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揭秘:為禍亞洲的「昭和軍閥」

1921年10月的某一天,德國西部療養勝地巴登巴登出現了幾個身材矮小的日本人,他們到這裡不是為了欣賞如畫的風景,而是要策劃一場驚天的陰謀。最終組建起將日本和亞洲引向戰爭災難的「昭和軍閥」。

「昭和軍閥」 是法西斯勢力在東方的代言人,這伙狂人以天皇制意識形態禁錮日本民眾的思想,在日本歷史上寫下最黑暗、最恥辱的一頁。了解昭和軍閥的形成,才能深刻了解日本為何會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才能看到其出現瘋狂擴大戰爭直至走向滅亡的原因。

那麼,日本少壯派軍官是如何攫取國家權力的?「昭和軍閥」如何策劃對華侵略?日本皇室為什麼在二戰末期拋棄軍閥頭目?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為禍亞洲的「昭和軍閥」

明治維新後,日本模仿德國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君主立憲體制。不過,日本的體制不同於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體制,其二元制君主立憲制帶有濃厚的封建殘餘。日本議會、內閣和政黨都要受制於天皇的特權和軍部的強權。儘管如此,《明治憲法》仍是亞洲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日本國內也多少有了一些民主色彩,這使其對外侵略和對內專制在某些時候還能受到制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受國際民主運動影響,日本出現了「大正民主時代」。這一時期,日本政治略有寬鬆,社會上建立了一些主張政治改革和強調和平的政黨和團體。除了1922年建立的日本共產黨一直不合法外,其他政黨活動還能得到政府批准。

那時候赴日留學的中國學生回憶說,在日本街頭經常能看一些表達與政府不同意見的遊行,一些場所也有主張民主和進步的集會。雖然警察和憲兵特高課照例會派人到場監視,聽到「越軌」的講演會叫喊「辯論中止」,但民眾一般高呼「警察橫暴」來回應。那時候中國留學生到了日本,還能看到一點自由氣息,在書店也可以買到許多宣揚革命思想的書籍。

然而,好景不長。「大正民主」期間日本社會有限的自由氣氛,開始受到日本右翼和軍部的強烈反對。1919年以後,右翼思想家北一輝躲進上海一家小旅館埋頭寫作,炮製了一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設想。《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描述了日本走向法西斯的道路,其中的具體步驟令人膽戰心驚:

第一步,以天皇的名義發動政變,拋棄憲法,解散議會,全國戒嚴;第二步,依靠複員軍人建立以天皇為首的軍事獨裁政權,根除階級鬥爭,禁止罷工,標榜限制私有財產;第三步,向海外擴張,建立遍及亞洲太平洋的日本大帝國,不僅要佔領中國、印度,還要把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併入日本的版圖,還要攫取澳大利亞和西伯利亞。

儘管北一輝後來因煽動少壯軍人暴動被處死,但他創立的這套法西斯理論卻被日本天皇為首的統治集團和軍部接受,此人也被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父」。北一輝提出的種族優越論、擴張「生存空間」和鎮壓一切民主力量的主張,與德國納粹的理念完全一致,二者活像一對孿生怪胎,這也是後來東西方兩個法西斯國家能夠合夥發動世界大戰的重要基礎。

在建立和訓練近代軍隊方面,日本長期以德國為楷模。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為爭奪西太平洋的利益對德宣戰,但日本仍有濃厚的親德情結。例如,對青島之戰中的德軍俘虜待如上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雖未派兵到歐洲參戰,卻加入了協約國,通過發戰爭財使經濟總量增長了一倍半。

暴發戶心態使日本的擴張胃口更大。不過,日本也感到自己沒有參加多少實際戰鬥而缺乏新的戰爭經驗,也沒有掌握飛機、坦克這些新武器的使用技巧。於是,戰爭一結束,日本馬上派軍事觀察員赴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考察、學習作戰經驗。

一戰戰敗後的德國,政治風雲激蕩,過去的種族擴張主義者因為沒有受到懲治而積極籌劃復仇。就在戰敗消息傳來當天,被毒氣熏傷眼睛住在醫院的德國陸軍下士阿道夫·希特勒便痛哭流涕地叫喊:「德國沒有被打敗,只是被布爾什維克煽動的革命和猶太奸商在背後捅了一刀!」出院後不久,希特勒就開始組織納粹黨。此時,德國共產黨和其他左派則組織人民反對壟斷財團。德國國內的階級鬥爭日益加劇,這種社會風氣刺激了在德國的日本軍事觀察員。

1921年10月下旬,在德國西部療養勝地巴登巴登,先後有幾個身材不高的日本人聚到一起。10月27日,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聚在巴登巴登的蒸氣礦泉浴室里舉行了秘密會議。這三個人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6期生,他們的軍銜還都是少佐,卻因鋒芒畢露被稱為「三羽烏」,也就是日本諺語所說的三個突出人物。後來,惡名昭著的東條英機也加入進來,不過他在士官學校比「三羽烏」低一屆,主要任務是替「老大哥」點煙併到門口望風。

戰後的日本史學界,通常將「巴登巴登會議」作為昭和軍閥的誕生標誌。人們不禁要問,在極講論資排輩、等級森嚴的「皇軍」中,三四個少佐軍官為什麼能有如此大的能量?惡狗逞凶要看它的主人,日本少壯軍人能夠崛起並在後來狂妄地發動侵略戰爭,就在於有皇室撐腰。

巴登巴登會議召開前半年,21歲的日本皇太子裕仁乘戰列艦「香取」號訪問了歐洲。當時,明治天皇的女婿東久邇宮帶領一批軍銜為少佐、大尉的日本駐歐武官前來晉謁。如果列出這些武官的姓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都會為之注目,他們是:

巡迴武官永田鐵山,此人1935年任掌握陸軍實權的人事局長時,因內訌被相澤中佐砍死;駐莫斯科武官小畑敏四郎,他在1936年後因主張不合而失寵,但仍以中將銜擔任陸軍大學校長;巡迴武官岡村寧次,戰敗前以大將銜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駐瑞士武官東條英機,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夕軍銜升至大將,後擔任首相兩年多;駐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戰敗前以大將銜任總參謀長,併到「密蘇里號」上籤訂降約;駐伯爾尼武官山下奉文,戰敗前以大將銜任駐菲律賓的第14方面軍司令官。

這批少壯軍官在裕仁舉行的宴會上結識了皇太子,在隨後陪同訪問中又詳細介紹對歐洲軍事強國戰術及新武器的認識,提出日本應購買新式飛機、坦克的設計圖,以改變日本軍隊裝備落後的面貌。

得到皇太子賞識後,這批武官中的「三羽烏」隨後結伴到德國考察,召開了巴登巴登會議,並結下「盟約」。他們議定,要在日本陸軍內部實行改革,打倒元老派的長州藩人士,而由少壯人物取而代之。為了壯大勢力,他們還把不久前晉謁過皇太子裕仁的駐歐武官和駐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和磯谷廉介都列為同黨,列出了十一人名單,從此形成日本史學界所稱的「巴登巴登集團」,即昭和軍閥的奠基者。有的史學家給他們一個更貼切的稱呼,那就是「宮廷黨羽集團」。

1921年,皇太子裕仁訪歐歸來後,大正天皇患上了腦血栓,所以他擔任了「攝政」。以裕仁為代表的日本當權者,與西方自由主義和人權思想格格不入,只接受了征服和強權觀念。裕仁書房中長期擺放的兩尊雕像,分別是拿破崙和達爾文──前者代表崇拜征服,後者顯示對「弱肉強食」的達爾文主義的信奉。1923年,這位攝政王在皇宮東面的舊氣象台建立一個名為「大學寮」的教導中心,吸引少壯軍人來聽講。前來授課的除了「三羽烏」,主要是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他們講述內容主要是「大亞洲主義」,即鼓吹「大和民族是神的子孫」,應該排除英美,「領導亞洲」,這成為日後「共榮圈」口號的雛形。

1926年裕仁繼位為天皇,開始了日本歷史上的昭和時代。宮廷黨羽集團的活動,在裕仁的蔭庇下更為猖獗。1929年5月,岡村寧次大佐牽頭,網羅了陸軍中佐級所謂的「英俊人物」,共同建立了「一夕會」組織。其中的大佐級軍官,除「三羽烏」外還吸收了東條英機、磯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山下奉文、岡部直三郎等;參加此會的中佐包括石原莞爾、橫山勇、清水規矩、根本博等;少佐有武藤章、田中新一等。看看二次大戰中日軍戰場主要指揮官和東京審判中的甲級戰犯,不難發現他們大半都出自當時集合起來的這批佐級軍官。

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歐美陷入混亂,日本經濟也急劇下滑,日本少壯軍人「奪取滿蒙」且不惜同英美一戰的叫囂,得到宮廷和一些大財團的賞識。接著,昭和軍閥集團便開始掌握高層權力,揮動軍刀對內暗殺、對外侵略。

進入30年代,日本國內簡直成了 「暗殺時代」,與少壯軍人意見不合的元老重臣們,常遭殺身之禍。當時揮刀舞槍的日本狂徒中流行的一個口號,那就是「下克上」。

1930年11月,濱口幸雄首相因反對增加軍事預算,被一名與東久邇宮有聯繫的職業暴徒槍殺。兇手雖然被判死刑,但臨刑前天皇卻念他「愛國至誠」予以特赦。1932年5月,首相犬養毅因感到國力有限主張侵華要「穩健」,結果又被幾名闖入家中的日本青年軍官捉住。他們用手槍抵住犬養毅的腦袋開了火,兇手投案後不久又獲釋。首相犬養毅被刺殺的同時,少壯軍官及法西斯暴徒又在東京襲擊了多處要害部門,這顯然是有組織的右翼政治暴亂,而且得到一些高層要人的默許。

日本少壯軍官的崛起和收攬大權,引來軍隊內一些高官和財閥的不滿。於是,一些特別激進和瘋狂的日本軍人又在內部揮起屠刀。1936年2月26日,1400名日本軍隊官兵竟在東京發動血腥政變,要求「昭和維新」並追殺元老重臣。就連天皇的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大將也挨了槍,最後靠著裝死和家屬苦求才免於一死。

裕仁本人對「二、二六事件」的過火行為同樣不能容忍,他在事後處決了七名尉級軍官,但這七名兇手被槍斃前仍聲嘶力竭地高喊「天皇陛下萬歲!」這一政變的策劃者北一輝和西田稅事後相繼被捕,以思想主謀的罪名被處死刑。不過,支持兵變的「皇道派」高級軍官山下奉文等人卻未被追究,而東條英機等「統制派」利用這一事件在陸軍中掌握了更大的權力,強化了軍部的政治發言權,從而用合法手段推進日本的法西斯化改造。。

1931年8月,在天皇裕仁最信任的「宮廷黨羽集團」的老大永田鐵山支持下,人稱「關東軍三羽烏」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籌划了襲擊中國瀋陽的計劃,但日本內閣認為時機尚不成熟,便派人制止。9月18日夜間,關東軍的襲擊提前啟動,駐瀋陽使館的日本外交官趕來勸阻時,花谷正少佐竟拔刀放在他脖子上叫喊:「誰敢制止便砍了他!」

日本軍法規定,「擅自對外國開戰者處死刑」,可是關東軍的幾個參謀竟然越權調兵向中國軍隊開火,製造「九一八事變」,而獲知此事的關東軍司令官、參謀長不僅沒有指責他們還表示很認可。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反對「北進」,而力主先對中國進行致命一擊,他親率關東軍一部組成「東條兵團」殺入察哈爾、山西,突破了日本軍部的預定線,事後他卻得到了晉陞。有了這種先例,在不宣而戰的侵華行動中,一批少壯軍人也往往不聽日本政府約束而「擅自」越權,成為瘋狂冒進的先鋒,掌權者事後對此也大都表示認可。

對外侵略的擴大,反過來又增強了日本國內的法西斯體制,一切不贊成意見都被禁止發表。1940年近衛文麿再次組織內閣後,已完全建立起了一整套法西斯主義體制。議會沒有了昔日的爭吵和喧囂,變成了內閣軍部馴服的工具,它的主要功能便是熱烈鼓掌、一致贊成。

在1940年這一年內,日本尚存的所有政黨都被取消,議員們全部加入了「大政翼贊會」,有人將這個組織稱為「日本型的納粹黨」。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國家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個別寡頭手中。此時,由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組成的所謂的「五相會議」決定著國策,最後再經天皇「裁可」而推行。日本國內因沒有議會政治,沒有政黨,日本國民終日只能高呼「萬歲」,成了日本法西斯戰爭機器上的齒輪。

戰爭期間的日本全面實行了特務政治,憲兵隊特高課的權力極度膨脹,不僅監視普通民眾,在高官甚至是前首相身邊都派駐特務進行監視,還秘密檢查他們的信件。曾積極鼓吹侵華、在侵佔東北時擔任策劃的石原莞爾中將,因不贊成對英美開戰,東條英機也派便衣憲兵終日秘密對他進行偵察跟蹤。

在日本全國,縱橫交錯的各種法西斯組織和警視廳、特高課等恐怖機器像一張密密麻麻的大網,監督著國民的一舉一動,連最細小的個人生活都不放過,對男女老少的思想動向都要秘密記錄,以保證法西斯的各種政策貫徹到各家各戶。

昭和軍閥掌握大權並發動大戰,使其權力發展到頂峰,不過隨著戰敗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一集團日益失去天皇的信任。1941年發動太平洋戰爭前,首相近衛文磨因不主張同美國決裂而被迫辭職,那個人稱「剃刀東條」的陸相東條英機被天皇看中而後接任首相,1944年7月東條英機又因塞班島失守引咎辭職。1945年春,當天皇看到日本的敗局不可挽回時,重新起用了一些有親西方色彩的元老派,包括任用遭受過行刺的鈴木貫太郎任戰時的最後一屆日本首相,這也預示著昭和軍閥集團開始失寵,而且難逃當替罪羊的下場。

果然,1945年8月9日夜間,天皇裕仁在掛有「三羽烏」老大永田鐵山遺像的東京皇宮地下室召集御前會議,不顧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和陸相阿南惟幾的「玉碎」懇求,下達了以保留皇室為條件接受投降的「聖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會上他還要求群臣對「把朕的臣下作為負戰爭責任的人引渡出去」,要「忍其所不能忍」。昔日只知念「聖恩」的日本軍閥頭目,此刻除了淚流滿面的悲鳴外別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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