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鑒|賈也：如何深刻認識社會的不平等——不平等的原因不是社會的制度性質，而是社會的權力配置

《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5》顯示，中國目前的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正在日趨嚴重。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此外，從教育機會到醫療保障，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整體呈現擴大趨勢。

如何客觀地認識社會的不平等？不妨由筆者理性地深入地科普一番。一家之言，一時之見，僅供參考。

說起社會不平等，這是個非常古老的話題。

先站在中國歷史層面來看，中國先賢們論述過，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說「人之道損不足補有餘」。中國的先人揭竿而起，進行反抗社會不平等壓迫的種種努力，從陳勝「帝王將相，寧有種乎」開始，到老毛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場承續一場，新血覆蓋舊血，走馬燈式地主導著中國朝代的更替，但是中國社會卻一直沒有走出這個怪圈，最終也不過完成了新的不平等的更替，那絕對是作華麗麗的血書寫的中國歷史。

再站在世界歷史層面而來看，幾百年前盧梭《論社會不平等的起源》，除了論，如何解決卻無從下手，苦於無策，然而全世界都在努力地消滅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從法國大革命，到德國納粹，再到蘇聯共產……但到頭來，還是一場空，紛紛作了人類的烏托邦，帶來了卻是社會更大的不公平，甚至人類文明的災難，無非就是一個個新「太平天國」罷了，迄今為止，人類依然沒有答案，今天的社會依然普通地存在著不公平。

這就是人類追求社會平等最簡明的歷史。

回到當下之中國，那是要從1949年說起。

1949年，那個人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大家熱血沸騰、熱淚盈眶，一廂情願地認為一個平等的社會已經來到我們身邊，如同我們一直被這樣教育的那樣：我們的社會最平等的、我們的民主是最真實、我們的法律是最公正的……當然，最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徹底地消除了貧富兩極分化。然而，「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建國後近三十的「毛時代」，人們飽嘗物質匱乏和意識形態瞎折騰的雙重苦難，中國社會陷入到瀕臨破產的邊緣。

窮則思變。自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經濟發展被另一個人陳述為「一個中心」，「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於是，在收入分配問題上，中國的經濟改革否定了先前的「平均主義」教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成為國家針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官方宣傳立場。在這個語境中，不平等被建構成經濟發展策略，是必將伴隨著經濟發展出現的。

這個人提出了這種發展理論，帶著某種功利性的，就是要用發展來證明這種制度的優越性，自然就被設定為至高無上的「真理」。當然，這個人還是比較謹慎的，警告道：「如果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也就是說：改革是以消除社會匱乏為目標的，而貧富二極分化是為達到這個目標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在改革初期，這種「發展」理論有著廣泛認同的社會基礎——在飽受貧困痛苦的普通老百姓看來，物質匱乏與社會不公兩害相權，心理天平很容易倒向後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看在了「發展」的面子上，容忍了社會不公平，大家都覺得似乎有所取捨，有舍才有得。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倉廩足而知禮儀」，人們漸漸意識到社會公平的重要性，期間也曾爆發了一場令人痛惜的社會事件。當然，人們還是篤定發展才是中國的出路，並沒有在促進社會公平方面作了相應的努力，甚至進一步惡化社會的不公平。

時間永不停滯，目前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發展開始出現乏力，社會也就失去了用 「發展」來舒緩人們對社會不平等壓力的功效，人們容忍程度越來越小，甚至認為正是社會不平等才讓他們無法充分地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民眾開始零零星星地反抗起來，而為了維護髮展的大局穩定，國家也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進行維穩。

這大概就是人們從容忍到難以容忍社會不平等心跡變遷史。

中國社會不平等到怎麼樣的程度呢？

據北大報告：目前的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正在日趨嚴重。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中國家庭財產收入基尼係數從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2年的0.73。此外，從教育機會到醫療保障，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整體呈現擴大趨勢，差異明顯。

這樣的報告，不得不讓人反思改革到底為了什麼？社會主義本質是什麼？

記得1992年初，那個人在「南方談話」中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面對這份報告，顯然當今之中國已經背離了改革的初衷，違反了社會主義的本質。

其實，我們這種制度能不能達成社會公平一直是個未知之謎。在筆者看來，導致社會不公的根本就不是社會制度的原因，而是權力配置的問題。

馬克思曾預言無產階級在執政之後，社會將趨向於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即一個消除了社會不平等的社會。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實踐卻與馬克思的預言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馳的。原因很簡單，新階級通過分配國民收入、規定工資、指導經濟發展方向、支配收歸國有的其它方面的財產的一種專門的權力和黨的壟斷權為自己謀取特權，也就是說形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這恰恰印證伏爾泰所言：「人人手持心中的聖旗，紅光滿面地走向罪惡。」

今天新華社發文燒腦來解答「你買汽油的錢怎麼花的」。此文揭示：對於中國而言，40美元是為「地板價」，原因低於40美元，那麼中國的買汽油，不含稅的油價與稅費已無限接近，低於40美元也就意味稅費高於物價了。那麼，如此高額的稅費用在哪裡？按財政部的解釋，成品油消費一般納入公共預算統籌安排，重點用於支持治理環境污染和促進節約能源、鼓勵新能源發展。

問題是，國家收錢又何止於汽油，小至香煙大至房子，甚至包括我們每個人的工資，也收走了很大一部分。錢是收走了，借著「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口號，收走了我們很大一部分，進行所謂的「社會二次分配」，但又是誰來分配？又分配給了誰？

那就要看誰有切蛋糕的權力了，而恰恰那些切蛋糕的人，往往優先定製好自己美好的生活。與此同時，為更好地維護社會的公平，他們又壟斷了國計民生的行業，比如醫院、學校、能源、通信、電力等等。

如此一來，權力就變成了硬通貨，擁有權力的人完全可以這麼做：一是利用權力制定不公平的分配政策（最明顯的就按官職漲工資、住房補貼及車補等）；二是利用權力侵佔國有資源，並將其私有化；三是利用權力大肆收受賄賂；四是政商結合扶植自己的紅頂商人，通過資本盟友，實現權力的變現；五是利用權力網路的商企高管，退休或辭職參與經營管理。

久而久之，我們的社會就形成一種非常明顯的官商勾結經濟體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官商」壟斷整個國家經濟命脈；二「官商」導致市場競爭不公；三「官商」嚴重阻礙產業升級；四「官商」鞏固了權貴集團的地位，五「官商」導致出現一種類似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最後就加劇社會更加不平等，導致貧富兩極分化。

說到這裡，答案似乎問題非常清楚，社會的不平等並不是什麼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等社會制度所決定的，起著關鍵作用的還是權力的配置。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不平等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導致的，由於政府治理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公司效率低下、政府監守自盜等等，這都導致了社會不平等，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如果沒有一個良性的市場經濟，一切平等都免談。」

正因為如此，他給出這麼一個結論：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不是「21世紀的資本主義」而是「21世紀的政治」。

對此，筆者持贊同態度。

雖然一個公正的政府治理下，社會中的差別都將始終存在，但是一個公正的政府就是要努力減輕人們對社會不公平生存體驗。

現代化國家作為一個機構，無非提供四個社會支柱性產品——教育、住房、養老、醫療，這與人們息息相關的社會服務產品——這被概括為社會保障體系，也是一個現代化社會的政府最主要的公共支出。

現在，所有社會不平等現象都是由於這四項公共資源的分配導致的社會矛盾，換句話說，一個可持續的社會，必然要求政府的公共職能來提供這四項服務的支出，讓社會達到一種「幼有所教，家有所住，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理想狀態。

如果一個社會能夠充分保障這些產品，人們社會不平等的感覺會減輕很多。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國家，當然是以北歐幾個國家為代表的，所以，這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其實是更接近於人類描述的社會主義本質的。

然而，在中國在目前階段，恰恰將四個領域視為生財之道的產業，試圖從中獲取巨大收益，無疑將人們的生活推到了非常被動的苦難之境了。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天攘攘皆為利往」。中國人爭來爭去，爭得頭破血流，其實就是爭這些由公共支出的社會服務產品——好的學校、好的住房、好的養老、好的醫院……那麼，如何有效獲取這些社會保障產品呢？最有效的辦法當然是獲得權力，如果沒有權力的話，那就通過金錢來購買或賄賂權力去獲得這些產品。

這就導致中國出現了兩個非常普遍的社會心理現象：一是「金錢至上」，人們認同社會的「叢林法則」，不擇手段地讓自己變得有錢，想通過有錢就來買到這一切。二是「權力至上」，導致大家都想著衝進體制內，成為一個擁有權力的人，有權就能夠享受到這一切。

正因為這兩種社會心理，我們恨貪官，又拚命地報考公務員；我們罵壟斷，又削尖腦袋往高薪單位鑽；我們譏諷不正之風，自己辦事卻忙找關係。總之，我們憤怒，不是因為覺得不公平，而覺得自己處在不公平中不利的位置，我們不是想消滅這種不公平，而是想讓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有利地位，這種骨子裡的自私，才是我們真正該反思的。其實，反思起來，也並不邪惡，就是想得到更好的社會服務產品罷了。

所以，中國社會問題的關鍵在於：所有資源都掌握在權力者手中，完完全全的「利出一孔」，整個社會「權力至上」和「金錢至上」，是制度使然。

最近，俞可平先生髮表了《如何看待當代資本主義》一文，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所以批判資本主義的愚昧、剝削、壓迫、專制、好戰、不平等，為的是建立一種比資本主義更加文明、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的社會主義社會，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批判當代的資本主義，同樣應當懷抱這樣一種崇高的理想。

俞可平的情懷固然可佩，但其開出的方子卻是迂腐至極。此路是否能通向理想社會呢？反正筆者認為若未處理好權力配置和制約的問題，一切改革無異於緣木求魚，南轅北轍。

誠然，中國社會發展至今，進步了不少，人們開始意識到社會公平的重要性，意識到權力惡性膨脹的程度，這正是筆者認為這是最好的時代（當然，也是最壞的時代）的根據，但無疑中國社會已處在非常危險邊緣了，而且並沒有跡象表明中國社會正在向良性方向轉型，特別是現在中國進入資本化和融資化的時代後，社會將更加不平等，資本市場已經成為權貴們圈錢的國家賭場，這就是特色發展模式的必然後果。特別是邊遠地區，很多人以為經濟增長了社會就會自然產生平等……我認為這是另一個中國夢，因為，在弱肉強食般的國度，獅子永遠不會放棄羔羊，選擇去吃牧草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就像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了，仍然是農民不如農民工，農民工不如普通城裡戶口者，這種全社會不平等的現象一直都沒有改變——這似乎已經給出了不解的答案。

權力，權力，權力，誰得到了權力，誰就成為食物鏈頂端的獅子，而成為獅子之後，它們自然而然地視這塊草原為自己的禁臠的，無論是資產階級政客，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所以說，不平等的原因不是「21世紀的資本主義」而是「21世紀的政治」，對於中國而言，把權力關進籠子，也就是意味著將獅子關進籠子，除之一切皆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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