緣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虛榮心過剩導致只求日本來使營造「四夷賓服」的假象自滿 呢？還是單純的馬虎粗疏，無暇也無意去了解日本的實際情況？依照史料分析，兩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種，都正如石曉軍《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書中所 言，表明了「唐人對日本的漠視。」唐朝曾數度派遣使臣赴日，但這些使臣們看來並未打探到有關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還有唐 使離日前向天皇辭別說「臣等多幸，得謁天闕」的有辱國格的記載（唐代宗大曆十四年，779年，孫進興出使）。雖然 我們可以懷疑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噓，但唐朝使臣沒有識破並揭露日本的帝國夢想是肯定的。這些使臣為何在回國後隱瞞了所見所聞，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 出使海路遙遠的日本當做一個不怎麼重要、純屬走形式可又有風險的差事，所以寧可「入鄉隨俗」，如王貞平所說的裴世清在見到天皇時「按日本習俗行禮似乎很不 得當」，但不過是「靈活應變」；二是日本方面也採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對唐構成公開挑戰。如孫進興訪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 稱天皇，雖受到廣泛反對，但天皇還是降座接受國書。日方的「華夷論」者為之慨嘆：「然遂降御座，嗚呼痛哉！」（關於唐使團訪日的記述，參見王貞平《漢唐中 日關係史》）王貞平還在書中細緻分析了中日兩國往來的外交文書，提出日本在文書中利用日語的音讀訓讀區別，有 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與唐國的對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書中以日文訓讀法寫做「須明樂美御德」，掩蓋了「天皇」的真實含義。唐玄宗開元二十 三年（735年），唐著名宰相張九齡起草的給日本的國書開頭稱「敕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敕」是對臣屬的用 語，「主明樂美御德」則明顯是把它當作了「日本國王」的名字。同樣的語言，用兩種讀法表達，在直書「日出處天子」容易惹麻煩的形勢下，是一個稱得上狡猾的 主意。但王貞平認為，歸根結底，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處理中日關係的隋唐官員「對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誤信傳聞，以為中日同種同文」。他們以中國人的心 態出發，只滿足於維護形式上的虛榮心，卻不知日本的真實信息已被忽視歪曲。交往多了，馬腳難免會泄露出來。《舊唐書》就記稱日本來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 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沒有把這個「屬國」放在心上。這是中國人的日本觀的一個異常不智的開始。事實上，中國人的大意實在是過分了，就在這部完成於五代的《舊 唐書》中，居然出現了《倭國傳》和《日本傳》並列的荒唐現象。兩篇文章的篇幅合起來不過數百字，對於倭國與日本究竟是什麼關係也描述不清。唐昭宗乾寧元年（894年），日本宇多天皇詔令廢止遣唐 使，唐朝亦久困於內憂外患，隨後的五代十國更是天下大亂，中日關係再次進入沉寂階段。直到宋代，兩國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間貿易和僧侶交流雖比以往有 所發展，但單純追求利潤的沿海商賈與旨在傳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並不能根本改善中國對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狀況。蒙古帝國的興起改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為他們的征服目標，可元軍兩次渡海進攻相繼受挫。 這裡要指出的是，若是對日本的自然環境、地理特點、國內守備等情報有更多的認識，元軍當不至於一敗再敗，至少應注意到登陸地和作戰日期的選擇。當然，南宋 和高麗的降軍、僕從軍戰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元朝中日關係的特點是官方往來斷絕，民間商貿繼增，特別是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形成 了一些專以海上貿易牟利的商團，在兩國都有利益，儼然成了「中日合資跨國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脅或阻礙，商團就可能蛻變成武裝勢力，這就是所謂「倭寇」 的起源。二進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徹底打擊張士誠、方國珍等割據力量的殘餘，更為實現一個農業帝國理想 中的「長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時，朱元璋以驅逐胡虜，匡扶華夏自居，也決心重建以中國為軸心的「華夷」國際秩序。這兩點，堪稱對明代中日關係 有決定性影響的基石。和過去一樣，朱元璋為首的明廷在關於日本的知識方面，幾乎沒有多大進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 入了「不征之國」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謹慎戒備的潛在對手。尤其費解的是，因為日本涉嫌捲入胡惟庸謀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訓》中亦指出日 本「雖朝實詐」，但他並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決意絕之」，即斷絕與日本的往來。有人認為朱元璋的處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兩次征討日本均告慘敗的 教訓影響，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於洪武四年頒布的詔書中說的極其詳盡明白。該詔書稱：「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 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 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 耳。」（《明太祖實錄》）詔書表明，貧苦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無疑不具備海權意識，對外向擴張的帝國政策持否定態度，其戰略思 想是以防禦性的「謹備」為主，重點放在北方內陸。基於這種立場，即使倭寇已經禍亂沿海，日本又並不規矩，他的對策也僅僅是強調「專以防海為務」。洪武朝的中日關係斷絕二十餘年後，在明成祖時期實現恢復。巧合的是，在熱衷於展示海上力量的永樂 帝執政期間，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現變化，喜慕中國文化的足利義滿將軍當政。這位因動畫片《聰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國人熟悉的將軍，對明帝國懷有罕見的恭 敬，主動稱臣納貢（有史家指出他的動機在於意圖取天皇而代之，故需要明帝國的支持）。他還應成祖要求消滅本國的海盜，其使臣將獻給明廷的二十名海盜頭目悉 數蒸殺於寧波。不過，足利義滿的「親華」是個人性的特例，為期也非常短暫，他在永樂六年（1408年）去世後，其 子足利義持政權在永樂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貢。而對於此際日本政局的變幻，從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後來的戰國爭雄，明帝國可謂一無所知。明朝對於 日本的了解，從永樂四年（1406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並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見一斑。該文云：「日本有國鉅海東……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殊異 羯與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成祖封義滿為日本國王的舉動更顯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體，對天皇與將軍的區別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義教恢復朝貢，但日本使團 訪華引起的麻煩不斷，成為明朝外國來使中最特殊的現象。而明朝的對應竟然尤甚於唐朝，幾乎是莫名其妙的無原則的寬疏縱容，乃至跡近怯懦。明朝對日本貢使的 人數、貨物數量以及不得攜帶武器等均有規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使團在臨清搶劫，毆傷地方官員，景泰帝卻以勿「失遠人心」為由 放過了他們。（《明史/日本傳》）成化四年（1468年），日本使團成員在北京殺人，成化帝仍拒絕了官員的逮捕兇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賠償白銀十兩，以顯示 天朝上國的寬宏大量。弘治九年（1496年），日本使團成員又在濟寧持刀殺人，明朝的處理辦法是將其上京人數削減到五十人。在此期間，日本使團還經常以漫 天要價、以次充好等伎倆試圖佔盡明朝的便宜，有時還以「失我國主之心」公開勒索、恫嚇。就性質而言，這一時期的日本使團入貢動機完全是為了牟取暴利，而且 不同的藩都力圖涉足，終於導致了寧波爭貢的惡性暴力事件的發生。嘉靖二年（1523年），寧波爭貢事件之後，給事中張翀 上疏稱日本「窺伺中土，得間則張其戎器，以劫殺為事；不得間則陳其方物，以朝貢為辭。劫殺則利民財，朝貢則利國賜，兼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 也。」應該說，張翀這裡所說的正是日本所謂「朝貢」的真實面貌，並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來始終秉持的對華政策基本特點，那就是「不以實對」兼「叛服不 常」，特點背後的原則則是利用中方的弱點耍盡各種手段攫取利益。遺憾的是，張翀儘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決辦法也不過是「絕約閉關，永斷其朝貢之 途」。（《明經世文編》）像張翀這樣的官員應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聲微。明朝對日本的形勢仍舊沒有求知的興趣，但張翀所說 的日本「窺伺中土」野心很快變成了現實。萬曆援朝戰爭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對日本的無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書石星不知兩國的既往關係，也不清楚「關白」 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興師侵略是為了獲得中國冊封。最貽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遊歷日本、認識豐臣秀吉的江湖騙子沈惟敬，結果此人「支吾中國，奉承日 本」，鬧出了自購珍玩假冒豐臣秀吉致明廷國禮的醜劇。堂堂大明帝國，以口若懸河的騙子從事外交折衝，堪稱奇恥。萬曆年間，明帝國實力已衰，「三大征」雖然都艱難獲勝，但消耗國力糜巨。在挫敗日軍侵朝之後，明 朝認為日本「圖逞之志未嘗一日忘」，「與其過而信之，不如過而防之」（《明神宗實錄》）。明朝沒有窮追猛打，犁庭掃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戰爭「費餉六七 百萬」，經濟負擔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這種進攻性戰略根本不符傳統農業帝國的性格。明帝國此際對日本的態度不過是通過使者帶話：「傳與家康，務要專 心學好，不可陽與朝鮮講和，陰懷異圖」，天朝有水陸勁卒百餘萬，「以待你國動靜」。（《朝鮮宣祖實錄》）這般言語警告的作用當然是有限的，因為日本當時對華政策的追求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文化學習或經濟獲 利，它開始試圖挑戰以明為核心的東亞政治體系，挑戰中國主導的華夷秩序。萬曆四十年（1612年），浙江總兵楊崇 業上報，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執中山王，遷其宗器」。（《明神宗實錄》）琉球與朝鮮一樣，同是中國華夷秩序下的藩屬，日本的侵略朝鮮、琉球顯然是欲去中 國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應也僅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備」的口頭表達層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層儘管看到了日本對華夷秩序的現實威脅，但未曾認清日本的真 正戰略理想，而僅僅把它當作了華夷秩序中一個不時犯混、不太聽話的邊緣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員」，對它的處理仍要以防備為主，以羈縻為輔。如果大張旗鼓地討 伐之，一來跨海遠征浪費人力財力，未必能得到什麼現實收穫，一旦失敗還顏面掃地；二來違背中國「修文德以服人」的對外政策傳統指導準則，顯得「堂堂天朝」 黷武狹隘。那麼，仍舊是東亞最龐大的帝國的明，在對日關係中為何表現得如此難以理解的保守甚至變態呢？首 先，我們要從所謂的朝貢體制尋找原因。雖然關於該體系的起點，學者們意見並不統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貢體制的理論與實踐自有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並與中國 國內與周邊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由於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徹底地推行朝貢體制和貢舶貿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因此在明朝前中期， 朝貢體制達到了理論上高度完備，同時實踐上也高度僵化的階段，這種狀態到晚明出現了巨大裂痕，進入滿清則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朝貢體制的本質，與其說是外交政策或貿易手段，不如說是一種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費正清所說，皇帝 奉天承運統治天下，「如果四周遠人不承認他的統治，他又怎能令中國百姓臣服呢？在中國，權威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統治工具，而朝貢能產生權威。」（《朝貢貿易 與中西關係》）也就是說，萬邦來賀、四夷賓服的盛況，是對皇帝統治權之合法性的有力證明，絕非僅用虛榮心膨脹所能解釋。明朝在對外交往上最積極進取的永樂 帝，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因為異域眾國的紛紛來朝有助於營造「天命所歸」的印象，緩解對他武力篡位的質疑。既然朝貢的真正意義在於「藩屬」究竟來還是不來，則其來朝的動機、目的、表現都是次要問題。只要 日本肯來「朝貢」，明廷不惜聽任日本使團為所欲為、囂張放肆，也甘願在經濟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讓步（稱之為「恩惠」）。同時，明廷對對方的真實情況也缺 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願深入追究。所以，這種一切為了渲染「德被遠人」表象的做法，不僅是中國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 化理念上的深層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國人看來，冊封與朝貢的體制足以印證著歷史的光榮，並昭示中國曾長久佔據古代東方 政治格局裡當仁不讓的支配地位，這是對概念與現實有意無意的混淆。現實中，中國的冊封與朝貢體制在大多數時間內只是一種主觀願望，尤其是面對北方強大游牧 民族的威脅之時，和親、歲幣乃至稱臣的選擇都並不稀奇。僅僅指責明朝在中日關係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時在《劍橋中國秦漢史》中所指出：「對於 漢朝來說，西域貢賦的重要性主要是作為一種政治歸順的象徵，而不是它的實在價值。另一方面，對於西方諸國來說，貢納就是貿易的官方託辭。」距離長安超過5000公里的粟特「從未對漢朝的權威表示過應有的尊敬」，卻堅持參加貢納體制，「唯一的目的是為了貿易」。這種貿易的特點 是中方往往在實利上虧本，但帝國的政治理論和榮譽感又不容輕拋，於是便如毛軫119年所奏「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最可 悲的是，即便是虧本生意，也從未換來邊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機會就會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奪侵擾。而每當此時，「閉玉門」的論調就會被提出，這與明代的 「絕約閉關」異曲同工。對於朝貢體制這個「政治神話」（蘇聯學者L.Perelomov 和A.Martynov在《霸權的華夏帝國》中稱之為「政治怪物」）本質的尖銳剖析，在當代中國仍做得遠遠不夠，特別是在近現代屈辱史的對照下，古代的 「輝煌」更易被人工修飾放大填補自卑感，這也成為阻礙中國人理解並適應現代國際關係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關係的問題，從兩國交往之始，中國就單方面地把日本納入了自我為中心的冊封與朝貢體 系，必須注意，這種立場是「單方面的」；與朝鮮、琉球等國家不同，基本統一後的日本並未心甘情願地將自己定位於這個體系，相反，它吸收中國的「夷夏」觀念 後，反而試圖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為了避免和強盛期的中國發生直接衝突，在那些時段，日本一般會採取虛與委蛇的兩面策略，政治上滿足中方的 「面子」，撈取現實的經濟、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連日語的音讀、訓讀兩種發音也在遮蔽其真實意圖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總之，有明一朝，羽翼漸豐的日本實質上已經初現在東亞欲與中國分庭抗禮的積極意向和作為，豐臣秀 吉在《答朝鮮國王書》中更提出要「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只是明帝國出於種種原因，對此保持了一貫的懵然和無視，其對日政 策大體可以概括為：「是彼有資於我，而我無資於彼。忠順則禮之，悖逆則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傑《日本考》）Normal 0 7.8 磅 0 2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普通表格;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 mso-para-margin:0cm; 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fareast-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中日千年錯看史（中）三進入清朝，中日兩國內外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總體來說，由於江戶幕府奉行鎖國政策，清朝亦在後來實行海禁，雙方的接觸遠沒有明朝密切。易惠莉認為，「有清以來二百年間中日兩國政府關係隔絕，除維持對雙方均有需求的長崎貿易外，兩國再無任何政府和民間的交通渠道，從而日本成為清代中前期對外關係中唯一的例外。」（《清代中前期的對日關係認識》）和明相比，清的日本認識最大的轉變是跳出了朝貢體系的圈子，即承認「日本於中國是在朝貢體制外的特殊國家」。（易惠莉，同上）此前的元、明定國之初都曾向日本遣使，要求日本奉貢稱臣，清則一直無此做法。滿清馬上得天下，對相對陌生的海洋事務，態度尤為保守閉塞，這不足為奇。另外，明鄭勢力覆滅後，滿清大力經略的是漠北、新疆和中亞內陸，鎖國時代的日本亦未曾對其構成直接威脅，雙方相安無事。唯一的潛在問題是琉球。薩摩藩在明季入侵琉球後，雖由德川家康將琉球國王送還，但琉球實已淪為薩摩操控的傀儡政權，僅在名義上仍為清朝的藩屬。1649年，順治帝遣使往琉球，薩摩藩就清廷倘若提出剃髮易服的要求如何對應詢問江戶，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受。為了蒙蔽清廷，以免惹火上身，薩摩採取了諸般欺詐手段：當清廷來使抵達，便暫時掩蓋撤除薩摩在琉球的存在；薩摩駐琉球官員不干涉琉球政權的人事、祭祀等重要事務；頒布《對唐人應答手冊》等書籍，要求琉球人在遭遇清人或漂流到清帝國時懂得遮掩應對，必要時可以把有日本有關的事物統統拋棄……（參見劉曉峰《琉球，一八七五》）這些做法的動機，就是為了避免侵略琉球的實情曝光，導致和清正面衝突。在明清時期的中日交往中，以薩摩為代表的九州強藩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江戶幕府雖然鎖國，但薩摩能通過隱秘控制東亞海上貿易的樞紐琉球，繼續從中獲利。不過，與明一樣的是，清亦對日本沒有多少認真了解的願望。很難想像，清會對薩摩在琉球的作為一無所知，只是仍採取了一種近乎自欺的立場。然而，假如說明朝的對日態度是受縛於「華夷秩序」和「朝貢體制」的主觀想像，那麼，清朝的態度可能恰恰相反，即意識到了「華夷變態」的現實，已令中國喪失了傳統的意識形態核心性和優越感的存在前提。宋元交替以來，「華夷變態」觀念對中日關係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但基於複雜的原因，這一問題直至當代中國也很難得到深刻而坦率的探討。易惠莉在文中指出，清中前期的中國士大夫們一方面繼承了對域外知識缺少追索興趣的性格，另一方面，中國「由夏變夷」的現狀使他們在面對抓住了這點痛處的日本時，往往會感到別有一番難堪的滋味（參見葛兆光《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進而更加減弱了與日本打交道的意願。易惠莉文提到的大儒朱彝尊便很有代表性。他不顧「日本職貢不修」的真相，仍把日本列為「屬國」，而對日本史籍《吾妻鏡》，更想當然地把「吾妻」理解為某個島嶼（迄1884年，文廷式才從來華的日本學者岡千仞處得知其指稱關東地區的真實含義）。中日官方的再次直接正式交涉，要等到1870年的日使柳原前光訪華。在西方勢力深深涉足東亞的新政治格局下，清如何來處理中日關係呢？曾國藩提出：「彼國習聞前代故事，本無畏懾中土之心，又與我素稱鄰邦，迥非朝鮮、越南、琉球臣屬之國可比。其自居鄰敵比肩之禮，欲仿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同樣力主簽約的李鴻章也認為日本向非中國屬國，不奉正朔，與朝鮮、越南不同，因此應「羈縻之」，還有與日本聯絡共御西方列強的想法。翌年，中日雙方在天津簽訂《修好條約》，正式確立了對等的國家關係。這一事實表明，儘管中國仍視日本為小邦，但終於公開放棄了名義上視日本為藩屬的想像，在西方國家帶來的外交規則衝擊下，（縱然是不情願地）承認了日本是與中國地位同等的國家實體，中日關係也從此進入近代新階段。（參見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對日本與中國歷史關係的判斷，表明了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務實觀點。可是，以知洋務著稱的他們並不清楚，日本國內此際已是「征韓論」甚囂塵上，吉田松蔭等還提出了「北割滿州，南據台灣」，即將中國、朝鮮視為日本崛起的侵略掠奪對象的戰略，最終成為了日本的國策。非但李鴻章寡聞，石曉軍在《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書中描述了彼時清人對日本的認知，頗多好笑的案例。浙江陳其元在1874年寫的《日本近事記》中稱明治天皇還政是「篡國」，更呼籲「選勁旅萬人，徑搗長崎，進逼倭都」，幫助幕府恢復舊制。石曉軍指出，陳其元痴人說夢般的狂言「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界相當大一部分人的對日觀念。」接下來的二十餘年內，日本一面改革自強，一面在出兵台灣、吞併琉球和介入朝鮮等事件上，處處挑戰中國，特別是琉球置縣與強迫朝鮮簽約，樹立霸權之意昭然若揭。但是，清朝方面依舊渾然不知日本國內日新月異的變化，對其處心積慮和實力增長不加在意，主流看法還滿足於對「彈丸小國」的盲目輕蔑。在國際交往的實踐中，清廷屢有將日本置於比西方列強低等地位的輕侮性做法，空洞的征日說竟也一度甚囂塵上。到了甲午戰前，中方由上至下，主戰派群情洶洶，大有滅此朝食、夷平東京的驕狂。結果，這種驕狂很快就被海陸戰場的全線慘敗證明了是何等的虛妄。在清代，對日本具有確實了解的中國人並非沒有。易惠莉提及早在康熙年間，名不見經傳的下級官員郁永河就在所著《海上紀略》中寫道：「日本即古倭夷，于海外為莫強之國，恃強不通朝貢，且目中華為小邦，彼則坐受諸國朝貢，夜郎自大，由來久矣。」他對日本的政治體制、社會習俗都有遠遠超出同時代人的見識，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和著作都只有無藉藉名的命運。清季注意到日本的第一位清醒者是曾任駐日使館官員的黃遵憲，他完成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的《日本國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稱得上有價值的日本研究專著，然而，此書的出版卻拖到了清被迫割地賠款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戰敗後，清人對日本的看法一下子發生了重大轉變：東瀛島國一躍成了足為樣板的「老師」。殊不知中日兩國本質迥異，原不能簡單的照貓畫虎。從1898年至1911年間，至少有2.5萬名中國學生赴日本留學，馬里烏斯－詹森認為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份子移民潮」。（《日本與中國：從戰爭到和平1894-1972》）可是，有證據表明，「中國留日學生的總體水平低得可憐」（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學問較深的專業人才「百無一二」。後來曾任司法院長的同盟會元老居正是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畢業生，但據說他的日語水平不敢恭維，反不如曾陪伴他在日生活的妻子。（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特意挖苦了這些連日語都不會的中國留日學生們。）留日學生的水準低下原因複雜，但和其龐大人數相比，尤顯問題之突出。美國學者任達指出，這種蜂擁留學日本的現象背後，暗示著把日本當做「墊腳石」，「使用後便遭拋棄」的理念，而「這種態度對近代中日關係牽連極大」。他認為中國人從內心深處是「傲慢的和麻木不仁的，說明了並未把日本以其本身資格作為一個國家，或作為一種文化而表示興趣或適當評價。」中國的這種態度「一直為兩國關係蒙上一層陰影。」在那些年的十餘萬留日學生中，能夠達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層結構的層面上剖析闡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東渡者雖眾，但用戴季陶的話講，實利主義和自大思想這兩大害，使他們不曾「切切實實地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功夫」。他特別提到描寫了日本社會生活的平江不肖生的《留東外史》，指出即使是對日本社會黑暗面的觀察亦「膚淺而錯誤」，而中國人對日本社會的「觀察錯誤和判斷錯誤是很普遍的」。另一方面，甲午之戰意味著東北亞的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日本開始成為中國一個無法躲避的利益覷覦者，而中日關係也逐漸變為中國外交關係中最重要最複雜的部分。留日的陳天華在《絕命書》中寫到：「今日而欲與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鮮也；居今日而欲與日本相離，是欲亡東亞也。」但是，與其說如何處理對日關係讓中國人感到迷惑，還不如說是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前景的懵然。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日軍神尾大佐率代表團訪華，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神尾對張稱甲午戰爭「彼此俱誤」，而在「西洋白人日熾」的形勢下，中日兩國「同種、同文、同教」，應該加強聯絡。（《張文襄公全集》）神尾的說辭帶有明顯的哄騙色彩，其意在於為在華繼續擴張殖民權益營造遮掩的幌子。可是，此等謊言竟為張之洞所相信。一代名臣這般天真，實在可笑，究其原由應當還是對日本的無知。任達在《新政革命與日本》中提及，張在給總理衙門的報告中「仍蔑視日本為倭，將日語模糊地稱為東文」。張之洞在輕蔑中夾雜推崇的複雜心態，可以視之為近現代以來中國人對日本的主流看法。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盲目情緒混合一處，結果是無論輕蔑或推崇都全無理智可言。但張之洞的幼稚非其個人特例，清季很多中國人都相信所謂「黃白種爭」之論，並因此抱有中日合作的幻想。章太炎在1897年的《亞洲宜自為唇齒論》里，稱中國可以依賴的國家惟有日本，甚至連日本挑起甲午戰爭也被視為俄國壓力下迫不得已的「自救」。此類觀點一度頗為流行，上海《申報》刊登於1899年的一篇評論，還鼓吹與日本結盟，而日本未嘗不為發動侵華戰爭感到懺悔，所以一定會接受中國的建議。（參見伍國《亞細亞的孤獨者：十九世紀末的中國自我認同》）以上諸般與虎謀皮的愚蠢觀點，已經瀕臨滑稽的地步。但這種荒唐幻想的流毒很長，羅志田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表現形式》文中以後來胡適的心路歷程為例，點破了此一觀點的可笑：日本人雖也主張「黃白種爭」，卻只是利用它來「為其征服中國正名」，因敗弱的中國要在「黃白種爭」中服從日本的領導。一戰爆發之後，以二十一條事件為標誌，中日關係徹底結束了表面上較為和緩的時期，轉而不斷惡化。日本加強了對華的打壓和干涉，而中國人對日本的反感仇恨則與日俱增。不過，對於凡和日本沾邊便一味排斥反對的做法，戴季陶稱之為「智識上的義和團」。這種情緒化的極端趨勢，和日方互為促動，最終令兩國關係陷入惡性循環的境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戰爭。（參見美國學者柯博文《走向最後關頭：中國民族國家構建中的日本因素》）戴季陶的那本《日本論》，至今仍堪稱研究日本的佳作，也得到了日本學界的重視好評。可問世近八十年來，中國人的類似著作尚未有與之媲美或超越者，更加凸顯了中國對日本的誤解、無知是何等根深蒂固。2005年，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在中國素以象徵文化水準與社會良知聞名的媒體《南方周末》發行了紀念特刊，其開篇社論的第一句就是「日本在一千多年來屬於中國的朝貢體系」，論者顯然不具備對日本歷史的基本掌握，卻滿懷民族主義的亢奮。此等謬論堂皇刊載於影響力甚巨的主流傳媒，給受眾帶來的誤導可想而知。美國歷史學家柯文在《在傳統和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中，以最早直面西方的「新人」之一的王韜為例，指出他對日本自相矛盾的變化觀點，時而讚美時而痛斥的反覆，來自於中國人「一種讚賞、妒忌和鄙視等混在一起的複雜感情」，便產生了「既愛又恨的深刻矛盾感」。而究其原因，易惠莉對清士人在東北亞國際關係實情面前的精神狀態的評語，仍舊是極為恰當的：「不能坦然面對」。這個評判之後一直到現在，還能普遍適用於中國人的對日看法，特別是在經歷了殘酷的八年全面戰爭之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二十多年的外交隔絕之後，以及在今天自詡國力日漸強盛的社會氛圍之下，「坦然面對」似乎愈發困難了。四日本人看中國的情形，則剛好和中國看日本相左。若說中國看日本如同只見粗略的樹榦影子，不在意它長出了何等樣的枝葉；那麼日本看中國就是盯住了細支末節，全力鑽入牛角尖，卻總也找不到合適的概括與結論。這裡要注意兩點，一是中國疆域之廣袤，社會之繁雜，令日本人容易陷入細節的汪洋大海；二是中國歷史綿長悠遠，進入近代以來變動劇烈，使得日本人常常在昔日與當下的中國之間不知所以。從唐代起，日本就極其在意搜集中國的各方面資料，鉅細無遺的程度簡直比中國人自己還要用心。唐人記載日本留學生回國，多是傾囊買書；遣唐使更是廣泛著手，力求將唐朝各個領域的最新情報迅速反饋日本加以效仿。石曉軍的《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對此有詳盡的介紹，並且總結出日本對唐觀察的最大特點莫過於「細緻」。日本中國史巨擘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里屢屢提到，某朝代某典籍「在今日的中國已經失傳，但我國仍有保存」，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日本對中國資訊的博收廣攬。直到江戶時代，著名學者藤原惺窩仍主張：「異朝（中國）之事，諸事宜知。」在鎖國的大背景下，雖然只有長崎作為中日貿易往來的唯一地點，但日方仍通過各種方式調查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信息，以「唐風說書」呈報幕府。故此，清浙江督撫李衛在呈雍正帝關於日本的奏摺中稱：「夷人每事訪求天朝故實新聞，諸樣書籍無所不有」，還聘用具有法律、軍事等專業知識的中國士人。這種重視中國情報的傳統在日本由來已久，就造成李衛所說的「伊要得內地之信頗易，而中國欲知其的耗實難」。黃遵憲後來在《日本國志》的自序中說：「昔契丹國主有言，我於宋國之事纖悉皆知，而宋人視我國事如隔十重雲霧」，用來形容日本和中國的相互訊息把握狀況可以說非常恰當。甲午戰爭之後，在中國留學生大批赴日的同時，日本人來華的數量也急劇增加。特別是清末民初，日本人可以自由往來中國，無需簽證審查，所以他們的履及之廣，遊歷之久都遠勝以往。今日的《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講到川西雪山，亦承認中國現在出版的地圖與實際地形不相匹配，而日本人在二十年代畫的地圖竟畫得絲毫不錯。有關抗戰的中方史料中也可見到中國軍人的感慨：日軍侵華期間的軍用地圖，往往比中國軍隊所用地圖更加詳准。近年，中國發生多起日本人來華非法測繪的案件，可見其傳統之一脈相承。戴季陶在《日本論》開篇曾說道：「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店裡去看，日本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歷史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每一個月雜誌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長住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近年出版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餘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這種「中國主題」的熱鬧於今亦然，然而，戴季陶所說的數量，似乎並沒有造就相等的質量。對中國細節情況的大量掌握，非但並未有助於日本對變遷中的中國有深切完整的認識，反倒常常衍生了危險的誤解。1862年，高杉晉作等日本武士受命前往上海，是為明清交替以來的首次正式訪華。高杉等人寫了不少旅行見聞，記錄相當詳細。此後，一些來華的日本人也寫有類似的遊記、報道。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圍繞中國的負面現象落筆，舉凡軍隊的羸弱、市面的髒亂、經濟的凋敝和民眾在西方人欺凌下的怯懦，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他們所寫固然是中國混亂的現實，但被大量的陰暗細節佔據了視野，更由此得出小覷中國的結論，未免為日後日本人的中國認知開啟了一個不怎麼樣的篇頭。在此，我們有必要提及研究中國文學而聞名的日本學者竹內實。竹內實發現，在日本作家以中國題材進行文學創作的領域內，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作者越是想掌握中國社會的內存機制，越是收集細節的事實，其作品卻越是概念化，人物也越發生動不起來。這使人懷疑，他們是否確實了解中國民眾的生活。」這種被細節扭曲，自以為瞭然洞悉實則謬誤千里的心態，在國家政策層面引起的錯誤後果要嚴重得多。日本人的細節迷思，加重了他們對中國正在發生的巨大本質變化的盲目。而拙於應變的毛病，本來便是日本人對華錯誤認識的又一個致命痼疾。竹內實認識到了此節。他提到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很喜歡《大鐵椎傳》，訪華時曾去遼寧的湯崗子溫泉，時值夜晚，夏目不禁念起「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的一段話；而另一位日本作家小林秀雄參加了侵華戰爭，他寫道：「在中部支那剛剛打完仗的地方，我望著成千上萬的難民，禁不住自問：自己了解那些人嗎？而那時我為自己感到驚訝，因為我只能想到例如在學生時代學到的《詩經·桑柔》編里那樣的句子。」從這些例子，竹內實認為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國的經典「已經如何紮根於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也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在古典的、理論的中國和當前的、現實的中國之間是如何的難於把握。以「萬世一系」自傲的日本，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根本無視中國的現代化歷程，要知道那是一場空前深刻、廣泛、劇烈的變革。日本人面對這一進程正在進行時的中國，不斷地陷入以舊眼光、老看法來生搬硬套新事物的困窘。在對華認知的僵化偏執方面，駐華日軍（以陸軍為主）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研究的對象。他們人數不少，分處中國要地，尤其是對日本國內的政策、輿論有強大的影響力。然而，他們幾乎無人認識到中國正在經歷的變革與其意義。前面述及的神尾大佐，與日後主管中國留學生在日軍事教育的福島大佐，在任達的著作中都被稱為「支那通」，這個稱號也屬於此後的土肥原等日本軍人，可他們「通」在何處？他們有的曾在中國長期居留，結識諸多中國軍政要人，但這究竟是否就算得上了解中國了呢？不妨舉一個例子。臼井勝美教授在《日中外交史/北伐時代》中寫道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齊藤恆少將「是日本陸軍中馳名的中國通」。這位「中國通」在1927年初寫了一篇表達他對中日關係基本看法的文件，說道：「處身變幻出沒、離合聚散，不可捉摸的中國政局，不羅列虛構的議論和無從實行的美麗辭句，而應以建國以來日本帝國的神道亦即以八弘一宇、恢宏天業為宗旨……為確立如何使中國均沾王化的具體方案，必要時當干涉其內政，並以強大的武力為背景，舉凡妨害天業者應為剷除，斷然向王道邁進。」1927年是中日關係朝向惡化發展的轉折時期，像齊藤恆這樣的「中國通」軍人，是最重要的幕後推手。從他的以上言論，不難看出他的「以不變應萬變」是何等荒誕。他看到了中國的變化，但固執堅信一切在皇軍武力威壓下不值一哂，實為對此變化本質的無知。齊藤恆之流絕非個案。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寫道：「支那是一個社會，不是一個國家，或者說是一個土匪的國家更恰當。」另一位對日本戰略決策有過重大影響的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在《滿蒙問題之我見》中則稱：「支那人果然能建設近代國家么？對此頗有懷疑。我深信，在我國維持治安之下，謀求漢民族之自然發展，方可為彼等帶來幸福。」（參見讀賣新聞社《檢證戰爭責任》）參照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模式，中國是社會而非國家的看法，在討論西風東漸之前的傳統中國狀態時自然有其價值。但自清末起，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日益興起，也不斷推動著朝向民族國家的轉型。對此，日本軍人們的態度是蔑視和漠視。五四之後，中國民族主義浪潮進入新的高漲階段，與日本在華利益發生愈發嚴重的直接衝突，駐華日軍也變成一個對中國的「反日」浪潮最為敏感的群體。他們很容易看到無數足以證明中國羸弱但反日的細節，卻從不看到這些細節是日本對華暴力對抗政策的結果而非原因，也從不看到中國在變動背後蘊藏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巨大能量。此二因素交織，令他們的反應迅速滑向非理性泥沼。1935年5月，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在給參謀本部的電文中稱，中國致力於改善中日關係的努力「僅僅是為了迴避內外形勢特別是日本的壓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並得出「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其改變了政策」的結論。此前的年初，蔣介石以徐道鄰的名義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已經全面闡述了國民政府希望緩和雙邊關係，但不能無原則退讓的對日政策。而駐華日本軍人的看法，從中國存在「反日」政策的前提，到其「日漸增長」的結論，完全沒有準確度。同年9月，華北駐屯軍司令多田駿發表《日本對華之基礎觀念》，稱國民政府「仍不停止暗地裡的反日工作」，甚至妄言蔣介石會與蘇聯「結合」，「妨害帝國政策」。《讀賣新聞》在2006年出版的《檢證戰爭責任》一書中，專門提到了這些駐華日軍的「支那通」們，直指他們既是侵略中國的「尖兵」，也是將日本導向戰爭之路的重要禍首。針對這種對華偏激論斷導致的政策失誤，日本某些外交界人士在戰後亦追悔不已。代表日本簽訂降書的前外相重光葵歷任駐上海總領事、駐華公使和駐汪偽政權大使，在華外交經歷相當完整。他在戰後寫就的回憶錄《昭和之動亂》中指出，日本對華政策的最大錯誤，就是未能洞察到中國在一戰後民族主義的覺醒，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因此始終不曾改正短視操作與暴力脅迫的手法，最終鑄成大錯。另一位曾任外務省東亞局長的外交官石射豬太郎主管過對華外交，他在戰後寫有《外交官的一生》一書，亦認為日本之所以發動侵華戰爭，是出自對中國彼時國內情勢的錯誤判斷，漠視中國的民族自覺、國力增長和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內涵。綜合他們的觀點，一言以蔽之：日本未能理解中國的「變」。作為與之交鋒的對手，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有專門章節論述日本侵華戰爭的戰略失敗。他指出，日本之所以擴大戰端，企圖征服中國，乃是由於錯覺。這錯覺既包括對中國貧弱的小覷印象，也包括對滿、蒙異族成功入主並統治中國的「經驗」熟知，卻全不顧及中國的情形已經發生了本質性變化，固有陳見並不適用。李宗仁所說日本軍方以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方式投入中國戰場，最後泥足深陷，就是在錯覺之下的拙劣招數。中日千年錯看史（下）五過度沉湎細節，不能與時俱進，這可以看作日本人在錯看中國上的「技術性」因素。如果要進一步從立場上分析，則必須指出之所以如此的一個重要根源：日本人的華夷觀念。關於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伊藤一彥在《戰後日本對中國印象的變遷》中指出，明治維新以前或可稱為「敬仰期」，此後至二戰則為「輕侮期」。但是他發現，即便在「敬仰期」內，也產生了極力否定中國文化影響的國粹主義觀念，而在「輕侮期」里，「對中國古典熱烈的崇拜」依舊存在。這個現象的根源，還是要到「華夷」觀念上去尋求答案。前面已經談到日本在對唐交往中的「華夷」觀念的濫觴，事實上，在東亞引進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之前，國族認同基本上是以「華夷之辨」的形式存在的。對於中國，日本「華夷論」的極端會指其為「夷」，溫和者雖承認中國也算「華」，但對日本不像中國頻有「華夷變態」的危險而驕傲。中國的兩宋時期，先是與「夷狄」的遼稱兄弟，再向金稱臣，最後為元所滅，在日本人看來就是一系列的「華夷變態」。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理解在日本對華態度的表象性變化背後，一以貫之的正是逐漸強化也愈發僵化的日本中心的「華夷」觀。《明詩綜》中，錄有日本使節答里麻的《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一詩，很有趣也值得分析。該詩云：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瓮蒭清酒，金刀膾紫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這首詩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日本對自己才是「華」文明保有者的自信。然而，洪武帝本來就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日使的這番表白當然會令他「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征之意」。（梁章鉅《日本》。但洪武帝欲征日的說法或言過其實，參見前述）以此觀之，日本以自我為中心的華夷觀念已經非常頑固，竟至不顧明帝國截然不同於蒙元政權的漢人王朝性質。明清陵替，對日本的「華夷」觀念有進一步的推動作用（不能忽略流亡日本的明移民朱舜水等人的影響）。學者山鹿素行的思想變化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他早年原本推崇中國文化，稱「漢土之所以稱中國，是居天地之中」，中國「聖人君子世興，仁義忠孝之說行」。但在43歲那年，他突然來了個大轉彎，對中國改持貶抑。那年是1665年，南明永曆帝在兩年前遇害，儘管台灣鄭氏仍用其年號，但明朝已經徹底覆亡。山鹿素行的突變，應當不只是一個巧合。在批判中國的同時，他把日本稱為「葦原中國」，並強調「人有華夷」，日本應是四夷來朝的「神國」。山鹿所代表的由「華夷」進而「神國」的觀念，對日後的影響甚巨。（參見林慶元、楊齊福《「大東亞共榮圈」源流》）黃俊傑的《論中國經典中「中國」概念的涵義及其在近世日本與現代台灣的轉化》中除了山鹿之外，還提到了淺見炯齋。他提出「吾國知《春秋》之道，則吾國即主也。」中國由最初的地理性概念，變成了飽含文化優越象徵意味的政治概念。黃文引用《戰國策·趙策》一段關於「中國」的表述最為詳盡：「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依此邏輯，不論地理所在，一個確信自己「知《春秋》之道」的國家就可以自稱中國。西方勢力插足遠東之後，在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衝擊下，東亞被迫作出轉型的回應，而日本充分利用的固有思想資源之一就是傳統的「華夷之辨」。尤其是在對中國、朝鮮的政策上，「華夷」觀念得到了空前加強。這個「華夷」的概念擯棄了衣冠禮樂的傳統內容，將它置換為「先進/落後」、「文明/蒙昧」、「理性/野蠻」的二元對立範式，而中國與朝鮮被徹底置於「夷」的地位。甲午戰爭的勝利，台灣、朝鮮的擴張，在華殖民利益的擴大，日俄戰爭後躋身列強的一系列成功，都讓日本的對華看法越來越囿於「華夷之辨」的狹隘見解，這就理所當然地講日本人的眼光凝視在中國的陰暗細節之上，亦對中國已經和正在發生的變動視而不見。無論是福澤喻吉的「中朝惡鄰」論，還是北一輝的「保衛亞洲盟主」論，其實都以日本式「華夷」觀為基調。即使直到今天，曾任外相的麻生太郎、著名右派石原慎太郎等人對中國的種種評判，仍然不脫「華夷之辨」的老路子，只不過將「華」/「夷」的分野套上了所謂「民主自由」或「市民社會」的帽子。弔詭的是，不管怎樣鄙視當前的中國，日本終究無法根絕其與中國古典文化的血緣關聯。在連天皇的帝號都要來自中國典籍的背景下，「神國」意識形態的建構也必須對古代中國文明保持尊崇和敬畏，此際卻又對近代以降的中國加以輕蔑排斥，這個古怪的「華夷」體系便在悄然之間發生了不可遏止的分裂。這是近代日本對華觀的一個基本特徵。而日本人所了解的中國之古，又往往來自書籍和轉述，本來缺少實際印證，分裂的傾向亦越發加劇。結果，在時間、空間的兩個維度內，日本人看到的中國都宛如碎裂鏡子折射出的景象，真實的中國便消隱得越來越遠。當然，在日本人當中，頭腦清醒者也仍舊存在。日本雖然在甲午之役戰勝，學者勝海舟卻在《冰川清話》中寫道：「支那也有支那的長處，只是沒有發揮出來而已……如果以二三次戰爭的勝利而對支那以輕視的態度的話，那你就不了解支那……支那人從古時候開始就是一個發達的民族……支那政府也不是一無是處的。」在日本舉國若狂的氛圍下，勝海舟的看法正如中島嶺雄所評價的「是獨一無二的，是他對傳統的中華文明、中國社會的敏銳洞察及融合的產物」。經過幾十年的風雨跌宕，又有人作出了進一步的反思。戰後曾任進步黨幹事長、厚生大臣的鶴見佑輔坦率地說：「……對自己觸動最大的，還是古代日本民族對支那的強烈敬慕之情，以及近代以來全體日本人對支那無法掩飾的輕蔑態度。我們必須正視對古代支那的敬慕與對近代支那的輕蔑兩種態度之間的強烈反差，因為這是兩國國民重新相互理解的第一步。」他得出的反省結論是：「我曾以觀察日本的眼睛來看支那，並嘲笑過支那。如今當我以觀察世界的眼光來看，則覺得相當驚心動魂。對此，自己也深感奇怪。支那並非是日本，那是一個由截然不同的環境與人生觀構成的國度。支那對日本來說，還是一個未知的國家。很久以來，我錯誤地以為了解支那，其實並不懂得它。」不過，勝海舟與鶴見的這種態度需要獨持己見和自我檢討的高度勇氣，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社會特性，似乎註定難以得到公眾普遍的共鳴。結語正如黃遵憲、戴季陶在中國的知音寥寥，勝海舟、竹內實式的人物在日本也屬於少數派，這是當下尚且不易逾越的冰冷現實。兩國之間彼此錯看的痼疾已有上千年的歷史，想要治癒更非易事。所以，在兩國各自的對外關係中，儘管長年打著「睦鄰友好」的旗號，中日關係和日中關係卻向來都可謂最複雜、最棘手、最微妙。1945年二戰結束後，中日兩國各自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加上政治道路的歧異和國際形勢長期隔絕，給清楚地理解對方造成了新的困難。具體體現在兩國關係從七八十年代的「蜜月」到九十年代至今的「低谷」的重大轉折，與之相伴的是兩國國民彼此觀感的負面比重逐漸上升。除掉因冷戰及冷戰結束導致的國際環境嬗變的外界背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雙方的政治家、民眾始終都沒有建立起關於對方的正確認知，而一旦交往驟然頻密，距離迅速拉近，種種不如所願的不滿、失望、誤解全都應運而生，最終由雲里霧裡的「相親」一步步走向了眼睜睜地「相厭」。在此應當提及的是自八十年代起，中國出現了又一次大規模留學、移民日本的浪潮，然而，這次浪潮中的新一代中國留學生比起近百年前的先輩還有不同。大多數人的動機主要是為了追求個人物質生活的改善，因而樂於成為滯留日本的外來勞動力，對增進兩國之間的交流貢獻不多。一些人更因其犯罪行為，成為令日本人對中國印象急速惡化的一大緣由。與此同時，戰後的日本人因美國文化征服和教育內容變革等種種原因，也使他們不再如前輩那樣熟知中國古典文化。儘管古典中國的影響對日本人理解現代中國時可能是一個負擔，但年輕一代對中國的知識減少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乃至連膚淺的了解也無從說起。在較為引人矚目的歷史教育領域，雙方自說自話，出現了膠著的互有攻防局面。必須闡明的是，歷史教育的誤導決不是日本或中國任一方單方面的問題。茨木智志在《中國和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的相互認識》中，通過對兩國教科書涉及對方內容的分析，得出「日本是為了現在的日本教授中國史，中國是為了現在的中國講授日本史」。日方講得最多的是中國古代偉人，而中方則注重於日本近現代的侵略。無獨有偶，譚汝謙教授亦在《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中指出，日本對中國思想、文學的看法是「厚古薄今」，中國對日本文學的研究則「厚今薄古」。這種錯位現象，與前述的兩國彼此誤讀可謂一脈相承，絕不僅局限于思想、文學和歷史教育的理論層面，而是滲透了兩國上至官方下至民眾的現實生活。中日兩國皆是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內的大國，在地緣上的唇齒相鄰不可更改，因此，建立彼此間的正確認知是理所應當的大事。然而，這個千年痼疾的根治需要雙方彼此正視的尊重，協調配合的默契，自我批評的勇氣和求同存異的寬容，以上條件暫時都不完備，所以教人無法以樂觀待之。或許，不論未來究竟往何處去，都是中日兩國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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