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碑賞帖筆記

（一）《劉熊碑》殘本小箋

（二）《越州石氏楷帖》十一種

（三）《四歐秘笈》之《化度寺》

（四） 韓珠船本《定武蘭亭》

（五）《漢熹平石經》殘石

（六）《懷仁〈聖教序〉》雜談

（七） 聚訟紛紜《曹娥碑》

（八）《停雲館帖》嘉靖殘本

（九）《爭座位帖》關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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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熊碑》殘本小箋

仲威《中國碑帖鑒別圖典》中《劉熊碑》云：「無年月。隸書，有碑陰。碑石原在河南延津，久毀久佚，傳世殘石拓本僅有：劉鶚藏本、范氏天一閣本。」劉鶚藏本今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天一閣本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兩本基本為同時拓制。民國四年（1915）顧燮光於河南延津校官舊廨訪得《劉熊碑》碑陰殘石一塊，存字八行，計六十餘字，可讀識者二十餘字，碑側有宋人題記八行。現存延津文化館。後顧氏以金屬版影印。酈道元《水經注》、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洪適《隸釋》等，以及今人張彥生《善本碑帖錄》、施蟄存《水經注碑錄》等均著錄。一名《漢酸棗令劉孟陽碑》。劉熊字孟陽，漢光武玄孫。

蔣祖詒藏本《劉熊碑》局部

近閱臺灣藝文印書館1978年影印《北宋拓本劉熊碑》，蔣祖詒（字穀孫，1902-1972）舊藏本。剪裱冊十七開。帖芯縱29.6厘米，橫21厘米。帖內有朱之赤、翁方綱、馬曰璐、伊秉綬、朱筠、李宗侗、郭尚先、趙魏、蔣祖詒等人鑒藏印三十方。帖後有王澍、翁方綱、吳榮光、郭尚先、李宗侗、胡漢民、臺靜農等人題跋以及觀款。另有民國顧燮光影印碑陰拓本原尺寸兩張，名家題跋累累。此拓本是殘本，原為清人汪中（字容甫）舊藏。

王昶跋云：《劉熊碑》，歐、趙時尚在。玉都少卿已稱其石羽化，而亭林先生亦僅見拓本，迄今拓本並不多見矣。此冊尚有數十字可辨，洵寶物也。洪氏以為漢隸上品，又謂非中朗筆法。恐不盡然。舟過竹西，用夫明經出以見示，攜歸摩挲數月，不忍釋手。用夫其善藏之。昭陽赤奮若辜月長至後四日，青浦王昶題時年七十。

【案】年款「昭陽赤奮若辜月」：昭陽為癸，赤奮若為丑，辜月為十一月，即乾隆癸丑年（1793）十一月。長至即冬至。王昶出生於1724年。竹西是揚州的別稱。

王昶跋《劉熊碑》

翁方綱跋云：《酸棗令劉熊碑》為孟慈舍人賦。書家品隸推蔡體，華岳酸棗皆中郎。我辨郭香察書字，徐會稽說非荒唐。矧此洪稱最高格，比於華岳尤矜莊。歐錄僅已見殘本，但以季子題俞鄉（《集古錄》不知為酸棗令，但稱《俞鄉侯季子碑》）。何疑黃絹幼婦語，圖經舊藏王與張（唐王建、張祐皆有詩）。三十年前江子笈，鉤摹影來貯我囊。巴君又一鉤本寄，汪子札詡殘拓裝。二鉤本證一殘拓，憶答汪自喜欲狂。此夢又將三十載，北來握□王家郎。不惟經笥續考訂，兼此秘冊留縑緗。始知江子所鉤跡，迥非巴本能較量。妙字誰言不從女，《魯峻碑》尚行草旁（巴本作妙，以此拓驗之乃信江本之真也。《魯峻碑》陰妙右半，作行草勢）。江子所鉤誰氏本，三歎如對隃麋香。濕煤濃蒸古意在，風雨氣透莓苔蒼。華碑三本我目覿，而此其二蹤杳茫（江本、巴本今皆不復可問）。奇聞大令帖裹篋，以玉抵鵲崑山岡（昔聞錢辛楣於四明範氏天一閣，見所藏碑帖以整幅《劉熊碑》作包裹。故用謝安以王子敬手帖裹篋事）。有端乙去粗惡□，棗令篆仿神飛揚（洪雲篆額尚存棗令字）。櫝歸鄰舍夜照戶，互天古墨熊熊光（題尊齋曰古墨熊光之室）。

【案】歐陽修《集古錄》因碑文中有「俞鄉侯之季子也」，而名此碑曰《俞鄉侯季子碑》。趙明誠《金石錄》據《水經注》而名此碑曰《《酸棗令劉孟陽碑》。清人巴慰祖曾摹有雙鉤本，翁方綱將之著錄於《兩漢金石記》中。「孟慈舍人」即汪中（字容甫）之子、學者汪喜孫（字孟慈，號荀叔）。「江子」即江德量（字成嘉，一字量殊，號秋史），江蘇儀徵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改禦史。精於小學，好藏碑帖、書畫、古泉，亦曾雙鉤《劉熊碑》。著錄於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卷三。

此碑唐人詩據《圖經》定為蔡中郎書，洪氏疑之非也。然洪氏所品漢隸，自《何君閣道碑》外，獨推此為漢隸之上品。愚昔於《華岳碑》三宋拓本（王山史本、宋漫堂本、四明範氏本）皆嘗借臨，竊以徐季海之言為不誣，而此神理古顏實在其上。即此墨餘殘幅，允推漢刻無上妙跡，尚珍護世守之。嘉慶丙子秋仲，八十四叟方綱識。

【案】唐人王建有詩詠《劉熊碑》云：「蒼苔埋字土埋龜，風雨銷磨絕妙辭；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謂此碑系蔡邕之書，當是古人附會也。此碑嘗載於《酸棗圖經》。

臺靜農跋云：蔣孝瑀世兄出其尊人穀孫先生所藏宋拓《劉熊碑》，請嚴一萍兄為之印出，一萍並以顧鼎梅先生發現之碑陰附之於後。此碑為汪容甫舊藏，近年先後歸易鹿山、李玄伯翁婿，其後為穀孫所有，今由孝瑀嗣守。孝瑀不欲此海內孤本長秘行篋，公諸於世，俾學者乃一覩中郎遺韻。意至可喜，因為記之。丁巳秋仲臺靜農於臺北。

【案】丁巳即1977年。易鹿山即易培基，易氏乃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李玄伯即李宗侗，著名史學家，曾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

近人胡漢民題簽「北宋拓本劉熊碑」，扉頁伊秉綬隸書大字「宋搨僅存」。但王澍、翁方綱跋記中均未明確是「宋拓」。南宋洪適《隸釋》中記《劉熊碑》文字全，而此是文字不全殘本而言「北宋拓」，或是有意誤讀也，故不可信。《劉熊碑》何時毀佚，今已無考。施蟄存《水經注碑錄》卷二中云：「此碑亡失已久，然菉竹堂、天一閣兩家碑目均有著錄，則明代或尚存也。」

伊秉綬（墨卿）「宋搨僅存」

《越州石氏楷帖》十一種

晚清李宗瀚（字北溟，一字公博，號春湖，齋號靜娛室。1769-1831）舊藏《越州石氏楷帖十一種》，民國年間曾有石印本傳世。收入《〈黃庭〉遺字》、《東方朔畫像贊》、《海字本〈樂毅論〉》、《孝女曹娥碑》、《洛神賦十三行》（柳公權跋），以上五種為晉人書。《破邪論序》（虞世南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歐陽詢書）、《陰符經》（褚遂良書）、《太上老君常清靜經》、《度人經》、《佛說尊勝陀羅尼呪》，以上六種為唐人書。民國初年，《越州石氏楷帖十一種》歸常熟邵厚甫（邵松年之子）收藏，後流往海外。今僅有《東方朔畫像贊》、《孝女曹娥碑》、《太上老君常清靜經》、《陰符經》等四五種傳世，餘皆不知下落。今人張彥生《善本碑帖錄》（中華書局1984年2月）著錄。

《洛神賦十三行》局部

據南宋人陳思《寶刻叢編》所記，紹興年間，新昌人（今浙江新昌）人石邦哲（字熙明）在會稽（今浙江紹興）曾匯刻歴代名帖二十七種，因會稽屬越州，故名曰「越州石氏刻本」。原刻石久佚，後多有翻刻。「越州石氏刻本」之所以名著法帖史，是其中有歴代小楷十餘種，刻工精良，椎拓亦佳，堪稱名刻。因民國石印本存世亦罕見，故李宗瀚舊藏《越州石氏楷帖十一種》的「前世今生」，知者已稀。今閱臺灣華正書局1985年影印民國石印本，方窺得此帖之廬山真面目。尤其帖中王文治、陸恭、李宗瀚三人之六跋，對釐清此帖的來龍去脈極有價值。

《越州石氏楷帖》中晉人五種後有王文治三跋（亦見王氏《快雨堂題跋》），其婿陸恭一跋：

晉賢風格賴宋拓以存。余目中所見佳刻，無過越州石氏，然此本在人間者不可多得。嘗見橫雲山人所藏《度人經》、《清靜經》，雖迥出翻本之上，然石已漫滅。似此紙墨皆精而神情迸露，殆人間僅有之物也。嘉慶庚申陽生之月觀於吳趨試硯齋中。文治。王氏禹卿[朱文印]。

【案】嘉慶庚申即1800年。橫雲山人即清初華亭（今上海松江）人、著名收藏家王鴻緒（號儼齋）。

毘陵唐氏《洛神十三行》，曾以三百金質吾友趙映川家，後贖去，今弗知歸何處矣。以其為荊川先生收藏，且得孫聞斯先生重摹行世，而何義門更張大之，是以烜赫宇宙。今觀此本亦何多讓耶？《洛神》又有董華亭所藏本，涿州馮氏曾摹入《快雪堂》著，少遜此本。然與唐本俱是一石，今亦歸試硯齋。此齋信名書之淵藪矣。後二日重觀又記。王文治[白]、禹卿印信[白]。

【案】毘陵唐氏即明末武進（今江蘇常州市）人、隆慶進士、禮部尚書唐鶴徵（字元卿，號凝庵），唐順之（號荊川）之子。涿州馮氏即馮銓，曾收藏唐摹本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並刻有《快雪堂帖》。馮氏是涿州（今北京市西南部、河北省中部）人。

此帖前四種皆《停雲》祖本，《曹娥》另是一本，然亦一石。其祖本亦在試硯齋中，末有倪高士跋。衡山上石時移置《黃庭經》後，《洛神》則與《停雲》另一石也。同日又記。夢樓[朱]。《停雲》《洛神賦》似從他本所摹，而此石則是元晏齋本所摹入者。今元晏齋本亦自難得。

【案】元晏齋（一作玄晏齋）是明萬曆、崇禎年間武進人、進士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之齋號。孫氏曾藏有《碧玉十三行》。

少日學書，先君子手授《停雲館》第一卷命余臨寫，曰：「此義門先生《集錄》所云重摹宋越州石氏本也。專心學之，亦可稍識古人楷法矣。」余識之，不敢忘。歲庚辰，余為館甥於武陵，外舅復庵先生（諱自名字明善）出示此《黃庭》、《樂毅》、《像贊》、《洛神十三行》、《曹娥》五種。余始識石氏原本詢所由來。知外舅尊甫可潛先生（諱霖，字雨時，晚號不緇道人，博學多聞，搜訪法書名畫、宋刊書籍。復庵公繼之。藏古之名聞於吳郡），與隋《啟法寺碑》（丁道護書。結字遒緊，鋒穎畢露，六朝書中另是一格。歐、趙二錄尚載此碑，以後志金石者闕如。恐古無二本）俱得之何氏後人。《樂毅論》首行下角朱書細字，猶義門先生筆。而簽題一十六字，則可潛先生筆也。武陵藏諸三世。歲癸丑，余以厚值歸之，因檢《集錄》跋石氏帖諸條，一一校核，無不脗合。其跋潘稼堂所藏本云：「自《丙舍》以下大都《停雲》小楷之祖，然廉隅風韻，頓有死生之別。」又跋：「唐襄文所藏宋搨《洛神十三行》雲多用顏法，開坡、谷習氣，不如越州石氏濃纖得中。」則義門先生之歎賞此帖也至矣。今雖僅存五種，然羲、獻劇跡咸萃其中，又當何如珍重耶。舊帙零落，重為裝治，因書緣起，以志當年。庭訓且使內家故物不致流傳失所云。嘉慶四年九秋，謹庭陸恭重裝於松下清齋並記。陸恭私印[白]。

【案】嘉慶四年即1799年。義門先生即清代著名學者、書法家何焯。武陵即江蘇省崑山市的古稱。試硯齋是王文治（字禹卿，號夢樓，1730-1802）好友汪谷（號心農，1754-1821。安徽歙縣人，寓吳門。制墨名家）齋號。陸恭（號謹庭，齋號松下清齋，1741-1818。蘇州人）是王文治婿，晚清著名碑帖鑒藏家，其跋中「外舅復庵先生」（顧霖）或是陸氏第一位妻子之父，江蘇崑山人。

《越州石氏楷帖》中唐人六種後有晚清臨川人（今江西進賢）李宗瀚二跋：

曩在都，翁覃溪先生為余言：「吳門陸謹庭孝廉家有越州石氏帖十餘種，以不得見為憾。」《寶刻叢編》載石氏所刻歴代名帖凡廿餘種，世間流傳絕少。去年冬寓書吳中親舊，始購得謹庭所藏本。今春郵到二冊合裝。前冊《〈黃庭〉遺字》、《東方畫贊》、《海字〈樂毅論〉》、《曹娥碑》、《洛神十三行》五種。後冊《破邪論》、《心經》、《小字〈陰符經〉》、《度人經》、《清靜經》、《玉枕〈尊勝咒〉》六種，鐫搨精妙，楮墨濃淡入古，晉唐神秀盡在幾格間。如遇麻姑仙手，擲米成珠。又如菩薩示妙法蓮花，得證無邊秘密。覺文氏《停雲帖》雖模勒極工，已落第二義矣。觀前冊謹庭跋記，知此帖與隋丁道護《啟法寺碑》為何義門先生故物，後並歸顧可潛霖。嘉慶辛未，余既得《啟法寺碑》於可潛後人。越十二年此本複萃合吾齋，墨緣殆不減何、顧，惜覃溪先生已歸道山，不及評賞耳。道光癸未孟夏臨川李宗瀚跋。李宗瀚[半朱半白]、北溟父[白]。

【案】道光癸未即1823年。《海字〈樂毅論〉》殘拓，因帖末最後一字為「海」字，故稱「海字本《樂毅論》」。文徵明《停雲館帖》卷第一晉唐小楷多摹刻自「越州石氏帖」。隋《啟法寺碑》久毀，李宗瀚所藏為傳世宋拓孤本，南宋賈似道舊藏，今在日本。

李宗瀚跋局部

此十一種乃吳中戈心梅為余物色於歙縣之汪心農家。近有書告余，前五種為陸氏藏本，後六種心農別得之繆家，繆氏為吳中書畫藪。余所珤唐本《孟法師碑》皆其家物。奇物聚必有散，余又焉能常據而有之？然屏絕他嗜好而謹守此千餘年僅存之跡。古人有靈，當亦祐我。仲夏二日，宗瀚又識。公博[朱]。

【案】繆氏應為清初蘇州著名鑒藏家繆曰藻、繆曰芑二兄弟。李宗瀚所藏褚遂良《孟法師碑》為剪裱唐拓孤本，是其「臨川四寶」之一。今藏日本三井紀念美術館。

從上述有關跋記文字可知，日本三井文庫和美國安思遠所藏的多種所謂「越州石氏本」小楷，皆非李宗瀚舊藏《越州石氏楷帖十一種》之物，最多也就是「越州石氏刻本」的翻刻本或摹刻本而已。張彥生《善本碑帖錄》中云：「宋刻帖朽難於保存。刻石成後，或拓一、二次石即散失；木板易斷裂、朽毀及火毀。石、木拓一次搬動非易。碑拓多數一張全，或裝一冊。帖少則數冊，多則十數冊。保存數百餘年，完全者特少。宋刻帖，至今有名無實者很多。」

《四歐秘笈》之《化度寺》

《四歐秘笈》是指吳湖帆舊藏唐人歐陽詢《化度寺塔銘》、《九成宮醴泉銘》、《皇甫誕碑》、《虞公恭碑》四種楷書宋拓本。民國十五年，吳湖帆將四冊拓本合裝同貯一匣，題名曰《四歐秘笈》，並顏齋號曰「四歐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四歐」以兩萬元轉讓給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後入藏上海圖書館，今均屬國家一級文物，現為上圖收藏碑帖中之「鎮館之寶」。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寶》第四輯以原裝、原色和原尺寸精印出版。

仲威先生在即將出版的《善本碑帖過眼錄》（文物出版社）一書中，對《四歐秘笈》的流傳、鑒定、題跋和軼事等皆有非常詳盡的論述，此文亦刊登在《書法叢刊》2012年第六期（2012年11月出版），並附有九十餘幅黑白圖片，使得古碑帖愛好者得以先睹為快。

四歐堂本《化度寺》局部

《四歐秘笈》之《化度寺》為諸碑之首，唐石北宋早期拓本，堪稱「海內孤本」，國之重寶。而原定為唐石唐拓「敦煌石室本」（今分別藏巴黎國立圖書館、倫敦大英圖書館）實為北宋之翻刻本。當年翁方綱見到《化度寺》「王孟陽本」（即今「四歐堂本」）時，因字數多達九百三十字，且又迥異他本，而其他五種所謂的宋拓本字數最多六百字，少則二百餘字，故其鑒定《化度寺》「王孟陽本」為宋時初翻刻本。可參閱張彥生《善本碑帖錄》。

丙寅年（1926）五月，據說吳湖帆以二百大洋筆潤請羅振玉題跋。羅氏遂為長跋，其中有云：「宣統初元，見敦煌石室唐拓殘本，合英、法兩京所藏，才二百餘字，則美猶憾，且意人間不複更見完本矣。今年薄遊申江，因老友趙君叔孺得識湖帆先生出潘文勤公舊藏此本見示。甫一展觀，神采煥發，精光射十步外，一一與敦煌本較量，已可確定為唐石宋拓，且存字多至九百餘。為之驚喜欲狂。而冊後有翁閣學跋，因與宋本不同，反以此為宋人複本，以蔽於所習，致使顛倒若斯。然使予不意見敦煌本，亦無解疇昔之疑，更何能證閣學之惑。是吾人眼福突過古人，固不可因是詆諆前賢也。」或許羅氏礙於情面，因而將「四歐堂本」與「敦煌石室本」鑒為「唐拓」殘本和唐石宋拓，但他推翻了翁方綱原來的鑒定結論。

而當吳湖帆後來見到「敦煌石室本」剪裱殘本時，所存僅二百二十六字，又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經洞大約封洞於北宋景祐三年（1036），而且「化度寺」之化字中「匕」部之撇不穿過鵝鉤。而「四歐堂本」則穿過鵝鉤，且字數又多於「敦煌石室本」。所以，吳湖帆一則懾於翁方綱和「敦煌石室本」的「權威」性，二則自己實在難以完全確定「四歐堂」本究竟是否是唐石宋拓，居然將「化」字塗描成「敦煌石室本」一樣。還在「化」字旁邊題跋云：「化度二字經前人描過，校唐拓殘字有失。戊辰元旦湖帆校記。」戊辰即1928年。

「化」字已塗描和吳湖帆跋

仲威在文章中寫道：「歷代碑帖塗描均是偽品照真品樣式塗改，此乃真品參照偽品樣式塗改，可算孤例。」這個誤鑒後來被王壯弘和張彥生兩人一九六Ｏ年在梅景書屋看碑帖時所「發現」。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中云：「一九六Ｏ年余偕張彥生至吳氏嵩山路寓所，先生出『四歐』相示，而《虞公恭》、《皇甫誕》、《九成宮》三碑，皆未足稱善，唯《化度寺塔銘》開卷便覺精光四射，不可逼視。余與張君於前數碑皆坐閱，至此則驟然肅立，亦不知何故，豈佳拓精彩足以懾人心耶？……觀時，吳湖帆為余言，傳世《化度》皆偽本，唯此與敦煌本悉同，當是真本無疑，余與張君皆笑而不答。」王壯弘當年人微言輕，故不便當面指出前輩之誤。

《四歐秘笈》之《九成宮》是南宋早期拓本，乾隆內府懋勤殿舊藏，亦堪稱南宋諸多拓本中之「標准件」。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人李琪本為北宋早期拓本；今人朱文鈞本為北宋晚期拓本。《皇甫誕碑》是「宋拓未斷本」。《虞公恭碑》是陸恭松下清齋舊藏宋拓本。以上三碑拓之考據點頗多，難以在此一一轉述。碑帖鑒定的難度稍低於書畫，但其風險性卻要高於書畫。其風險就在於任何一個碑帖鑒定家都無法鑒閱到各個時期所有的初拓本、晚刻本、翻刻本和偽贗本。仲威在文章裏說：「看來碑帖黑老虎確實厲害，沒有比較，沒有校勘，沒有眾多案例分析，『黑老虎』是難以『馴服』。」

韓珠船本《定武蘭亭》

韓榮光（1793-1860），字祥河，號珠船，別署黃華老人。廣東博羅（今惠州市博羅縣）人。道光五年拔貢（地方學政報送國子監生員），官吏部主事；道光八年中順天鄉試舉人，補禦史，轉任刑科給事中，為官以清操介節稱。道光十六年（1836）上疏乞歸，後主講東莞龍溪書院。里居以訓族善鄰為務，家不富饒而能急人之急。韓氏是書畫家、詩人和收藏家。《惠州府志》、汪兆鏞《嶺南畫徵錄》、洗玉清《廣東之鑒藏家》、謝文勇《廣東畫人錄》均有記載。

韓榮光之所以名傳後世，最主要是其收藏一卷傳為定武本《蘭亭序》，卷後還附有傳為北宋宣和宮廷畫家何端禮所畫絹本《修禊圖》（今已不存）。韓氏所藏定武本《蘭亭序》拓本為「五字不損本」。今藏日本東京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已剪裱為冊頁。每頁縱25.2厘米，橫11.2厘米。此帖末有「乾符元年十二月延資庫使內侍省都知臣裴綰承翰林都待詔臣王點檢/詔出晉王羲之蘭亭宣示仍各摹蠟本以賜在燕人」等數段跋記。乾符元年即唐僖宗乾符元年（874）。但所謂的定武本《蘭亭序》究竟刻於何時？歴來眾說不一，而乾符元年之說乃是其中之一。此帖首頁上有佚名隸書題：「定武蘭亭、唐石唐搨、無上上品。」韓榮光行書題曰：「蘭亭墨寶。道光壬辰三月十九日購於京師，七月重裝。無上神品。羅陽韓榮光珍秘。子子孫孫永寶用。」鈐朱文長方小印「珠船」。故後人稱此帖為「韓珠船本《定武蘭亭》」。首頁上還有張維屏、孔廣陶、潘正煒、伍元蕙等晚清嶺南鑒藏名家之印近二十方。只是未見有清以前人之印，頗為不解。

韓珠船本《定武蘭亭》局部

「韓珠船本」《定武蘭亭》於道光辛丑（1841）四月歸潘正煒收藏，著錄於潘氏《聽帆樓書畫記》卷一之首。帖後有韓榮光二跋，張岳崧一跋，張維屏二跋，潘正煒一跋，其中韓榮光辛丑七月跋中云：「壬辰獲於京師邸，原有宋仁宗、高宗臨蘭亭各一……丙申乞假南歸，以家累為有力者所得。閱數月友人攜來索題，仁宗、高宗臨本及名賢諸跋不複存矣。」壬辰是1832年，丙申是1836年，也就是說韓氏收藏此帖僅四五年即易主。宋仁宗和宋高宗所臨《蘭亭》，今亦不存。

潘正煒道光壬寅年（1842）十月跋記中有云：「道光辛丑四月，適友人持帖求售，披閱之餘得未曾有，始驚即為珠船所藏唐拓定武本也。不惜重價購之，朝夕展玩。」道光辛丑為1841年。可知韓榮光辛丑七月跋記即為潘正煒所寫。但潘氏以重價購之於何人？現已無考。「韓珠船本」《定武蘭亭》1941年上海文明書局曾以珂羅版印行，後流往日本。

所謂「五字不損本」定武《蘭亭》，是指「湍、流、帶、右、天」五字不損。傳說是北宋薛紹彭鑿損了原刻中此五字，故定武《蘭亭》有「五字損」和「五字不損」之分。按通常的思維判斷而言：「五字不損本」本當早於或優於「五字損」本。其實未必。「五字不損本」與「五字損本」，不過是北宋諸多流行刻本中不同的二種刻本而已。另還有定武《蘭亭》「九字已損本」，即「亭、列、幽、盛、遊、古、不、群、殊」九字有損，而今人認為九字損於五字前。清初鑒藏家宋犖嘗云：定武本《蘭亭》，自唐至南宋，翻刻不下千種。《蘭亭》考紛紜聚訟，要當以黃魯直「存之以心，會當妙處」為此中三昧語，正不必過為辨別，反墮雲霧也（容庚編《叢帖目（四）》，香港中華書局1986年）。

那「韓珠船本」《定武蘭亭》究竟是不是「定武真本」？當然不是。它不過是「定武真本」的一種宋代（或是北宋末至南宋年間）翻刻本而已，更不是什麼「唐拓本」。它與其他定武刻本譜系有諸多不同處，最為明顯是第一行「永」字和第六行「列」字有泐損。又第一行最後一字「會」字殘泐痕跡極小，而有別於其他定武系刻本。但在宋代翻刻本中尚屬較好的一種刻本。至於其帖後唐「乾符元年十二月」款以及其他款署，當是翻刻時偽添。這個問題在張維屏「韓珠船本」跋記中已有所提及：「蔡君謨（即蔡襄）記所見唐拓本後有批云：『乾符元年三月……』。惟此本作十二月，豈十字中一直乃泐痕耶？然細觀實有筆意，非泐痕也。或蔡記偶然筆誤？或當日所見，本脫損一直，遂誤作三月耳。」或是翻刻時將「乾符元年三月」誤刻為「乾符元年十二月」。張維屏亦或是礙於友人情面，而未予直接點破明說罷了。在《蘭亭》刻本譜系中，以「定武《蘭亭》」和「遊相《蘭亭》」最為複雜，真令人為之愛恨煎熬，故聚訟至今未息也。

《漢熹平石經》殘石

漢質帝本初元年（146）間，太學學生多達三萬餘人。但因各家所宗所學不同，口耳傳授，以致五經文字多有不同。博士試經，諸生各持己學己見，紛爭聚訟不休，以求自家為經學正脈。甚至賄通負責經學的官吏，篡改五經文字，故致學術環境混亂不堪。如不頒布一種官方標准文本，則天下學子將茫然無從。議郎蔡邕於熹平四年（175），聯名其他一批官員奏請漢靈帝劉宏，官定五經文字。並徵求而得五經善本各一部，進行校勘定審。計有《易》、《書》、《魯詩》、《儀禮》、《春秋》，並《公羊傳》與《論語》「二傳」。然後再鐫刻上石，樹立於洛陽開陽門外太學前，前後經九年而成，共計四十六石，世稱「熹平石經」。因皆為隸書，故又名「一體石經」或「一字石經」。石經初立時，天下觀學與摹寫者，車乘來者日有千餘輛，以致堵塞街陌。洛陽官署不得不特派官吏日夜守護之。《漢熹平石經》之尺寸為每石高二丈，寬四尺。每字高、寬各一寸。此見翁方綱《漢石經殘石跋》（容庚編《叢帖目（四）》之《寶漢齋藏真九種》）。石材為結晶石灰岩。

《熹平石經》究竟是何人所書？古人多認為是蔡邕，或是與其同時代一些書法名家。但東漢文獻史料（如《後漢書》等）中卻未有明確記載，故此說實為推論臆測，並非公認定讞。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之《本漢第七》中云：「降逮後漢，好書尤甚，曹喜、杜度、崔瑗、蔡邕、劉德升之徒並擅精能，各創新制。至靈帝好書，開鴻都之觀，善書之人鱗集，萬流仰風，爭工筆劄。當是時中郎（即蔡邕）為之魁，張芝、師宜官、鐘繇、梁鵠、胡昭、邯鄲淳、偉覬、衛誕、皇象之徒，各以古文草隸名家。《石經》精美，為中郎之筆。而堂溪典之外，《公羊》末則有趙□、劉宏、張文、蘇陵、傅楨；《論語》末則有左立、孫表諸人。」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卷六中則云：「即令邕以善書名家，以一人之力而寫四十六碑兩面文字，事實上恐不可能。」此說合情合理。亦有學者指出，蔡邕參與校經、書碑之事僅有三四年，而光和二年（179）後則並未參與。而漢代有姓名可考之碑石，其書者並非皆為知名書家。王元軍在《漢代書刻文化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年）一書中曾說：「漢代名碑往往被歸於蔡邕所書，乃是盲目攀附名人，不了解當時社會的情況。就筆者看來，『書丹』在當時是一件平常之事，大凡書寫齊整、大方而表達清楚即能滿足要求，所以在當時，著名的書者，特別是史書中有記載的名士善書者，不一定要參與到書丹活動中來。」此說可以採信。

《熹平石經》刻成後八年，漢獻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倡亂，洛陽宮殿遭焚毀，石經亦受波及。至晉懷帝永嘉五年（311），石經再遭兵燹。北魏延興年間（472-476）洛州刺史馮熙、常伯夫先後為建佛寺而毀石經以用。東魏武定四年（546）移石經殘石於鄴（今河南安陽市東北），舟經河陽（今河南孟州市）時，因黃河堤岸崩塌而致舟沉，石經大半沉於河中。北周大象元年（579），又將石經殘石從鄴移返洛陽。隋文帝開皇六年（586）又移至長安。隋末兵亂，營造之司將石經殘石用作柱礎。到唐貞觀初，魏徵將石經殘石收聚保存，但已十不存一。武則天時期又將石經毀餘之石移置洛陽，但不久即損毀殆盡，杳不復聞。從漢靈帝光和六年（183）《熹平石經》刻成至唐中後期的約六七百年中，歷經坎坷，命運多舛而辛酸，在中國石刻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它的存亡毀佚與歴代的尊儒、廢儒、佞佛、動亂和朝代更替等皆有著息息相關之聯系。

《熹平石經》殘石於唐朝晚期在洛陽已有零星出土，到北宋仁宗年間，在河南一帶的宮闕廢址的斷壁殘垣之中，時有石經殘石被人發現，並著錄於宋人諸多的野史筆記中，後數經翻刻。著名者有胡宗愈刻於成都，洪適刻於會稽、石邦哲刻於越州，字數四千餘字至二千餘字不等。但這些翻刻石經至今亦片石無存。《熹平石經》殘石在清代之前幾無拓本傳世，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人孫承澤舊藏殘石本和黃易舊藏殘石本，究竟是《熹平石經》原石拓本，還是宋代翻刻拓本，頗有存疑。黃易自己亦「或以為熹平原石，或以為宋人重摹」；今人馬子雲、張彥生則鑒為《熹平石經》原石拓本。可參閱故宮博物院編《蓬萊宿約：故宮藏黃易漢魏碑刻特集》（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和張彥生《善本碑帖錄》等書，此不贅述。

自南宋末至清末約七百餘年間，未有《熹平石經》殘石出土。民國十一年（1922）起，在河南洛陽一帶始多有小塊石經殘石出土，或一二字，或十餘字不等，總數約有數百塊之多。大部分出土殘石為徐森玉、馬衡、羅振玉、周季木、柯昌泗等金石碑帖鑒藏家庋藏，珍若球璧。少部分經古董商人之手轉售日本，被一些漢學家和金石家重價購藏，或供列於書齋几案之上，或精拓裝裱為卷軸，視為清供古玩。民國十八年左右，又先後出土兩塊《熹平石經》之《周易》大殘石，一為四百九十餘字，後歸江西萍鄉文氏收藏；一為賈人割裂成上下二石，各有數百字。上石歸湘人李氏；下石歸陝西三原于右任，今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民國廿三年（1934），河南洛陽東南十八里之碑樓莊朱圪塔村出土《熹平石經》之《春秋·公羊傳》殘石一塊，有刻字陰陽兩面，共計六百二十四字。陽面起「公會齊侯」字至「接卒衛人」字，計十九行。陰面起「婁子來朝」字至「蔡侯未出」字，計十八行。陰陽兩面上下九、十字至二十字不等。掘獲者以高價售於古董商人王道中，因為便於搬運而鋸割為二。此事傳聞於平津後，日本人知悉欲以四萬銀圓購之，但王氏以國寶重器不可外流而堅拒。當時程潛、于右任皆有意收藏卻未能如願。民國二十八年（1939），王氏以一萬銀圓（又傳一萬五千銀圓）轉讓於山東霑化（今屬山東利津縣）人、時任河南第十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李杏邨（1891-1986）。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在洛陽淪陷之前，李氏將此石運藏於河南盧氏縣熊耳山密林榛莽之中。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李杏邨又將此石從熊耳山秘運之西安。當年胡適欲將之購存於北京大學，以為漢學象徵。但因李氏於時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1896-1960）有同鄉之誼，且又曾答應將此石捐贈山東省圖書館，故決意卻之。

一九四九年，李杏邨盡斥身外長物而攜此二石渡海赴臺。後臺灣大學、臺灣國立歴史博物館，以及日本、美國文博機構和古董商人，皆有意購藏，但均被李氏拒絕。因其曾對王獻唐有過承諾將捐贈於山東省圖書館。一九六四年，李杏邨因年事已高，又加之王獻唐已歸道山，故捐贈承諾已無法兌現。臺灣國立歴史博物館即請曾任河南大學校長、時任立法委員王廣慶居間協商，又得到政務委員葉公超鼎力贊助，時任教育部部長黃季陸特批臺幣二十三萬元，遂以象徵性價格購藏《熹平石經》殘石。現二石以錦盒黃緞鑲裝陳列於該館大廳，成為「鎮館之寶」之一。並於一九八一年十月影印出版二殘石剪裱本，共計十八開，八十六行，每行八字（含空白處和泐損字）。

民國年間，「出土」之漢魏石經偽贗頗多，實皆古董商人射利所為。張彥生《善本碑帖錄》中云：「漢魏石經偽刻甚多，各鑒賞家亦收入。如方若，收大小近百石，無真品。上海龔心釗、李國松等均收多塊偽品。北京偽品少，因馬衡、徐森玉、吳宜常、周季木、柯昌泗、許□璜等人，與挖掘人有來往，故每出一石即傳來消息，因此來北京的偽品少。」皆知「墨老虎」吃人，豈知「石老虎」亦吃人也。

王道中在購得《熹平石經》殘石後，亦有拓片出售。某些拓片上鈐有：□□甲戌王道中拓於洛陽古金□（朱）、漢熹平公羊石經原碑（朱）、珍藏人王道中之姪王錫範（白）等印。甲戌為一九三四年。于右任有跋云：「漢熹平石經洛陽出土，為王道中識而購藏，日人鉅金謀獲不為所動。抗戰軍興，恐國寶沉淪讓於霑化李氏，頃為博物館藏展。瑰寶永存，王氏之功不可沒也。」而近年市上所見此石拓片，當是王道中售於李杏村之前椎拓之物。而剪裱本僅有臺灣「國博」精拓本印行傳世，堪作學習漢隸之範本也。

《懷仁〈聖教序〉》雜談

懷仁集王羲之《大唐三藏聖教序碑》（以下簡稱《聖教序》）的考據點頗多，其中最重要有「未斷本」和「已斷本」之別。即從第二行「懷仁集晉右將軍」之「晉」字處，至末行「文林郎諸葛神力」之「文林郎」有一道斜泐痕線，亦證明此碑已斷為二截。但究竟是何時碑斷？歴來說法不一。張彥生《善本碑帖錄》中云：「碑斷時代，曹秋岳（曹溶）侍史謂在紹興二年，王虛舟（王澍）謂在南宋渡後，何義門（何焯）謂在明天順中，楊大瓢（楊賓）謂在明嘉靖已卯。……以上是考碑斷時間，在明清金石家也搞不清楚。」明萬曆年間人韓逢禧有跋云：「碑斷於國初。」施蟄存《唐碑百選》中云：「此碑於明萬曆年間，因地震折斷，損若干字。」仲威《中國碑拓鑒別圖典》中云：「元明間徹底斷裂。」《聖教序》斷碑的年代非常重要，它可以確定「未斷本」的拓本年代；即是否是宋拓，還是宋以後所拓（翻刻本不論）。綜合古今諸家之說，此碑折斷年代約在南宋末或元初。其實，《聖教序》歴代各類拓本的考據點還算較為清晰。可參閱仲威《中國碑拓鑒別圖典》、王壯弘《〈集王聖教序記〉版本略述》和張彥生《懷仁〈集王書聖教序〉拓本概述》等，此不贅述。它是唐碑研究和鑒賞中的一門「顯學」。

上圖本局部碑林本局部

我有四種宋拓《聖教序》影印本：（一）上海圖書館藏明人張應召本（以下簡稱上圖本），為《翰墨瑰寶》第二輯之一。（二）西安碑林博物館藏董其昌、郭尚先題跋本（以下簡稱碑林本），為《西安碑林名碑精粹》之一；均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三）上海朵雲軒藏劉溎年舊藏本（以下簡稱朵雲軒本），為《中國碑帖名品》之一（第五十一種），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年出版。（四）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本（以下簡稱三井本），為《歴代拓本精華》之一，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出版。朵雲軒本今定為北宋精拓本，三井本今定為宋拓本。

上圖本今定為北宋拓本；碑林本今定為宋拓本，董其昌定為「南宋搨本」。兩種剪裱本每頁行數和文字完全相同。上圖本伊秉綬題跋中雲「是北宋精拓，前明庫裝」。碑林本郭尚先跋中雲「明內府物，後以折俸出人間」。明庫裝本，即明內府裝裱本。碑中最重要的宋拓本考據點之一：原碑第十五行末「古知聖慈所被」中之「慈」基本完好。上圖本「慈」字上部草字頭有細裂紋斜貫，而碑林本則「慈」字完好無細紋。還有一考據點：原碑第二十一行「久植勝緣何以顯楊」之「緣」下有石花。上圖本石花下為白花；碑林本石花中有一黑塊，此說明碑林本比上圖本要早。又碑中「萬里山川撥煙霞」，上圖本泐損和石花非常明顯，而碑林本則無泐損痕跡，等等。總之而言，碑林本文字泐損字數和泐痕石花要遠小於上圖本，如果碑林本沒有塗描過的話，則其椎拓年代應早於上圖本。

北宋拓本的幾個主要考據點。「崇」字右下有「一」小橫線；「緣」字與石花不連。南宋本已連。

上圖本經張應召、李守、史貽直、汪喜孫、蔣鏡秋等收藏，另有翁方綱、伊秉綬、李守、郭尚先、葉志詵、董國華、鄧熾昌等題跋和觀款，在傳世諸多《聖教序》宋拓本中亦屬名本。碑林本有董其昌題記云：「絹本《聖教序》墨跡昔為余藏數年，經年不三四發篋展玩，頗意其劍，知為刻舟所寶耳。蓋唐時謂云：『小王書乃懷仁一筆摹，似不盡出於右軍。』即右軍劇跡有大小肥瘦不類者，懷仁亦置弗摹。以《蘭亭序》相較，其不合者多矣。今觀宋搨《閣帖》、《絳帖》、《潭帖》、《戲魚堂》等刻，右軍書率意如行天真自遠，何能一一束縛入此定法中耶？自唐至勝國數百年，其以小王書名世者寥寥，足鏡矣。然書家鮮無不家置一冊者。而宋搨特罕見。此本是南宋所搨本，故少五字：紛、亂、何、以及『內出』出字。如《稧帖》之有損本，或五字，或七字，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耳。故城道舟中題。甲戌四月九日，董其昌。」甲戌是崇禎七年（1634），董其昌時年八十歲。但上述文字不見於董氏《畫禪室隨筆》和《容臺集》。鄭威和任道斌的兩種《董其昌年譜》中亦均未記載。董書應是真跡，或是他處移來？

董其昌題文局部

董其昌此題中含有多層意思：（一）董其昌曾收藏有懷仁絹本墨跡《聖教序》。（二）《聖教序》是懷仁自己的書跡，並非是集王羲之書法；與《蘭亭序》有許多不合之處。（三）《聖教序》有紛、亂、何、以、出「五字不損本」是唐拓本。（四）此拓本是南宋搨本。

在董氏《畫禪室隨筆》之《題懷仁〈聖教序〉真跡》（亦見《容臺集》）中亦有二條與上述相近之跋文：

（一）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為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跡咸萃其中」。非也。

（二）此書視陝本（按：即《聖教序》原石）特為姿媚，唐時稱為小王書，若非懷仁自運，即不當命之小王書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雲「習王右軍書」，集之為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

在《聖教序》拓本譜系中，董氏此論具有相當的「顛覆性」。因為除董氏外，從未有所謂《聖教序》「五字不損本」和《聖教序》絹本墨跡的記載；亦未有人質疑《聖教序》是懷仁集王羲之書法而成。對於董氏之說，王壯弘在《〈集王聖教序記〉版本略述》中有評論云：「董氏乃一代大家，然於《聖教》屢有奇論。他說《聖教》非集字，是懷仁一手所寫，他藏有一卷黃娟上寫的《聖教序》，也就是石刻原跡。並說古人摹寫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既是絹素就是寫的，不是集的。又說集字之義就是習字等等。他摹刻一段所藏的絹素《聖教序》於《戲鴻堂》卷六中，與唐石兩相對照，不僅毫無共同之處，而且比碑文字略小，那麼他說的五字不損為唐拓本，實亦不可輕信。」

朵雲軒本局部 三井本局部

將朵雲軒本與三井本作比較和校勘，粗校之下，感覺三井本似乎要勝於朵雲軒本，因為三井本在字口清晰度和殘泐程度等方面優於朵雲軒本，又朵雲軒本或是經過多次重裱而神采遜於三井本。但宋拓本中「紛糺」之「紛」字上部石花與上一字「焉」字下部分相連接。而三井本「焉」字下部竟然沒有石花與「紛」字連接的痕跡（剪裱為二行），再仔細觀察，發現「焉」字下部石花痕跡已經塗描掩蓋。古碑帖拓本最忌諱人為塗描（偽贗者不論），既然「焉」字有塗描，則不排除其他字亦有塗描的可能性。但塗描在影印本中難以一一查核，唯有仔細鑒閱原件才能發覺。塗描猶如一個人做過了整容，雖然名字還是原來的名字，但人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

三井本「焉」字下部石花已塗描「整容」北宋本「焉」字下部均有石花與「紛」字連接

三井本應是宋拓本（北宋晚期或南宋），但因其有過某些塗描痕跡，故鑒賞價值當在朵雲軒本之下。在三井本冊末有清人和近人諸多名家題跋，韓逢禧、王澍、劉墉、方士庶、康有為、王國維、梁啟超等人均未提及塗描之事，或是礙於藏家之情面也。唯有成親王永瑆跋中有云：「覆本以南宋本為第一，此豈是耶？」永瑆懷疑此本是南宋覆（翻）本，或許是他見到了帖中某些塗描而產生懷疑了吧？「覆本」當是誤鑒也。以我之拙眼而言：碑林本第一，上圖本第二，朵雲軒本第三，三井本第四。

在傳世宋拓本懷仁《聖教序》中，清人崇恩舊藏「墨皇本」（今藏天津藝術博物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名聲最大，也是北宋拓本考據的「參考件」，今人多有專文論述研究。但「墨皇本」也因多次揭裱而神采稍遜。崇恩嘗有跋云：「古帖之精者，雖數經揭裱，紙敝墨渝，其字畫但未損傷，其筆意必異常精彩，炯炯照人，真與手寫無疑。」還雲「《聖教序》中有羲之鬼，然非北宋拓無由見其美」。崇恩堪稱古今鑒藏《聖教序》第一人，其十年間先後收藏有宋拓未斷本《聖教序》十一種。

「墨皇本」局部北宋本中唯「墨皇本」之「焉」與「紛」無石花連接

而被王壯弘稱為「海內《聖教》此居首」的明代張應召舊藏本（今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是北宋拓本中存世最早本考據點的「標准件」，但也有某些塗描之處。是王先生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張家花園舊家所得，後歸「國博」庋藏。可參閱王著《崇善樓筆記》，此不贅述。但此本我至今無緣鑒閱。

《聖教序》是傳世最著名的集「二王」法書摹刻本之一。在明弘治、正德年間，士大夫始復重此碑，購求一本，往往傾囊倒篋，以為難得。雖已斷者，購之猶數十金（見王澍《虛舟題跋》）。施蟄存《唐碑百選》中亦云：「此碑實為王羲之真跡之匯刻，然未必字字悉為原本，其中或有偏傍拼湊，放大縮小之處。且或者亦有獻之筆跡羼入，然其精神面目，固纖微畢肖為右軍法書。歴代以來，習二王草（行）書者，《蘭亭序》、《閣帖》諸劄之外，惟以此碑為模式，雖名之曰碑，實法帖矣。」此乃真正鑒賞家之言也。

碑帖鑒定或鑒賞，就是對各種拓本進行比較和校勘，從而再發現它們之間不同差異或共同之處的研學過程。而這個過程或許充滿了艱辛，但也可能會得到諸多的知識和樂趣。

聚訟紛紜《曹娥碑》

在傳世古代小楷名作中，極少有像《曹娥碑》那樣複雜的個案，如用「聚訟」二字來形容亦不為過。所涉及古今之人，遠至漢代蔡邕，近至張大千。而古今有關《曹娥碑》的「糾結」，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孝女曹娥誄辭》墨跡本（亦名《曹娥碑》，今藏遼寧省博物館。以下簡稱「遼博本」）是否是王羲之所寫？或是否是晉人佚名之作？（二）《曹娥碑》的文本問題，為什麼它在文字方面有諸多訛誤和與史實不符？（三）南宋時起《曹娥碑》各種刻本的譜系問題。雖然在古代碑帖著作中，有關資料並不少見，但由於其原始史料的缺失和模糊性，故自宋代至今的聚訟一直未息，幾乎可以寫一部現代學術性質的專著。

《曹娥碑》最早的書法著錄文字，見北宋鑒賞家黃伯思（字長睿）《東觀餘論》之《跋逸少昇平帖後》：「晉史稱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昇平二年書，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鐘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真賞，未易遽識也。長睿父題。」雖文中並未明確是指《曹娥碑》，但其中「昇平二年書」與遼博本最後一行「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署款近似，故《孝女曹娥誄辭》或《曹娥碑》亦名《昇平帖》。黃氏此跋非常重要，但仍存有幾個疑問：為什麼在黃氏之前從未有關於《孝女曹娥誄辭》墨跡本的著錄文字？黃氏所跋是墨本？還是刻本？此《昇平帖》是否就是後人收藏、著錄和今之遼博本？

遼博本《孝女曹娥誄辭》局部一

有關遼博本《孝女曹娥誄辭》的歷代遞藏和著錄，可參閱楊仁愷《晉人書〈曹娥碑〉墨跡泛考》；關於《曹娥碑》文字和史料方面的考證，可參閱啟功《「絕妙好辭」辨》；另還可參閱日本學者中田勇次郎《孝女曹娥碑真本及諸本》，以及今人梁少膺《〈曹娥碑〉考》等文章，因其中涉及諸多的專業論述，故無法在本文中展開詳述。楊仁愷認為遼博本《孝女曹娥誄辭》是晉人佚名之作；中田勇次郎認為是六朝人之作；啟功認為《孝女曹娥誄辭》和《曹娥碑》均與王羲之無關；今浙江籍研究者多認為《孝女曹娥誄辭》應是真跡，此蔡邕（雍）可能是上虞人、隱士、書法家，而非陳留人、漢議郎蔡邕（雍）。也有人「考證」出漢議郎蔡邕曾因避禍而到過上虞，多力鑒為真。並自定浙江上虞為「中國謎都」，頗為發噱。真可謂公婆相爭，各有理據，莫衷一是，信疑參半。

遼博本《孝女曹娥誄辭》局部二

其實，關於《孝女曹娥誄辭》之真偽，董其昌《容臺別集》卷二《又跋〈黃庭經〉》中有云：「亦如《曹娥碑》，絹本，元時定為右軍。余以『千夫失聲』作『千大』，斷其偽。並有『可恨華葩』作『何長華落』。右軍何以至此？雖有喬簣成諸公題跋，不足信也。」清末民國人歐陽輔《集古求真》中亦云：「此碑實為宋人偽作，翁覃溪（即翁方綱）僅以懷素題記大曆二年『丁末』為『巳末』二月朔，誤『辛巳』為『辛末』為不可解，其實罅漏甚多，不獨此一端也。此漢人事，漢人文，右軍追書之，並非埋幽之石，曷為有『三百年後』云云？且此語見唐人說部，其字句微不同，然非曹娥墓所出，而故異其字。此等不經之言，與《保母磚》如同一轍，何右軍父子均書其怪異有如方士妖僧乎？蔡雍之『雍』字亦古所未有。又題記累累，皆為唐人，宋賢反無一字，亦為可疑。」南宋出土傳為王獻之《保母磚》（一名《保母帖》）殘刻，實附會偽贗之物。

今嶺南書法家、學者黃文寬亦曾云：「如宋思陵之跋，天曆寶璽，虞集題記，趙子昂跋語，均屬偽作。……至其字體書法之低劣更無待論矣。」對「昇平年」款及唐代諸名家觀款等均認為是南宋古董奸商或元明帖賈偽造，他的鑒定結論是：「余疑《曹娥碑》實為唐代道士、經生之所書，其傳本當不止一本。」（見《嶺南書藝》季刊創刊號《〈孝女曹娥碑〉跋》）

我曾經在《張大千與〈曹娥碑〉》一文中說過：「其實，古今鑒賞家們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孝女曹娥誄辭》上的那些唐人觀款都是『孤跡』，沒有其他參考物可作比對，所以無法確定它們的真偽。以我之淺見，如果遼博本上南朝人題署和唐人觀款均非真跡，那此帖的上限最多也只能到五代或北宋初中期。」（見拙著《翰墨真賞》，浙江人美出版社2012年）而對於傳世書畫「孤跡」的真偽鑒定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暫時無法確定其真偽，則不妨以「傳」或「款」代之。沈尹默先生曾在一九六四年致信楊仁愷，建議將《孝女曹娥誄辭》暫定為「傳晉人書」。

今人王元軍曾有專文論述此帖內唐人柳宗直（柳宗元堂弟）的觀款是「真跡」（見《中國書法》2009年第2期），也僅是從文字史料方面予以考證，故難以令人無疑信服。對遼博本《孝女曹娥誄辭》的真偽，我傾向於是唐末至宋初佚名之作，且書寫者的文化水平不高，以致文字上錯訛頗多。而那些所謂的唐人觀款，疑似出自一人手筆。此帖在各方面的疑點實在太多，且又無法圓說解釋。又退一萬步而言，即便是晉人或六朝人所書，也或是民間書手之作（黃文寬謂「字體書法之低劣」），雖有一定的文物價值，實在難言有多少藝術價值。

《曹娥碑》墨跡本除了遼博本（即王錫爵、王時敏家族舊藏）之外，是否在明清還有另一種墨跡本傳世？清雍、乾年間人蔣衡（1672—1743）在《拙存堂題跋》（上海書畫出版社《中國書畫全書》本）中有云：「又一本舊題為李北海書，未知果否？細玩其古拙似《薦季直表》，其流媚則《靈飛經》，以鐘太傅家規摹王右軍筆法，結體若異而微妙處無不神合，且以隸意行之。靈變圓轉，非凡近所能夢見。余従淮南程氏借摹，當時未能深領奧趣，今以意追擬略得一二焉。」李北海即唐代著名書法家李邕（678—747）。西泠印社拍賣公司二ＯＯ六年春拍中，有唐人佚名紙本《曹娥碑》墨跡本，帖中有「程年」、「固叔平生真賞」二印，此「程年」是否是「淮南程氏」？帖後拖紙上有清初孫承澤行草題跋（疑為贗跡）中曰「唐臨《曹娥碑》」。此墨跡本是否即《拙存堂題跋》著錄之本？存疑待考。此卷亦見吳湖帆《丑簃日記》，為徐氏所藏。

越州石氏本《曹娥碑》（李宗瀚舊藏）局部

另一個關於《曹娥碑》的聚訟，就是有關刻拓本問題。遼博本《孝女曹娥誄辭》卷後有宋高宗（款署「損齋書」）題跋，引首鈐「禦書」白文方印，故元人題跋中多言此帖曾入藏宋高宗內府德壽殿。清初孫承澤《庚子銷夏錄》卷五有《王右軍曹娥碑》云：「宋拓《曹娥碑》乃宋高宗禦府本，書法靜婉貞淑，如見其人，書字至此，真可傾國。」但孫氏所記究竟是否為宋高宗禦府刻本，今已無法考證。清人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中有記宋拓《曹娥碑》末有：「昇元二年正月九日琅琊王氏模勒上石。」如此署款為真，則有可能是南唐刻拓本。南宋禦府本與南唐刻本今皆已不存，但其他諸多翻刻或摹刻本則魚龍混雜，難辨石玉。

今傳世《曹娥碑》最早拓本大致有三種：越州石氏本（一名《博古堂帖》）、韓侂胄《群玉堂帖》（一名《閱古堂帖》）和南宋刻本。根據《嘉泰會稽志》所記：石邦哲所用的底本是其族人石公弼舊藏本，越州石氏本與南宋禦府藏墨跡本（即遼博本）不是同一譜系，兩者文字、結字大有不同。越州石氏本書風勁健，頗具「唐味」，且刪除了唐人觀款。此帖元明年間最享盛名，亦成為後人翻刻之「祖本」。而《群玉堂帖》則應與南宋禦府藏墨跡本同一譜系，刻本保留了唐人觀款（見吳榮光《筠清館帖》摹刻本）。但結字則有鐘繇、虞世南、褚遂良書風，故與墨跡底本迥異。而其他諸多南宋刻本則參用了越州石氏本或《群玉堂帖》，所以它們有些文字或採用越州石氏本，或採用《群玉堂帖》，或兩帖混用而參以其他底本。在結字上有些刻本有隸書筆意，顯然是仿摹鐘繇書風。上述即為南宋《曹娥碑》刻本的三種主要刻拓譜系。

上海圖書館藏本《曹娥碑》局部

在上述各種《曹娥碑》的刻本譜系中，文字相異之處頗多，但因其中涉及訓詁學、避諱學等，頗為繁雜，故無法在此一一詳述。僅可簡單舉幾例：墨跡本中「經五日抱父屍出」七字，有些刻本中刻，有些則不刻。故刻者當屬墨跡本或《群玉堂帖》譜系；不刻者當屬越州石氏本或其他譜系。墨跡本中「末胄景沉」，但在刻本中皆為「末胄荒沉」。墨跡本中「顯照夫人」，而刻本中皆為「顯照天人」。墨跡本中「千大失聲」，刻本中有「千大失聲」，亦有「千夫共聲」；墨跡本顯然有諸多文字訛誤。又墨跡本「時效髣髴」，越州石氏本與之相同；而有些刻本中為「時效彷彿」。另有些南宋刻本中的文字僅刻到「以（已）招後昆」，而後面的文字則刪除不刻。為什麼會出現上述諸多相異之處？或是參考了唐人《古文苑》中《曹娥碑》之文本，亦或是在墨跡本（《群玉堂帖》）和越州石氏本外，另還有其他底本。在此唯有存疑待考。

黃文寬藏本局部 吳雲藏本局部

古今人關於《曹娥碑》的聚訟或「糾結」，大多局限於文本方面的真偽或刻本優劣方面的考鑒，故屬於是傳統考據的學術範疇。雖爭辯雙方各持有利於自己的理據，力鑒其真其偽，但亦多有粗疏之處，所以相持不下。就現代藝術史學研究而言，我們不妨可將研究重點轉向考察《曹娥碑》起自南宋的書法風格「接受史」，即為什麼南宋人會將墨跡本「變異」為具有明顯唐人風格的小楷書體？它之所以為後人所追捧，是否與元明文人士大夫階層盛行小楷和與「館閣體」流行有關？

另外，在明代鑒賞家眼中，《曹娥碑》似乎已超越其書法本身的意義。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中嘗云：「昔人謂此書如幼女漂流於波浪間，今求所謂漂流波浪之勢，了不可得。意其憔悴宛篤，外弱而中勁，庶幾得孝女意於形似表歟。」鑒賞書法猶如讀畫，曹娥「憔悴宛篤，外弱中勁」，她漂流波浪（近似宦海沉浮）之悲慘命運，是否有些許文人士大夫顧影自憐的情結蘊涵其中？故有必要對此進行書法史與社會史和文化史等的交叉研究。如再純粹對《曹娥碑》的文本真偽或刻本優劣方面進行研究，似乎已無多大的學術意義了。

【附錄】本文《曹娥碑》主要參考印本

（一）黃文寬藏宋拓二種，《嶺南書藝》季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84年

（二）《越州石氏楷帖》（李宗瀚藏本）。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

(三）《安思遠藏善本碑帖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四）《中國法書全集》（第二冊，遼博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五）《王羲之王獻之小楷》。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

（六）《翰墨瓌寶》（第二輯，上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七）《曹娥碑三種》（吳雲、陳淮藏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

《停雲館帖》嘉靖殘本

今存世最早的《停雲館帖》拓本多為萬曆年間所拓。著名者有文徵明之孫、文嘉之子文元善題跋的「家藏本」（亦稱「文氏家拓本」），今藏北京首都博物館。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出版。已故周道振先生舊藏萬曆拓本兩種：一為三十年始配全之「百衲本」，一為清代吳氏坡帖齋舊藏本。上述二種拓本均由河南美術出版社2012年影印出版，刊印於周道振編著《〈停雲館帖〉匯考》第二冊至第四冊中。

《停雲館帖》（十二卷）中第一卷《晉唐小字》刻於嘉靖十六年（1537），第十二卷《先待詔書》刻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時文徵明已卒一年。此帖經二十三年始告完成。清代金石碑帖鑒賞家張廷濟曾有云：「文待詔父子經營數十年，成十二卷，又有章簡甫細意摹勒，故有明數十匯刻，惟無錫華中甫《真賞齋》刻出其右，餘若《鬱岡》、《餘清》、《快雪》俱遜一籌。用功深者收名遠，天下事類如是也。」（《清儀閣金石題識》）但《停雲館帖》後來的補刻、翻刻、偽刻等極多，故其拓本譜系遠比其他明刻法帖複雜得多。

王壯弘《帖學舉要》中列舉了《停雲館帖》初拓本的諸多考據點，雖然是以萬曆拓本為標准，但對鑒別《停雲館帖》有相當大的實用性。其中最重要一個考據點，就是一卷中首帖《黃庭經》第一行：萬曆拓本中「黃」字有剝蝕貫至第三、四、五行。等等。反而言之，如是萬曆以前的拓本，則無剝蝕痕跡。造成此剝蝕的原因，應是由於《停雲館帖》刻成之後，名傳海內，求售極眾，反複椎拓而損泐所致，後《黃庭經》第一行「黃」字四周又出現小麻點。萬曆末年因殘損而予以部分補刻。萬曆四十二年，《停雲館帖》刻石為文元善孫女文俶作為陪嫁，歸蘇州寒山趙宧光家。趙氏以明碼標價出售精拓本，遂致損泐益甚。故《停雲館帖》以萬曆初中期拓本為善本或近初拓本。

周道振舊藏嘉靖本《停雲館帖》第一卷《晉唐小字》、第二卷《唐撫晉帖》局部

周道振先生舊藏《停雲館帖》第一卷《晉唐小字》、第二卷《唐撫晉帖》，縮小影印於《〈停雲館帖〉匯考》第四冊中。這應該是唯一存世的《停雲館帖》嘉靖拓本的殘本。它的主要考據點均證明是早於萬曆年間拓本，其《黃庭經》第一行「黃」字四周無明顯剝蝕和小麻點。第一、第二卷末均鈐有白文長方小印「停雲」，此是真印。帖中又有白文小印「正叔」、橢圓朱文印「太原王氏生」等印。諸印皆印泥入古和入紙。

周道振 舊藏嘉靖本《黃庭經》局部

周道振 舊藏萬曆拓本《黃庭經》兩種局部

王壯弘《帖學舉要》一書中有云：「此帖初拓竹紙淡墨，紙如黃金，拓作蟬翼極精彩。」此或是從古人著錄文字中來？未見有實物可以證實。趙宧光跋其拓本有云：「昔有尤敬以拓工藝名冠吳中，俱與溫（恕）、吳（？）、章（簡甫）諸君齊受知於待詔先生父子。其拓法必椎之數次，務以輕墨幾翻刷之，令紙合於石，墨浮於紙，則字之宛委波折纖微不滲。余深究此法，然成功匪易。」如從周先生舊藏《停雲館帖》一、二卷的圖版粗鑒，此拓本似乎合乎趙氏之說：「字之宛委波折纖微不滲。」

周先生在卷二末頁上有長篇考鑒跋記。他從《吳郡名賢圖傳》中抄錄有關文字：王問臣字正叔，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與王錫爵（探花，太倉人）、申時行（狀元，長洲人）為同年進士，因避諱同鄉和「同年」而不與往來。為官清廉。少年時即為文徵明所器重，工詩詞和擅書畫。太原是王氏郡望。周先生考鑒結論：「則帖當是嘉靖間文氏自藏，後贈正叔者。又可知第一二兩卷刻成僅二十年已殘泐，若此蓋為時所重也，椎拓無虛日也。」雖然無史料證明，此二卷拓本為文徵明贈送王問臣，但定其為嘉靖拓本應無多大疑義。此二卷上鈐有多枚朱文方印「人間希有」，當是周先生鑒藏之印。周先生之子周邦榮先生在《〈停雲館帖〉匯考》的《附記》中說：「所以這兩卷是年代最早、最『原汁原味』的帖本，也最得父親珍愛。」此二卷拓本原為明式兩面裝，因多有脫落和前後錯亂，周先生親為之重裝。並跋云：「頗恨無力請良工重為之，使此帖減色不少。」此嘉靖拓殘本是「孤本」，惜古今碑帖著作中未見著錄。但此二卷卻被後人認為是《停雲館帖》之精華所在。清代鑒賞家錢泳《履園叢話》中亦云：「文氏《停雲館帖》，章簡甫所刻也。然惟刻晉唐小楷一卷最為得筆，其餘皆俗工所為，了無意趣。」因而常被猾賈割裂重裝，鈐以偽印，飾為宋拓。（見孫承澤《閑者軒帖考》）

周先生在考鑒跋記中最後寫道：「此帖得於一九七五年，甲寅余經整編減薪，下放上調，自商而政而農而工，尋有政而學，往返城鄉間。先室張月尊夫人緣得不治症，然仍為支持門戶。余雖所入甚微，仍能購此。去今十五年，先室去世已二載，展閱一慟。」此跋文寫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甲寅是一九七四年。周先生後來將他出版的著作都寫上了已故夫人張月尊的名字，以此緬懷和紀念。周先生退休後長期到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抄閱資料，長年如一日。他與圖書館工作人員均已熟悉，幾乎是該部的「編外人員」，且關系極好，數日不見即會牽掛。曾有兩三星期未見到周先生來館，頗為詫異。等再次見到他時，周先生已蒼老許多。眾人即關切詢問，方知其夫人已於前些日子病故，皆為之唏噓難禁。

根據上述題跋可知，周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將二百餘件書畫、碑帖和古籍捐贈給無錫博物館，此兩卷《停雲館帖》嘉靖本當時可能並未捐贈。這或許是他一生中最珍愛的一件藏品，也應該是一份他視之為最珍貴的紀念品吧？

《爭座位帖》關中本

顏真卿《爭座位帖》墨跡在北宋時曾藏長安安師文家，後安氏摹刻上石，刻本後稱之為「關中本」（一名陝刻本）。據載蘇東坡曾在安氏家手拓數十紙，並鈐印記。今無蘇氏拓本傳世；墨跡本亦不知何時失傳；安氏刻石今藏西安碑林博物館，但殘泐已非安刻原貌。據張彥生《善本碑帖錄》、王壯弘《帖學舉要》等書可知，《爭座位帖》宋拓「關中本」考據點主要有：第三行「右僕射」之右字中「口」字完好無損；第四十三行「出入王命」之「出」字完好無損等。《爭座位帖》在宋代除「關中本」外，還有「吳中本」、「《忠義堂》本」和「國子監本」等摹刻本。王壯弘云：「此帖輾轉刻本甚夥，與關中本相較何啻霄壤，故除關中本外，它刻皆不為世所重。」（《帖學舉要》）

「出」字已損本（日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啟功先生曾在臨《爭座位帖》跋記中有云：「顏魯公與郭英乂書稿北宋初拓，余未之見。所見俱有泐痕者，然其石固甚堅致。自元明以來未嘗斷裂，新舊之拓所爭，僅在點畫肥瘦之間。今見早拓者，點畫邊緣明晰，其後漸如用濕墨寫生紙，筆之周圍如有虛影，再後反歸清晰，而字口已瘦，蓋石面磨失極薄一層，刀痕漸漸間至淺深處，再經洗剔，遂不為世所重。然余嘗諦校之，所謂洗剔之後所拓，點畫姿態並無甚差異，絕非《醴泉銘》鑿空妄改者可比也。」（《啟功臨〈爭座位帖〉》，文物出版社2011年）啟先生所臨為晚明張即之藏本，應是南宋拓本。他認為關中本南宋拓本（剔洗前）與元明拓本（剔洗後）差異不大，此僅是一家之說。

《爭座位帖》關中本究竟有無北宋拓本傳世？或曰無，或曰有，莫衷一是。王壯弘《崇善樓筆記》中有記，鐵琴銅劍樓藏北宋拓本《爭座位帖》：「為傳世所見之最舊拓本，紙墨沉古，筆畫渾厚，動蕩牽絲，脈絡端的可尋，使人一望而知為古拓善本。此冊實為真北宋精拓本。」但不知此拓本今在何處？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梁啟超舊藏本（有翁方綱、吳雲等人題跋），現定為北宋拓本。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本《爭座位帖》（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寶》第一輯；上海書畫出版社《中國碑帖名品》亦影印）。冊末有何紹基咸豐戊午長詩跋記，原為崇恩（號雨舲）所藏，後歸藏書家李國松收藏。第四十三行「出入王命」之「出」字完好（稍有蟲蛀痕）。施安昌在該印本《前言》有云：「紙墨黝然深潤，神采充溢，古香可掬，為宋時精拓的關中本。」現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上海圖書館藏宋拓「出」字未損本局部

上圖所藏崇恩本原為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購藏，後調撥給上圖庋藏。王壯弘《崇善樓筆記》中鑒為此拓本第三行「右僕射」之「右」字「口」部已挖過：「按『右』字未挖本『口』部筆畫粗渾有力與上橫撇相等，且『口』部內空白緊密而細小，已挖本『口』部筆畫較上二筆似瘦細無力，『口』部空白大而鬆懈。」但這一個重要考據點，如沒有鐵琴銅劍樓藏本作校勘，則極難以辨別。如果上圖本「右」字「口」部的確已挖過，則應為南宋拓本。有些碑帖拓本雖名曰「宋拓」，但北宋初與南宋末要相差二三百年，似不可同日而語。

上海圖書館藏宋拓「右」字「口」部疑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朱文鈞（翼盦）舊藏宋拓《顏魯公爭座位帖》，著錄於《歐齋石墨題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卷三，亦屬存世著名拓本。原為晚明浙江秀水（今嘉興）人萬壽國（字藎卿）所藏。冊後有晚明董其昌、李日華、許光祚、馮立鑒、陳萬言五人題跋，皆為真跡。明裝一冊。董其昌跋云：「顏行出二王外，以其不為結構，隨意自如，天真爛漫，非虞、褚諸公所能湊泊。《爭座位》尤其煊赫有名者，蔡忠惠一生彷彿才得十之三耳。」李日華題跋中有「此拓精好，斷為宋物」云云。許、馮、陳三人也均言此拓本為宋物。

朱家溍先生編《歐齋藏碑目錄（四）》（見《收藏家》雜志1995年第四期）中記：「《宋拓顏魯公爭座位帖》。明萬壽國藏。董其昌、李日華、許光祚等題。明裝。八開半，跋四開。一冊。辛未購於隸古齋。價三百五十元。」辛未是一九三一年。三百五十元當是銀元，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翼盦先生是清末民國年間的碑帖大鑒藏家，但購此《宋拓顏魯公爭座位帖》卻可能是「走眼」，不慎被「黑老虎」咬了一口。平心而論，關中本《爭座位帖》的南宋拓本與元明精拓本，有時真的極難辨別。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朱翼盦舊藏宋拓本局部及董其昌題跋

馬寶山曾在《書畫碑帖見聞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一書的《碑帖鑒定漫談》一文中說過：「清代造偽技術千變萬化，使人防不勝防。例如我同啟功先生在故宮博物院所見朱翼盦舊藏『爭座位帖』，題為宋拓，但『出入王命』之『出』字已損。後有李日華等名人題跋一開（註：應為四開），皆題宋拓，題跋均是真跡。經我細審，題跋是從另本取下補配上的，後面有明顯的補配痕跡，誠是明代精本冒充宋拓欺人牟利之徒所為也。曾見宋拓善本碑帖上有名印章而無題跋，那便多是被割去題跋補配在另一本上以欺世也。」但未詳說此拓本為何是「明代精本」？如僅憑「出」字已損，尚無法完全確定是明拓，也可能是南宋拓本。還需從紙墨等方面予以鑒辨。馬寶山在古玩行滾爬了一輩子，經營碑帖書畫七十餘年，一生經手和過眼的珍稀名作名跡無數。雖然其晚年看書畫時有誤鑒，但看碑帖則少有「走眼」。否則，北京故宮博物院也不會請他去鑒定碑帖。

關於宋拓關中本《顏魯公爭座位帖》的諸多考據點，明清人似未有詳細記著。或是近五六十年來今人所「發現」。否則，朱翼盦先生對如此明顯的「出」字已損的考據點，不可能不知。因為翼盦先生是一個見識廣、讀書多和考鑒精的碑帖鑒藏大家。亦或是他當時過於相信董其昌、李日華等人的題跋真跡，而未予細審；也未能發覺題跋是後配，故一時疏忽大意而致「走眼」。據傳民國年間另一碑帖鑒藏大家張伯英，亦曾一時「走眼」而以七百銀元購入《張猛龍碑》，竟是影印本逐字塗抹做舊，再以竹簽壓做出凹下字口之偽物。如此低級的失誤，真令人匪夷所思。故碑帖鑒定稍易於書畫鑒定，但其風險卻高於書畫，誠非過情虛言也。鑒賞大家猶時常「走眼」誤鑒，矧他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