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回到傳統中尋找力量

小編的話 坊間流傳多年的一個說法，文學青年進京三件事：登長城、吃烤鴨、見敬澤——他在作家中影響之大窺斑見豹。李敬澤，中國作協副主席，著名文學評論家。然而光環之外，他還是一個經常處於被逼稿狀態中的糾結的寫作者，一個既然要做就一定做好的摩羯男，一個把什麼都搞「雜」了的文人。

他曾經將自己想像為「一千零一夜」的見證者，注視著那些小說家、詩人和散文家，傾聽他們的講述，寫就《見證一千零一夜》；他曾經試圖「為文學申辯」，他說：我並不是那個理想讀者、那個深刻地理解文學之價值並且能夠恰當貼切地領會文學之精義的人，我想探討的是：我如何成為這樣一個人？這個人，他在這個時代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於是在《致理想讀者》中梳理了諸多關於文學的思考和表達。

現在，他寄情於李商隱和梅特林克的「青鳥」，在《青鳥故事集》里寫下了對異質經驗的感悟和奇異的歷史鏡像。貌似出手無招，卻是以藝進道；貌似東拉西扯，卻是淵博奧妙。

在被定位為「既是散文、評論，也是考據和思辨，更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說」的《青鳥故事集》腰封上，李敬澤還是「評論家中的博物學者，作家中的考古者」。

總覺得應該羽扇綸巾，或朱子深衣，才和他骨子裡的追求相符；又覺得似乎他從來也沒被俗世塵囂打擾過，不然，何來那些風雅閑散、怡然自得的文章？何來時而與嘉靖年間中國人「話不投機」，時而又與大明王朝的外國囚犯蓋略特「一見如故」？

他沉浸在自己構建的世界中談笑自若，在時光隧道中穿梭自如，在古今中外遼闊無邊的精神視野沉吟夢想。

更難得的是，他也讓讀者跟著他閱讀偵探小說般追隨到底，跟著他的奇想飛馳。

這在眾聲喧嘩的時代，這算得上奢侈。

那些隱秘的中國往事

《青鳥故事集》的前身是一本叫《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的小書，16年來沒再版過。一個原因與一向疏懶、缺乏自我經營意識有關；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李敬澤內心一直保持這一方向的寫作興趣和知識興趣。他一直覺得，還可以寫更多更大的東西。然而體量上已是兩本書的態勢。他索性將文字重新斟酌，增補了《抹香》《印在水上、灰上、石頭上》《巨大的鳥和魚》三篇，以《青鳥的故事》為名出版，算是暫且劃個句號。

古代對陌生經驗的接受，對異質文化的誤解，在16年前尚屬偏僻的知識趣味，近幾年卻成為相對的顯學，引起學術界和讀者關注，大概不只是趣味的緣故，而是有強烈的現實關照。比如，在《第一眼——三寸金蓮》中，李敬澤開篇寫道：

有件事不能提，誰提我們跟誰急，那就是三寸金蓮。

國人的萬種心緒匯入一個「急」字，他的敘述卻娓娓從安東尼奧的紀錄片《中國》中老太太的小腳道來，追溯到14世紀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三寸金蓮」的《鄂多立克東遊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英國外交使團的斯當東先生……與「三寸金蓮」有關的種種人物、事件，甚至1923年2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題為《鞋業提倡天足之熱心》的新聞逐一出場。行文至此，倘若覺得只是掉書袋便是一種誤讀。

李敬澤要說的是西方人眼裡的我們，和我們眼裡的西方人。他用大量充分的歷史細節和詼諧生動的語言告訴我們何為目光的鬥爭，何謂「視覺政治」，現代以來我們民族的焦慮何在。十幾年前他尚是不甚自覺的、一任興趣的寫作者，但那時寫下的這些文字中呈現的歷史的、人性的面向，今天看不僅沒有過時，反而變得更加突出。這使《青鳥的故事》尤具當下性。他把這本書稱為「誤解小史」。

「這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認識偉大傳統的豐富性。我們現在談起中國的文明容易把它簡單化，實際上我們的偉大傳統是一條浩瀚的大河，不知道容納了多少涓涓細流，包括漢唐以來對異質經驗的接受吸納融匯，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經歷的種種誤解，同時也是好奇、是創造性轉化。另一方面，在現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不同的文明、文化乃至不同的國家地域交往固然越發密切，但交往中的想像、偏見、錯謬，不是減少了，而是有更高概率的發生。」李敬澤說，恰恰是「全球化」的時代，會形成很多習焉不察的誤解和偏見，而且相當牢固。從漢唐到明清，很多事情我們現在仍然經歷著。這種誤解本身就是一種想像，是一種文學經驗、文學題材。面對誤解，表現誤解，是接近理解的絕對必要條件。

撰寫這本書是一種冒險：穿行於博雜的文本，收集起蛛絲馬跡、斷簡殘章，穿過橫亘在眼前的時間與遺忘的荒漠，沉入昔日的生活、夢想和幻覺。李敬澤將《青鳥的故事》視作一部幻想性作品。在幻想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動展現，就像兩千年前乾涸的一顆荷花種子在此時抽芽、生長。

他把一切都搞「雜」了

假設給一本現代人寫的《莊子》讓你歸類，你一定會抓狂：這是虛構嗎？非虛構嗎？是小說散文論文嗎？都是都不是。

這些事情，莊子不會想，他所寫的只是「文」而已。

李敬澤也不會想。他只是信馬由韁地寫。自然，並非欲與莊子試比高。而是說，在新的互聯網時代，或許將迎來古典的「文」的精神復興；在這本《青鳥故事集》里，「文」的精神亦煥發出新的光彩。

為什麼非要給出一個體裁命名，像把一棵草藥使勁塞入中藥店柜子的抽屜里呢？

自出道以來，李敬澤的評論文章被誇或被貶，皆因他的文章「不像評論文章」，或曰「李敬澤的評論文體獨特」。他經常被稱為「文體家」，而他的文體又常常令人困惑。

這是一種自覺的追求嗎？還是天性和趣味中隱含的某些特質在寫作中無意的表露？「我願意稱之為莊子式的知識興趣和寫作態度。抗拒被分類，讓知識、想像、思想自然地獲得形式，形成一個整體。」李敬澤正是在這樣「任性」的寫作中，追求回到古典的「文」的偉大傳統；另一方面，他認為，在互聯網新媒體的時代，這個傳統正重新獲得生命力，這是一種自由的書寫精神。

這種自由來自何處？始自「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北大傳統么？似乎還要更早。

20世紀70年代初，李敬澤尚不滿十歲，每天除了瘋玩，就只有一件事：看書。因為母親在出版單位工作，院里那個封存的倉庫成為李敬澤最初的圖書館，托爾斯泰、三島由紀夫……當然更有《吹牛大王歷險記》《堂吉訶德》等等。沒有目的地看，沒有學業的壓力，沒有父母要求的壓力。他從一開始看書就養成了不太有路數的趣味。

16歲，李敬澤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四年下來，書看了不少。畢業後又一直做編輯，更加強了所謂的雜家修養，總而言之，他真正把學問搞「雜」了。

他只想做個無所事事的讀者，從來沒想過自己要寫。直到1993年，他才被「逼」開始硬著頭皮寫東西。

有人問：在那之前，你幹什麼？

李敬澤說：「人生除了寫作難道沒有別的事情可幹嗎？」

早寫或晚寫，寫或不寫，對最終的寫作者來說，一切都是不浪費的。他從來沒有立志當小說家，更沒有想過要搞評論，或要成為學者。他在寫作上沒有什麼是規劃好了堅決要做的。

但是，非他不可了，便全力以赴，一定做好。據說，這是典型的摩羯座性格。

從先秦尋找混沌未開的力量

李敬澤喜歡讀古書。談中國的文章之道，無論批評史還是文學史，大家覺得山窮水盡的時候，都是回到先秦，回到孔孟，回到老莊、《戰國策》《左傳》，再往下就是回到司馬遷。

「因為他們確實有著巨大的原創性。同時，他們的力量在於混沌未開，像一片汪洋，後來的文章只能從裡面取一勺。」李敬澤最近看了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認為和先秦文章相比也差得很遠。先秦那種汪洋恣肆、無所不包、看不出界限的氣概，那種未經規訓、未經分門別類的磅礴之勢，那種充沛自然的生命狀態，只能令今人望洋興嘆。這大概也是一千年來那麼多的聰明人反覆回到傳統中尋找力量的緣故。

他說，2017年是新文學一百年，我們要意識到我們現在的文學體裁和門類，實際上是一個現代建構。我們應該也有可能，重新從先秦的精神那裡獲得新的力量和新的可能性。

「任何上手的事，我都受不了湊合。特別是在文字上。」李敬澤說，這和自己曾經從事的編輯工作有關。看到文字不審慎，邏輯混亂、表達不準確，翻三頁五頁，他就受不了，更不認為一定有必要把剩下的若干頁看完。

「一個寫作者，對文字負責任，對自己的表達、對表達的意思負責任，是寫作的基本倫理。孔子講『辭達而已矣』。不是要求你的語言多麼搖曳生姿，至少表述要清楚明白。這個要求高嗎?不高。能做到這一點的，不多。」李敬澤說，作家批評家中也有不少是辭不能達。

這是中國文學的現狀，這現狀也對批評家提出了更為嚴苛的要求。作為批評家的李敬澤，不但得到作家們的認同，在評論界也有良好的口碑。他的批評精準生動，鮮活感性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沒有抽象虛無的概念化。然而李敬澤並不認為這是自己的高明之處。「這是不同的批評家不同的旨趣和學術志向。有些批評家對一部作品的批評，最終目標不是對作品的充分理解，而是從作品出發建構自己的理論，學術性和理論性更強。我不是這樣的批評家，但我對他們滿懷敬意。」他說，只要真正能夠由作品生髮出理論上的洞見，這樣的批評家很重要。當然，也許批評家最好的境界是這兩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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