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注意,你講話真的很「暴力」

編者按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我們會碰到說話傷害了對方而不自知的狀況,而這種無意識的傷害也能導致雙方關係的疏遠甚至隔閡。著名心理醫生馬歇爾·盧森堡博士認為人與人之間溝通困難的原因是我們的語言中充斥的暴力的成分。如何解決?馬歇爾提出了「非暴力溝通」的方法。

文 / 汪洋 本刊主筆

有時候人們並不認為自己的談話方式是「暴力」的,但語言確實常常引發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受害者」迫於身份或形勢,無論服從或反擊,心中的敵意都會生根,長期以來必然導致關係疏遠或者衝突難以調和。

在阿倫·甘地回憶中,祖父聖雄甘地讓兒時的他畫一棵樹,每天晚上,祖父會和孫子一起分析阿倫一天中的經歷——所讀、所看、所做。如果行為涉及使用武力,就把它歸於暴力之樹「身體的暴力」那一邊,如果主要造成了精神傷害,就歸到「隱蔽的暴力」一邊。幾個月後,阿倫·甘地房間的一面牆上就寫滿了各種「隱蔽的暴力」。

聖雄甘地曾以「非暴力不合作」而聞名,而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如果是建立在暴力壓迫的基礎上,雙方必然也是心懷恐懼。著名的心理醫生馬歇爾·盧森堡博士發現人與人之間溝通困難的原因,是我們的語言中充斥著暴力的成分。這往往說者無意,而聽者有心,誤會滋生。

暴力的根源在於人們忽視彼此的感受和需要,而將衝突歸咎於對方。如馬歇爾引用魯本·貝本梅爾(Ruth Bebermeyer)的一首詩中說:「聽了你的話,我彷彿受了審判/無比委屈,又無從分辨/在離開前,我想問/那真的是你的意思嗎?……」

通過分析,馬歇爾列出了實現「非暴力溝通」的路徑。

1用觀察代替評判

使用「非暴力溝通」的第一步是用觀察代替評判,比較也是評判的一種形式。評判暗含著我們的價值觀和需要。以評判的方式提出主張,很可能會招來敵意,使得人們的願望難以得到滿足。另外,人對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動負責責任,而人們卻廣泛的使用「不得不」、「你讓我」這類短語,如「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有些事你不得不做」,「你讓我傷透了心。」等等。這種表述淡化了個人的自主性。

在溝通中強人所難,也是一種普遍的態度,而語氣暗含著可能「懲罰」他人的信息,而「你應當」這個短語則體現了這一點。「大多數人使用的語言傾向於評判、比較、命令和指責,而非鼓勵我們傾聽彼此的感受和需要。」在馬歇爾看來,異化的溝通方式來自「性惡論」,人越是習慣於評定是非,就越傾向於追隨權威,來獲得正確和錯誤的標準。一旦專註於自身的感受和需要,我們就不再是奴隸。

人們行為的動因,大多數就是為了履行職責、獲得回報、逃避懲罰或避免內疚和羞愧。這不但是滋生「暴力溝通」的土壤,也使我們感受不到情誼。因為心生抗拒和自我欠缺導致的沮喪,也難以真正快樂高效地處理事情。

當人們把觀察和評論混為一談,別人就傾向於聽到批評並進行反駁。比如說「某人過去五場比賽,沒有一個進球,而不是「某人是個爛前鋒」。

2學會表達感受

馬歇爾看來,第二步我們則要學會表達感受。實際上,很多人都羞於表達感受,社會文化也不鼓勵我們表達個人需要。人們習慣於表達想法,「我覺得我的丈夫像一堵牆」,這句話無非是想提醒丈夫多關心她,而在她丈夫聽來,則是一種指摘,可能會因為感到委屈而退縮。當我們說:「我覺得」的時候,常常並不是在表達感受,而是表達想法。馬歇爾建議我們建立表達感受的辭彙表,使我們清楚地表達感受,從而使溝通更為順暢。他強調,在表達感受的時候,「示弱」有助於解決衝突。

當人們聽到不中聽的話時,無非是四種感受:(1)覺得自己犯了錯、(2)指責對方、(3)了解自己的感受和需要、(4)體會他人的感受和需要。批評暗含著期待,對他人的批評實際上間接表達了我們的尚未滿足的願望。「你從未理解我」,意思是說話者渴望得到理解。

在馬歇爾幾十年的「臨床」經驗中,人們開始談論需要,而不指責對方,他們就有可能找到方法來滿足雙方需要。同時,提出的需求越具體越明確,越好,最好詢問一句,對方的理解是否會有歧義。

當然提出需要時,要注意一個問題,即區分請求和命令。一旦人們覺得受到了強迫,往往會不太情願滿足提出者的願望。有意思的是,當人們以「請求」得到滿足來考量溝通的有效性,這時「請求」往往就成了「命令」。而聽者認為不答應,就會受到責罰,他們也會把請求當成命令。馬歇爾強調,非暴力的溝通的目的不是改變別人來迎合我們,它的目的是在誠實和傾聽的基礎上和人產生聯繫。

而一個人真的學會傾聽是非常困難的,同時,也是一個需要練習的技能,很多時候,我們聽到別人的不幸,產生的各種看似「善意」態度,往往會深深地傷害他人。

傾聽使人們勇於面對自己的弱點,預防自己潛在的暴力,了解「不!」和沉默所反映的感受和需要。非暴力溝通最重要的應用,也許在於培養對自己的愛,避免自我懲罰,不再依賴羞愧、內疚、惱怒或沮喪的心理來尋求改變。

馬歇爾的「非暴力溝通」並非一碗雞湯,有著幾十年「臨床」實踐的支持,他通過談話調解過各類公司中各級管理者的衝突、黑幫之間的血腥仇殺,以及受聯合國派遣前往被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波黑等受到種族戰爭蹂躪的地區去化解人民之間的心理隔閡。當然在他著作中的案例,更多是人們日常遭遇來自家庭和工作中的溝通困境。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馬歇爾的「非暴力溝通」實際上與東方哲學,尤其是佛教的某些實踐不謀而合。他對感受的強調,與南傳佛教中主張的對「受」的覺知相吻合,後者主張「受」即是「我」,截斷因「受」產生的習慣性反應,就消解了煩惱的連鎖效應。同時,「非暴力溝通」的立足點在於對自己和他人「忘記結果」的善意,馬歇爾所說的愛,則是北傳佛教中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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