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這是不對的」

「老師，這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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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明　　那年我高三，在一所省重點中學就讀。這所學校素以高升學率和管理嚴格聞名，據說是「進了X中，等於一隻腳踏進本科」。　　很多年過去，我已經不記得每一天和另一天有什麼區別，就像我不記得一張試卷和另一張試卷有什麼區別。我只記得做不完的習題和睡不醒的早晨。桌上的輔導書堆砌成碉堡，我們是疲憊的狙擊手，躲在碉堡後面。我還記得黑板左邊貼著「書山有路」，右邊貼著「學海無涯」，正上方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張」和「嚴」中間有一面小小的國旗。後牆的黑板報似乎一年多沒換過了，紅色的粉筆勾勒出「飛揚青春，夢想成真」八個大字，有些黯淡。「真」字缺了下邊兩點，大概是被某個冒失男生蹭掉的。　　午休時，校廣播站有個點歌欄目，大多是女生祝閨蜜生日快樂的，偶爾也有男生點一曲Beyond或者Michael Jackson。大家一邊吃著盒飯，一邊靜靜地聽歌。這是我們難得的閑暇時光。　　紅喜是個農村娃，戴一副土得掉渣的近視眼鏡，球鞋永遠灰撲撲的，衣領永遠油膩膩的。紅喜不善言辭，沒什麼朋友，總是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看書做題。其實，誰又有真的朋友呢？同學大多來自工薪階層或周邊農村，在這個經濟不發達的小縣城，高考是翻身仗，是躍龍門，是畢其功於一役，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是改變自己的命運的唯一機會。「多考一分，幹掉幾萬人」。我們同病相憐，又彼此戒備；我們抱團取暖，又互相提防；我們是貌合神離的戰友，我們也是暗中較勁的對手。　　紅喜學習不行，或許是底子太薄，或許是中考花光了他全部的運氣。他認真聽課，努力做題，熬夜背單詞，日復一日把自己埋在碉堡里，卻始終不見有起色。月考成績公布，紅喜依舊是全班倒數第一。他撓撓頭，一臉無奈，對試卷上慘淡的分數報以更深的沉默。　　X中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對那些「無藥可救」，即鐵定考不上一本的學生，會安排轉校，以免他們拉低一本率，影響學校的「聲譽」。在一次例行班會上，班主任宣布，紅喜將轉至縣二中，一所普通中學，下禮拜就走。　　大家轉過頭去看紅喜。紅喜像是早已知道這結局，低著頭一聲不吭。　　其實所有人都清楚，以紅喜的成績，離開已是定局。倒是另幾個排名倒數的男生看上去明顯鬆了一口氣。　　一陣交頭接耳。班主任清了清嗓子，準備講下一個話題。　　誰都沒想到，阿菲站了起來。　　阿菲是每個人都曾有過的那種女同學——瘦小，內向，中規中矩，沒什麼存在感。只見阿菲漲紅了臉，聲音顫抖著：老師，為什麼要讓紅喜走……這是不對的。　　教室里一片寂靜。班主任的表情有些尷尬。他乾笑了一聲，示意阿菲先坐下。　　阿菲仍杵在那裡，倔強地抬著頭：老師，這是不對的。　　這個，這個是學校的決定……　　阿菲的聲音帶著哭腔：可是老師，你知道這是不對的。　　不知是誰帶頭鼓起了掌。零星的掌聲頃刻間化作狂風暴雨。我們像如夢初醒般，使勁地拍著巴掌。幾個男生高聲喊，「憑什麼趕紅喜！」，「紅喜不能走！」　　班主任徒勞地揮著雙手，讓大家安靜下來。沒人聽他的。　　我們從來都是最懂事最聽話的孩子，十多年的教育從未教過我們質疑和反抗。我們循規蹈矩，我們唯唯諾諾，我們患得患失，幾乎忘了自己正青春年少。然而此刻，彷彿是血液中的叛逆因子被點燃，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叫嚷著，宣洩著，肆無忌憚忘乎所以。我們敲打著桌子，大聲喊著紅喜的名字，不知是為紅喜，還是為自己長久被壓抑的青春。　　紅喜愣住了。他傻傻地看著大家，撲倒在桌面，失聲痛哭。　　班主任臉色鐵青，額頭沁出汗珠。他僵立了一會，憤憤地摔門走了。　　這事鬧得挺大，全班被通報批評，班主任挨了罵。可到底還是沒能留住紅喜。那一天，我們正上著早自習，紅喜的父親來了。他躬身站在門外，帶著最謙卑的表情，翻起的褲腿上沾著泥巴，像是剛收完三畝水稻。　　紅喜雙眼紅腫，抱著書包走上了講台，朝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轉身走了出去。　　好多女生哭了。黑板報上的「飛揚青春，夢想成真」，不知何時已換成「紅喜，沒你不行」。　　此前，我們幾乎從未視紅喜為朋友。這個沉默孤僻的男生，不經意引發了一場青春風暴，然後用背影告訴我們離別的重量。　　中午廣播時間，傳來女主播糯糯的聲音，「高三（5）班的紅喜，為全班同學點歌。特別的，他想對周阿菲同學說一聲，謝謝你，祝你長命百歲」。　　我們哈哈大笑。這個紅喜，真是土得可以。阿菲也在笑，隨即捂住嘴，眼角噙著淚花。　　現在想想，在那個男生女生幾乎不說話的年代，這大概是一個農村孩子最真誠質樸的祝福吧。　　熟悉的旋律響起。那一瞬，我有一種熱淚盈眶的感覺。於是我閉上眼睛，假裝專心聽歌——　　終於還是走到這一天　　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沒人能取代記憶中的你　　和那段青春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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