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國理論話語體系需要深入研究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辯證關係

07-04

建立中國的理論話語體系需要深入研究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辯證關係

作者：游敏

在全球化背景下參與全球公共治理體系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無疑需要我們著力構建讓世界聽得懂、能信服的理論和話語，讓國際上了解和理解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因為這對當前詮釋中國發展道路，樹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要完成這樣一項重要工作無疑需要廣大理論工作者深入研究東西方文化、哲學及其背後思維方式的本質，並通過推陳出新來架起東西方文化溝通的橋樑。其中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關係就是一條重要的切入途徑！因為它們是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兩種最基本的思維方式，且不同程度地決定了東西方文明的不同認識論、方法論和世界觀。

近代以來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問題曾經引起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及啟蒙學者嚴復等人的高度關注，毛澤東主席晚年甚至還親自組織學者討論和研究。由於這兩種思維方式對於人類的思維活動猶如人之走路離不開左右腿一樣，是人類日常思考、分析和判斷問題的最重要的認識論工具。但是在現實中由於專業分工和興趣不同，人們往往都是在沒有研究過認識論問題的基礎上就開始「認真地思考、分析和判斷」問題，這就「猶人眼能見毫毛而自不見其睫」一樣！也正是由於對思維科學、思維方式缺乏自覺的反省意識，就開始「認真」地思考問題，就容易導致從書本和主觀的想當然出發，如從假設、公理、定義或者興趣、利益出發來研究現實問題，進而得出主觀主義的片面結論或理論，導致我們工作決策中的調查研究，有時就是真的到了現場，也是難免帶上主觀的、先驗主義的色彩，自覺不自覺地從現實中找出與自己看法能自圓其說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關於自然、社會、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我們需要正視人類認識事物過程中這種比較普遍存在的現象，深化認識論中的思維科學研究，才能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積極自覺地改造主觀世界。

人類思考和認識問題的方法，如果按照思維方式來劃分大略可以概括為兩種。第一種是形式邏輯的思維方式，即通過抽象的同一性，尋找不同事物的共性從而形成概念與定義，進而從眾所周知的公理、假設出發，再通過形式邏輯來推理判斷和認識事物，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在這裡我們就非常有必要首先對概念、定義、公理、假設以及形式邏輯這些基本的東西有個全面的客觀理解。抽象形成的概念或者尋找事物的某個共同特點形成的定義，首先要看到它只能是抽取眾多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只是切割了不同事物某一方面的共同點。而所謂公理也是受條件的制約的。比如「兩條平行線永不相交」這個公理，問題是這還要看兩條平行線放在哪裡？客觀世界有沒有絕對標準平坦的平面和直線？近代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已經證明空間也是能彎曲的，所以這就說明這個所謂的公理也是在眾多假設條件前提下才能成立的。至於西方學術中常用的一些假設，首先就帶上「假」字，它常常都是剔除了事物存在的一些客觀條件或者選取事物的某個方面，客觀上就已經排除了事物的部分信息，因此都是一種帶有主觀色彩的特殊情況，而不是客觀事物完整信息的本身。再看形式邏輯，從根本上講，它是以排除事物矛盾作為對事物進行推理判斷的一種思維形式（這是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的基本特徵）。就以同一律「A等於A」這個命題來講，我們要看到A首先只是個名稱或定義，而現實中十年前的你和現在的你名稱都叫A。但現在的你（A的內涵）還能等於十年前的你（A）嗎？可見同一律有個前提就是時間要等零，或者A是個絕對不會發生變化的事物，這隻能是實驗室里排除客觀干擾或者象石頭等那樣簡單的系統才可能成立的。而對於人、社會這樣複雜、開放的巨系統，可以講很多問題用上述的認識論、方法論是很難正確的發現和解決問題的。還有一點必須明確提出的是由於形式邏輯推理一開始就試圖排除矛盾，而任何事物的本身又都是矛盾對立面的統一，所以每當應用形式邏輯來不斷推理複雜事物的時候，就必然出現自相矛盾的兩難問題，因此「借新債還舊債」、透支未來時間或者對系統外轉嫁矛盾，也即通過擴大論域來延緩或者「化解」矛盾，就成了形式邏輯這種思維方式的唯一解救辦法，而最終的結果則必然導致系統性危機的爆發。

辨證思維方式則是人類的另一種重要思維方式，雖然它也離不開概念、定義、公理甚至假設這些東西。但它認識到概念、定義、假設等的不足與片面性，認識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認識到人類需要「借名」來進行思維，因此需要把握「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道德經》第三十二章）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它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其內部或外部都包含著對立面的統一，且其存在的性質是由具有對立面統一特徵的主要矛盾所決定的，是眾多矛盾的統一體，且矛盾有主次之分。因此要認識事物的規律，首先應該看到「一陰一陽謂之道」，也就是講認識事物的邏輯起點就應該是矛盾！這種學問是一開始就承認矛盾，從而也就必然要求人們把主觀能動性加進去，並從具體分析矛盾雙方的強弱、消長、依存、對立、互補等情況出發，來把握事物的整體進而積極促進矛盾雙方向有利於人類發展的方向轉化。因此，這種學問要求我們要善於找到事物發展中的矛盾「對對子」，它不僅不排斥矛盾，而且還要求正視矛盾和善於分析與駕御矛盾，要求人們從矛盾雙方的整體、全局和彼此的相互影響和聯繫出發，進而促進雙方的發展變化來解決矛盾，它給人的主觀能動性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所以是活的學問。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而研究這種推理、判斷事物的思維方式及其邏輯形式就是辯證邏輯。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指出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的不足以後，也必須從其自身的矛盾存在中看到他的長處，因為它本身就是人類雙腿中的一腿。雖然它只具有局部的、短期的、相對的有效性和「客觀性」，但它不僅能化繁為簡，而且還要求是非清晰，這就便於人的溝通與傳遞，具有可操作性強的特點。如果在人類社會的溝通和公共管理中離開了它，那麼很多問題就「說不清、道不明」了。因此，我們講法制首先就必須符合形式邏輯、倡導理性思維。我們對這種學問還更應該看到以前的自然科學在諸多相對簡單的、局部性、相對性的領域中都是依靠這種認識論而取得輝煌成就的，西方啟蒙運動時代也將這種認識論叫做「理性」，而且曾經提倡「一切都要經過理性的審判台」。

但是這種認識論到了康德那裡，就發現了「二律背反」，結果使他陷入了不可知論，進而就不得不對「理性」提出了批判。而黑格爾則通過接納「矛盾」，建立了辯證法學說，進而為馬克思所繼承才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那麼辯證法是個什麼概念呢？古希臘的辯證法是指一種辯論會上的辯論方法，而到啟蒙運動時著名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看到了中國的《易經》後，佩服的五體投地，進而給「太極、陰陽、八卦」取了個近代名稱也叫辯證法，可見近代的辯證法已經不是古希臘的辯證法了，啟蒙運動時期的西方哲學已經認識到「統一物之分為兩部分以及對它矛盾著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因此它與中國老祖宗的「一陰一陽之謂道」有著根本的聯繫，這樣說絕不是牽強附會，都是有歷史依據可查的。

由此現在哲學中常常提到的辯證法及其精華的老祖宗是在中國，而且這也絕不是偶然的。我們作為現代的中國人應該認識到老祖宗——中華民族優秀的人物不僅能捨生取義，還更有「究天人之際」而捨身求法的氣概，他們同樣有很強的規律意識！在人類軸心時代，地中海文明發現形式邏輯的同時，我們中原大地已經對應地建立了與形式邏輯體系相對應的辯證邏輯體系！辯證法的名詞確實來自西方，但是西方的辯證法僅僅停留在哲學的思辨層面，而成體系的辯證法絕不僅僅是哲學思辨，它具有邏輯體系，是可以用來推理和判斷事物的！中國的《易經》最早探索建立起了具有可形式化的辯證邏輯結構體系。西方有辯證法，但沒有能建立起完整的體系，就猶如中國有《墨經》中的形式邏輯，但也沒能建立起亞里斯多德那樣完整的形式邏輯體系一樣，這也是李約瑟之謎的真正深層原因！近代以來由於驚懾於西方洋槍洋炮的強勢，我們打不過他們，為了救亡圖存，必須「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結果導致主流社會就認為他們什麼都好，他們的理論就是「真理」，進而導致我們對自己文化根源的忽視與片面的誤解，未能真正認識和把握其中的精髓和包含的真理，反而片面地誇大其現實執行中的不足，可以講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至今並沒有很好地總結。因此，當前結合時代發展的需要，從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的角度，對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精髓詮釋好，「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習總書記在2013年國宣傳思想工作講話），是一項關係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工作。

那麼辯證法在現實中為什麼會被很多人認為是變戲法、是牽強附會甚至是強詞奪理的詭辯論呢？這裡主要是他們把關於不同事物外部關係的「邏輯矛盾」和關於事物整體內部關係的「辯證矛盾」混淆了。另外對辯證法的理解又與人的實踐和主觀世界的改造有關係，和複雜性系統、形象思維也密切相關，反映在人類的思維上，就是左右腦均衡應用的問題，再有由於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語言、文字大都是以形式邏輯來表達的，一旦表達為「所謂佛者、即非佛，是名佛」、「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就把人搞糊塗了，似乎這裡的真理只能讓宗教去佔領，這是不對的！我想這也是毛澤東晚年為什麼要深入研究中國式的教育思想——禪宗的原因吧。

我們看到隨著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人類在數學領域碰到了「哥德爾不完備性」，邏輯學中發現了「羅素悖論」，物理學中遇到了「測不準原理」，在經濟學、政治學中更是出現各種各樣的「悖論」和「矛盾」。值得慶幸的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隨著複雜性科學、廣義量化演算法、辯證邏輯的深入研究和系統論、資訊理論、統籌學、形象思維、大數據技術得到日益重視，人類對「辯證法」的理解和詮釋已經打開了更加廣泛的方便之門。

說清楚「辯證法」，實現辯證邏輯的「科學化、形式化和協調化」，不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對西方學術思想和制度設計的糾偏，對人類克服自身發展中遇到的各種矛盾，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而且對進一步闡述「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這些紮根於中國革命的豐富實踐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精髓的思想結晶；對積極主動消化、吸納西方文化，做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對用「中國的學術解讀中國的奇蹟，充分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獨特創造、理論的獨特貢獻、制度的獨特優勢」，樹立文化、理論和制度自信；對開啟人類文明的新征程都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

總之，形式邏輯是關於事物局部的、抽象同一性的、離散二分法的思維方式，而辯證邏輯是關於整體內部的、形象異質性的、連續二分法的思維方式，兩者的關係也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關係。當前人類面臨的信息互聯網時代已經給我們提出了把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有機地結合起來，把東西方文化的優點結合起來，以探索國家政治、經濟、科學、文化、道德建設及全球公共治理等諸多重大理論創新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方面我們不僅要有充分的戰略思考和文化自信，百倍珍惜並努力弘揚自己文化的認識論、方法論精髓，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而且更需要積極主動地開展東西方文化的綜合創新，研究多重矛盾組合的認識問題與解決之道，使文化創新與制度創新形成良性的互動，這樣我們就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握住全球化時代的戰略制高點,建立起體現中華文明本質特徵的、符合客觀規律的中國學術、理論話語體系！（作者系中國電力發展促進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