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科學不發聲

2016年06月03日

5月9日，美國天文學會行星科學分會宣布，將2016年卡爾·薩根獎授予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鄭永春博士。　　與「獲得卡爾·薩根獎的首位華人」這一頭銜相比，鄭永春更願意別人將他看作普及科學的倡導者與踐行者。報刊、課堂、網路……他把自己當作「佈道者」，為科學發聲。　　他在「獲獎感言」——一則發布在微信朋友圈59秒的語音中說：「我們的社會需要科學的聲音，科學會讓社會變得更加理性、包容。」普及科學知識，倡導科學精神，亦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題中應有之義。　　解放日報記者　王一　　得知自己獲得卡爾·薩根獎時，鄭永春正在中關村的一所小學裡作科普講座。心中的喜悅並未衝散演講的思路，他一如既往地鼓勵孩子們，學著從一個高遠的角度觀看地球——儘管他自己也從未躍出過這個星球。　　他對孩子們的鼓勵，令人聯想到人類歷史上那次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探索：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1號太空飛船在穿越冥王星軌道後，採納了美國著名天文學家卡爾·薩根的建議，從64億公里外的太空拍攝了一張地球的照片，並傳送回來。地球上的人類第一次得以從外太空觀察自己所生存的地球——陽光照射下一個渺如塵埃的「暗淡藍點」。　　從這個孤獨的小點出發，卡爾·薩根創作出了堪稱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通俗天文學作品——《暗淡藍點》，他也由此成為許多人心目中獨一無二的科學「傳教士」。1998年，卡爾·薩根去世兩年後，以其名字命名的卡爾·薩根獎正式設立，頒授給那些把科學傳播視為己任的奉獻者。　　18年後，鄭永春成為卡爾·薩根獎首位華人獲得者。美國天文學會行星科學分會這樣解釋其獲獎原因：「鄭永春博士不知疲倦地向中國大眾進行行星科學方面的科普，並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國的科學成就。」　　用科學觸碰遇到的所有人　　採訪鄭永春是有條件的。「報道我的觀點就行了，關注科學和科普，少關注我本人。」一旦聊出了「界」，鄭永春會有意識地把話題收回來。　　一切都源於2000年。　　那年，鄭永春在中科院地球化學研究所讀碩士，開學不久，探月工程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院士請新生吃飯，話題自然離不開月球研究。一下子，鄭永春的熱情被點燃了，當歐陽教授問「誰願意跟著我做月球研究」時，兩桌人20多個研究生，他一個人舉了手。　　從農大學生物的本科生，到研究月球土壤的中科院國家天文台副研究員，鄭永春輕描淡寫地將這種成長與轉變歸結於性格中的「不安分」。他說：「內心深處，我無時不在期冀新事物的發生，中國是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走向月球是早晚的事。」　　他願意用科學去觸碰遇到的所有人，像當年的歐陽自遠院士一樣：「只要其中有一個人對科學產生了興趣，那就值得了。」　　解放周末：您博客的自我介紹是「胸懷整個宇宙的科學夢想家和理想主義者」。獲得卡爾·薩根獎，在您看來是不是對自己的一種肯定？　　鄭永春：獲獎純屬偶然，比較幸運。對我來說，這個獎不證明什麼，只是對我正在做的事情的一種鼓勵。　　我做一件事，有三個價值判斷——首先，國家需要、社會需要；其次，我有能力去做到，能夠勝任；第三，我有興趣去做，如果你內心很勉強，那還是別做了。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正好符合這三方面要求，於是我就做了。　　解放周末：回頭看看，當年選擇從事月球研究，究竟是一次成功的審時度勢，還是一場幸運的青春之勇？　　鄭永春：我從農業大學生物學專業，到地球科學類專業，又在天文台待了11年，橫跨了「天」、「地」、「生」，我甚至還在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待了三年，確實不太循規蹈矩。　　解放周末：聽說您目前正在籌劃給北京甚至全國的中小學教室掛上太陽系、銀河系的圖，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鄭永春：中小學課堂經常會掛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中國地圖鼓勵孩子們了解家門之外還有大好河山，世界地圖展示出國門之外的世界，太空圖則會給他們一個更遼遠、更宏大的角度。　　現在的孩子們在上大學之前，基本上沒見到過科學家。平時接觸不到科學，科學家都沒見過，怎麼會想當科學家、學科學呢？我上次問幾個孩子，以後想做什麼，他們都說想當大老闆，我想他們看到、聽到的應該都是當大老闆就是成功。如果不從小培養孩子們對科學的興趣，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從哪兒來？　　動員全身細胞為科學傳播「站台」　　鄭永春的科普之路起始於十幾年前的一次雜誌約稿。隨著興趣加深，越寫越多，短短兩年內，他發表了100多篇科普文章，講述月球的運行或火星上種土豆的故事。他認為，傳播越多，就越多人看到，「科學就是應該分享的」。　　他反應極快。天文台的同事都驚訝於他的寫作數量與追逐熱點的速度：「早上新聞剛出來，晚上稿子就發出來了。」而且，幾乎篇篇都能爆紅網路。　　他耐心驚人。網友的每條提問，他總是悉心答覆。即便那些有意找茬的，他也會小心地找一句話圓場。　　他仔細親切。給孩子們講行星和宇宙，眉開眼笑、手舞足蹈，有時還配上音樂和視頻。有些孩子給他寫很長的信，有的則托父母微信聯繫，想找到行星運轉的視頻反覆觀看。　　新媒體時代讓鄭永春有了新的平台——微信公眾號「科學青年」。在公眾號創刊詞《未來已來》中，他寫道：「作為最龐大的科研群體，我們不能沒有聲音，在大家都默默無語的時候，我們選擇站出來。」這個接近不惑之年的男人時刻被使命感驅使，彷彿要動員全身每個細胞為科學傳播「站台」。　　解放周末：科學素養是一個公民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它不僅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也與社會發展聯繫緊密。在您看來，培養科學素養，這項工作應該誰來做？　　鄭永春：首先，我希望中小學老師能在學校做科普，組織社團、創辦協會，從小培養孩子們對科學的興趣。此外，一些公益機構與商業機構也應該具備一定的科普功能。　　最重要的是，科學家群體應該承擔責任，科學家是有做科學傳播的責任和義務的。科研不應該與社會脫節，科研經費主要由國家撥款，實際上也來源於納稅人，理應對公眾有所反饋。　　解放周末：當前我們還沒有建立這種反饋機制，很多科普工作還存在著缺位、不到位的現象。　　鄭永春：是的，很多國家都有專門的科學作家或科學記者，跟蹤科技前沿，將專業論文通俗化，告訴大家現在都有什麼新發現、可能會有什麼發現，我們卻沒有，這是一個問題。　　同樣地，公眾了解後，才會對這個學科有更多的支持。量子通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家都不太了解量子通信，但是你的視野里不斷地出現這個詞，久而久之，你就會覺得量子通信很重要，也就能獲得更多人的支持。　　解放周末：不少公眾事件，比如謠言、迷信、詐騙，有時都是因為科學的缺位。來自各方各面的聲音熙熙攘攘，唯獨缺了科學的解釋。　　鄭永春：熱點事件引發關注，公眾需要信息，這時如果科學不發聲，那麼總有其他聲音會佔據話語權。　　如果你是一名醫生，應該找機會向大家解釋某種疾病是如何形成的、應該怎麼預防和治療，人們遇到這類問題時就很容易想到你，想聽聽你怎麼說。鍾南山院士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一有呼吸系統疾病時，他往往第一時間出來發言，幫助公眾答疑解惑。科學家也應該這樣。　　科普事業的利好消息　　問鄭永春：投入了這麼多精力在科普上，會不會影響日常科研和生活？　　要說不影響，那是不可能的。一個講座通常就要耗費半天，更不用說事前準備了。鄭永春只能壓榨自己的休息時間：講座一般安排在周末或晚上，如果要去中小學，就只能提前處理完手頭的活兒，再趕去學校……　　別無他選，唯有抓緊再抓緊。深入淺出的科普文章背後，是他的日常積累：看到新的科研成果，他都會著手整理，並轉為普通人也可以理解的文字；堅持做大量閱讀，還原每一個細節，才更具說服力。　　這樣的堅持並不容易，但鄭永春樂在其中。他最擔心的，是從事科普可能給自己帶來「不務正業」「愛出風頭」的負面印象。　　好在，近日召開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科普被習近平總書記「點名」了——「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全社會推動形成講科學、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良好氛圍」。　　鄭永春覺得，這是科普事業最大的利好消息。　　解放周末：很多科學家不願意多做科普，是因為科學家做科普看起來有些「跌份兒」，不如搞科研「高大上」，您怎麼看？　　鄭永春：這是學術圈不好的氛圍，也是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最大障礙。花時間做科普，領導也許會覺得你不務正業，同事可能誤會你愛出風頭，在學術共同體里也得不到認同。我認識不少本來對科普懷有熱情的同行，都因為這些原因放棄了。　　解放周末：這種誤解是怎麼形成的？　　鄭永春：與當前中小學科學教育的缺失不無關係。我們的教育系統中只有「知識傳授課」，缺少「科學探索課」，只能通過社會資源來補充。而社會上的科普資源本已稀缺，優先提供給青少年後，其餘項目寥寥無幾，難免給人們留下科普只是針對小孩子的印象。　　很多科學家雖然口頭上說科學傳播重要，但內心深處仍是不屑的。很多青年科學家正處於學術成果積累、個人職業發展的上升階段，而從事科學傳播並沒有被納入到學術評價體系中，並不計算「學分」。久而久之，誤解就產生了。　　解放周末：科普工作在很多科研單位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現有的專職科普隊伍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激勵，士氣普遍不高。科普之路應該如何走下去？　　鄭永春：我強烈建議，主管部門在政策制定和人才遴選方面要公平對待，將科學家做科普的貢獻計入「學分」。「唯GDP」會讓經濟和環境付出代價，科研領域「唯SCI（註：SCI為美國《科學引文索引》）」同樣也會導致科研的急功近利，要實現考核指標的多元化、科學化，才有利於科研、科普事業的健康發展。　　用科學輸出一種價值觀　　你不會知道鄭永春最喜歡的科學家是誰，因為他會告訴你太多了：「每一個在歷史上留下腳印的必然都有過人之處，我欣賞所有優秀的人。」　　近期，最讓他關注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狂歡。4月12日，「科學巨人」史蒂芬·霍金通過社交媒體「空降」中國，引起了網友的集體追捧，短短10小時內，粉絲數突破160萬。　　霍金為何能在短時間內「圈粉」無數？　　在科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無疑是令人敬仰的根本原因。霍金在輪椅上坐了40年，全身只有三根手指能動，演講和答問只能通過語音合成器來實現。然而，他撰寫的科普著作《時間簡史》在全世界擁有無數的讀者。　　鄭永春羨慕著霍金開微博的熱鬧：「多好的科學傳播榜樣啊。期待著中國科學家能夠迎來這一天。」　　解放周末：霍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宇宙論和黑洞，這麼高深的科學理論和我們究竟有什麼關係？為什麼無數網友對他如此尊敬崇拜？　　鄭永春：霍金能有這麼大的公眾影響力，不僅僅靠他的科研能力。就像愛因斯坦一樣，霍金已經成為一個象徵，成為整個物理界和天文界的代表人物。　　如今的很多科研項目，比如搜尋外星人、突破攝星等計劃，霍金都不是直接參与的，但他會給這些計劃站台，利用他的影響力，爭取支持、爭取資金，也讓公眾更了解科學的進展。　　解放周末：前不久，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美國公眾對待科學家與科技態度的調查報告。調查顯示，79%的公眾會時刻關注科學家。如果在中國做這樣的調查，結果會……　　鄭永春：相差甚遠。上世紀80年代，卡爾·薩根主持拍攝了一個13集的紀錄片《宇宙》，獲得巨大成功，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在70多個國家上映，對整個國家、全人類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果我們國家能夠有十幾位這樣的科學家，讓全世界的人對我國科學家正在研究的東西感興趣，那對我們文化輸出的幫助是非常大的。　　解放周末：提到文化輸出，人們想到的大多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不是中國的科研、科普，甚至科學家。　　鄭永春：好萊塢的電影，2013年有　《地心引力》、2014年有《星際穿越》、2015年有《火星救援》。每一部的票房收入都上億，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片子輸出了一種價值觀——勇於探索、追求夢想。中國有沒有這樣的片子？沒有。　　《星際穿越》里的黑洞是一流的天文學家根據數學公式用計算機模擬出來的，第一次把黑洞的影像逼真地呈現在觀眾面前。《火星救援》呈現的是美國航天局正在研發的技術。這些都不是幻想，而是基於現有技術的合理想像。這樣的片子被稱為硬科幻，沒有科學家參與，光靠知名導演是拍不出的。如果中國能拍出這樣的電影風靡全世界，影響力當然會增強，這比很多硬性的文化輸出都要強。　　宇宙讓人變得謙卑，又能激起夢想　　鄭永春自稱是一個註定要顛覆的人。但最近，在他的腦海中顛來覆去的是另一位顛覆者——埃隆·馬斯克。　　馬斯克有句名言：「在火星上死去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在他看來，去火星是他的終極夢想，也是他踏足航天的緣起。　　2002年6月，馬斯克創立Space　X。這個僅有物理學學士學位、膽大包天的「門外漢」就此闖入航天業，決意要研製便宜又可靠的火箭，實現他的火星夢。　　造火箭很難，去火星更難。挺過黎明破曉的黑暗，方能得窺旭日漸升的瑰美。　　2008年9月28日，獵鷹一號火箭終於成功入軌，馬斯克飄懸的心也悄然著陸。2012年5月25日，SpaceX公司「龍」貨運飛船與國際空間站成功對接，成為有史以來首艘造訪空間站的商業飛船。2017年起，兩家公司預計將分別執行6次和2次正式載人航天任務。　　那麼，我們呢？　　鄭永春從近憂之中看到了遠慮。「以天之語，解物之道」，不知來路，不求探索，如何到達未來？　　解放周末：對馬斯克這樣的人來說，隱藏著的宇宙本質根本無法抵抗求知的勇氣，只能揭開它的秘密。　　鄭永春：與其他科學學科相比，宇宙、星空是人類的天然興趣，「有沒有外星人」始終是公眾最關注的科學話題之一。但有時，繁星仍在，只是我們已經迷失，迷失在現實的社會困境中。　　解放周末：從事天文學研究後，您觀察世界的角度、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否也有了改變？　　鄭永春：學了天文之後，我的世界觀有了很大的改變。現在都市裡，很多人都沒有看到過星空，我小時候很喜歡仰頭看，很震撼。有這麼多恆星、行星，地球只是其中一顆，感覺我們很渺小。　　所以，有人說，喜歡天文的人會比較謙卑，不會自高自大，同時，航天和太空探索，又會激起人的夢想。依靠科技的力量，人類能登上月球，到達火星，把很多不可能變成可能。　　解放周末：德國哲學家康德曾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讓我深深敬畏與震撼，一個是我們頭頂的燦爛星空，另一個是我們內心崇高的道德準則。　　鄭永春：如果缺少了天與人的交流，我們會變得越來越自以為是。生存的競爭，生活的壓力，讓我們變得浮躁，無暇顧及遠方。有的人在公共場所亂塗亂畫，大聲喧嘩，不顧及他人感受；有的人在萬米高空大打出手，不考慮其他乘客；過馬路、闖紅燈、搶電梯、撈實惠，唯恐慢了半步；面對弱者和不幸，我們沒有及時伸出援手。我們只看重眼前的物質財富，只看重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宇宙依然按其自身規律演化變遷，只是我們看待宇宙的視角已經改變。　　解放周末：如要幫助人們重拾科學精神、培養科學思維，您有什麼建議？　　鄭永春：我希望每個人都要保留對這個世界的一份好奇心，不懂的就要問問，沒做過的就去試試，並且盡量採用觀察、實驗、邏輯、推理的科學方法來作出自己的判斷。始終對太空保持好奇，因為我們處於同一片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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