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危機的真實根源

越來越多的研究揭示出人類幸福的生物學機理，告訴人們該如何度過中年（臨時的）低潮。

喬納森·方赫

今年夏天，一位朋友打來電話，說他很不開心，常常感到困惑。他今年47歲，多年奮鬥之後，終於獲得終身教授職位，鞏固了學術上的地位。然而，他非但沒有感到滿意，反倒感到陷入困境，幻想著逃脫。這種反應讓他自己感到吃驚。這是沒有道理的。他是不是出問題了？我給他提供我所知道的最好答案，告訴他有關U型曲線的事情。

並不是所有人都要經歷這種U型曲線，但許多人的確要經歷，我就是這樣。客觀地講，40多歲時，我取得了許多成功。我有穩定而幸福的配偶，身體健康，收入有保障，有一份很好的職業，同事們都很出色；我出版了一本書，還為一流報刊撰寫文章，獲得新聞大獎。假如這是你說給的另一個人的事，假如我剛走出大學門，你告訴我這樣的事情，我一定會說：「哇，我就想這樣！」然而，每天早晨（早上是最差的時候）起來，我都感到失望，頭腦里想的全是自己的失敗。自己在事業上的成就太少，白白浪費了時間，我需要某種莫名的改變或者乾脆逃脫。

我也十分明白，這種不滿只是愛發牢騷，缺乏理智，所以我不對外表露。想到這裡（我的確經常想到），我不願意採用「中年危機」這一術語，因為我這段時間生活穩定，事實上並沒有經歷危機：失望情緒更像連綿不斷的毛毛雨。最讓我感到煩惱的是失去了感激之情，遠遠超過了失望本身，而這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沒有權利做的事情。我相信理智終會戰勝一切，我常常逐個計算自己的好事，直接在腦子裡列出清單，有時在紙上寫下來所有需要感謝的東西。跟自己推理思考可能起一時的作用，但之後失望情緒又會捲土重來。隨著時間推移，周變成月，月變成年，我對自己的印象開始發生變化。以前我總是認為自己基本上是個快樂的人，但現在我似乎總愛嘮叨各種各樣的不滿，不管這些不滿時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我猜想，我不得不安心做個不滿者。

步入50歲後不久，我遭遇到一些真正的挫折。父母雙亡，其中一位是患了一種可怕的疾病，我眼睜睜地看著親人去世卻孤苦無助。我工作的雜誌進行了重組，我失去了工作。創業的努力——企圖創立一個新的網上市場，將有故事想法的記者與尋找故事的編輯撮合在一起——也遇上了麻煩。我的肩部、肘部和膝蓋都開始出現疼痛。然而，失望和自責的迷霧開始消散，先是不知不覺，後來則更為明顯。現在我54歲了，感覺自己好像從某種通道走了出來。可是，這到底是什麼事情？

唐納德·里奇（DonaldRichie）是我認識的最偉大的作家。很久以前，我30歲，他66歲，他就告訴我：「中年危機從40多歲開始，到時候你看著自己的生活就會想，難道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大約10年後，中年危機結束，你再看看自己的生活一定會想，實際上我的生活還是挺不錯的。」50多歲時回想他說的話，我感到他說的完全沒錯。我再次有了二三十歲時的冒險感，這一點不令人感到吃驚，我也不感到吃驚。清晨起來，我想的又是未來，而不是50多年的過去。感激之情又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大約50歲時，我發現了這種U型曲線後，便開始鑽研這方面越來越多的研究。我倒希望自己在40多歲（40歲以前更好）就懂得幸福受到年齡的影響；對許多人來說，中年的艱難時段，不管你把它叫做中年危機還是其它什麼東西，其實向某種更好的東西的過渡，有理由相信，這種東西就是智慧。我希望有人當時能告訴我我可以向我發愁的朋友的東西：他自身根本沒有問題，並不是唯獨他會有這種感覺。

上世紀70年代，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教的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Easterlin,）了解到各國衡量人民幸福的調查，他很感興趣，就著手收集並整理這些數據，在分析過程中發現了後來所稱的伊斯特林悖論：超過某一點，國家富裕程度的增加並不能增加幸福度。伊斯特林現在南加州大學任教，作為重點研究人類幸福的一個經濟學分支創始人而廣受讚譽。不過，在那個時候，對主流經濟學家來說，研究幸福這樣的主觀東西只是一種好奇。

30年後的90年代，幸福經濟學重新出現。這一次有一群勞動經濟學家，包括達特茅斯大學的戴維·布蘭奇弗勞爾（DavidBlanchflower）和華威大學的安德魯·奧斯瓦爾德(AndrewOswald)，對工作與幸福之間的關係產生了興趣。這種興趣帶領他們在全球範圍內生活滿意度進行調查，意外地發現世界各國反覆出現的模式。「無論觀察什麼樣的數據，」在最近一次採訪中布蘭奇弗勞爾告訴我，「都會得到相同的東西」：進入成年的頭一二十年里，生活滿意度呈下降趨勢，40多歲或50歲剛出頭時到最低點，然後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升高，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常常（儘管不總是）高於剛進入成年時的水平。這種模式後來被稱為幸福的U型曲線。

與此同時，專攻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卡羅爾·格雷厄姆（目前在布魯金斯學會工作，我也是那裡的高級研究員）正在研究迅速脫貧的秘魯人。她想知道「這些人如何看待自己取得的成就？」她告訴我，她吃驚地發現，客觀生活條件並不決定主觀生活滿意度；與其他國家一樣，許多已經脫貧的人士感覺比當年貧窮時的日子還窮。「我不知道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她說。仔細查詢相關文件，她發現了幸福經濟學方面的稀缺文獻，深入研究調查數據，她首先在拉丁美洲，然後又在世界其他地區，發現了相同的U型曲線。「這是一種統計規律，」她說。「與人類狀況相關。」

在回答衡量整體生活滿意度而不是每時每刻的情緒時的調查提問時，出現了U型曲線。曲線的準確形狀以及曲線最低點所對應的年齡，因國家、調查問題、調查人口以及統計分析方法不同而不同。這條U型曲線並非無處不在的。實際上，人們可能懷疑，由各種調查、各個國家、各個年代以及各種分析構成的千差萬別場景當中是否能夠出現這種單一的圖形。然而，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圖案的出現非常頻繁。例如，在2008年的一項研究中，布蘭奇弗勞爾和奧斯瓦爾德向80個國家的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考慮所有因素，近來您對自己的一生滿意程度如何？」結果他們發現，在55個國家中，U型曲線的最低點平均出現在46歲。格雷厄姆（Graham）和美林娜·尼克拉夫（MilenaNikolova）最近研究了一項國際性的調查，這項調查請來自149個國家的人們從0到10給自己的生活打分，10代表「對你來說可能最好的生活」而0則代表最差。他們在80個國家中找了年齡與幸福的關係，在除9個外的71個國家裡，滿意度最低點出現在39歲到57歲之間（平均最低點為50歲左右）。

猿猴的幸福感最低點出現在相對人類45到50歲之間，意味著幸福曲線並非人類獨有。

富裕國家的人壽命長，晚年健康狀況較好，這條曲線往往更為明顯。有時，這條曲線直接在原始調查數據中顯現——也就是說，人們在中年表示出整個滿意度下降。但是，這裡存在一種發方法：在許多情況下（包括我前面引述的兩項分析），只有在對收入、婚姻狀況、就業等情況進行調整，僅研究年齡單獨構成的影響，這種基於年齡的U型曲線在會出現。有些學者——包括這一領域的元老伊斯特林——並不看好這樣的調整。主持威斯康星大學老化研究所的心理學家卡羅爾·萊福（CarolRyff,）告訴我，「在我看來，這樣做讓問題變得更加隱晦，而不是更加清晰。」但過濾掉重要的生活環境，就顯示出某種有趣的事情：生活滿意度方面可能存在某種潛在模式，與您的現狀無關。換句話說，如果其它一切相同，與其它生命的時段相比，人在中年更難感到滿意。布蘭奇福勞和奧斯瓦爾德發現，從統計上來說，從20歲到45歲人失去的幸福，相當於非自願失業效果的三分之一。

「我認為這是有關人類的一階發現，其壽命將超過我們數百年的時間，」奧斯瓦爾德告訴我。但並非所有人願意有如此程度的認識。許多心理學家都表示懷疑，部分原因是這條U型曲線是一種基於大數據組合的統計規律，而心理學家喜歡研究實際的人，不管是個體研究還是通過試驗群，而且最好涵蓋人的整個生命過程。「我認為對生活過程的模式進行概括是錯誤的，」萊福告訴我。「在最後分析中，如果告訴別人的是這些宏大而一般的故事，那麼你所討論就不是真正的人。」因此，心理學家研究中年危機——即具有中年獨特現象，而不僅是生活中隨時可能遇到的壓力或困難時——時，他們沒有找到這一危機的證據，他們對確鑿證據出現在各個方面的經濟學這一可能性持冷靜態度。

然而，在近期研究工作中，相信存在U型曲線的研究人員開始發現越來越的證據，這些證據很難被貶為僅僅的統計關聯。奧斯瓦爾德、特倫斯·程（TerenceCheng）和納塔尤德·鮑德莎伊（NattavudhPowdthavee）在來自三個國家的4個徑向數據集中發現了這種U型曲線：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因為它追溯的是個人長時間的生活經歷，而不是在統計快照中比較不同年齡的人們。同樣，在研究了27個歐洲國家的樣本後布蘭奇福勞和奧斯瓦爾德發現，在使用抗抑鬱藥物方面存在一種「強烈山形圖形」，頂端出現在四十八九歲。人在中年「幾乎」讓使用抗抑鬱藥物的可能性「翻番」。在收集相關數據的美國兩個州（新罕布希爾州和新墨西哥州），他們也發現了同樣的圖形。

奧斯瓦爾德與包括兩位靈長類動物學家在內的其他四位學者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黑猩猩和猩猩的心態也呈現U型曲線，這一發現讓許多人豎起了眉毛。他們請動物園管理員、研究員和其他照料動物的人填寫問卷，要他們給自己掌管的靈長類動物（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美國的500隻圈養黑猩猩和猩猩）的幸福程度進行打分。這些猿類動物的幸福感在相當於人45歲到50歲的階段降至最低。在2012年發表的論文中，作者斷言：「儘管人類生活以及社會的諸多方面可以提供部分解釋，但我們的研究結果預示著，人類幸福的U型曲線並人類獨有，其根源也許部分在於我們與我們密切相關的猿類動物所共同擁有的生物學機理。」

我認為這種證據所指的就是：人在中年感到生活滿意是完全可能的，但對我們許許多多人來說卻難得多。這就是U型曲線對我的感覺，也是對本文中非科學地調查過的一些人的感覺。

「我認為它一定是某種內在的東西，」我45歲的朋友S告訴我。他向我描述了他20多歲時令人興奮和有趣的生活（我當時真的很笨但卻認為自己知道的很多），30多歲拚命工作並得到穩定的回報（我感到自己走上正軌……看來我真的要住上豪宅，實現美國夢），但40多歲時因意外離婚而突然受到打擊，又成了單身父親，心臟病突發。他說自己很難有滿足感，結果造成我本人也曾經感覺過的自我懷疑：疑慮不斷滋生，懷疑自己註定會牢騷滿腹。他還想知道他感覺到的這種不滿是不是自己發生的一些問題的根源，而不是產生的結果。「從專業上講，情況是挺不錯的，」S告訴我。「但也許正在發生某種事情，這種事情足以讓妻子離我而去。如果心理上大幅滑落，我或許可以說任何事情將無法讓我感到滿足。也許我存在嚴重的心理問題。我把生活看成已經可以戰勝的挑戰，而不是一種從中得到樂趣的冒險歷程。我想逃到巴西——換個名字，在旅館裡幹活。也許50多歲時會發生變化。」

我高興地告訴他，機會在他一方。

我的朋友K的生活經歷跟S差不多。20多歲時職業生涯起步，開始時激動人心（有了"我所夢寐以求的工作），成就不斷，30多歲衝勁降低（「感覺有點吃力」），40多歲受到重大挫折，父親病故，母親中風，女兒出生後丈夫離家，她又遭到解僱。她成功應對了所有這些挑戰，受到解僱但專業上仍然做得不錯（「事業上更好，賺了更多的錢」），對自己的生活她有了一種她所稱的黑色幽默，悲傷地告訴自己，至少麻煩太多，一下子說不清楚。

在過去幾年裡，情況有了非常明顯的好轉。50歲以後，K女士的生活不但外部沒有大的波折，內在也沒有波折。「每天我也許做同樣的事情，可我感覺卻不同了，」她說。她的價值觀已經從工作方面移開：「我覺得工作並非成功的巨大來源。現在我衡量自己的價值，主要是看如何幫助他人，對社區做出多大貢獻。與這些年來可以相處朋友——一起成長的長期朋友——在一起我感到快樂。過去我想的總是奮鬥與朝前看，而不是立足現在，從現在中得到滿足，現在我有了強烈的感激之心。每當我發點牢騷或對發生的一些難事感覺不好時，平衡表就會大幅倒向所有已經發生的了不起的事情一側。為感激之心讓我感到更滿足，更富有奉獻精神。」她說，到目前為止，50歲後的生活很好，而且不斷變得更好。

我也是這樣的情況。儘管我自己仍有陰鬱的日子，但我覺得遠比40多歲時更容易珍視現有的東西，甚至不像10年前那樣要把好事情列出清單。我心愛的事情同性戀婚姻取得成功，50歲時獲得合法婚姻，這件事情肯定有所幫助。但我的內心發生了變化，40多歲時我取得了那麼多的成功，但似乎沒有一項足夠的，所以我感到難以適應。對我來說，感激之心離我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又像一件禮物一樣再次回到我的身邊。

事實證明，這件禮物有很好的科學道理：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從50歲出頭一直到60歲、70歲，甚至70歲開外——對許多人來說，直到殘疾或疾病最後奪取生命之前（在這一點上很難進行概括）——人們的滿足感隨年輕增長而增加。例如，在2011年的一項研究中，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勞拉·卡爾斯滕森（LauraCarstensen）與七位同事發現，「感情生活的頂峰可能出現在70多歲之後」——這一發現儘管有理有據，但「常常不被普通大眾及研究界認可。」卡爾斯滕森向我描述說，她自己中也存在這種模式。「對我來說，40多歲是最差，」她說。「事業上永遠都感到不足。我想，50多歲就會走出迷霧。」現在，60歲的她說：「我感到非常幸運。我現在真的感覺到了。」艾琳·維森頓（ElaineWethington）是康奈爾大學的一位人類發展和社會學教授，她的研究同樣發現，人們在中老年更容易感到滿足，也更樂觀。艾琳今年60出頭，她說自己的生活拐點出現在50歲左右。她告訴我：「我感到工作和事業實現一種流動。」當然，也沒有絕對的保證，但報道這篇文章讓我想到50多歲所感到上升趨勢可能還會繼續。正如我說到40多歲後發生回升時安德魯·奧斯瓦爾德大聲說的:　「等到６０多歲以後再說。」

當然，最有趣的問題（不幸的是，也是最難以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幸福如此頻繁地呈現U型曲線？為什麼人到中年普遍會出現不滿情緒？為什麼之後又出現向上趨勢？

部分答案可能與研究人員所稱的選擇偏見有關：不幸福的人常常離世過早，因而從取樣中消失。當然還有，中年時期人們常常有各種壓力，同時存在工作、孩子以及年邁父母的各種負擔。但這些解釋似乎難以自圓其說。我可以證明，我經歷了U型曲線而這一過程中並沒有死亡；我們從長期跟蹤的個人幸福研究中了解到，其他人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想到U型曲線常常在調整生活中的其它變數（孩子、收入、工作和婚姻）後出現，所以這種曲線並不單單是環境形成的。

卡爾斯滕森及其同事在2011年的一篇論文中提到了一種常見假設，在我看來也是正確的假設。「隨著人們的年齡增長以及時間地平線越來越短，」他們寫道，「人們把精力投入最重要的事情，通常是有意義的人際關係，並從這些投入中越來越多地得到滿足。」對於許多人來說，中年是重新校正的時段，人們開始越來越少地按社會競爭評價自己的生活，而越來越多地看重社會聯繫。40多歲時，我發現自己整天與別人相比：給自己打分並作出評判，算計落伍的地方。我最好的賣點究竟在哪裡？是我在文學上的傑作？巴拉克·奧巴馬比我年輕，看看人家！與我的朋友K一樣，50多歲時，我發現自己更加珍視人與人際關係，享受著這種關係帶來的快樂，這樣似乎幸好將無法贏取的地位競爭推到後頭。還有，卡爾斯滕森告訴我：「當未來變得越來越近，越來越受到制約，人們便專註於現在，我們以為這樣更有利於感情經歷。在老年時期，不斷被激活的目標就是活在當下的意義、味道以及生活方式。」這正是K女士和我自己非正式研究取樣中的其他人所反映出的變化。

不過，在我看來，看來最有意義的就是在公眾傳說及研究文獻中經常描述的那種變化：出於某些原因，我們對於自己的局限更樂意接受了。「在臨時條件設定的目標隨年齡增長系統性地發生變化，」卡爾斯滕森說。「人們認為未來的制約越來越多，因而設定的目標就越來越現實，越來越容易實現。」對我來說，越來越高的期望已經退卻，隨之而去的還有失望及失敗的感覺。

人們期望上的差距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小的思想，最近得到經驗上的支持，來自普林斯頓大學健康與幸福研究中心青年心理學家哈尼斯·施萬特（HannesSchwandt）的研究發現。他採用一種德國式的徑向調查研究1991年到2004年的數據。與通常情況不同，這項調查詢問人們對當前生活的滿意程度以及期望5年後達到的滿意度。利用這種方法，施萬特可以比較同一人群的期望以及隨後的現實情況。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發現無論調查對象的經濟狀況、年代差異有多大，甚至無論是在東德還是西德（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結果都是相同的。年輕人一直顯著高估5年後可能達到的滿意度，而老年人則低估未來的滿意度。因此，年輕就是永遠的失望，而中老年則是愉快和驚喜。此外，施萬特發現，處於兩個階段之間的中年會經歷某種雙重打擊：滿意度隨年齡增長而下降（這就是U型曲線，十分清晰地自動展現出來），但人的期望也在下降（事實上，期望比滿意下降得更快）。換句話說，中年人往往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悲觀，這就是痛苦的根源。然而，最終，期望停止下降，停留在比年輕時更低的水平上，現實則開始超過期望。令人意外的事情幾乎到變成積極的好事，生活滿意度掉頭上升。在施萬特的取樣中，交叉點出現在人們往往預期的位置：50多歲。

「這一發現，」施萬特寫道：「支持這樣的假設，即生活滿意度U型年齡曲線是由中年時未實現的，而在老年放棄的願望所驅動的。老年使放棄這些願望既有好處，也感到有多大的後悔。」

好了，但是，為什麼這种放棄與重新定位如此可靠地發生在中年？確鑿的解釋可能還需要數年時間，不過，大腦科學領域已出現一些端倪，其暗示的答案既令人感到欣慰，又年代久遠。

狄麗普·V·傑斯特（DilipV.Jeste）是位傑出的精神病學家，具有非凡的血統。說他「傑出」，就是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擁有多個專業職務，他最近擔任美國精神病協會主席，是美國最有成就的遺傳精神學家之一。他的辦公室牆上掛滿了各種獎狀和證書，從美國精神病學院老年精神病學家研究大獎到《聖地亞哥雜誌》「2013年頂級醫生」。說他「非凡」，就是他在印度的一個小鎮（他說話來帶輕快的Marathi口音）長大，斷然將醫學研究重點放在幫助老年人地度過老年，而不是僅僅給他們治病——他相信，智慧這一概念不僅僅屬於伊索和亞里斯多德，而且屬於頂尖的神經科學。傑斯特現年70歲，其實並不神秘，如果不看他矯健的身姿，你一定認為弱不禁風。他和同事們使用磁掃描技術和心理測驗電池進行大腦研究，尋找人們內心和感情運作的信息。

孩提時代在印度，傑斯特就讀到佛洛依德的《夢的解析》。他說，「這本書就像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汀作品中的秘密，」讓他走上來美國攻讀精神病學學位並從事專業研究的道路，他先後曾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和加州大學聖哥亞地分校工作。在研究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時，他驚奇地發現，隨著年齡增加，老年精神病人的病情往往會得到好轉。這一發現引領他深入探索人們如何成功地——也就是幸福地——度過晚年的問題，儘管老年存在健康問題和其它不利的環境。2006年發表了自己的發現，即人們在生命最後幾十年，儘管存在慢性健康問題發作，容易讓人預感沮喪或悲痛，但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差。2013年他再次發表了這一發現。「真是非常令人感到意外，」他說。

「我的問題是，」傑斯特告訴我，「認知上是否存在著任何實際上隨著年齡增長而改善的東西？」我進而想到智慧，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即儘管存在體力上的限制，我們在老年看到的生活滿意感是否與隨年齡增長變得更為聰明有關。

至少，傑斯特在醫療界的同事對此表示懷疑，他們告訴他，對智慧的研究應該留給哲學家，而不是神經科學家或精神學家。「我把它作為一種挑戰。」傑斯特在一個對智慧充滿尊敬的社會裡長大。「在印度長大本省就是文化，」他說。「我們閱讀印度的聖經吉塔（Gita）。其實吉塔就是一份關於聰明人如何做事的文件。」最近幾年來，在智慧研究方面，西方精神病學出現了一種很小而但從科學上卻合法的研究文獻體。在整理現代研究與古代文獻中傑斯特發現，在許多不同地區，智慧的概念幾世紀來一直「驚人地相似」：「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我們對什麼是智者有一種心照不宣的看法。」智者的品質常常包括同情心和憐憫心、良好的社會推理及決策能力、平靜的心態、容忍不同價值觀，對不確定及含糊的事情泰然處之。這些東西結合為一體遠遠超過各個部分的簡單相加，因為這些品質一起發揮作用，不但提高了智者的生活，而且也提高生活中的社區的生活。智慧是親社會的。（難道存在要求減少智慧的社會？）傑斯特說，人類在經過成果豐碩的時段之後，還要生活非常長的時間；也許智慧為我們的兒童和社會組織提供了許多好處，從進化的角度看，智慧讓社會更值得保留老年人。

「在任何年齡上，智慧都是很有用的，」他說。「但是從進化論的角度看，年輕人產出高，因此，即使缺乏智慧也沒有什麼問題。但老年需要找到對人類生存貢獻的其它途徑。」他說，「還有可能是年輕人更喜歡競爭力，而老年人則更注重感情調節、對多樣性的容忍以及更多的見解。」傑斯特相信，在任何情況下，智慧概念的廣泛存在說明它有一定的生物根據。這就是他在大腦中尋求智慧根源的原因。

感情生活的高潮也許到70多歲才會出現。

今年夏天，我在聖地亞哥觀察傑斯特和UCSD一位名叫麗莎·艾爾勒（LisaEyler）的臨床心理學家從事大腦掃描試驗，探索老年人處理與智慧元素之一——憐憫心相關的任務的方式。他們接待了一位71歲的商務教練J，給她戴上耳機，並戴著可以看到投射圖像的光學裝置，再有一個「按鍵盒」她可以對看到的東西做出反應，還有一個緊急按鍵可以終止實驗。之後，就將她放入一台體型巨大、十分吵雜的MRI功能掃描機。她在機器里呆了一個小時，從事設定的各種任務，刺激認知和感情中心——記憶字母、拼接臉部表情——同時，計算機記錄過程中她的大腦的圖像。然後，讓J坐在一台筆記本電腦前，由一位博士後研究員進行標準化的心理測試，顯示拍攝的她的圖片——有些圖像溫和善良，有些讓人掃興——同時對她的反應進行記錄。最後，安排J跟一位臨床醫師進行面談。J認為自己是位智者嗎？有時候是，有時間思考時比處於危機中更像位智者。她的智慧是否隨年齡增長而增長？肯定是。智慧增長使她發生很大改觀了嗎？答案還是肯定的；她學會了不再魯莽行事，更能看到別人最優秀之處，即使這些優點不在表面。將這些信息與來自數十個其它目標的結果進行核對，尋找有關老年同情心神經學方面的見解。這些結果又為對智慧添磚加瓦。

傑斯特說，智慧科學尚在幼年。實質上，人隨著年齡增大而變得更為聰明（並非從長期經驗中學習——當然，這種學習也是智慧的要素之一），到現在還沒有任何證據。大腦中並無任何「智慧機體」。智慧是一種固有的非常龐雜的品質，一種從其它多種功能中湧現的特性。（對智慧的心理學掃描測試包括現內容彼此差距很大的39項問題，UCSD的心理學家正在努力將數字減少為易於控制的十幾項。）

然而，看來老化的某些元素的確有助於提高智慧，有助於提高生活滿意度。一群德國神經科學家2012年撰寫的論文頗為令人回味，論文的題目是《別憤怒地回望！成功與不成功老年生活對失去機會的響應》。他們使用大腦掃描和其它有關精神及感情活動的物理實驗，研究結果發現，與年輕人相比（平均年齡25歲），健康的老年人（平均66歲）「對後悔的反應降低」。也就是說，老年人對無法改變的事情更難感到不快——當然，這種態度符合與視淡泊、平靜為智慧一部分的古老傳統。事實上，人們公認，與年輕人相比，老年人的大腦對負面刺激的反應強度降低。「年輕人具有更多的負面感情，」康奈爾大學教授艾琳·威廷頓（ElaineWethington,）告訴我。因此，老年人的大腦可能不受早年曾打擊過我們的那些憤怒情緒的感染。同時，正如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勞拉·卡爾斯滕森（LauraCarstensen）告訴我的那樣（在總結大量證據的基礎上），「年輕人在調節自己的情緒時感到痛苦。」多年前，我曾問父親50歲後為何不再發怒，他也給出了非常相似的回答。年輕時憤怒像陰影一樣籠罩我的父親，還打亂了我們的家庭生活。「我知道了，對5美分的挑釁不必做出5美元的反應，」父親說。

其它研究也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的社會推理能力以及長期決策能力得到提高；人的靈性（尤其在婦女當中）得到增加；老年人在處理不確定及含糊事件方面更感到自若。特別有趣的是，傑斯特和他的同事發現表明，老年人在大腦的其它區域徵用額外的神經網路，補償大腦特定區域的惡化，增加所謂神經可塑性，補償認識能力的下降，也許還帶來其它好處。傑斯特還指出，隨著年齡的增加，大腦中與回報相連的電路喪失了部分靈敏度，可能降低了衝動和上癮傾向。

需要再次說明的是，所有這些都無法證明，隨著年齡增加，人們會變得更為聰明（或者更為滿足、平靜，更具有感激心）。許多年輕人很聰明，而許多老年人卻很糊塗。不過，研究的確暗示，在許多方面年齡增長改變了我們，讓我們更容易變得聰明（滿足、平靜，富有滿足感）。還有，我相信這也表明需要反思中年生活的意義。

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戴維·布蘭奇福勞和安德魯·奧斯瓦爾德和卡羅爾·格雷厄姆和其他人士研究這種U型曲線時，對此感興趣的人幾乎沒有。而現在呢？「真是莫名其妙，」格雷厄姆告訴我。「我都跟不上。」再過幾年，科學將對年齡增長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有更多的了解，甚至可以使用所了解的部分知識幫助我們度過艱難的階段，讓我們變得聰明起來。但我認為，這條U型曲線的更大意義並不在於其科學性和醫學根據，而是在於文化意義。U型曲線給社會一個機會，告訴大家有關中老年不同的、更好的故事，這個故事更為準確，更為寬容，少了許多尷尬和孤獨。

當然，現在首要的故事是中年危機的說法。儘管作為獨特的生命階段，中年危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紀（據《年富力強的年代：中年人的發明》作者帕特麗夏·科恩（PatriciaCohen）所言），但現在所謂的中年危機概念存在的時間並不長，首次在1965年已故心理學家埃利奧特·傑奎斯（ElliottJaques）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出現。1974年，暢銷書《時間通道：成年生活中可以預計的危機》的作家蓋爾·希西（GailSheehy）以一位40歲的男子為例，對中年危機進行了描述，他:

儘管實現了自己事業目標，但卻感到沮喪和不受賞識。他指責工作，或妻子，或自己的實際環境囚禁了他。他的腦子裡充滿突破羈絆的幻想。後來他遇到一位很有意思的女人，換個工作領域，去這個國家非常好的地方——所有這些像磁鐵一樣，使他無時無刻地渴望解脫。然而，一旦渴望的目標得以實現，他的心態卻開始逆轉。新的環境似乎又成為危險的陷阱，他渴望回到以前的家，回到老婆和孩子身邊。突然之間，以前失去的東西又變得十分珍貴。

難怪許多妻子常常目瞪口呆。

我40歲時的感覺也與這種描述去之不遠。我完全贊成希西（Sheehy）的見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隨著「妻子們目瞪口呆」而潛入的人們的反感。中年危機幾乎剛一出來，社會對它的描述就有不負責任、逃避現實、自我放縱以及反社會行為的含義。康奈爾大學心理學家維辛頓（Wethington,）在2000年發表的研究中就發現，大約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報告自己經歷過中年危機，許多否認這一概念的人則認為這僅僅是不成熟行為的一種很憋足的借口。同時，危機一詞也增添了這種污名，因為當證據指向某種非常像長期不愉快的但卻可控的衰落時，中年危機卻表示一種震撼、顛覆或失控。

我認為U型曲線講述了一個情感上更公平、更準確的故事。它所代表的不是混亂或者顛覆性的故事，而是朝向新平衡的艱難但卻自然的過度。我發現，當我對存在問題的中年人談論中年危機時，他們的反應都是一種解脫。明白這種現象十分普遍本身就具有醫治效果。普林斯頓大學的漢尼斯·施萬特就注意到一種他所稱的反饋效果:「部分失望是失望本身造成的。」如果更多的人懂得U型曲線普遍存在，他們就不大可能做出最終構成不滿的錯誤預測——也不大可能因失望不滿的感覺而嚴厲指責自己。

「上課時我常說，我們無法擺脫這種現象，」安德魯·奧斯瓦爾德告訴我：「但至少你們知道40歲情緒低落完全是正常的事情。」他補充說：「情緒低落時，你們找錯了原因。」人們四處尋找原因，往往造成歸因錯誤，做出錯誤的決定。當然，這些可以引起真正的典型中年危機，包括貿然的改變和判斷不當的行為。四十七八歲時，我自己有了難以命名的不滿足感，它像追逐主人的黃蜂一樣，死死地叮在我的事業上，那是一種不期而至、令人討厭又揮之不去的催促，不停地纏著我，要我放棄自己的雜誌專欄——《今天》，現在還等什麼？幸運地是，更為理智的判斷和朋友們擋住了我，讓我不要理會這種無用而自我毀滅的衝動，不要魯莽行事。不過，回頭來看，我真希望當時有人對提前發出警告，說U性曲線，而不是我的專欄，才是我不滿的可能根源，告訴我其他許多人，可能還有大量的靈長類動物，都是同樣的情況。

有關年齡增長與幸福的交集，科學還有許多東西需要了解，但我並人認為開始普及U型曲線的說法，現在並不算過早。因此，我常常告訴三、四十多歲的人，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他們轟轟烈烈地度過中年——但如果輝煌不了，那也不是唯獨他們這樣，情況會好起來，因此以堅定的部分走過，不做任何愚蠢的事情。喬治·奧威爾40歲（他46歲去世）寫道：「從內心看，所有生活都是一連串的失敗。」感謝上帝，他說的是錯誤的——智慧增長，我可以看到這一點。

幸福的U型曲線

布魯克林斯學者格雷厄姆（Graham）和美林娜·尼克拉夫（MilenaNikolova）根據蓋洛普民調進行的分析表明，在美國年輕與幸福之間存在著清楚的關係。調查對象以「可能最好的生活」為參考對自己的生活滿足程度打分，0表示最低，10則表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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