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性質與中國意義

劉同舫在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長廊中, 西方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道獨特的理論景觀。這道景觀隨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中國學者的視野。30 多年來, 它以獨有的話語體系和犀利的思想鋒芒, 刺激著中國學者的理論神經。一次次研討與爭鳴, 一本本譯作與著作, 成果不可謂不豐。然而「中國語境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今天仍是一個疑竇叢生的問題性存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性質、理論特質、學科邊界、問題核心、歷史與邏輯的主脈等基本問題, 既沒有形成整體性的認識, 也未達成共識性的見解。這種狀況也許源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自身的複雜性。獨立細緻的專業化研究是必要的, 但如果缺乏問題邏輯和整體意識, 不自覺地將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題當作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正題, 就會出現認識上的偏差。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前提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性質, 之所以是一個無法跨越的理論環節, 就在於這是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首要前提。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之一, 柯爾施在1923 年發表了《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長篇論文。在該文中, 柯爾施尖銳地批判了第二國際理論家的「正統馬克思主義」, 並間接地批評了列寧的一些觀點。因此, 該文一發表就受到了共產國際的嚴厲指責。但柯爾施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觀點, 反而進一步擴大了批評的範圍。1930 年, 他發表了《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問題的現狀——一個反批判》的論文(此文作為增補材料附在1930 年重版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一書之後) , 對《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發表之後所遭到的批判進行反駁。在反駁中他指出了這樣一個「現狀」: 1923 年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和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問世以後, 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哲學派別從馬克思主義內部誕生了。這個派別的誕生使得馬克思主義陣營內出現了對立的兩派: 一派是以考茨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舊正統派和俄國列寧主義新正統派的聯盟; 另一派是以盧卡奇和他本人為代表的當代無產階級運動中帶有批判性的理論趨向。柯爾施坦承了這兩個派別的對立性, 他說: 「我們這些西方共產主義者形成了共產國際自身內部一個敵對的哲學派別。」 這裡的「西方共產主義」, 就是他後面所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在該文中, 柯爾施不止一次地使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新概念。柯爾施使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 具有內涵和外延上的明確性。從內涵上看, 柯爾施所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是指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一股「理論趨向」。這股「理論趨向」在論及俄國革命、西歐各國革命的成敗等問題上, 認為俄國革命的成功經驗不適用於西歐及整個西方。在列寧主義所指導下的俄國革命主要是在東方的特殊歷史條件下進行的, 西方革命要想取得成功, 必須結合西方文化的特點, 從馬克思哲學中挖掘出強調辯證法的黑格爾主義源頭, 把總體性革命特別是主觀意識革命置於重要地位, 決不能像「正統馬克思主義」那樣用舊的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 導致馬克思主義被自然化與實證化。從外延上看, 柯爾施所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是指植根於西歐大陸各國尤其是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國的馬克思主義, 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盧卡奇、柯爾施等。可見, 柯爾施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在意義上是明晰的不存在邏輯上的混亂。但是,這個概念在提出之後的20 多年裡,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直到1955 年,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梅洛·龐蒂出版了《辯證法的歷險》一書, 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才開始流傳開來。在《辯證法的歷險》一書中, 梅洛·龐蒂把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第二章的主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儘管他沒有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作出直接的說明, 也沒有指明哪些人的理論屬於他所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但從他的有關論述可以看出, 他所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是指以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開始的、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同列寧主義相對立的理論。這種理論突出強調主體能動作用的歷史辯證法, 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看成是其對立面; 突出強調「意識形態理論」, 為意識和意識形態恢復地位; 突出強調「實踐哲學」, 把階級意識等同於實踐; 突出強調「歷史相對主義」, 注重偶然性的歷史作用, 等等。顯然, 梅洛·龐蒂是從思想路線的角度論證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同列寧主義的對立。據此, 可以把梅洛·龐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看成是對柯爾施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一種沿用, 只不過在具體用法上略有差別而已。如果說柯爾施與梅洛·龐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屬同一種用法, 那麼英國新左派理論家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則是另一種用法。1976 年, 安德森出版了一本題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的小冊子。在這本書中, 「安德森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角度界定其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 在安德森看來, 以馬克思恩格斯為創始人的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後的歷史繼承表現為幾代人的更迭: 第一代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繼承者是拉布里奧拉等四人, 他們都來自「落後的東歐或南歐地區」; 第二代馬克思主義繼承者包括列寧等七人, 他們「毫無例外地都來自柏林以東的地區」; 第三代馬克思主義繼承者(其理論具有了與第一、二代繼承者完全不同的嶄新學術結構) 包括盧卡奇等13 位新一代理論家。第三代馬克思主義繼承者有一個地域上的顯著特點——他們「都來自更遠的西部」。 正因為如此, 安德森繼續使用了梅洛·龐蒂用過的術語, 把他們稱作「西方馬克思主義」。但顯而易見的是, 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與梅洛·龐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在用法上是很不相同的。前者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角度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界定為第三代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 後者從思想路線的角度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界定為與列寧主義相對立的理論。也就是說, 安德森是從外延的角度來界定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 而梅洛·龐蒂則是從內涵的角度來界定這一概念的。從邏輯上講, 這兩種界定概念的方法都是有效的, 都能從特定的角度明確概念的意義。但是, 僅從外延的角度或僅從內涵的角度來界定概念, 都會帶有某種程度的局限性。在很多情況下, 僅從內涵的角度來界定概念, 其外延會比較模糊; 同樣僅從外延的角度來界定概念, 其內涵會比較模糊。事實上, 梅洛·龐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 有比較清晰的內涵, 但外延不甚明確; 而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 有比較清晰的外延, 但內涵卻模糊不清。如何克服這種片面性? 一個現存的且合乎邏輯的辦法就是: 將梅洛·龐蒂與安德森二者的用法結合起來, 先從內涵的角度進行定義, 再從外延的角度進行劃分。中國學者徐崇溫先生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就是這樣界定的。作為國內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先驅, 徐崇溫早在1982 年出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書中, 首次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作了明確的界定, 後來在1989 年出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論叢》一書中又作了新的表述, 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政治方面, 它在對現代資本主義分析和社會主義的展望上, 在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等問題上, 提出了不同於列寧主義的見解, 在哲學方面, 它提出了不同於恩格斯、列寧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見解, 而主張按照現代西方哲學中某些唯心主義流派, 首先是黑格爾主義的精神, 以後還有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新實證主義、結構主義以及分析哲學的精神, 去解釋和發揮馬克思主義, 以『重新發現』馬克思原來的設計。」上述表達包含了內涵與外延的雙重規定。其中, 「不同於列寧主義的見解」、「不同於恩格斯、列寧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見解」,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特有屬性或本質屬性, 構成了這個概念的內涵; 而「黑格爾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新實證主義、結構主義以及分析哲學」等流派的馬克思主義, 作為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劃分, 則構成了它的外延。很明顯, 徐崇溫先生是把梅洛·龐蒂的內涵定義與安德森的外延定義結合起來了。這種結合本來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問題在於, 梅洛·龐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與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並不是同一個概念, 或者說, 前者所揭示的內涵與後者所揭示的外延分屬於兩個不同的概念。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儘管具有相同的語詞形式(這是十分常見的語言現象) , 但它們卻不能很好地吻合, 因為它們所指稱的對象之間只是交叉關係而不是全同關係。將這樣的兩個概念捏合在一起, 必然造成意義上的混亂, 造成內涵與外延上的不一致。意識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定義的困難, 徐崇溫先生在其2000 年主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一書中, 沒有再給這個概念作出明確的定義。國內其他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者, 也都非常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 沒有輕易給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定義。俞吾金、陳學明主編的《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一書, 就沒有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明確定義; 張一兵、胡大平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邏輯》一書, 也只有大致的背景描述, 沒有嚴格的性質定義。這樣做確實避免了某種不必要的麻煩, 但它同時又引發出另外一個問題: 沒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明確定義, 我們該怎樣認識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性質呢? 這兩個問題顯然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方面, 解決了其中一個, 另一個也就迎刃而解了。二、認識西方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核心問題上面的考察沒有得出具體的結論, 只是明確了如下的事實: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難以精確定義的。問題是, 這一事實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學術界對此的普遍看法是: 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統一的思潮, 而是一場多線索多形態的、色彩斑斕內容龐雜的理論運動。不難想像, 給這樣一個複雜的理論「織體」下一個嚴格的學術定義是困難的, 難怪有人因此懷疑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本身的合法性。 一個「不統一」的現象卻獲得了一個「統一」的名字——西方馬克思主義, 並且廣為流傳, 這一現象本身就很值得人們深思。然而要真正思考這一現象必須藉助「他山之石」。這不能不使人想起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論。「家族相似」理論是作為共相理論的對立面出現的。人們想當然地認為一些事物之所以歸在一個語詞之下是因為它們具有某種共同的屬性。維特根斯坦以「遊戲」為例否定了這一觀念。他指出種種遊戲並沒有共同的屬性。娛樂性不是遊戲的共同屬性, 因為激烈的棋類比賽並不具有娛樂性; 競爭性也不是遊戲的共同屬性, 因為單人紙牌遊戲或單人球類遊戲也不具有競爭性總之, 在「遊戲」這類事物中根本就找不到一個貫穿所有成員的共同之處, 有的只是家族相似, 即其中一些和另一些有相似之處, 另一些又和其他的一些有相似之處, 如此等等。維特根斯坦說: 「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達式來刻畫這種相似關係: 因為一個家族的成員之間的各種各樣的相似之處: 體形、相貌、眼睛的顏色、步姿、性情等等, 也以同樣方式互相重疊和交叉。——所以我要說: 『遊戲』形成一個家族。」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論因其強烈的反本質主義傾向而受到一些學者的詬病, 這是十分正常的。因為共相觀念的巨大慣性, 不可能使人完全放棄對本質的追求。但另一方面, 家族相似的存在也不容否定。為了克服這一矛盾, 人們對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論進行了批判性拓展, 提出了一種叫作「建構型的反本質主義」的理論, 這種理論主張在家族相似的基礎上仍然可以尋找事物的本質, 並指明了尋找本質的基本方法。這些方法主要有三種: 第一以各個成員的共有屬性為本質; 第二, 以多數成員具有的屬性為本質; 第三, 以眾多屬性中的核心屬性為本質。所謂核心屬性也就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屬性, 它最能代表該類事物的本質。這種屬性往往不是所有成員共同具有的, 甚至也不是多數成員所具有的, 很多情況下可能只為少部分成員所具有。核心屬性在典型事例中顯示得最為突出。因此, 典型分析對於確認一類事物的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不夠統一的理論思潮無疑也是一個家族相似。也正因為如此,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性質問題即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問題, 一直是一個處於爭論中的問題。有學者主張乾脆繞過這一問題, 去進行具體的理論研究。這當然不失為一個有用的策略, 但這一策略顯然只是暫時的應對而不是長久之計。其實, 如果換一個角度, 站在家族相似的立場上, 並借鑒「建構型的反本質主義」所提供的方法去探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本質, 我們會發現, 這個問題的解決其實並不那麼困難, 因為基於家族相似的求本質的方法並不指望找到所有成員共同具有的「普遍本質」, 它所要把握的只是那些具有典型意義的「區別性特徵」。這一視角轉換的效果是明顯的。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區別性特徵——它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與列寧主義的區別, 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公認的事實, 柯爾施和梅洛·龐蒂在使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時候早就揭示出來了。也就是說, 柯爾施和梅洛·龐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所抓住的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區別性特徵, 它集中體現在早期代表人物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等的理論中。這一結論蘊涵著歷史的視角。柯爾施和梅洛·龐蒂最初提出這一概念的時候, 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股新的「理論趨向」還處在早期發展階段, 它的內部是統一的、同質的。因此, 在柯爾施和梅洛·龐蒂那裡, 「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所反映的, 乃是這一思潮的「共同屬性」或「多數成員具有的屬性」。隨著時間的推移, 新的流派開始增加, 各種不同旗號的理論開始出場。當阿爾都塞、德拉·沃爾佩等人舉起「科學主義」大旗的時候, 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更是出現了分化。此時, 早期代表人物所具有的個性鮮明的區別性特徵, 在「眾聲喧嘩」的歷史舞台上逐漸被遮蔽起來了。但是, 這並不表明它就此退出了歷史舞台; 恰恰相反, 它在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中被深深地積澱在了歷史的底部, 成了這個理論思潮的「硬核」。這就類似樹的年輪, 越是早出現的越是佔據「核心」位置, 一切後來者都只能圍繞這個「核心」擴展自己, 儘管它們會越來越遠離這個「核心」, 但卻不會完全脫離它。我們可以得到啟示: 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家族相似, 儘管理論流派紛呈複雜, 但絕不是一盤散沙, 事實上, 在這個家族內部, 有一個具有統攝作用的理論「核心」, 這就是早期代表人物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等的理論。究其所以佔據「核心」地位, 除了因為他們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 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理論給這個思潮定下了一個「基調」。正是這個「基調」使得西方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家族」, 也正是這個「基調」使得一個「不統一」的思潮獲得了一個「統一」的名字——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這種「形散而神不散」的特性, 給我們把握它的性質帶來了困難, 同時也提供了可能。問題的關鍵在於, 必須在龐雜的外表下抓住具有統攝意義或典型意義的「核心」只有這樣, 性質問題才能得到解決。目前, 我國學術界在經過了廣泛的討論之後, 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性質問題即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問題作出了三種不同的解答。第一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 第二, 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第三, 認為不能籠統地定性, 必須針對不同人物、不同時期進行具體分析。可以看出, 前兩種觀點是對立的, 第三種觀點具有「折中」的性質。究竟應該怎樣認識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性質? 根據上面提供的思路可以證明, 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籠統地定性為馬克思主義或非馬克思主義都是片面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家族相似不存在貫穿所有成員的共同屬性。事實上, 只要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具體人物及其思想稍加分析, 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例如, 盧卡奇從1918 年參加匈牙利共產黨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 始終堅持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 他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就是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闡述了階級意識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因而他被很多人譽為「現代馬克思主義的典範」; 葛蘭西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1926 年被法西斯監禁, 在獄中繼續堅持探索革命真理, 寫出了《獄中札記》這部優秀的理論著作, 無疑也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 柯爾施1920 年加入德國共產黨, 曾是德共的意識形態領導人, 他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一書是想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對哲學和革命的理解, 其理論框架總體上是馬克思主義的, 只是後來由於各種原因脫離了共產主義運動, 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變成了非馬克思主義者; 梅洛·龐蒂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 他宣稱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社會和文化, 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大多是歪曲的; 科萊蒂是德拉·沃爾佩的學生, 也是新實證主義學派最出眾的成員, 他於1950 年加入義大利共產黨, 1964 年退出, 後來成為公開的反馬克思主義者; 至於法蘭克福學派, 最初大多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但在40 年代以後, 某些理論家越來越遠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由此可知,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內部, 不同流派、不同人物甚至同一人物的不同時期, 其思想傾向、政治態度都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 若進行「一攬子」評價, 無論是把他們籠統地歸入馬克思主義還是歸入非馬克思主義, 都是失之偏頗的。據此, 是否意味著我們只能接受第三種觀點? 是否意味著我們只能針對具體的理論做出具體的分析, 而不能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作出整體性評價? 當然不是。根據上面提供的思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質是可以評價的。既然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具有理論核心的家族相似, 這個核心統攝著整個「家族」, 那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質應該從這個核心來得到說明。前面已經指出,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佔據核心位置的, 乃是早期代表人物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等的理論。這些人的理論觀點、政治傾向除個別之外都可以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的範疇, 都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因此, 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 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總體上」說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非馬克思主義。這一結論顯然具有統計學的意味, 它是基於統計推理而不是演繹推理的結果, 它沒有排除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存在著非馬克思主義的成分, 但不認為這些成分具有代表性從而可以決定整個「家族」的性質; 恰恰相反, 這些成分只是非典型意義上的「特例」, 它們在「正態分布」中處於邊沿位置。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的範疇, 除了事實的依據之外, 還有一個邏輯上的理由。如果「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非馬克思主義」這個命題成立, 那麼只能這樣作出理解: 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但問題是, 「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嗎? 這顯然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 相反, 它還處於爭論之中。以這樣的前提為出發點其結論必然是可疑的。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蘊涵著邏輯上的困難它不是一個邏輯自洽的命題, 它與「白馬非馬」的命題如出一轍, 把普遍性與特殊性割裂開來了。其實, 無論是從邏輯自洽還是從「名實相符」的角度來看, 西方馬克思主義都只能是馬克思主義。這個命題既合乎邏輯又合乎直觀。三、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邊界前面列舉的那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定義中, 柯爾施和梅洛·龐蒂的定義是值得推崇的。因為他們的定義是基於「典型特徵」或「區別性特徵」的意義作出的, 抓住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家族」的「核心屬性」, 從而在「總體上」揭示了它的本質特徵。據此, 柯爾施和梅洛·龐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具有較強的科學性。但是, 柯爾施和梅洛·龐蒂是從內涵的角度來界定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 他們的定義並沒有明確其外延, 我們從中不能看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邊界在哪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邏輯上的缺陷。因此, 必須在明確其內涵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它的外延。概念的外延由概念的內涵所決定一個概念的內涵確定了, 其外延也就隨之確定。但是, 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似乎不那麼簡單, 即使闡明了它的內涵, 其外延仍然難以把握。問題在於: 20 世紀70 年代以後在英美興起的馬克思主義思潮是否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範疇? 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引起爭議, 歸根到底還是基於同樣的原因——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理論思潮, 而是一個家族相似。家族相似的複雜性特徵決定了它的內涵難於精確定義, 同時也造成了它的外延難以明確劃分。西方馬克思主義究竟包括哪些流派? 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徐崇溫先生在2000 年出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一書中指出, 如果按照思想路線來劃分, 西方馬克思主義大致上可劃分為五個流派, 即以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布洛赫等為代表的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以賴希、馬爾庫塞和弗洛姆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以梅洛·龐蒂、薩特、高茲和列菲弗爾為代表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以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為代表的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以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俞吾金和陳學明先生在2002 年出版的《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西方馬克思主義卷》一書中, 除了論述上述流派之外還把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學派和後馬克思主義等最新流派納入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範疇中予以論述。該書前後共涉及32 位作者的87 部著作, 可謂視野開闊、取材宏富。張一兵和胡大平先生在2003 年出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邏輯》一書中, 則以安德森所說的「原本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主要論述對象, 同時兼顧了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分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至於20 世紀70 年代以後興起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思潮, 張一兵、胡大平先生則將它們排斥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範疇之外而以「晚期馬克思主義」、「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思潮」等概念來標識, 因為在他們看來, 從20 世紀60 年代阿多諾出版《否定辯證法》開始, 作為一種哲學理論邏輯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已經終結了。 此外衣俊卿等學者合著的《20 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一書, 其西方馬克思主義部分主要論述的是從盧卡奇到阿爾都塞理論的發展, 分析學和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都不在論述之列。可見,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象問題與其性質問題一樣, 也是一個爭議頗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從現象和本質兩個方面來看。從現象上看,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象問題集中表現為「20 世紀70 年代以後興起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思潮是否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範疇」; 從本質上看,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象問題可以理解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是否有一個明確的邊界」, 如果有, 這個邊界是什麼, 如果沒有, 應如何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象。顯然, 本質的方面具有決定性意義, 本質的問題解決了, 現象的問題也就相應地解決了。因此, 必須從「邊界」問題著手來解決對象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究竟有沒有一個明確的邊界? 這個問題和家族相似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如果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不是一個家族相似而是經典意義上的「封閉集合」, 那麼其對象問題就不是一個問題, 它直接蘊涵在概念的內涵之中, 而內涵明確了, 其外延或對象也就隨之明確了。但現在的情況是, 即使給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涵, 其外延仍然不甚清晰。這正是家族相似的典型特徵。對此, 維特根斯坦在闡述家族相似的外延問題時, 曾以「數」為例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可以這樣來對『數』這個概念作出嚴格的限定, 也就是把『數』這個詞用作一個嚴格限定的概念, 但是, 我也可以這樣來使用這個詞, 使這個概念的外延並不被一個邊界所封閉。而這正是我們使用『遊戲』一詞的方式。因為遊戲的概念該怎樣來約束呢? 什麼仍可算作遊戲, 什麼又不能再算了呢? 你能給出一個邊界來嗎? 不能。」「遊戲」之類的家族相似, 其外延不存在明確的邊界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開放性這種開放性決定了家族相似的成員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可以增加的, 就像「遊戲」的種類越來越多一樣。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正是這樣一種「開放集合」, 它的成員從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開始一直處在擴展之中。儘管1966 年阿多諾《否定辯證法》的出版和1968 年法國「五月風暴」的發生使這一思潮有了「斷裂」的痕迹從而被部分學者指認成思潮本身的「邏輯終結」但我們確實很難以此為界限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封閉起來並圈定一份精確的對象名單, 因為在世紀70 年代之後,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身影依然飄拂在西方世界特別是英美國家的理論園地它們像幽靈一樣揮之不去, 問題只是給這些「身影」以怎樣的命名, 是依然如故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還是賦予它們以「晚期馬克思主義」或「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等新的名稱。這就表明,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象問題不是如何「製造」邊界的問題, 而是如何「處理關係」的問題——那些遠離中心的「新生代」究竟還是不是這個家族的成員, 它們作為「遠親」我們還要不要把它們納入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譜系之中? 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英美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 而在於看問題的視角。因為英美馬克思主義本身也不是一個統一的思潮, 它的內部包含眾多不同的理論派系, 它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是極其複雜的, 無論我們怎樣分析和比較, 所能看到的都只能是無盡的「重疊和交叉」, 不可能發現一種具有邏輯說服力的線性關係。因此, 英美馬克思主義究竟屬不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就不是一個事實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問題, 在這裡出現分歧是在所難免的。實際上, 上述新舊名稱的選擇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兩種不同回答。如果繼續以「西方馬克思主義」來指稱20 世紀70 年代以後出現於英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 這就意味著承認了那些「遠親」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家族的成員; 相反, 如果賦予它們以新的名字, 則表明它們已被排斥在這個家族之外。俞吾金、陳學明等學者的觀點顯然屬於前者, 而張一兵、胡大平等學者的觀點則無疑屬於後者。對於這種相互衝突的觀點, 我們很難找到充足的理由去駁斥某一方而支持另一方。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調整觀察的視角, 即通過增加或減少概念的內涵來縮小或擴大概念的外延。具體地講, 如果不在「反對列寧主義」、「植根於西歐大陸」以及「局限於哲學領域」等意義上使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 而只是把它看成是「西方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所提出的一種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潮」, 則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的外延是可以很寬泛的, 涵蓋20 世紀年代以後出現於英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是不成問題的。國內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表明, 這種超出「原本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寬泛用法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 大部分學者默認了這種約定俗成的用法從而不再為對象問題糾纏不休。應該說這是目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一個明智之舉, 我們不能死守過去的用法而無視西方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思潮超越時空的限制而發展自己, 必然會有時空上的起點但不必然局限於這個起點, 以這個起點的名字命名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偶然的選擇。事實上, 柯爾施和梅洛·龐蒂當初完全可以不用「西方」這個地域性名詞作修飾語而選用別的修飾語, 比如某個代表其理論特質的修飾語。當然,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家族成員」之間理論上還是存在著一定的邏輯差異的。比如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起部分緣於認為西歐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無產階級匱乏革命精神, 而這恰恰是由商品經濟所產生的物化意識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所造成的, 因而特別突出意識形態鬥爭和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性功能的重要性; 後馬克思主義則在後現代主義理論的激發下, 認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遭遇到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歷史巨變」的挑戰, 需要積極地利用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理論來重建現代政治, 且主張從「霸權」概念出發, 對馬克思主義傳統作批判性的解構。這就從問題意識到理論構建上都與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存在著巨大的不同。此外, 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僅流派之間存在理論邏輯差異, 而且在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上也存在著理論差異。如詹姆遜所言, 「從晚期資本主義的現行制度, 從後現代性, 從曼德爾劃分的信息或跨國資本主義的第三階段產生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各場政治運動以及知識和理論的抵抗形式) , 必然會不同於現代時期, 即第二階段, 也即帝國主義時期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它們與全球化擁有一種截然不同的關係, 而且, 與早期馬克思主義相比, 也似乎更具文化性從根本上轉向迄今人們所知的商品物化和消費主義等現象。」 雖然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上及其在各個不同流派之間固然存在理論邏輯上的差異, 但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家族相似」, 總體上卻享有共同的「理論特質」, 即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遺傳基因」。總之, 「西方馬克思主義」不能被看作是一個地域性概念, 而應當被看作是一個「家族相似」。當這股思潮跨越空間的限制蔓延到西歐以外的地區時, 我們不能人為地剪斷它們與這個家族的聯繫, 而應該以新的視角打量它們的理論特質, 審視它們的理論軀體中是否還含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遺傳基因」, 如果有, 我們就得承認它們是這個家族的成員; 如果沒有, 就不能勉強將它們納入到這個家族的譜系之中。以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建立起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譜系, 就不會存在對象問題上的混亂。當然, 這是一件具體而細緻的工作, 需要腳踏實地的實證精神, 需要眾多理論工作者的長期努力, 唯其如此,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象問題或邊界問題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四、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意義不同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潮, 我們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意義應該與前面討論的「定義問題」一樣,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邏輯中既是基本的又是重要的, 它作為「定義問題」的進一步展開, 體現了認識過程的連續性和縱深性, 是走進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必經之路。但是, 這一問題在我國學術界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學者們大都熱衷於探討更為具體的理論問題而將它棄之不顧。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進程。雖然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需要我們深入考察理論內部的種種辯論與相互矛盾、相互關聯的觀念與主張, 但也應當在辨析清楚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性質、理論特質和邊界問題之後, 清晰地把握住支撐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進展的「問題意識」, 從而明確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之於中國的意義。因此, 如果說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 那麼忽視對上述問題的探討應該說是一個重要原因。根據徐崇溫先生的介紹, 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緣起, 乃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務所帶動起來的」,「在1977 —1978 年間, 胡喬木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工作後不久, 找學術情報、哲學等研究所的領導前去領受任務說, 中央某領導出訪歐洲期間, 接觸到一種叫『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潮, 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來供參考」。 這個最初的緣起, 不能說明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落戶的必然性——即使當初沒有這個「政治任務」, 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仍然會在通往中國的旅途中找到自己的路, 中國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帶有必然性與緊迫性。自近代以來, 中國被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和廉價商品強行叩開國門, 硬生生被裹挾進了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歷史, 全面遭遇到現代性。從此, 「救亡圖存」與「啟蒙大眾」相交織, 諸多西方的學術理論被引介進中國社會, 與中國傳統學說相競勝, 並掀起了中國語境下的現代性建構。雖說中國的現代性建構一開始並非主動為之, 但也隸屬於世界歷史一部分。尤其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逐漸深入以及全球化趨勢和現代化浪潮的進一步拓展, 中國變被動為主動, 積極融入世界歷史, 肇源於西方的現代性已成為中國社會的歷史語境。然而, 現代性建構在帶來了巨大的進步的同時, 也日益暴露自身之矛盾和困境, 這樣一來, 現時中國必須面對的即是「如何推進現代化同時克服現代性問題」這一全球理論難題。毋庸置疑, 對這一難題的解答需要我們深刻理解「現代性問題」, 理解造就現代社會的歷史淵源, 這就要求我們深入理解西方, 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這是因為, 中國的健康發展, 理論研究上離不開對伴隨著「全球化」從西方蔓延至世界各地的「現代性問題」的把握, 更需要批判吸收西方應對「現代性問題」的理論成果。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思想脈絡中的一員, 是一種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嶄新的學術結構」, 因反思傳統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弊病而興起, 充分地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意義, 這對於長期浸染在僵化、封閉的教科書體系中的中國學者來說, 無異於他山之石。依前所述, 西方馬克思主義「家族相似」的理論特質在於其含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遺傳基因」, 即西方馬克思主義本身脈絡中最重要的「問題意識」。我們認為, 這個「問題意識」就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反思與對資本主義現代性弊病的激進批判。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 首先是通過反思傳統馬克思主義、進而反思馬克思的理論而誕生的, 之後的發展則衍變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革命意識衰退的歷史處境下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弊病。因此, 雖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 ——無論是詹姆遜劃分的現實主義與市場資本主義階段、現代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後現代主義與晚期的、消費的或跨國的資本主義階段還是如斯科科特·拉什及約翰·厄里劃分的自由資本主義、組織化資本主義以及非組織化資本主義三個階段———西方馬克思主義總是在反思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活動中提升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弊病。如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發展出現的各種挫折(歐洲工人運動之未能制止法西斯主義、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弊端和失敗、1968 年的「五月風暴」及其失敗、蘇東劇變等) 之後, 不斷有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此作出反映, 他們在反思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同時, 汲取新的理論學說, 以求更準確地切中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矛盾與困境, 並提出基於自身理論的解決方案, 如凱爾納與貝斯特在《後現代理論》一書中所指出的: 「某些理論家(如福柯、德勒茲與加塔利、拉克勞與墨菲、傑姆遜以及許多女性主義者) 力圖發展一種新的激進政治; 而另外一些理論家(如利奧塔) 則退回到了舊的自由政治當中, 並給之貼上了新的標籤; 同時還有一些人(如博德里拉) 最終全盤放棄了政治, 聲稱社會、政治、大眾以及歷史均已終結。」 探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問題意識」之後, 我們可以明確認識到, 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之於中國的意義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 反思教科書體系, 提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科品質。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促進我們的理論自覺的同時, 激活了我們沉寂多年的批判性思維, 使我們在開闊視野的基礎上增強了學術反思能力, 從而反觀自身之不足與缺陷, 明確未來學術研究的路向與方法, 其中最突出的應當為反思傳統教科書體系。傳統馬克思主義先入為主地對經典文本進行剪裁與割捨, 強制性地磨平文本之間的問題稜角, 將其處理成一以貫之的同質性存在。蘇聯模式的教科書正是這種「打磨」後的結果。可以想像, 在這種「體系嚴整」的教科書中, 一切問題似乎都獲得了「圓滿」的解決, 剩下的只是對已有的「定論」進行補充或做些細枝末節的考證。但是, 翻開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以及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和《閱讀〈資本論〉》等著作, 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精耕細作式的文本解讀, 同時還伴有超越文本的理論想像。這種被阿爾都塞稱為「癥候閱讀法」的研究方式, 具有極強的思想穿透力, 它能從固化了的字裡行間透視出作者思想變化的心路歷程。並且, 它使我們注意到, 過去很多被認為是鐵板釘釘的結論,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那裡卻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理解。這就警示我們, 傳統教科書體系的「圓滿」其實是一種假象很多沒有解決好的問題被「體系」的外殼掩蓋起來了, 並因此長期得不到解決。從這個角度上說,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義就是「揭開了蓋子」。因此, 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離經叛道」我們應該表示好感甚至敬意。正是他們敢於挑戰「正統」的理論勇氣, 激活了我們沉寂多年的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也正是他們縝密而多樣的研究成果, 開啟了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新視野, 使得我們能夠在新的起點上「回歸馬克思」和「推進馬克思」並將二者統一起來。第二, 反思學院式研究, 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品格。馬克思主義是學術性與實踐性、科學屬性與政治屬性相統一的理論。我們只有充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這種雙重屬性, 辯證看待其雙重屬性的關係, 才能發揮馬克思主義「求真」的理性精神, 凸顯其在學術上的權威性、神聖性和科學屬性, 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訴求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也才能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求善」的價值意志, 凸顯其在實踐上的動力性、影響性和政治屬性, 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提供現實的動力和源泉。「但是, 目前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卻有另一種不良的『學院化』趨勢試圖將馬克思主義研究當作一種純而又純的學術活動, 關進『深樓大院』, 遠離現實, 直接地說就是遠離政治, 根本無視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品格, 使馬克思主義研究逐漸變成了一種『中性』的概念和話語操作。」 與此相反, 西方馬克思主義卻是以批判當代資本主義著稱於世的, 因此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 注重其對資本主義現代性問題的批判精神, 借鑒其從理論的高度把握實踐中的困境與難題, 直面活生生的社會現實政治的實踐品格, 無疑有助於促使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走進現實, 為解決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現實問題提供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思路。第三, 批判現代性弊病, 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路徑。現代性建構雖帶來了巨大的進步, 卻也有其自身的弊病。故而, 探索中國特色的健康合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路徑, 克服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各種弊端與困境, 已經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重大課題。面對這樣的課題, 既需要我們在實踐中與時俱進地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 也需要我們汲取已有的理論成果, 充實自身的理論建設。西方馬克思主義誕生於20 世紀初, 其對現代性的危機有深切的體會, 或者說其本身即是應對現代性弊病的產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主義等等, 都是試圖融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西方新興的理論來克服啟蒙所帶來的現代性危機。雖然中國的現代性處境具有歷史的·具體性, 但是, 其與西方的現代性卻也有一定的同質性, 尤其是肇始於西方的現代性弊病隨著全球化蔓延至世界各地的同時, 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與中國國家建設的指導思想——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具有親緣性的「他者」, 無疑能夠更好地增強中國在實踐政治中克服現代性的諸多弊病的能力。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具有其難能可貴之處, 即不把現代性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歸咎於現代性本身, 而是積極地澄清現代性問題的根源, 並且發揮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批判精神為矯正社會現實中出現的問題提供理論思路。第四, 應對全球化趨勢, 推進全球化時代的共產主義偉大事業。全球化已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 因此, 如何應對全球化, 是當今世界各國的重大政治議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生與發展, 與全球化趨勢不斷凸顯的現實背景相關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大多以蘇聯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參照, 希圖打破其「意識形態性」的體系建構, 重新梳理、闡釋抑或補充馬克思主義對人類解放事業的論述, 以此指導當時東歐或西歐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尤其是二戰以後, 世界冷戰格局的形成, 全球化趨勢明確的彰顯出來,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解讀, 還是對新形勢下共產主義革命的論述都明顯帶有全球化時代的理論印跡。因此, 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於逐漸融入全球化的社會主義中國, 無疑是一項具有現實政治意義的理論工程, 既有助於提升中國馬克思主義闡釋全球化的理論效力, 也有助於更好地指導共產主義事業在全球化時代的進一步發展。當然, 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表示好感或敬意並不意味著我們接受它的一切。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反思, 的確不斷地汲取同時代其他哲學思潮作為理論資源。但是, 「當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利用這些哲學流派的理論來反對教條主義等扭曲和偏離馬克思的學說的傾向時有時的確可能存在積極的方面, 但他們自己往往又受到這些流派的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等片面性學說的影響, 用這些學說來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背離馬克思主義, 特別是混淆了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馬克思與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在理論上的原則界限。」總體來看, 西方馬克思主義有其局限性, 很多流派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理論失誤。但必須承認, 相對於其所取得的成就,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局限是瑕不掩瑜的。更重要的是, 即使是局限也不是只有消極意義———它能給我們以必要的警示和教訓。因此, 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義是雙重的: 除了使我們登上一個新的理論平台從而獲得更為開闊的理論視野之外, 還能使我們得到一面鏡子, 從這面鏡子中雖然不能看出我們應該怎麼做, 但可以看出我們不應該怎麼做。這就是說,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很多方面失誤了, 我們應引起警覺, 避免重蹈它的覆轍, 避免像對待蘇聯教科書那樣將之神聖化。只有這樣, 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才能沿著健康的軌道不斷前進,「回歸馬克思」和「推進馬克思」的建設工程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之上。《中國社會科學》發布時間：2011-7-18 7: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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