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死如事生，海外的墓園文化

事死如事生，海外的墓園文化上海市浦東新區規劃設計研究 羅 翔 2015-04-07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就講到，對先人的追念哀思，有利於培育忠厚善良的品德。不難體會，在追逐身外之物的途中，人們面對逝者，想到生命的起點和終點，咀嚼生活顛仆和歲月滄桑，會收穫更包容的胸懷，回歸本真的狀態。《論語》還記錄了一場爭論。有學生認為，服喪三年太長，會荒廢技藝、白白消耗糧食，孔子雖對此持有異議，卻也認可不必太注重外在形式，更應強調情與理的交融。觀念世界投射於真實空間。生命終點所呈現的文化景觀，是否「東海西海，心理攸同」？海外的墓園，與中國有何不同？這是一個有趣的討論話題。

倫敦塔附近的Tower Hill Memorial（塔山紀念園）

墓碑上的人生據說，逛墓園是歷史愛好者的一項特別興趣。走出國門，更要去憑弔世界各地的偉人，「面對面」見識一下書本上的名字。位於倫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的馬克思墓，就曾迎接不少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瞻仰者。

倫敦海格特公墓的馬克思像

墓志銘中最醒目的那一條，是《共產黨宣言》結尾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主語直譯過來是「工人」，而非德文中的「無產者」（Proletarier）。「工人」呈現於陳望道先生1920年首次迻譯的中文本，「無產者」則在華崗（1932）、成仿吾（1938）和博古（1943）等革命宣傳家的文本中流傳。另一句墓志銘同樣大名鼎鼎，體現了馬克思作為哲學家的身份，以及他始終不忘變革世界的信念——「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平凡人家的故事亦有可觀之處。現代詩人馮至曾走過德國和瑞士交界一帶的山谷和樹林，路徑拐彎處，每每少不了一塊指路牌，旁邊草叢中偶爾看到一塊墓碣，上邊刻著：「一個過路人，不知為什麼，走到這裡就死了。一切過路人，從這裡經過，請給他作個祈禱。」——簡陋樸素的句子，讓詩人非常感動，讓他想起小時讀過的王陽明「瘞旅文」，死在古代中國瘴癘之地的異鄉人，與倒在德瑞邊界的過路人，都好像自己的親人，不自覺地生髮悲憫同情。後來，馮至買到一本小冊子《山村的墓碣》，牧師搜集了散落瑞士山中的墓碣文。與歐洲城市墓園近乎千篇一律「願你在上帝那裡得到永息」不同，小冊子里的銘語，處處流露出鄉下人的樸實與幽默。其中一則寫著：「我生於波登湖畔，死於肚子痛。」還有一個教師的是：「我是一個鄉村教員，鞭打了一輩子學童。」其時，歐洲正沐浴二戰烽火，這些饒有風趣的文字，多少維繫著一絲昔日寧靜。

蒙特利爾郊外Mont Tremblant山間的紀念銘牌

某年秋季，筆者來到加拿大蒙特利爾郊外的Mont Tremblant，沿著山間路散步。這裡若是滑雪時節，也是健兒們飛馳的雪道。筆者抬頭看到，路邊一塊巨石上，鑲有金屬銘牌，走近細看，是一位11歲女孩的墓碣，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她與此山同在」（She lives on with her mountain）。原來是一個早逝的生命，在享受冰上飛翔時，「托體同山阿」。十月的山間，層林盡染，在明晃晃的陽光映照下，一片金黃，自山坡望去，視野開闊，北美壯麗的大地景觀，連同石頭上的文字，讓人內心尤為觸動。墓地的園林化筆者在海外旅行時，走過芬蘭赫爾辛基市中心的一處公共綠地，也即墓園，看到地上有不少碑石和後人拜訪留下的鮮花，而市民在樹蔭下散步、讀書和玩耍。華夏先賢倡導的「禮樂世界」，彷彿在異國變為現實。筆者很自然想到，如果換作國內，墓園是否還會有這樣的場景？估計不行，綠樹草坪哪經得起香火、紙錢和豬頭肉，近於冷餐和火鍋的差別——這當然是一句俏皮話，但誰能說，這不是文化差異？

赫爾辛基市中心公共綠地（墓園）

「吾不與祭，如不祭」。孔老夫子開放昌明，也表示不能接受沒有親臨現場的遙祭。在特定的時間（清明、春節），前往特定的場所（墓地、陵園），才是符合國人心理認同的常態，這就不難理解，近些年大力宣傳海葬、樹葬等新模式，響應者寥寥。據民政部發布的《中國殯葬事業發展報告》，全國人口每年死亡約800萬，並隨老齡化程度提高，呈逐年增長趨勢，而全國大多數省份的存量墓地將在10年內用盡。以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上海為例，2014年統計公報顯示，全市60歲及以上戶籍老齡人口高達387.62萬，占戶籍總人口的27.1%，其中，80歲及以上戶籍老齡人口71.55萬，而該年的人口預期壽命為82.47歲（此處不採用常住人口口徑，主要考慮到養老可以異地，喪葬往往回鄉）。按現行城市公墓建設標準，每單位0.5平方米計，上海僅剩的2000畝左右存量用地顯得十分緊張，更何況，新一輪總體規劃編製提出了建設用地「零增長」的嚴格控制方針。但如果因此就說，「死人跟活人搶地」，似乎有些冤枉逝者，這往往不是他們自己可以決定的。有鑒於此，早在本世紀初，北大學者胡兆量教授就撰文倡導，園林化是我國城市公墓建設的未來方向，既是開發精神文化資源，也能實現土地環境資源集約利用。來自美國的實證研究表明，園林化的城市公墓，如佔地200多公頃的華盛頓阿靈頓公墓，因其寬廣幽靜、綠草如茵，能提升周邊房地產價值10%左右；可資比較的是，北京石景山區的八寶山公墓雖然全國知名，附近卻是房價窪地——無疑，大家用腳投票，將其視為「鄰避設施」（Not In My Back Yard，NIMBY）。觀念的轉變，不會像天氣那麼快，也不像四季輪迴那麼準時，但或許遲早到來。筆者留意過，位於北大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諾墓，以及清華園內的王國維墓，春花秋菊，松柏長青，常有人祭掃，與師生們一起駐守校園美好時光。近年來，也時有聽聞司徒雷登墓回遷燕園的呼聲，這位對燕京大學做出卓越貢獻的首任校長，在「別了」後幾經周折，得到當時主政浙江的領導幫助，2008年入葬其出生地杭州。也許，他的遺願未來能夠實現，「歸來」，重返北大校園，與妻子合葬在生前居住過的臨湖軒旁。

北大的斯諾墓

無處不在的懷念

芝加哥大學美術史教授巫鴻，從東漢晚期的武梁祠研究開始，提出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具有「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繼而匯成文集《黃泉下的美術：宏觀中國古代墓葬》。儘管這一說法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不少爭議，但從普通讀者角度來說，這跟中國人的日常觀察相契合：從《孔雀東南飛》里焦仲卿不能說服母親，只好懇求妻子「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到革命志士林覺民《與妻書》中泣告「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都可看出，他們的心中，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空間存在，那裡華美、隆重、超然——文學史料也可部分印證巫鴻引證的地下考古發掘。

1666年倫敦大火紀念碑

筆者在海外遊歷時，也時常有不經意的遇見。比如，步入倫敦聖·詹姆斯公園（St.James"s Park），和松鼠、鴿子分享空氣中富含的負離子，稍息片刻後，起身發現，椅子上刻有人名和生卒時間；走出聖·詹姆斯公園，街對面是2002年巴厘島恐怖襲擊遇難者紀念碑，圓球形碑身上刻著各式姿態的和平鴿，不知是否與遇難者202名的人數一致（其中大多數並非英國人）。又如，在歐洲許多城市（或小鎮）中心的顯著位置，都會看到本地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陣亡士兵紀念碑，可見戰爭留給歐洲人的刻骨銘心記憶。再如，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寺走廊的牆上，可以見到一個鐵絲編織的環境藝術小品，是對二戰犧牲戰士的紀念。寄託哀思品的形制或材質，大多簡潔肅穆，不會繁文縟節。

聖詹姆斯公園裡的紀念長凳

巴厘島恐怖襲擊遇難者紀念碑（倫敦）

威斯敏斯特寺牆上的環境藝術小品（二戰紀念）

墓園的形式，也是生死觀的映射。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埋骨於親手栽種的樹木下，「只是樹林中一個小小長方形土丘，上面開滿鮮花，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墓志銘，連名字都沒有」，前去朝拜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卻認為那是「世間最美的墳墓」，比拿破崙葬身的大教堂、歌德長眠的魏瑪公侯墓、莎士比亞安息的威斯敏斯特寺，更感人至深。另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眠於聖彼得堡，其墓碑徵集競賽，共有28個方案之多。最終，碑頂是十字架和荊棘花環，象徵苦難，底座刻著《卡拉馬佐夫兄弟》卷首引言：「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仍舊是一粒；若是落到地里，就結出許多粒」，也許是想以此告訴後人，生命亦當作如是觀。如果我們同意，中西文化中，對喪葬形式的態度有差別：國內傾向於以特別的場所承載哀思；而海外諸多地方都接受無處不在的懷念方式——那麼，對這種差異，能否給出一個解釋？筆者想起余英時先生對《紅樓夢》里「黛玉葬花」的獨特解讀視角。這個凄美動人的故事，經過梅蘭芳、歐陽予倩的演繹，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但觀者的關注點，主要聚焦在寶黛之間的情感傳遞，並未在意空間關係。黛玉不肯把落花撂在水裡流走，因為大觀園裡的水雖然乾淨，出了園子就未必，所以她要在犄角上搞一個花冢，把花放在絹袋裡入土安葬，「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幹凈」。「黛玉葬花」的故事，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死觀」：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故有「天人相隔」之說。相對而言，西方哲學中的「向死而生」觀念，本意是勇於面對死亡，珍惜有限的生命，活出自己的價值，也折射出對生與死的認識，簡單說，二者存在於同一個世界。於是乎，在海外，我們隨時隨處可以看見對亡者的紀念，廣場、街角、長凳、草地、樹蔭、山間……此世與彼世已融為一體。突然，腦中冒出兩千年前先哲的智語，「未知生，焉知死？」，細細品味，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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