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別姬，廟堂與江湖的千古碰撞 | 小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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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le執事主編
公元前二〇二年，當一陣陣狂亂的馬蹄聲最終收束於垓下時，這座小城尚是一處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就在這一年的十二月，韓信、彭越、英布三員悍將會合，指揮著六十餘萬漢軍將楚軍最後的精銳層層包圍。劉邦沒有急於下達總攻的命令，或許，面對著這個糾纏了半輩子、幾次幾乎致其於死地的敵人，他比任何人都更享受這一份殺戮前的寧靜。毫無疑問，經過幾十年金戈鐵馬的行伍生涯，萬里江山終於明晰了它新的主人，而在他駕崩之後，這一年將被後人稱為，漢高祖五年。
也許垓下註定是一個高產典故的地方——勝勢之下，漢軍的智囊張良沒有下令強攻，而是讓漢軍夜夜高唱楚歌以瓦解敵人鬥志。大將韓信更令人製作風箏，裝以竹哨弓弦，於夜間漂浮楚營，其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像極了楚人的思鄉之曲。這段公案，被後人稱為「四面楚歌」，當楚歌唱盡之時，戰爭的另一個主角項羽手下十萬士卒早已兵心潰散。山窮水盡，日暮途窮，項羽望著即將永別的妻子虞姬和駿馬烏騅，忍不住以蒼涼的曲調唱出了訣別之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而容顏傾城、舞姿美艷的虞姬當即以一首絕命詩長歌作答：
「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歌聲盡時，虞姬拔劍自刎，項羽含淚草草葬了愛人，率領八百精騎突圍南逃，及至烏江時，手下僅餘二十八騎。烏江之畔，項羽一聲長嘆：「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終於追隨著虞姬的腳步自刎辭世。歷時五年的楚漢之戰，於此落下帷幕，中華帝國開始了它的黃金時代。
兩千年逝去，烏江早已被幾千時外的另一條長河佔去了姓名，所謂的「楚朝」也終於沒有擠進中國二十四史的年譜，當垓下的風箏嘶鳴、江東離歌吹徹之時，被政治埋葬的不僅僅是那一個「西楚霸王」，更是一個失敗英雄被抹殺的光輝史詩。令人倍感諷刺的是，當初圍攻項羽的漢初三大名將韓信、彭越和英布，分別因謀反的罪名被劉邦誅滅三族。在平定英布的還軍途中，劉邦順路回到了自己的故鄉沛縣，一面飲酒擊築一面慷慨做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那一年，是漢高祖二十一年，楚漢之戰以一種更為悲涼的方式落下了另一層更具象徵意義的帷幕：當年在戰爭中叱吒風雲的英雄們，不論是楚人，還是漢人，終於都在天下一統的王權下，死得一乾二淨。從此之後，在儒教長達千年的發展與統治下，那些英雄再也沒有被官方大力推崇過，反而是工於心計的劉邦，成了後世君主「御人」所效仿的對象。後世名帝唐太宗李世民如此評價劉邦：
「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定天下，既而規模弘遠，慶流子孫者，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
言語之中，已然絲毫找不到楚漢之戰中洪波湧起的熱血。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以氣候決定論出發，概括出中國人群體本位、怯懦服從、寬仁溫厚、勤勞儉約等人格特徵，這一點恰與日後中國官方崇文抑武的思潮相佐證。有漢以來，中國人言必稱孔孟，官方的供奉譜上一直被孔子、老子等思想家佔據，縱猛如關羽，其著眼點也不是作為將軍的勇冠三軍，而是其作為臣子的忠肝義膽——直到今天，「個人英雄主義」也一直是「好圖虛名，自以為是，居功自傲；違反革命紀律，犯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錯誤」的代名詞。
然而，在那場戰爭中揮灑的熱血並沒有被中國人集體淡忘——在漢高祖被公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開國帝王之一時，項羽卻因為其極具悲劇性的英雄色彩而被百姓所推崇。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主旋律時，西楚霸王這個稱號卻更加滿足了民間嚮往熱血男兒的心。
事實上，那些洋洋洒洒的「霸王別姬」的典故，其大多數情節都沒有出現在最早記載垓下之戰的《楚漢春秋》和《史記·項羽本紀》等一批史書中，那感人至深的虞姬，在史書中生卒年、出生地、結局等均不詳，其飲劍楚帳也只是民間口耳相傳一廂情願。然而，正是這一幕歷史，卻在日後的流變中愈加具化，唐時已有「項羽美人冢」的地望方位，虞姬的歸宿也便如貝克街221號B這個地名一樣，被鐫刻在了華夏的時光中。
中華民族傳統思想一向尚「中庸之道」，對項羽的推崇無疑可以說是史海鉤沉中難得的血性。自古以來文人以詩紀念項羽，幾乎盡皆嘆惋之情，最著名的不出以下幾首：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清照《夏日絕句》
「勝負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杜牧《題烏江亭》
「拔山力盡忽悲歌。飲罷虞兮從此、奈君何。」——辛棄疾《虞美人·賦虞美人草》
上面三首詩詞極盡蒼涼豪邁，不論是希望項羽東山再起也罷，歌頌其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也罷，都透露出至深至濃的惋惜。李清照、杜牧、辛棄疾都是豪放之人，也都是人生仕宦不很得意之人，冥冥之中，他們的審美似乎又在大尺度上印證了中國古代廟堂與江湖的兩分。且看另外兩首提及項羽的詩：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 江東弟子今猶在，肯為君王卷土來？」——王安石《題烏江項王廟詩》
「 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毛澤東《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一個富貴宰相，一個開國豪傑，在面對這個失敗的英雄時，畢竟還有著是微妙的區別。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里有一句神來之筆：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一顆硃砂痣。」
也許面對歷史時，每個百姓心中也有兩個偶像。遇到了劉邦，自然是太平盛世，只是安穩日子過久了，難免思念起項羽；遇到了項羽，見多了血光，聽厭了兵戈，便又希望有個太平君王一統江山。
於是人們把主旋律交給了劉邦，且歌頌著他的天下大同；同時又給了項羽駿馬寶刀美人，在戲劇里縱橫著茶餘飯後的轟轟烈烈——直到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滅了，終於跳出來一個遜清王爵愛新覺羅·溥緒，根據崑曲《千金記》和《史記·項羽本紀》編寫成京劇《楚漢爭》，由「武生宗師」楊小樓及清末民初京劇「四大名旦」之一尚小雲於1918年在北京首演。最初的《楚漢爭》共四本，戲曲理論家齊如山覺其繁浩，為其好友重新撰寫了《霸王別姬》劇本，這個好友便是一代京劇宗師——梅蘭芳。
1922年，正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二年，楊小樓和梅蘭芳聯袂在北京公演《霸王別姬》，一時轟動梨園，而項羽，也最終被定格在中國戲曲的舞台上，與虞姬一道譜寫了一段最為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
又是一場冥冥中廟堂與江湖的兩分。《霸王別姬》原始作者愛新覺羅·溥緒由皇帝貴胄淪落成布衣，從廟堂之高忽然潛入江湖之遠，人生的大起大落讓他對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有著特殊的敏感體會，其筆下的項羽自然沾染上了淋漓盡致的凄涼憂憤之情。劇中虞姬三次向項羽索要寶劍，項羽三次避開，最終化成那句《當愛已成往事》中的前奏：
「啊呀，依孤看來，今日是你我分別之日了……」
又是一次藝術的偶然，在根據李碧華同名小說改編由陳凱歌執導的電影《霸王別姬》中，程蝶衣（虞姬）最終心甘情願死在了段小樓（項羽）的劍下。兩位京劇伶人半個世紀的悲歡離合，通過銀幕再一次將這段愛恨情仇譜寫成了新的傳奇。作為唯一一部同時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的華語電影，《霸王別姬》一開始並未獲准在中國大陸上映，其原因背後再一次沾染上了濃濃的政治色彩——讓人很難不想到《舊約·傳道書》里那句經典而無奈的名言：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冥冥中自有其緣。源於戰爭的「霸王別姬」從歷史事件到傳說到戲劇到小說到電影，在不同的時代總能以最合適的姿態遊離在廟堂之外，徘徊在江湖之中。從楚漢之戰到清末亂世再到文革，這個典故如同一個活過了千年的白髮老者，臉上布滿一整個文明強壓於其上的印痕。
在李碧華的原著中，程蝶衣和段小樓若干年後在香港的浴室赤裸相見，然後出得門去，分道揚鑣。而在陳凱歌的電影中，這種略帶一絲慰藉的「團圓」被改寫成了悲劇，最終與歷史上的「霸王別姬」形容了一個跨越千年的呼應——而這種悲劇最終獲得了廟堂與江湖共同的認可，也許正是一個民族成長的標誌吧。
文/Yale執事
「一點都不記仇同時經常走神的天蠍座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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