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我不是堂吉訶德，甘願深處卑微，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楊絳先生去世，我們臨時換了原來的選題，趕出這一期封面故事。這個選題不容易操作，在過去5年里，我們雜誌已經寫過四篇關於楊絳先生的長文章，三聯書店出版的《我們仨》和《聽楊絳談往事》都是暢銷書，《我們仨》至今已經加印了51次。讀者對楊絳與錢鍾書的經歷很熟悉，我們的角度是什麼呢？

開選題會的時候，同事們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楊絳先生的自由精神和獨立人格。她與辛亥革命同齡，經歷了中國近現代的動蕩與巨變，始終遠離政治和狂熱，用讀書為自己隔出一方寧靜的天地，做學問。我們想討論的是，不介入政治、沒有承擔預言和拯救的社會責任，這樣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沒有可能高貴？楊絳先生給出過回答。我們也用6篇文章從尋訪無錫老家到採訪她最後的時光里親近的朋友們，去尋找這個答案。這也是在今天這個喧囂浮躁社會裡，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楊絳（攝於2005年）

楊絳先生說，逆境是對人的鍛煉。她一生中最大的打擊在晚年來臨，錢鍾書和錢媛相繼病倒，84歲的楊絳奔波於北京對角線上的兩個醫院，照顧女兒，照顧丈夫。熟悉楊絳的人都知道，她任何時候都含蓄節制，舉止拿捏恰到好處，從不示人以心緒不好的一面。但是錢媛病危的那一天，探訪人群走後，家中只剩她一人，與葉大姐通電話時失聲痛哭。

1980年，錢瑗在英國蘭開斯特大學進修兩年後回國，用留學時學的廚藝做拿手菜孝敬父母

87歲，女兒和丈夫相繼離世，如何不被悲痛擊倒？楊絳選擇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投入全部心神忘掉自己，別的老人安享晚年。她在這人生最後的18年里，翻譯《斐多》、寫作出版散文集《從丙午到流亡》、《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編訂8卷本250萬字《楊絳文集》、為《洗澡》續寫了《洗澡之後》、幫助三聯書店定稿出版《錢鍾書集》、整理錢鍾書的讀書筆記和手稿7萬多張。

2003年，92歲高齡的楊絳先生撰寫了《我們仨》一書，講述他們一家63年間經歷的風風雨雨、點點滴滴。

楊絳的父親早年留學日、美，母親來自富商家庭，她從小受到新式教育，並且受父親的影響很大。還在讀高中時，父親就以自己的經歷告訴她，dare to say no！她不參加政治運動也與父親有關係，父親曾經激烈反滿，後來逐漸對國內政治失望，在律師職業之外，更多精力在教育和媒體上，他更希望女兒按照天性、自由追求理想。

楊絳與錢鍾書訂婚後在蘇州廟堂巷花園同全家合影。中坐者為父親楊蔭杭和母親唐須嫈，後排左起：楊絳、錢鍾書、姐夫何德奎（手牽長女肇瑜），三姐閏康、大姐壽康、八妹楊必、七妹楊黍、妹夫孫令銜、小弟保俶

1928年楊絳以第一名成績考上東吳大學，因為學潮停課，轉而去清華大學借讀，與錢鍾書相識相愛，成就一段我們仨的世間傳奇。婚後，兩人同赴英國牛津，在那裡與執教牛津的文學家托爾金、劉易斯的圈子有或多或少的交集。這個圈子的牛津學人治學有兩個特點，一是關注文本本身，而不是解釋文本意義，二是喜歡從傳記家、文學史家和辭書編纂者的成果中尋求解詩之密鑰，加上他自己的家學傳統根深蒂固「受晚清遺老的影響很深」，這些讓他在政治風浪中，保持著自己已經確定下來的思想體系，晚年的《管錐篇》和早年的《談藝錄》基本上是一個路數。「思想不會因政治局面的改變、新的意識形態強烈的要求就去適應。」

1934年4月2日至7日，錢鍾書從上海來到北平探望楊絳，兩人在北平郊區遊玩

錢鍾書與楊絳相識時說「我志氣不大，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楊絳覺得這與自己的志趣十分相投。兩人結婚後面臨的第一個窘境是八年抗戰的艱辛。上海經濟凋敝、物資短缺，針對知識分子的恐怖暗殺頻繁發生，所有知識分子都要在生存與民族道義之間做選擇。楊絳和錢鍾書過得很艱辛，居住擁擠，依靠兩人的講課收入過活。孤島沉沒之後，戰事吃緊，日本人對上海的剝削更甚。日本人分配的米面難以養活家裡人口，柴煤燃料也不夠。讓人心酸的是，有人送給他們一擔西瓜，錢媛興奮得不得了。楊絳回憶，從前家裡買西瓜都是兩擔三擔買，這樣的日子，女兒沒見過。

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小說《圍城》

為謀柴和米，楊絳開始寫戲劇，並一舉出名。錢鍾書寫圍城被人關注的時候，最簡潔的介紹是楊絳的丈夫。第一部喜劇《稱心如意》被稱作「近年來少見的喜劇，並且是近年來少見的好喜劇，第二部《弄真成假》被李健吾評價為丁西林之後的喜劇的第二道里程碑。選擇喜劇與楊絳一貫理性、隱忍、剋制的人生態度有關，她沒有去做激昂鬥士，但是用細水長流的方式表達著立場與選擇。她在《稱心如意》原序中寫道，上海雖淪陷，文藝界的抗日鬥爭始終沒有淹沒。劇壇是一個重要陣地。當然，劇壇不免受到干擾和壓力，需要演出一些政治色彩不濃的作品作為緩衝。如果說淪陷區在日寇鐵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協、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喪氣就算頑強，那麼這兩個喜劇里幾聲笑，也算是表示我們在漫漫長夜的黑暗裡始終沒有喪失信心，在艱苦的生活里始終保持著樂觀。

《洗澡》出版於1988年，寫的是1949年後知識分子第一次經受的思想改造——當時泛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知識分子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改稱「洗澡」。小說描寫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在運動中的表現。

捱過抗戰，內戰爆發，楊絳和錢鍾書跟所有中國知識分子一起，又一次面臨選擇，去還是留。楊絳和錢鍾書一貫對政治很疏離，但不是毫不知曉，他們讀了很多書，裡面就有寫蘇聯鐵幕後面的，對《1984》和《動物農場》也很熟悉。他倆也並非無處可去，朱家驊許錢鍾書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的職位，時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邀請錢楊夫婦去台灣教書、香港大學邀請、牛津大學漢學家邀請。

楊絳和錢鍾書還是毫不猶豫的留下，楊絳後來解釋，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文化、愛祖國文字、愛祖國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

錢鍾書與楊絳在三里河寓所院內散步

因為有心理準備，不敢樂觀，建國後濃厚的政治氛圍和迭起的運動並沒有讓錢鍾書和楊絳有太大的心理落差。她冷淡的對待時代變化，解放前沒有參加任何政治運動，解放後依然讓政治遠離自己生活。她雖然被批鬥、被剃成陰陽頭、分配去掃廁所、下幹校。可她遁入了精神世界，她翻譯了《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第一部分，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陸建德說，楊絳先生在困難時期一直自學西班牙語，把時間都用在了刀刃上，這讓她多了一雙看世界的眼睛。

痛苦的經歷還化作了《幹校六記》，這被認為是楊絳最好的作品之一，它用生動的細節來描寫幹校里的勞動生活，而對於下幹校的目的，清查五一六分子，一句沒提。她的女婿在這個運動中自殺，她在幹校朝夕相處的同事們都不知情，在散文中也只以兩段敘述經過，並沒有情緒上的表露。這與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的激烈控訴不一樣。這是楊絳克制的教養和生存哲學的反應。

《幹校六記》1981年由三聯書店出版，記述了1970至1972年間知識分子在河南幹校的勞動生活和感受。錢鍾書在為該書寫的《小引》中說：「幹校兩年多的生活是在這個批判鬥爭的氣氛中度過的……『記勞』，『記閑』，記這，記那，都不過是這個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穿插。」

楊絳探究的是儒家的人性而非通常人們所理解的濟世。她曾經為自己和錢鍾書的生活態度辯護，「我不是堂吉訶德」，甘願深處卑微，潛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陸建德說，楊絳先生和錢鍾書先生一樣，他們都不是追求理想世界的普羅米修斯。面對不同時代的不同壓力，他們的態度是永遠保持自我特點，在壓力下保持人格豐富。「有時沉默、有時曲折，但振臂一呼不會是他們的選擇。」

楊絳在家接待清華大學「好讀書獎學金」獲獎學生。她說話幽默，逗得大家直樂

在晚年楊絳先生討論生與死的問題，這給了她哲學的慰藉。她用她和錢鍾書先生的稿酬在清華大學成立「好讀書」獎學金，到2015年僅三聯書店的版稅就達到1290萬。家中珍貴的文物字畫於生前就全部無常捐贈中國國家博物館，其他藏書和手稿也得歸其所。遺體在5月27日火化，只有少數親友相送，不舉行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留骨灰。

在她譯著的《斐多》中，蘇格拉底說，真正的追求哲學，無非是學習死，學習處於死的狀態。在追求人生的這個終極意義上，楊絳先生是真正的哲者。

《斐多》是柏拉圖中期寫下的一部對話錄，描繪了蘇格拉底就義當天跟學生討論靈魂的不朽、隨後飲鴆而死的過程。1999年，楊絳先生翻譯了這篇「語言生動如戲劇」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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