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軍後的阿富汗:中亞的機遇還是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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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字體撤軍後的阿富汗:中亞的機遇還是夢魘作者:許濤 來源:《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3期發布時間:2014-05-08摘要:經歷了23年獨立建國曆程的中亞五國正沿著各自選擇的不同道路發展,中亞地緣政治版圖的重新構建更趨多元化。面對這樣一個充滿挑戰和考驗的時段,中亞地區能否經受住北約聯軍撤出阿富汗所帶來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蕩,文本試圖從可能影響中亞地區安全的幾種主要因素入手,嘗試分析這一地區未來形勢。

  摘要: 到2014年年底,駐紮在阿富汗的北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將按計劃撤出。這一年將成為地區力量平衡再次發生變化的重要節點, 相關大國的全球及地區戰略力量配置調整、中亞地區國家政治和經濟轉型進入關鍵階段、中亞各國間矛盾衝突加劇、宗教極端主義思潮泛起等,諸多地緣政治因素同時活躍釋放出的能量彙集中亞,將對這一地區的穩定與安全構成挑戰。經歷了23年獨立建國曆程的中亞五國正沿著各自選擇的不同道路發展,中亞地緣政治版圖的重新構建更趨多元化。面對這樣一個充滿挑戰和考驗的時段,中亞地區能否經受住北約聯軍撤出阿富汗所帶來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蕩,文本試圖從可能影響中亞地區安全的幾種主要因素入手,嘗試分析這一地區未來形勢。

  關鍵詞: 國際關係; 中亞; 阿富汗; 撤軍; 安全形勢; 上海合作組織

  2001 年10 月,美國主導北約組成聯合部隊,在阿富汗發動了一場被命名為「持久自由行動」的報復性軍事打擊。由於本土遭受了有史以來最極端方式的恐怖主義襲擊,美國從此以反恐為旗幟強勢主導了國際政治主流趨勢,從而也使這場戰爭得到了世界多數國家在道義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剛剛獲得獨立不到10 年的中亞各國, 他們紛紛頂住了來自俄羅斯的壓力,或提供毗鄰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機場和領空,成為國際反恐陣營的一員。以此為契機,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和地區安全格局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美國因素的存在成為觀察和判斷中亞地區形勢發展時不能不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亞各國政府的立場不同程度地與北約實現了協調,中亞各國的安全與命運也更加密切地與阿富汗的前途聯繫在一起。2012 年5 月,北約發表《芝加哥峰會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 年年底從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戰部隊。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從阿富汗撤出開始啟動,美國已經作出「負責任地結束這場戰爭」的姿態。北約撤軍後的阿富汗將出現什麼樣的狀況,而這種可能發生的狀況對中亞地區又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各國相關學者均予以高度關注。

  一、圍繞阿富汗撤軍的地區力量調整

  美國主導的阿富汗戰爭並不是單純代表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的聯合軍事行動,藉助於道義高度和軍事強勢進入中亞也是客觀的地緣政治效果 。經歷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亞地區大國角逐態勢達成的脆弱平衡將被打破,圍繞地區的戰略力量對比勢必重新構建,中亞各國相對成熟的大國平衡政策面臨考驗。

  (一)美國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后的中亞力量調整

  在21 世紀的前20 年,將海外戰略重心由中東轉向亞洲—太平洋地區已是美國近期既定的方針。這既取決於美國未來全球戰略中對威脅方向的確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國對今後戰略資源需求的改觀。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其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不斷上升,美國已強烈地意識到領導地位受到潛在的挑戰, 將亞太地區作為政治、經濟活動的重心, 是美國高層頗具前瞻意識的決策。而新能源技術的採用已經給美國能源供需格局帶來了實效,2011 年,美國原油自給率已達81.4%,專家預計,到2015 年可達90%。國際能源署(IEA)發布報告稱,2015 年, 美國將超過俄羅斯和沙特成為全球最大的產油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則稱, 阿拉伯能源出口國可能在2016 年開始遭遇財政赤字。美國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對中東關注和投入政策,很明顯將失去國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戰後美國戰略家的全球視野里,中亞地區的權重與中東地區相比,充其量也就屬於次一級的「戰略關注區」。當時美國在中亞地區所關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取代世俗政權、防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流入極端主義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氣等能源領域,以及推動以國家經濟市場化和意識形態「民主化」為目標的「改造後蘇聯空間」。而有效推動這些地區性策略,確立軍事存在並不是必須的條件。「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為了確保阿富汗軍事行動的安全,美軍以絕對的強勢進入中亞。這對蘇聯解體後一直處於觀望中的美國國務院而言,應該帶有幾分意外和偶然。奧巴馬出任美國總統後即著手調整失衡的美國國防和外交,首當其衝的就是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當選兩個月後,奧巴馬即宣布了18 個月的伊拉克撤軍計劃。接著,2011年6 月又啟動了阿富汗撤軍進程。目前,美國與阿富汗雖仍為留駐人數和享有豁免權問題在《雙邊安全協議》簽訂中討價還價,但美方將留下少量軍人執行保障任務和訓練阿富汗安全部隊已成定局。美國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開始實施,將逐漸把主要的軍力配置向亞太轉移。這就是美高層多次表示的所謂「兩個60%計劃」,即在2020 年以前將60%的海軍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軍力量布置到亞太地區。美軍主力從阿富汗撤離服從於這一全局性調整,也意味著以「物資轉運中心」等名目建於中亞的各類基地失去了繼續存在的意義。2011年10 月21 日,美國防部就設于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的瑪納斯國際機場的轉運中心去留問題發表聲明,稱美方已開始搬遷這個過境轉運中心,並計劃於2014 年7 月前完成移交。近期傳出關於美軍正在哈薩克、烏茲別克等國家尋求建立新空軍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據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羅斯藉機鞏固獨聯體南部戰略緩衝區

  以阿富汗反恐行動名義進入中亞地區的北約軍事基地早已使俄羅斯如芒在背,美國主動從阿富汗和中亞撤走軍事存在是俄羅斯期待的結局。2013年以來,俄羅斯在大國外交上頻頻勝利。先是利用斯諾登事件「調理」了歐美關係,並抓住了隨時「爆料」的主動權;隨後又成功化解敘利亞化學武器危機,向世界證明了俄羅斯的分量。由於俄羅斯佔據的地緣優勢,美撤軍時在地面通道問題上必會有求於俄羅斯, 這使俄羅斯又一次有了爭取主動的機會。俄美雙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軍問題上實現策略協調, 藉此緩和兩國2013 年以來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上立場對立形成的僵局。但對北約撤軍後的中亞形勢變化, 俄羅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2013 年12 月, 普京總統在俄國防部會議上明確指出, 北約撤軍不僅會給阿富汗造成不穩定局勢,而且也將使中亞地區安全失去制衡。針對北約撤軍後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權力真空和中亞地區的力量失衡,俄羅斯首先選擇加強與阿富汗相鄰中亞各國的軍事合作。普京在2012 年10 月訪問杜尚別時,與拉赫蒙總統共同簽署了將俄軍201 基地駐守期限延長30 年(至2042 年)的協定,為使這個在蘇聯解體後防範南亞宗教極端主義勢力進入獨聯體的重要關口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礎。同時,俄羅斯對終於下決心不再為美國人提供基地的吉爾吉斯斯坦慷慨出手, 承諾出資11 億美元為吉爾吉斯斯坦軍隊更新裝備。隨後,俄羅斯天然氣公司在2013 年9 月與吉爾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氣問題籤署了協議。俄羅斯還向吉爾吉斯斯坦表示,將參與卡姆巴拉金1 號水電站和納倫河上游電站的建設。而且,俄羅斯抓住大國在中亞地區影響力發生變化的時機,繼續倡導歐亞聯盟、關稅同盟等經濟一體化建設,吸引中亞各國參與到以俄羅斯為主體的地區整合進程中。烏克蘭宣布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的結果,更加增強了俄羅斯繼續推動歐亞聯盟的自信。但是,由於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進取態勢得益於美國海外力量的調整,而俄自身經濟發展面臨的諸多困難未必能為這種局部的成果保持長久後勁。然而,2001 年以來美俄在中亞地區上演的零和遊戲畢竟將告一段落,各國自主選擇國家發展方向的機遇總體大於大國力量失衡的風險。

  (三)中國通過睦鄰合作促建歐亞穩定繁榮帶

  中國的發展對周邊地區的關注和影響越來越成為新時期重要的外交領域。在2013 年10 月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強調,「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境還是相互關係看, 周邊對我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 隨著中國與中亞各國睦鄰友好關係的深入發展和互利合作領域的不斷擴大, 中亞地區是中國西部重要周邊區域已成為學界、外交界的共識。作為2014 年後受阿富汗形勢影響的中亞地區, 對未來的中國堅持長期穩定發展戰略將更具特殊意義。2013 年9 月,習近平在訪問吉爾吉斯斯坦時, 與阿坦巴耶夫總統共同宣布中吉兩國關係升級為戰略夥伴關係 。至此,中國已與中亞五國全部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針對2014 年北約聯軍撤出阿富汗可能給地區帶來的影響, 中國與中亞各國領導人已在不同場合多次討論並達成基本共識後提出倡議:「落實《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及合作綱要,完善執法安全合作體系,建立應對安全威脅和挑戰綜合中心,合力打擊『三股勢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進程, 幫助阿富汗早日實現和平穩定,共同維護地區安全」 。隨後又表述了中國對阿富汗問題的關切和立場:「2014 年是阿富汗實現過渡的關鍵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維護國家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據本國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實現平穩過渡,改善和發展同本地區國家關係。希望阿富汗總統選舉順利舉行,『阿人主導、阿人所有』的和解進程早日取得實質性進展。有關方面應該切實履行對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諾, 在有關問題上尊重和照顧本地區國家合理關切」 。目前中國與中亞各國在交通、能源、通訊等領域建立了廣泛的合作。2012 年,中國與中亞五國貿易額已達到459.4 億美元, 比剛建交時高近百倍。2013 年第一季度, 中哈貿易額比上年同期增加23%, 中土增加4.9%, 中吉增加3.9%, 中烏增加53.5% 。互利的經濟合作不僅幫助中亞各國渡過了獨立建國的艱難時期, 也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 年年底,全長1833 公里,貫通土庫曼、烏茲別克、哈薩克的中亞天然氣管道A 線開通,2010 年B 線開始運營, 管道C 線計劃於2013 年年底投產,D 線建設也已啟動。2013年9 月,習近平在哈薩克首次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以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為宗旨的區域經濟合作, 將為包括阿富汗在內的更廣大地區提供發展機遇和空間。中國與中亞各國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對共同的安全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戰結束後形成的特殊國際環境,為「三股勢力」滋生提供了溫床。不論對中亞穩定帶來威脅的「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還是一再製造恐怖事件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阿富汗的戰亂和無序都為他們提供了生存空間。2014 年北約聯軍撤出後,這些國際恐怖組織將無疑與「塔利班」及部族勢力爭奪阿富汗國內政權, 向中亞各國和中國新疆滲透的力度會大大增加, 中亞地區和中國西部安全面臨新一輪威脅。2013 年10 月,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機構執委會通報了發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襲擊事件,指出這是一起藏匿於中亞、西亞地區的「東伊運」有組織、有預謀發起的恐怖襲擊事件輥輱訛。通過密切的安全合作挫敗恐怖主義襲擾,這是在中亞與中國之間業已形成的共識。中國將與中亞各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平台上進一步加強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動能力,共同應對域內外安全威脅,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

  (四)印度躋身中亞地區事務拓展歐亞空間

  作為一個亞洲的新興大國, 印度一向將中亞地區當作重要的戰略平衡區, 並努力將自己塑造成為與中亞國家有著重大共同關切的「利益攸關方」,藉此躋身中亞地區。印度在中亞地區的基本安全利益有兩方面:一是通過與中亞國家建立夥伴關係,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間,從北方擠壓宿敵巴基斯坦;二是通過安全合作打壓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影響力, 為本國的穩定與發展營造理想外部環境。阿富汗戰爭以來,印度曾是國際社會中積極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國,投入資金達12 億美元。印度高層一向認為,南亞和中亞的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聯繫密切, 解決克什米爾衝突,離不開與中亞國家的合作 。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印度軍方曾試圖在塔吉克建立空軍基地。2013 年,印度國防部又向塔吉克軍方提供了價值550 萬美元的軍事裝備 。同年10 月,印度軍方代表團訪問比什凱克,雙方討論了在印軍事院校為吉軍培訓英語人員和山地特種作戰骨幹等合作項目 。此外,中亞地區還是印度實現能源安全戰略的理想區域,阿富汗戰後和平與中亞地區長期穩定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前提。2013 年1 月,第四屆印度、土庫曼經貿、科技合作政府間會議在新德里召開,雙方對修建貫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庫曼四國的交通走廊「北南鐵路」項目(Проект создания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коридора 《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極大興趣,並討論了儘快開始土—阿—巴—印天然氣管道項目(Проект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 -го газопровода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Афганистан Пакистан - Индия)的相關事宜 。隨著美國戰略力量在中東—中亞一線的收縮,印度在中亞地區擴大利益存在也將提上日程。

  除此之外,處於周邊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國正逐漸加強對中亞地區的關注,已先後確立了各自的相關利益存在,並藉助不同的地緣優勢與中亞各國發展合作關係。2014 年北約從阿富汗撤軍後,中亞地區政治、經濟、安全形勢的發展將受到更加複雜因素的影響和多元力量的制約。

  二、撤軍後阿富汗局勢對中亞的安全影響

  俄羅斯學者對2014 年後阿富汗國內局勢的評估最不樂觀,並紛紛作出一些頗具條理的預測。其中分析將有可能出現的狀況分為四類:第一,「巴爾幹化」的趨勢。即北約聯軍撤離前仍未能形成對「塔利班」在軍事上的決定性勝利,喀布爾政權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則上達成劃分控制地域的協議,於是阿富汗境內將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領土,失去了能夠整合這種分裂狀態的力量中心。第二,「中東化」的趨勢。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內宗教極端勢力借來自於中東的宗教極端主義滲透和宣傳,組織並挑起旨在奪取國家政權的全面內戰。第三,形成「分裂國家」。即在美國主持下,喀布爾政權與「塔利班」及部族勢力就控制區域達成協議,喀布爾當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東部和南部。第四,維持「脆弱平衡」。即美國繼續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軍事存在前提下,主導喀布爾政權與「塔利班」溫和派及國內大部分政治領袖達成協議,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認為,無論是哪一種局面在阿富汗出現,對中亞地區構成的影響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烏茲別克總統伊斯蘭·卡里莫夫曾於2012 年10 月指出, 阿富汗的持續內戰、國際恐怖主義的存在與擴散、不斷擴大的毒品生產,是中亞各國實現和平與繁榮的重大障礙 。中亞地區與阿富汗本同屬於一個自然地理區域, 由於歷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強國在19 世紀劃分勢力範圍時人為割裂為不同屬性的地區。儘管經歷了兩個多世紀不同政治文化的影響,中亞地區與阿富汗之間地緣和人文的聯繫終究難以改變,由此形成彼此影響的諸多方面,至今仍聯繫著中亞和阿富汗。中亞的烏茲別克、塔吉克、土庫曼三國不僅與阿富汗有著2000 多公里的共同邊境(阿富汗與烏茲別克的共同邊界長137 公里, 與塔吉克為1206 公里, 與土庫曼為744 公里),而且生活在邊境兩側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間的人文聯繫難以阻隔(阿富汗全國3040 多萬人口中,塔吉克人佔27%,烏茲別克人佔9%,土庫曼人佔3%)。這種聯繫曾在冷戰時期發生過特殊作用,也在蘇聯解體後的阿富汗內戰時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溝通渠道。

  能夠通過上述地緣聯繫對中亞地區產生影響的阿富汗國內因素, 有中亞學者概括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國內自主維護安全與穩定能力的構建;二是喀布爾當局與「塔利班」組織的政治談判取得怎樣的成果;三是正常經濟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長期存在的「毒品經濟」 。首先,人們看到阿富汗獨立後的國家機器建設並不盡如人意。按照國際安全援助部隊的計劃,到2014 年年初將組建訓練成26 萬人的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雖然在2013 年這支軍隊已經擁有了15 萬人的兵員, 但據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提供的資料顯示,依照阿富汗憲法招募來的合同軍人每年以34.8%的比例減員,除了戰爭因素外,大部分是因為開小差。而近年不斷出現的關於阿富汗軍警襲擊北約聯軍和政府部門的報道,更令人質疑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來的部隊能否勝任2014 年後的國家使命 。其次,已經開始的喀布爾當局與「塔利班」組織的政治和解進程並不順利。當2009 年12月奧巴馬宣布從阿富汗撤軍的計劃時,實際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們在阿富汗一邊避免與美軍正面衝突以保存實力,一邊有選擇地繼續開展有限的軍事行動以顯示其存在,同時在部族控制區有意充當調解爭議的仲裁人, 藉以樹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與喀布爾當局分庭抗禮的既成事實 。2013 年6 月,原準備在卡達舉行的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代表的會談,由於「塔利班」在卡達代表處擅自懸掛旗幟引起喀布爾方面不滿而告吹 。2013 年9 月初,阿富汗政府軍在靠近巴基斯坦邊境的楠格哈爾省軍營遭到「塔利班」武裝的又一次襲擊 。而當2013 年10 月12 日美國國務卿克里與汗卡爾扎伊總統就簽署《雙邊安全協議》會談時, 決定將在2014 年後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 名美國軍人公布後,奧馬爾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將繼續戰鬥的激烈反應 。同時,喀布爾當局試圖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會的做法並未受到多數民眾擁護,在民族認同和部族認同高於國家認同的社會氛圍里,多數非普什圖族群是不願看到「塔利班」進入國家政權的。由此不難判斷,2014 年阿富汗國內的政治和解前景並不樂觀。最後,阿富汗的毒品問題正日趨嚴重。連年戰亂已使阿富汗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迫於生計而進行鴉片種植和毒品貿易成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來源。2001 年,阿富汗的鴉片種植面積僅為7606 公頃,到2012 年時多達154000 公頃(增加了20 多倍),而在鴉片種植最多的2007 年曾達193000 公頃(高達25 倍多);在經歷了12 年的阿富汗戰爭後, 干鴉片的產量也由2001 年的185 噸達到2012 年的3700 噸(產量最高的2007 年達到7400 噸,增加近40 倍) 。2012 年阿富汗的鴉片產量佔世界非法鴉片產量的74%,鴉片貿易收入占本國GDP 總量的8.2% 。阿富汗的海洛因產量已達世界總產量的80%以上,據估計經中亞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佔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國海關和邊防機構成功查獲的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 。中亞地區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歐洲的通道,塔吉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等國是最大的受害國。與「毒品經濟」相伴隨的跨國犯罪、社會腐敗是中亞國家多年揮之不去的陰影,2014 年後阿富汗毒品形勢繼續「外溢」的影響令人擔憂。

  三、當前中亞地區面臨的極端主義威脅

  中亞各國獨立建國進程已經歷23 年, 目前多數國家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哈薩克、烏茲別克兩國從2014 年分別開始最高權力交接,由政治權力集中派生的經濟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體性事件和高層動蕩。雖然在現有領導人尚強的控制力下,事態均已平息,但這畢竟標誌著中亞各國社會漸漸進入多事之秋。在這樣的一個重要結點上,北約從阿富汗撤軍可能引起的地緣政治格局劇變,以及在中亞地區的安全威脅因素極可能被激活, 進而釀成影響一國或地區穩定的突發事件。2013 年9 月13 日,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凱克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國家元首理事會上鄭重指出,「中亞的局勢目前仍然很困難」。他認為,「我們應當承認這一地區的局勢仍然很艱難,尤其是在敘利亞和阿富汗事態的影響下。」 事實上阿坦巴耶夫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2013 年以來的中亞地區安全形勢的確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點。

  (一) 來自中東的宗教極端主義滲透已經進入中亞地區

  2010 年開始並持續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亞地區繼續發酵,2013 年7 月, 一名哈薩克籍「聖戰分子」 在臉譜網站公布了一段參加敘利亞內戰的視頻,引起哈薩克各界震驚。隨後的2013年10 月, 哈國家安全委員會在調查後發布了一則令人擔憂的信息:在哈駐敘利亞的有關部門努力協調各方撤出本國公民時,發現上百哈公民在敘利亞參與恐怖活動 。另據吉爾吉斯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2013 年9 月披露,吉爾吉斯斯坦在2013 年8 月底挫敗了一個自稱為「伊斯蘭聖戰聯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義活動小組。這個小組由3 名在敘利亞參加過「聖戰」的吉爾吉斯斯坦人和哈薩克人組成, 他們受這個組織在敘利亞分支機構的派遣,經土耳其潛回吉爾吉斯斯坦, 計劃2013 年9 月對吉國家獨立日慶祝活動和上海合作組織比什凱克峰會採取行動 。2011 年以來,哈、吉、塔等國內務和安全部門就多次警告稱,來自中東的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已進入中亞地區 。

  (二)「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ИДУ)等恐怖組織潛入中亞

  塔吉克官方媒體2013 年9 月報道,塔吉克內務部於當月抓獲10 名密謀在首都杜尚別進行破壞活動的恐怖分子。這個小組的領導人曾在巴基斯坦屬於「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組織的訓練營地內接受過恐怖行動訓練。這個小組由巴基斯坦經阿富汗潛入塔吉克後,其目的極其明確:用一系列恐怖襲擊行動破壞2013 年11 月6 日舉行的塔吉克總統選舉。這個恐怖主義小組潛入塔吉克時不僅攜帶了槍支和爆炸物, 而且還將包含大量宗教極端主義內容的宣傳品夾帶入境 。「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 在阿富汗戰爭中遭到北約聯軍重創,其殘餘勢力蜇伏於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區。由於政治上極端主義意識的認同,「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與「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一直保持聯繫與協作。但美軍從阿富汗撤出後,「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勢必與「塔利班」、「基地組織」間出現行動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 向中亞地區迴流將是首選目標。

  (三)「伊斯蘭解放黨」 等非法組織繼續在中亞社會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成員納巴哈尼於1952 年創建於約旦的「伊斯蘭解放黨」(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 以聯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現有世俗政權建立統一「大哈里發」國家為基本政治主張,其極端主義的危險性早已為中東及歐洲各國充分認識並在多數國家被禁止。然而這一組織卻選擇了在蘇聯解體後開始重新尋找國家發展路徑的歐亞各國, 利用這些國家在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和經濟困難在各國民眾中產生的不滿, 從20 世紀90年代開始傳入中亞各國及俄羅斯、烏克蘭,並以其特有的傳播方式和組織形式蔓延開來 。儘管中亞各國早已將「伊斯蘭解放黨」列為非法組織,並制定了專門的法規以遏制這一宗教極端主義組織的發展,但近幾年「伊斯蘭解放黨」在中亞地區的活動不僅依然活躍,而且恐怖主義的傾向愈加凸顯。尤其是2013年以來,在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關於發現和捕獲「伊斯蘭解放黨」成員並收繳大量宣傳品及槍支、爆炸物的報道一直不絕於歐亞各國媒體 。由於這一宗教極端主義組織針對中亞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經濟蕭條、收入不均、官員腐敗等現象的原教旨主義宣傳極具蠱惑性, 一些中亞國家的中上層社會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蘭解放黨」的主張乃至成為其秘密成員 。

  2014 年阿富汗局勢可能發生的變化和中亞地區政治、經濟形勢進入微妙時期,地區內外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均看好這一時機,並以此作為其在中亞地區確立影響的重要機遇期。而且,一旦美國撤軍後阿富汗各派勢力圍繞政治權力開始內鬥,中亞籍的宗教極端主義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亞繼續傳播極端主義思想必然是其最終選擇。有中亞學者指出,2014 年北約聯軍從阿富汗撤出後, 對中亞地區安全構成威脅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薩拉菲主義」和「伊斯蘭解放黨」 。

  四、結語

  早在蘇聯解體後, 單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響中亞地區的歷史即開始向多元力量構建地緣政治新格局演變。這一趨勢使冷戰結束初期作為國際政治範疇的「中亞」定義被重新解讀,這一地緣政治概念所涵蓋的地域範圍被一些西方學者主觀擴大, 而客觀上這種認識卻與中亞學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義上的「中亞」趨於接近。當這一進程持續了近15 年時, 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斯塔爾於2005 年提出了「大中亞」概念。如果從學術意義上看這一當時讓中國中亞學界不解的提法,其實斯塔爾的根據就是對這一歷史趨勢的認識 。然而結果是令人遺憾的, 斯塔爾的學術創意被美國國務院充滿冷戰思維的「大中亞計劃」所替代,從此它在中亞的境遇也就不難理解了。2001 年的阿富汗戰爭客觀上也加速了這一進程, 而且成為中亞地緣政治格局沿上述趨勢變化的階段性標誌。這樣的地區發展觀如果成立, 不論是美軍撤出阿富汗,還是阿富汗局勢發生動蕩,都不會對中亞地緣政治格局的總趨勢產生決定性影響。況且反恐戰爭後, 阿富汗和中亞地區的形勢均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領土和「烏伊運」製造震動整個地區恐怖襲擊的力量和條件不再, 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發全面內戰已無可能, 由有限的局部衝突造成的難民規模更不會大於內戰時期。尤其是在中亞各國及國際社會針對阿富汗撤軍後的變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準備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響地區安全各要素及權重變化,在對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觀重視的同時, 也有充分理由認為2014 年後的中亞將面臨更多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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