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秉忠——被遺忘的開國功臣

劉秉忠（1216年-1274年），元代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人。元代政治家、文學家。初名侃，字仲晦，號藏春散人，因信佛教改名子聰，任官後而名秉忠。他兼容儒、釋、道，規劃設計元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境內）、元大都（今北京市），是「大元帝國的設計師」。同時，他又是一位詩文詞曲兼擅的文學家。劉秉忠逝世後，元世祖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元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元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

來晚了！這是記者站在位於橋西區南大郭鄉賈村劉秉忠墓遺址上的第一反應。

初夏的早晨，太陽已經火辣辣，烤得皮膚生疼生疼，一如我的心情。

這裡沒有墓地所應有的任何一個元素，已經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吊車租賃場。塔吊的架子橫七豎八躺在院子的西南側，東北角有三個高低不一、形狀各異的土丘，凌亂地長著荒草，各種機械隨意散放著，只留出中間一個通道。

我的嚮導，原村支書王庚欽，一個79歲的老人，正在滿院子找著唯一留存下來的墓頂蓋，然而早已不知所蹤。老人有些不甘心：「頭兩年就在這兒的。」

老人開始回憶村民口口相傳的「太保墳」。墓地的最南頭就是現在吊車租賃場的南牆，這裡原來有個大碑，上面寫著「大元開國」，地下一個石鎖。再往北是4個蹲著的老虎，接著是4個卧羊，然後是兩文兩武4個石人，文官拿著笏板，武官手握寶劍。兩通大碑一通小碑還有石鑰匙都在墓的前面，大墓坐北朝南。

王庚欽描述的是七十年前劉秉忠墓地的面貌，怎麼也難與今天的景象重合。墓地遭受最大的破壞是在文革期間，因為「破四舊」，所有的石碑、石雕都被打碎，做了村裡新蓋的水塔的基礎。

「劉秉忠是神人！」王庚欽神秘地告訴記者，「他能掐會算，算出了盜墓賊的名字，算出了我們村打井能打出他的墓，算準了南水北調能從這兒拐個彎兒，剛好繞過他的墳。」

劉秉忠的確算得很准，這在他那個年代叫做「術數」，他也是憑此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從而開創出一番彪炳史冊的功業。

「大元」國號的由來

「元」的內涵與蒙古人的「長生天」信念恰好契合

中華文化體系中，國號是一個朝代最關鍵的政治文化象徵。《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縱觀中國歷史，元朝的國號命名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

元以前各個朝代均以地域或封號為朝代命名原則：夏、商、周、秦都以興起地名稱命名；漢、魏、吳、隋、唐都使用建國者原有封號或爵位名稱；遼、金的國號都是來源於發源地河流的名稱。同唐堯、虞舜以「文義建號」相同，「大元」依照字義命名，恢復了五帝時期的國號命名方法。這一從字義的角度命名朝代的做法被沿用下來，明朝和清朝繼續這一原則，甚至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從字義的角度命名國家名稱。

「大元」的國號是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聽從劉秉忠的建議正式確立的。劉秉忠認為元朝這一時期取得的成就是歷朝歷代所沒有的，按照《易經》「大哉乾元」的意義，取「大元」為新的國號。

「元」的內涵與蒙古人的「長生天」信念恰好契合，順應忽必烈「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入實惠」的戰略思維，能夠得到蒙古民族的認同，符合劉秉忠「酌古宜今」的政治策略。

忽必烈在位期間的年號也是聽從劉秉忠的建議確立的。忽必烈登上帝位即站在「列祖之規」的旗號下，以「祖述變通」的思維方式接納漢民族「與民更始」的理念。劉秉忠為忽必烈取的第一個年號為「中統」，亦即「中華開統」，強調忽必烈在中國的正統地位。蒙古政權新紀年方法的確立是一個改換門庭的標誌性措施，表明其逐步開始側身於中原王朝，展示蒙古統治者治理漢地的態度和決心。

中統五年（1264），隨著漢位爭奪戰爭的勝利，中統年號也完成了使命。忽必烈又採納劉秉忠建議，取《易經》「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之意，改年號為「至元」。自此之後，忽必烈一朝再未曾更改年號。

萬言書

《萬言書》對元代國家意識的形成具有最重要的規劃意義

在郭守敬紀念館天文台西側有4塊殘碑，是1988年紀念館建館時從賈村劉秉忠墓地遷移過來的。同時收藏的還有墓中的一些陪葬品，曾經陳列在第一展室內。

現任郭守敬紀念館宣教部主任馬瑞紅是館內第一批講解員，現在她仍能流利地說出當時的解說詞：「這是在距離邢台市5公里的賈村，劉秉忠墓出土的部分文物。劉秉忠是郭守敬的老師……」不久後，這批出土墓葬移交文物部門保管，只有墓碑依然靜立在花木扶疏之中。

一陣風吹過，可是來自八百年前的大元？碑文已不甚清晰，最大的墓碑可分辨出「大元太保贈推誠協謀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常山王謚文正劉公」字樣。這是一個北方民族政權對一個漢族官員極高的評價。當然不僅僅是因為他為蒙古族的政權取了個好名字，劉秉忠曾經結合自己政治思想和親歷中原社會狀況，寫下上書忽必烈的萬言治國策。

《萬言書》從政治理念、經濟策略、文化經營三個方面闡述了劉秉忠的政治理念，也得到忽必烈的完全認可。忽必烈時代政策是元代的立國之基，劉秉忠是對忽必烈政策影響最顯著的大臣，所以《萬言書》對元代國家意識的形成具有最重要的規劃意義。元代開創了中國最大版圖，劉秉忠功不可沒。

「邢州大治」是劉秉忠政治操練的重要手筆，提高了忽必烈的聲望，使他成為眾多漢族士人心目中的英明君主。此後，在事關忽必烈命運的關鍵時刻，劉秉忠以聰書記的身份不離左右，奠定了其發跡的基礎，又以「陰陽術數」才能受到忽必烈真正認可。

「萬言書」的核心部分當為政治方面。劉秉忠提出「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告誡忽必烈 效法周公。征服吐蕃、大理和進攻南宋的軍事行動是為「馬上取天下」，而邢州、河南、陝西等地區的新政則是「效法周公」，採取「漢法」治理漢地。劉秉忠側重參用漢法，並尊重蒙古習慣法則。正是在他的合理引導下，忽必烈走上了蒙元歷史上的文治道路。

設計北京城

在北京建城史上，元代大都時期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邢台人知道開元寺的多，知道天寧寺的少；知道天寧寺，也未見得知道劉秉忠曾在這裡出家修行。

依然是個清晨，我尋找到了天寧寺，位於鬧市中的一塊清靜之地。在紅星街，人民醫院北門對面有條不知名的小街，許多小吃攤擁在街口，路東一棟舊樓外牆上有一塊不起眼的白底紅字小方牌，上面寫著「天寧寺」，紅色早已被風吹雨打成了淡淡的粉色。

順小街走到頂頭，右拐順路而行到一條破舊的碎石小路上，正在修繕中的天寧寺就到了。

太早了，鐵門上還虛掛著鎖，我自作主張擰開鎖進了院門。

很難將這破敗的殿堂與金碧輝煌的紫禁城聯繫在一起，然而設計出北京城的劉秉忠確實從這裡走出。

都城，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歷朝歷代都將都城選址及興建作為國家意志的重中之重。忽必烈兩次將重中之重的任務交給劉秉忠辦理。在中國都城變遷史上，元朝極具開創意義，這一切要從劉秉忠興建開平城說起。

1256年，忽必烈命劉秉忠「相地築城」，雖說是「命」，但極有可能是劉秉忠提議的結果。劉秉忠深諳忽必烈的情勢，城池選址既要符合以忽必烈為首的蒙古民族的生活需要，還要得到漢地社會精英的認同。據此，劉秉忠選定了漠北和河南的中間點——龍岡，這或許也是劉秉忠的命名。他的家鄉，我們邢台歷史上曾被稱為龍岡縣，而在劉秉忠心中也認可忽必烈「真龍天子」的身份。

此時的劉秉忠以子聰和尚的面目出現，因為修建城池的艱苦，又由於劉秉忠精於占卜和術數，一些築城情節被演繹的猶如神話一般，一直流傳下來。

三年後，新城建成，取名開平，據邢台學院葛仁考博士研究，這應該也是劉秉忠的手筆，意味著忽必烈將要開創新局面，實現太平。中統元年三月，忽必烈在開平登上帝位。四年後，升為上都，成為元朝的夏都。十四年後，劉秉忠在此走完他的生命旅程。忽必烈下詔將劉秉忠的遺體送回大都，安葬在風景秀麗的永定河畔，與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盧溝曉月」相毗鄰。明武宗時期，劉秉忠遺骨被遷回原籍邢台賈村劉氏祖塋。

在北京建城史上，元代大都時期是最為關鍵的一環，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由於元王朝的世界大國地位，再加上《馬可波羅遊記》「汗八里」的記述，元大都得以聞名於全世界。元大都的設計、建造者正是劉秉忠。

走出天寧寺，正碰上一位附近居民在街邊便利店取水，隨口問他：「知道劉秉忠曾在天寧寺出家嗎？」已過知天命之年的男居民對我突兀的搭訕有些意外，搖搖頭，然後問我：「誰是劉秉忠？」「知道郭守敬嗎？」「當然知道！」「劉秉忠是郭守敬的老師，元朝的開國功臣。」

然而還有一些人沒有忘記劉秉忠，葛仁考博士的專著《元朝重臣劉秉忠研究》，上個月剛剛由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同時應出版社邀請開始著手寫通俗文本的劉秉忠

本報記者 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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