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世界秩序思想分析

基辛格的世界秩序思想分析2016-11-16哲學園基辛格的世界秩序思想分析郭小雨 作者簡介：郭小雨，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天津 300387 人大複印：《國際政治》2016 年 09 期 原發期刊：《國際政治研究》2016 年第 20162 期 第 110-125 頁 關鍵詞：國際政治理論/基辛格/世界秩序/均勢革命/摘要：世界秩序是基辛格一直關注的問題，他理解這個問題的兩個角度是「均勢」與「革命」。前者是基辛格理想的現代世界秩序狀態，後者是這種秩序狀態在現代面對的最大挑戰。均勢秩序依賴現代西方對人性的特殊理解，並在這個觀念基礎上延伸出國際制度和國際協調方式。而現代民主革命既對均勢秩序構成嚴峻挑戰，又在思想根源處與其保持著聯繫。面對二者的張力，基辛格選擇利用均勢秩序的內在普遍性和外部形式性特徵去克服革命撕裂世界體系的危險。這種理論努力凸顯了基辛格思考的整體方向，即如何在某些國家懷有徹底改變世界秩序意圖的多極體系中，讓均勢繼續能夠作為多方可以接受的秩序選擇。這既是基辛格思想的當代意義，也是其思想的困難所在。 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無論作為外交家還是國際政治理論學者，其政治生命之長，著作之豐富，都引人注目。但由於他的外交風格獨特神秘，以及其著作充滿大量吸引讀者的歷史細節，基辛格的思想還需進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利用基辛格從20世紀50年代直至近年來發表或出版的重要論文和書籍，找出持續佔據其思想的核心問題，闡釋他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分析其歷史和現實意義。基辛格本人拒絕把國際政治當作一門科學來思考，筆者本著尊重研究對象的態度，不擬利用數據和事實導出規律，以測評基辛格相關的理論正確與否。基辛格思想雖然帶有濃郁的現實主義風格，卻有大量超出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之處。故而，本文嘗試跳出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派別，結合國際關係史與政治思想史，直接回到基辛格思想所依賴的理論基礎和觀念源流，探索對基辛格來說重要政治現象的思想根源，據此探究基辛格的理論意圖，也希望以此豐富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解。一、基辛格及其思想的核心問題 2014年，年逾90歲的基辛格出版了《世界秩序》，2015年該書中文版與讀者見面，又掀起了一輪「基辛格熱」。① 基辛格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持續關注的理論問題就是其新書書名——「世界秩序」——幾乎每篇重要論文和每本著作都會在結尾處指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不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冷戰中，還是冷戰結束後，對基辛格來說，「世界秩序」都是一個處在困境之中，必須思考與追問的問題。也就是說，這其中任何一個時期都不存在一個成熟的「秩序」。那麼，一個世界性的秩序到底意味著什麼?首先，基辛格認為，「那些回憶起來最和平的年代很少追求和平。那些無休止追求和平的年代很少得到安寧」，②和平並不簡單意味著有序，戰爭也不自然意味著無序。因此，兩次世界大戰並不意味著現代西方世界秩序的完全解體，對此，只要思及戰前和戰後同樣存在的某些國際經貿、軍事、金融規則等就能夠理解。而今，雖然主要國家眼下沒有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意圖，但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討論的移民、互聯網、國際恐怖組織等問題，就是在提醒人們注意這個和平時期所存在的失序危險。因此，將和平直接等同於世界秩序，將戰爭完全與世界秩序對立起來，是過於簡單的答案。 如果說世界秩序不是對體系戰和狀態的描述，那它是否直接等同於體系內部軍事、經濟等因素比較大小而生成的排序?一方面，基辛格認為，以精確計算的方式來評估國家實力有很大局限性。數字對考察對象同質、單一的設置並不能體現出國際行為體複雜的存在方式：「計算不僅要考慮實際力量，還有潛力；不僅是佔有的權力，還有承受權力的意志。」③另一方面，基辛格雖然不否認國家實力是達到外交目標至關重要的基礎，但不認為有了一個實力序列就有了一個世界秩序。基辛格時常強調，實力不等於政策，實力也不等於目的。④在現代世界，一場戰爭勝負已定，一個階段強弱明顯，甚至都不會自然地為勝者和強者帶來國家安全，遑論世界秩序。實際上，現代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力量(包括軍隊的人數、武器的先進程度和金錢的多寡等等)較量的自然結果，而恰恰包含著通過複雜的人為方式尋找平衡不等自然力量的重要努力。因此，實力的計算和排序，也不會是一個頭腦中充滿複雜的不確定性，且深諳現代世界特徵的政治家為世界秩序提供的答案。 在基辛格看來，理解世界秩序最有時代性的影響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核武器的發明和使用。在基辛格撰寫博士論文的年代，討論核武器對世界秩序的改變是無出其右的熱點問題，然而基辛格卻在博士論文選題上有意迴避，並通過20世紀50-60年代的著作和論文⑤澄清了自己的判斷：核武器的發明和使用雖然能夠以毀滅彼此的「大規模報復」為威懾，給國際行為體帶來「除了和平之外別無選擇」的想像，但它絕不能帶來一個世界秩序。相反，一方面，由於受到毀滅性的核威懾，國際行為體可能被本該作為手段的軍事武器所束縛，在膠著狀態中失去以外交政策來實現有限目標的能力，尤其是美國；另一方面，由於只有一些國家擁有核武器，這些在數量上有限的行為體也必將為安全而封鎖核技術的流通，這一新的不平等會帶來信任危機和軍事競賽，這將危及原有的同盟關係，讓集體安全中原本就成問題的信任變得更加脆弱。⑥因此，這場軍事技術上的革命可能成為阻礙國際行為體溝通的新鴻溝，它提供的只是一個實際上不值得依賴的最終和平幻想，而不是一個能夠增進互動的共同框架。對基辛格來說，核武器的發明和使用為現代世界秩序帶來的是更多的新困難與問題，而不是一個自動走向「永久和平」的加速器。 那麼，在否定了多種對世界秩序的設定與幻想之後，基辛格思考現代世界秩序的框架是什麼?參考基辛格從20世紀50年代直至2014年的主要作品，這一思考框架並沒有隨著半個世紀國際關係的風雲變化而改變，「均勢」與「革命」一直是基辛格分析現代世界秩序的兩大支柱。其博士論文就是探討維持均勢的歐洲政治家們如何與革命國家打交道的問題；之後，他在理論和實踐上重點關注的國家與地區都是既對均勢格局舉足輕重，又對現存秩序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單位。均勢既是基辛格理想的現代世界秩序，也是在他看來維持一個穩定秩序最可靠的辦法；既是基辛格理解現代世界秩序歷史的主軸，也是其政治實踐和外交努力的目標之一。革命則是促成現代世界秩序發生變化、崩潰和得到重構最為重要的原因，當「一個體系中一個或一些主要權力體不接受(世界秩序的)基本安排或其他國家國內製度」，⑦這時這個體系就處於被革命狀態。在完全由革命主導的世界舞台上，革命的國際行為體不再「講責任」，而是「講忠誠」，因此，處在競爭關係中的行為體之間將「不會再有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因為它們停止使用相同的語言」。⑧應該看到，均勢與革命是基辛格所認為的理解現實乃至未來世界秩序最為重要的兩種政治現象。他認為，在當今世界，霸權變得非常難以接受，包含著政治不正確，這就使得均勢可能成為建立或維持秩序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路徑；⑨而革命則幾乎是現代政治中用來從根本上衝擊秩序的不二選擇，在《世界秩序》一書中所涉及的各個地區系統中，革命都參與塑造或正在挑戰體系本身。革命也許並不直接，也不僅僅針對均勢這種世界秩序；但若均勢是現在和未來世界秩序必須努力的方向，最值得考慮的問題就是思考二者衝突的根源和共存的可能。 為了更好地思考這些問題，首先，需要進一步追問，基辛格所說的「均勢」是在什麼意義上的勢均力敵?雖然某些學者提醒要注意均勢思想的源遠流長，在古希臘和中國古代中尋找「均勢」作用的痕迹與達成「均勢」的技巧，但仔細想來，在一個世界體系中，普遍狀態而非特殊情境下的「均勢」遠非一種思考行為體之間關係的自然方式，現代均勢的核心要義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即：找到辦法，讓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都不可能平等的行為體作為主權國家平等相待。因此，從理解行為體關係的角度出發，「均勢」實際上排除了諸多更令人熟悉的可能：比如用價值區分行為體，以中心和邊緣、帝國與附屬國的關係來理解不同行為體的角色。其次，基辛格在論及「革命」時強調革命是對現有秩序「合法性」的挑戰，這意味著不僅原有秩序的運行和分配方式遭到質疑，更說明原先秩序內部帶有規範性的觀念基礎也受到威脅。當然，均勢秩序同樣遭受革命的挑戰——也許會是最為根本的挑戰——但基辛格一直沒有直接追究均勢的制度、觀念等方面的基礎，複雜的歷史敘事、大量偶然的具體情節往往掩蓋了這種秩序的實質性要求。那麼，作為一種在基辛格眼中理想而穩定的現代世界秩序，均勢所依賴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制度和觀念?它如何連接、約束、推動不同的行為體，它內含著怎樣的目標，希望達到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秩序?從對其基礎的探索之中，是否能夠更進一步地理解它與現代革命之間的關係?二、現代均勢秩序的基礎與矛盾 為理解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現代均勢秩序，不妨審視其開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歷史研究表明，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會議作為該體系的開端實際上是一個「迷思」，而不是歷史事實。⑩基辛格所說的「威斯特伐利亞均勢體系」更多的是利用了一種歷史象徵意義上的指稱。應該承認，那次會議面對的困難比它能夠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解決問題的途徑在當時看來也絕沒有現在認為的那樣理所應當，意義昭明深遠。149名代表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困境：戰爭長達30年，他們都有達成和平的意願，卻對如何達成和平一頭霧水。困境明顯地表現在這一關鍵環節：以瑞典、荷蘭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所要求的權利與利益難以在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所依賴的傳統帝國框架內通過和平、規範的途徑實現。後者通過宗教、古老的封建法律、對地區傳統和君主的認同來維繫的政治形態很難明確確認或直接提供前者所要求的，建立在對國家整體利益進行算計基礎上的交易。因此，威斯特伐利亞會議的意義更在於將困境變成了一種嘗試和檢驗。嘗試在行為體訴求性質發生分裂的情況下找到辦法調和矛盾，並檢驗哪些方式是有效的。同時，呼喚在異質、多樣的行為體間找到聯繫起它們的鏈條。而在1713年，在常常遭人忽視的《烏得勒支和約》中，可以看到現代均勢秩序的真正起點。締結這個和約的關鍵力量不再是哈布斯堡王朝和神聖羅馬帝國，而是英國和法國這兩個現代主權國家；王朝和帝國曾經貢獻給威斯特伐利亞會議的體系神聖性、傳統法律的適用性也被主權國家所強調的國家自主、平等與安全的現代原則所替代；條約的核心問題是決不允許法國和西班牙共屬於一個國王，以防止某個霸權統治者的出現。因此，將各個獨立國家的安全作為出發點，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均勢就成了該條約的目的。「均勢」第一次被寫入國際條約之中，且第一次確認了使用土地補償的手段以維持權力均衡的原則。在烏得勒支階段，英國的外交代表人物是博林布魯克(Henry St John，1st Viscount Bolingbroke)，他與法國代表科爾伯特·德·托爾西(Co1bert de Torcy)之間的通信有助於增加當代人對這一秩序的具體理解：首先，會議承認每一方的安全需求，將擁有緩衝帶、界限和資源視為國家的固有權利。由此，托爾西認為懲罰的概念是不可操作的，任何試圖施加在行動者上的懲罰「或者因提前想到它的自主性，想到它終究是一個行動者而逐漸取消；或者就會流產，且產生副作用」。(11)所以，無論怎樣看待法國的擴張行為，懲罰都不是答案。博林布魯克默認了這種想法，實際上是承認了主權國家固有的權利，這種權利無論以戰爭還是以和平的方式來進行，都是正當的。其意義在於，現代外交家們有意識地將戰爭納入秩序之中，讓秩序能夠承受戰爭，而不至於被頻繁的戰爭徹底打碎——這實際上也是同一時期的偉大法學家，如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薩繆爾·普芬多夫(Samuel Pufendorf)和艾莫·德·瓦泰爾(Emer De Vattel)等人在理論上的努力。其次，博林布魯克提出了「歐洲權力總體系」「歐洲建制」「歐洲總體利益」等概念，(12)以求將訴求多樣卻不容置疑的國家權利能夠共存確認為國際體系的一個目標，這個目標體現為「均勢」。值得強調的是，這個目標並不是代替或置換主權國家本身對安全和利益的追求，而是希望建立在安全和利益的追求得到絕對、普遍承認的基礎上，通過保障其實現來導出秩序。這樣，通過《烏得勒支和約》，「均勢」不僅從某些國家用來說服其他行為者的政策和外交辭令變成了一種對體系的定義，而且成為一種有一定操作性且帶有規範色彩的秩序概念。無疑，《烏得勒支和約》達成的均勢發生在傳統帝國實力遭受重挫並漸失話語權的時候，新興主權國家承擔了將均勢同時變成理想和現實的雙重任務。那麼，以英國為代表的新興主權國家在17-18世紀究竟具備了哪些條件，得以讓國家安全和利益這種通常帶來無序的因素成為建構均勢秩序的前提和基礎?一方面，這個時期新興主權國家的處境遠不像現在顯示出的那樣風光，相反，幾乎所有的國家都經歷了財政困難、軍隊嘩變、供給不足和治理失控等絕對威脅自身存在的困難，且這些困難都與國際戰爭密不可分。(13)英國則更典型，在威斯特伐利亞會議時期，英國因為打不起與蘇格蘭的戰爭，國王與議會決裂，後來竟遭處決，處在不間斷的戰爭和內亂之中。而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個地理大發現如火如荼地進行，現代技術飛躍式發展、國際貿易大幅增長的時代。而無論是頻繁的國際戰爭，還是日益進步的國際商貿與技術流通，都直接有助於現代意義上的個體從傳統中解放出來。以「恐懼」為兄弟的霍布斯和不能待在家裡的魯濱遜則都是擺脫傳統的現代個體的真實寫照。然而，在這個現代世界開始露面時，這些孤獨的個體尚不能夠以公民的身份理解和參與國內政治，因此只能不明就裡地承受著戰爭的折磨；也沒有成熟的國際法或萬民法可資利用，故而只能在陌生的海洋和土地上經歷利益的誘惑。如此，個體的恐懼和希望都與世界的動蕩和巨變息息相關。基辛格稱自己過不了普通人的生活是一個「世界公民」，而「世界公民」並非是由高於個體的某種政治組織造就出來的，它是普通現代人先於政治組織而賦予自己的某種身份。可以說，「世界公民」不但是建構一套世界秩序所具備的最關鍵、最基本甚至也是最具有革命性的條件，而且是將現代個體、主權國家、世界秩序連為一體的動力與黏合劑。從現代個體角度出發，他首先要克服恐懼和尋求安全，這為現代主權國家的誕生與加強提供了可能。霍布斯為此提供了理論說明，但同時要面對盧梭的重要批評：如果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完全處在自然狀態之中，那麼，利維坦向其公民許諾的安全將永遠受到戰爭的威脅。(14)因此，現代主權國家為了維持其對公民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來源於保證公民個體安全的許諾和契約，就有必要在同質行為體組成的國際關係舞台上接受某些安排與限制，以盡量形成一個穩定的秩序，不隨意侵害彼此的安全與自由。即使某個主權國家認為，它能夠通過佔據國際地位的某種絕對優勢來保護其公民，它也必須考慮到其他國家的結盟報復，以及就長期來說，他國一定具備同樣的要求和能力使自己的生存遭受威脅。這種理性的算計和單個主權國家絕對的權利不僅塑造了現代國際法——從法律上規定行為體的權利和義務，也為現代均勢秩序貢獻了重要的思想基礎。烏得勒支階段的參與者們之所以認為自己比之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更自覺、更理性，就在於他們已經將國家理解為與現代個體十分相似的行為者，從國家夾在個體與國際社會之間的位置出發，認識各國生存的需求與恐懼，並賦予它們自製的理由與維持秩序的責任。他們致力於讓體系內最弱的國家有對抗——或選擇同盟國——來對抗最強大國家的能力和權利，並以此作為衡量現狀的具體條件，敦促每一方明晰自己行為和目的的限度。除了從現代個體生存理性出發所產生的自製與共存意識，均勢秩序還必須依賴主權國家之間調節其利益得失的方式和渠道。這看似是在考慮主權國家間溝通的紐帶，實際上是對主權國家本身提出實質性要求。三十年戰爭告訴人們，宗教——包括某一種帶有極強區分性且不能用理性調和的價值觀——會使協調國家間的利益得失變得極為困難，甚至不可能；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告訴人們，依賴王朝內部有血緣關係的婚姻和繼承關係來實現國與國間的平衡與協調，會有多大麻煩。均勢秩序既然作為對以上失敗的克服，就意味著要求參與者能夠持續地提供某種可以用來協調彼此得失的普遍性資源，頻繁地損有餘、補不足，有效地進行交換。當然，土地、金銀、商品——總之是能夠佔有和使用的財產——成了最為便捷、最具普遍性的選擇。如此，也就開始了對參與者獲取和生產財富，並促進財富流通能力的考驗。這種能力紮根在現代個體謀求自利的熱情中，它配合併督促現代主權國家進行國家建設，將國家造就為一個生產與再生產的機器。在吐納財產的主動運動中，國家本身也成為財產的一部分，或者說一個環節。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傳統帝國與現代主權國家相比敗下陣來，前者缺乏有效的徵稅制度，也沒有有效的財政體系，土地管理鬆散，海外殖民地的收入迅速地消耗殆盡，而不是通過資本投資的方式積累增長——哈布斯堡王朝是面臨這些困難而在戰爭中失敗的典型代表。(15)說到底，傳統帝國不以持續有效的生產與再生產為榮。相反的情況出現在英國：1692年，英國開始徵收土地稅；1694年，英格蘭銀行建立(16)——這些不僅標誌著現代財稅制度的建立，也意味著國家有能力統合不同階層進行製造和生產，並以國家信用擔保他們在其中獲利；國家既為個體獲得財產提供條件，也是其財產的一部分。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的優勢在於從國家的政治安排上容納且刺激了獲取財產的力量：內戰結束後的半個世紀中，英國議會制度加速成熟，黨派從威脅國家穩定的因素慢慢轉化為將國家從革命轉向守成的力量，議會與黨派成為分配和平衡國內利益的有效政治手段，銀行家、大商人、地主被吸納進議會和黨派中，通過互相配合或制衡，開始放心地為國家提供戰爭資金，並在其中繼續獲利，同時把普通勞動者裹挾到財產的創造和流通中。(17)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何英國能夠在半個世紀間躥升為國際舞台的主角，也有助於思考，為何英國一直以均勢策略維持其海上帝國：這是一個不同於傳統帝國的經濟帝國，維持它不僅需要強大的海軍，還需要廣闊的海外市場，有充足的原料供應方和產品消費方。因此，只要安全要塞和貿易要道不受威脅，保證一個流通性強大的均衡秩序比耗費精力去佔領和爭鬥要划算得多。因此，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開端的現代均勢秩序絕不是重複古代某些時刻、某些成員間力量偶然達到的均衡，它賴以建立的人性、觀念、經濟、制度基礎都頗具系統性和革命性。現代均勢秩序首先毫無保留地承認了國家對安全的需求，以及追求自身利益的需要，這是以現代個體為模板進行考慮的結果；在此基礎之上，均勢秩序要求國家從自然力量的競爭和紛繁複雜的利益爭奪中暫時解脫出來，為了自己與同質行為體一起持續生存和持續獲利承擔自製與協調的義務，並且在製造和交換中讓這個體系具備持續有效的流通手段和渠道。秩序通過生產且滋養能夠提供秩序存續條件的成員來成就自己——它沒有唯一固定的目標，也不可能依據一張權力分配的排序表來保證穩定，而是在變化中要求參與者不斷地建構。可以說，均勢是藉助現代理性來馴化國家而形成的。但是，這種馴化不完全是，至少在基辛格那裡不完全是大眾啟蒙。當我們理解均勢秩序的時候，容易對其產生一種對「看不見的手」的期待：如果國家、個人都能夠完全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危險和利益所在，它們都會有意識地選擇維持一個均勢秩序，這個秩序結合了恐懼和希望的理想，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政治強制性，它成為一個社會空間，自動地發揮作用，遭到破壞往往只是因為有些成員還不夠理性、不夠現代。然而，這種自動的、必然的、命運般的均勢秩序也許是基辛格的一個信念，但他卻不願意被動接受必然命運的饋贈。基辛格理解的均勢秩序首先不是現代個體得到充分啟蒙後進行自治的結果，而是要依賴少數政治家的縱橫捭闔、秘密外交，以及他們非凡的眼光與智慧。這些是他的不同著作中相同的興趣點：他不厭其煩地細數各個時期、各個國家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們——當然也包括他自己——是如何突破國家機器和大眾意願的重重限制，創造性地提供造就均勢的資源和條件。而矛盾也恰恰出現在這裡：現代均勢秩序——一種在現代人性、觀念、制度和經濟背景都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基礎上才可能實現的國際安排——竟然於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的19世紀淪為了「保守」。它幾乎成了幾個政治精英在秘密會議中達成的不可告人的交易，並因此而遭到公民的恐懼與唾棄，受到國家的提防和審查。均勢秩序走到這一步顯得有些諷刺：實際上，沒有現代個體和現代國家相似的特徵以及彼此的相互建構，現代均勢秩序僅靠幾個政治精英在會議桌上的交易，是絕不可能達成的；就像19世紀的英國國王無論進行多少談判，也不可能讓清朝皇帝理解和接受以維持均勢為目標的世界秩序一樣。但隨著現代個體意識和現代國家機器同時得到強化，二者很容易走向相反的方向，從而對均勢秩序造成致命的威脅：一方面，一旦完全釋放現代個體意願的民主革命開始衝擊國家機器，那麼，民眾自然不能忍受由幾個代表國家的人來安排與之密切相關的世界秩序；就算革命的成果以民主政治的方式被國家吸納進去，國家也必須通過制度和機構，來嚴格防範自己在世界舞台中的命運掌握在遠離其控制的人手中。另一方面，「利維坦」在一個穩定的世界秩序中，藉助財產的製造和流通，也在不斷地自我養育和自我壯大。這個巨物確實很可能如洛克提前預警的那樣，淪為自然狀態中的「獅子」，成為吞噬當初賦予其生命的、自然狀態中的一匹匹狼。實際上，英國在烏得勒支階段就面臨這個問題，戰爭一旦結束，本來標榜代表大眾和人民權利的輝格黨在國內政治中的精英化程度迅速增加，導致了議會穩定之後的腐敗。(18)當下議院成為吸納和分配金錢的機器時，大眾很可能生活在國家和世界秩序的雙重壓迫下，自然不乏逃避、敵視甚至推翻後者的理由。北美殖民地展開的革命既是這種危機的象徵，又誕生了突破這一危機的新方式。因此，當民主革命成為一個選項時，一方面，人們會發現，相較於驕傲、抽象的利維坦，能夠提供更廣闊自由、更具體夥伴關係的國際社會是更適合於他們的生存空間。革命確實是現代個體多種需求的一種釋放，是他們突破主權國家奔向國際社會的一個突破口。所以，現代民主革命意義上的戰爭「首先捍衛或傳播哲學觀念，繼而捍衛或傳播獨立和統一原則，以及各種非物質利益的原則」，它「必然要激發起每個士兵的興趣和才能，必然要利用先前從未被視為實力要素的情緒和熱誠」。(19)另一方面，革命也可能成為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謀求位置的政治手段，一些統治者不難藉助國內外民眾對廣闊世界的想像與激情，裡應外合地實現國內政治目標。國家會在革命中「竭力利用被狂熱情緒煽動起來的民眾，吸納社會的每一項活動，並且使一個完整系統的物質部分如防禦工事、物資供應、土地利用、軍備和宿營等，合乎戰爭的需要」。(20)而無論如何，革命與輸出革命會在將國家轉變為「革命的」同時也把體系傳染為「革命」的。在這種風潮之下，均勢秩序反而會淪為保守的代名詞，革命賦予整個世界體系的巨大動力和對個體的巨大吸引力是均勢有限、節制和均衡所難以抗拒的。後者將遭受致命的威脅，也是極大的考驗。然而，將現代均勢秩序推向保守力量與催生它的力量並沒有本質區別，甚至依賴後者所造就的結構——這既是現代均勢秩序的矛盾所在，同時也是基辛格不願意拋棄它的原因。基辛格可以接受將均勢秩序的理想理解為一種「保守主義」，也接受別人稱他為「保守主義者」，但是他不接受將均勢理解為「反動」。直面均勢在現代民主革命中遭到的挑戰，並思考其面對矛盾時的機遇，不僅是基辛格每部著作都涉及的重要任務，而且是其真實的政治實踐經歷。三、當今多極體系下均勢秩序的維繫基辛格顯然不是唯一一位在革命時代堅守均勢秩序的政治家，在其著作中，可以看到他著力研究和效仿的先驅們，如梅特涅。梅特涅身處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之後餘波未平的歐洲，面對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在革命時代保守歐洲均勢秩序。(21)從現實角度講，保守秩序的核心原因在於一旦任憑革命對秩序進行洗牌，虛弱的奧地利可能無法生存；而不管現實中梅特涅的外交努力顯得多麼花哨、多麼靈活、多麼充滿逆歷史潮流的悲劇性，在基辛格看來，梅特涅並非沒有提供這樣做的理論依據。在梅特涅看來，革命是特殊的、偶然的，它為了某種片面的目的開始，卻沒有終結什麼，也沒有因為推掉了它的阻擋物就會一直持續下去：革命不斷地造成對立，甚至造成一方對另一方的專制與殺戮，它卻不能容納本來就複雜多樣的人們最普遍、最基本的要求：生存。因此，梅特涅指責革命的特殊性與偶然性撕裂了國家與世界秩序。相反，均勢提供了一個普遍的安全框架，在這個秩序當中，人們最為自然的欲求和最為基本的權利能夠得到保護，這構成了共同的目標和對權力的限制。可以看到，梅特涅的依據並沒有超出現代精神對人性的理解：從生存理性出發，謀求自製與共存，但是，梅特涅將這種原本特殊的現代思想基礎上升到普遍的自然法層面，這種法能夠上溯至神聖理性，也能夠下降為普通人的基本需求。梅特涅認為，堅守均勢目的並不是維護某種特殊的階層、民族甚至國家利益，也不是在建造屬於他個人的「梅特涅體系」；均勢是自然的，也是神聖的，他所做的僅僅是聽憑「理性的命令」：(22)這一命令保證特殊時空下特殊的個體「做出的行為會成為你意願的普遍自然法」。(23)基辛格注意到，梅特涅這種對均勢的理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抗衡革命對均勢秩序的威脅。這一理解回應了革命對均勢正當性的質疑，賦予了均勢秩序一個看似保守的法律框架和理論傳統，實際上也是利用了革命與均勢的共同基礎，以避免因堅守某一種特殊的正當性而淪為革命的又一個對象。這種努力至少意在使均勢能夠與革命的選項共存，成為一個穩定秩序的建構性力量。基辛格筆下的梅特涅要讓人們看到，均勢秩序雖然傳統，但並不反動；雖然保守，但並不僵化；雖然呼籲參與者自制地承擔義務和責任，但也允許甚至能夠幫助參與者獲得與自身密切相關的安全和利益；但也不一定與國際規則、國際法、國際組織的根本目的相衝突。總之，這符合基辛格對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現代化」(24)的設想，其要義是在西方現代主權國家的框架下，結合當下情況通過修復均勢的方式來維持秩序，而不是聽憑革命顛覆秩序。如此便不難發現基辛格考慮均勢的現實關照。首先，雖然美國是歐洲秩序的繼承者，但在20世紀總是以革命的旗手自居，將這套觀念基礎和制度選擇表述為某種特殊的價值觀，以這種方式處理國際關係在基辛格看來效果並不好。基辛格曾經反省是否是美國挑起了冷戰，也批評在冷戰中美國因此而失去外交靈活性，以及對有限目標做出快速政策反應的能力。(25)針對當今世界，基辛格則指出，美國在中東及其他地區所支持的民主革命並沒有帶給其人民以安定，也無助於世界秩序的穩定：「美國呼籲止戈息戰、建立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麼造成現任政府的癱瘓，要麼是對牛彈琴。」(26)其次，當今世界遠比美國通過堅守某種價值觀來掌控大局的冷戰時期複雜得多——「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會出現一個似乎相矛盾的特點：一方面愈來愈分散，一方面又愈來愈全球化。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這個新秩序會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體系」；(27)又如《世界秩序》中所展示的那樣，如果美國繼續強調自己價值觀的獨特性、正當性及在世界秩序中的革命作用，那麼，就很可能引發不同地區關於世界秩序觀的迎頭相撞。亞洲、中東等地區的重要行為體已經對自身關於世界秩序的獨特構想和革命性有充分的自覺：一些國家(比如伊朗)對於現有世界秩序的質疑是根本性的，它們並不接受每個國際行為體都有維護其安全與利益之平等權利的預設。而且，基辛格強調，在這個有手段進行網路動員和非常規戰爭的時代，陷入哲學家所說的「自然狀態」更為容易。(28)另外，如果當今多極世界中的一極或某些極百分之百想要且能夠摧毀現有秩序，那麼基辛格就無法談論修復均勢秩序了。即使是伊朗也「腳踏兩個世界秩序」，其中一個便是西方現代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它要「利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保護」。(29)可見，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不想繼續生存，不管它對世界秩序有著怎樣的設想。因此，它也就必須考慮與其他行為體共同存在，並且努力在其中獲得安全保護和利益供給。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看見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依賴。前面已經論述過，現代均勢秩序在有效地向其成員提供安保和利益方面有著基礎性優勢。毫無疑問，基辛格非常清楚，將一個國家納入現代均勢秩序中來，就要吸引它，允諾它能夠獲得的安全與利益；當然，如果它想在這個秩序中長期存在並發揮一定的作用，除了自制地維護安全，還要能夠接納和提供平衡各方利益的資源。而政治家要負起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在這個國家還沒有進入該秩序，尚未能夠用體系內通行的方式提供資源時，創造性地給出某種雙方可以接受的條件，讓這個國家進行利益交換和角色轉換。在這一點上，基辛格不難找到自己的位置：政治家並不直接建構秩序，而是修復秩序鏈條上需要的環節。在基辛格外交生涯諸多修復均勢鏈條的努力中，中美關係正常化可以說是他的得意之作。然而，恰恰對中國來說，基辛格均勢理論的重要意義和困難都顯露了出來。前文提到，早在威斯特伐利亞會議時，傳統帝國就已經在現代國家面前暴露出疲態，而中國作為被迫進入這個過程中的角色，先是喪失了帝國般的榮耀，後來則連基本生存都受到嚴重侵害與威脅。在現代主權國家真正建立之前，中國離成為世界秩序中的一個角色相距甚遠。這一距離因中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並取得勝利而得以縮小，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雖然有冷戰二元對立的體系阻隔，以及諸多尚未解決的主權問題，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秩序中的一部分。不過，這個逐漸獲得角色的過程是由革命來完成的。革命國家要求改變甚至推翻這個世界體系，當時基辛格所面對的中國也不例外。如他在《論中國》里談及的，中國當時對世界秩序的考慮夾在作為「革命者之意識形態考慮」與作為「現代國際體系內部的一個正常國家之地緣政治考慮」之間，兩者衝突劇烈，但夾縫之間恰恰有尋求機會的可能。(30)從這個角度看，中美關係正常化就標誌著革命中國「正常化」為一個秩序內部的現代主權國家，這無疑對當時世界格局影響深遠——它將兩極對抗變成了「大三角」間求均衡。這滿足了基辛格的理論期待，也為其理論期待增加了一個重要的成功現實案例：有改變世界秩序意圖的國家或者說革命國家，也能夠接受均勢的意識與要求，以一種有秩序的方式共處。這是他在當今世界背景下繼續強調均勢理論的意義和目的。他深知，冷戰結束後至今，關於世界秩序的理想已經不可挽回地分裂了，而這種分裂因為出現在觀念基礎和制度選擇等基本層面，因此對現有秩序來說就是革命性的。面對這樣的根本分裂與革命訴求，不太可能再找到實質性的共同目的，再堅持任何一種合法性的區分標準就更加危險，但「均勢」卻是能夠「進化」為一種理論並包含可操作方式的不多選擇之一：它足夠普遍，有一個形式性的框架而不是對各方的具體單一要求；它所依賴的成員自製和溝通的能力，既可以解釋成現實版本的自保自利，又能夠解釋為承擔義務的法律責任甚至道德訴求，以呼應當今依賴集體安全、國際法和國際組織解決問題的風潮。而且，相比於集體安全，它更加靈活，對行為體在具體情境下做出迅速反應的吸引力也更大；相比於國際法和國際組織，它更講求現實，能夠在不同行為體之間造成互相牽制的效果，以此來彌補國際法和國際組織中空缺的權威性強制力。所以，只要主權國家仍然是國際舞台上的主要行為體，就能夠利用它們各自和相互的需求，將均勢保留在有不同革命意願和形式的多極體系中，至少使其成為溝通不同行為體的一種語言，這就是基辛格以修復的方式建設世界秩序的理論與現實努力。而問題不過是，均勢秩序是革命永動機換了一種做功方式後的繼續輸出，(31)還是以保守的方式為革命得到揚棄贏得空間?或者說，基辛格所說的均勢秩序更依賴美國這個單一、強大革命旗手的推動和維持，還是多個獨立、異質政治單位間的聯繫協調?然而，無論怎樣理解，這種世界秩序都會對具體國家產生實質性的改變。梅特涅說自己生不逢時，生得早一些可以享受歐洲和平的均勢格局，不用操心革命；生得晚一些則可以在革命之後重建秩序。(32)然而，基辛格卻生在一個必須想辦法讓革命與均勢共存的年代：革命已經成為紮根在自然權利當中的一個選項，但均勢遠不是一個自然秩序。從基辛格的角度來說，該秩序需要修復完善，這是一項要求高超技巧和高度理性的工作，因為沒有單一的、實質的確定目的而總是在進行當中，而且因為設計師的複雜身份而變得矛盾重重——基辛格既是一個美國人，又是一個歐洲遺民，還是一個世界公民。基辛格看到，世界秩序如果不能完全依賴極少數政治家的天賦和遠見，就至少需要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在整體上「進化」。作為外交官，基辛格政治生涯的成敗都在於他過分地偏重在前一個方面展示自己；但作為一個學者，他在檢討後一個方面的必要和可能。通過基辛格不同時期的主要作品，能夠看到他有意識地將「均勢」建構為一種世界秩序，這種世界秩序絕不僅僅依賴偶然的機遇和高超的外交技巧，而且以現代西方最有代表性的人性觀念、國家結構和交往機製作為基礎。由於在這些基礎中，貫穿和連接個人、主權國家、國際社會的生存理性和利益需求在允許權力運作的同時又有著轉化為普遍、形式性規範的可能，因此，基辛格嘗試利用這種秩序構想來包容當今多極世界的不穩定因素，尤其是某些國際行為體的革命要求。基辛格根據自己對西方現代思想和現實深刻而豐富的把握，意識到均勢秩序的吸引力和價值，將其作為維繫世界秩序的一個選項。但是，強化均勢秩序基礎的普遍、形式性作用也恰恰突出了這種秩序構想面對當今國際形勢時的困難。一方面，僅僅以某種方式擴充自己的普遍意義，僅僅以包容多樣性為目標是否就能夠帶來秩序?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當下的人們已經必須要面對不願與其他行為體共存的國際行為體，而且這種著眼普遍，試圖包容多樣的秩序也時常在面對從根本上威脅它存在的力量時失語。另一方面，均勢秩序的基礎本身真的可以逃脫特殊性的質疑嗎?基辛格所說的均勢秩序，能完全與美國獨特的國際地位和政治理想分開嗎?答案也很可能是否定的。無論是以理性的自保和自利為首要目的個體，還是以權利和義務的法律形式來規範現代主權國家，甚至是用能夠交換的手段來平衡國際行為體之間利害得失，在當下都並非不需要一個主動的保護者、監督人和推動力。然而，這個主動力量所包含的基礎性價值還必須面對質疑，這些價值曾經和現在都給世界帶來暴力、剝削和壓迫。也就是說，均勢秩序不是沒有可能淪為有計劃、有組織的暴力、剝削和壓迫的外衣，基辛格謀求均勢的方式——對國家的強有力控制是設計均勢的首要條件——就更容易縱容這種包裝。無疑，這些情況都讓它更容易成為新革命的靶子。而基辛格的新作《世界秩序》也比他之前的任何一本著作都更明顯地透露了這些擔憂。所以，參考基辛格的理論關懷和分析框架，以革命為參照物反思均勢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並不意味著曾經或當下能夠與革命共存的均勢就是成功的秩序選擇。*感謝《國際政治研究》匿名評審人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當然，文章的疏漏和不足之處概由筆者負責。注釋：①這一輪中國「基辛格熱」以關於基辛格及世界秩序的會議和文章為形式展現出來。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劉鳴：《從基辛格〈世界秩序〉弘論所引出的構建新秩序遐思》，《國際關係研究》2015年第1期；黃仁偉：《世界秩序面臨的挑戰與演進》，《文匯報》2015年1月16日；孫麗萍：《基辛格看世界秩序面臨的挑戰》，《北京日報》2015年9月7日；劉波：《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與歷史哲學》，《經濟觀察報》2015年10月26日。另外，2015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長傅瑩還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圍繞世界秩序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對話，對話載於《經濟導刊》，2015年5月刊和12月刊。許紀霖和龐中英還在2015年8月進行了關於基辛格《世界秩序》的小爭論：是否「讀懂了基辛格，就讀懂了整個世界」，分別見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252.html，http://news.sina.com.cn/pl/2015-08-17/073232212657.shtml。基辛格的博士論文《重建的世界》(A Restored World)的中文版也於2015年10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②Henry 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7,p.1.③Henry 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7,pp.317-318.④Henry Kissinger,Force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 Foreign Affairs,Vol.34,No.3,pp.349-366.⑤這些論文和書包括：Henry Kissinger,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W.W.Norton & Company,1969; Henry A.Kissinger,Coalition Diplomacy in a Nuclear Age, Foreign Affairs,Vol.42,No.4,pp.525-545; Henry Kissinger,Force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 pp.349-366。⑥Henry Kissinger,Force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 pp.349-366.⑦Henry Kissinger,Reflections on American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Vol.35,No.1,p.43.⑧Henry,A.Kissinger,The Conservative Dilemma: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etternich,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8,No.4,p.1017.⑨Henry Kissinger,We Liv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Daedalus,Vol.124,No.3,p.102.⑩Andreas 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s of Europe,1640-1990:Peacemaking and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89.(11)Andreas 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s of Europe,1640-1990:Peacemaking and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p.158.(12)Ibid.,p.110.(13)[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陳景彪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頁。(14)David Armitage,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207-208.(15)[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陳景彪譯，第48-49頁；[美]威廉森·默里等編：《締造戰略》，時殷宏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頁。(16)(美]威廉森·默里等編：《締造戰略》，第166頁。(17)[美]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頁。(18)J.P.Kenyon,Revolution Principles:The Politics of Party 1689-172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202.(19)[美]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戰爭》，徐昕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頁。(20)同上。(21)Henry A.Kissinger,The Conservative Dilemma: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etternich, pp.1017-1030.(22)Ibid.,p.1019.(23)Ibid.,p.1024.(24)[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立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489頁。(25)Cf.,Henry Kissinger,Force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 pp.352,357,363; Henry Kissinger,Reflections on Containment, Foreign Affairs,Vol.73,No.3,pp.113-130.(25)[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180頁。(26)[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舒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28)[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451頁。(29)[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195-196頁。(30)Henry Kissinger,On China,p.253.(31)李猛：《革命政治：洛克的政治哲學與現代自然法的危機》，載《洛克與自由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97頁。(32)Henry A.Kissinger,The Conservative Dilemma: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etternich, p.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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