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中國怎樣才能走向富強

剛發布的《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特別報告》中指出，10年來登陸胡潤百富榜、財富令人艷羨的1330位中國富豪們，有49位發生了各種變故，其中17人獲刑入獄，3人待宣判。富豪們的頻頻落馬，社會卻一邊倒的拍手叫好，這裡體現了中國對富豪們的「仇視」仍然未有消減，而對於富豪們落馬緣由最多的資本運營漏洞和體制上的缺陷卻沒有人為此思考過。

一、為富不仁與劫富濟貧

（一）仇富的根源何來？

中國人的仇富心裡是由來已久的，在封建社會傳承下來的「為富不仁」及「劫富濟貧」等觀念根深蒂固，是中國古代統治者將商人列入「四民之末」的社會道德輿論基礎。人們普遍認為，富人的財富所得是通過不道義的競爭或者是不公平的財富分配導致的。在當前我國的現實中，收入差距已經接近了警戒線，任其發展下去將會危及社會穩定。

中國人為什麼「仇富」？一方面在於我們現在依然是一個由二元經濟結構的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前進的社會，各種歷史積澱，包括「均貧富」的心態依然具有一定的歷史慣性。另一方面，我國的富豪中確實存在著通過非正常手段一夜暴富的現象，使人們心理上陡然失衡而演變開來。但美國人卻恰好相反，他們並不嫉恨比爾·蓋茨，其原因一是比爾·蓋茨確實對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二是他嚴格遵循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

富人到底是應該尊敬還是敵視？根據胡潤的報告數據顯示，98.6%的企業家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近10年都帶領企業健康的成長。儘管一些企業家因為自身和環境的原因出了「問題」，但是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不能抹煞。

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老先生曾經發表一篇文章，名為《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茅老認為：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財富的創造增加了十倍之多。這主要是企業家的功勞。因為是企業家把勞動、資本、技術、市場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組合起來，以最低的成本生產出社會最需要的產品。這種組合要素的任務是企業家完成的，不是工人農民或知識分子所能完成的。一個國家經濟的強弱主要取決於企業的好壞，而企業的好壞取決於領頭的企業家。他們雖然是為了賺錢，但在客觀上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使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為什麼我們不保護他們呢？

（二）劫富，濟貧了嗎？

從古代至今，與「為富不仁」相呼應的是「劫富濟貧」的英雄主義，這樣的做法依舊備受推崇，並且是作為英雄人物被頂禮膜拜。可是，縱觀歷史，所謂「劫富濟貧」者最終還是與所謂的奸商一樣，私自聚斂了巨額財富供自己享樂，原來叫得響亮的口號已蕩然無存。

最典型的莫過於太平天國的洪秀全，他創辦「拜上帝會」，主張「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意在建立一個平均的、自給自足的、公有的小農社會的理想模式，在當時這樣先進的思想如同久旱甘霖，灌溉了飽受封建帝制下大地主們欺凌的農民們的衷心擁護。但是後來，這些所謂的美好願望均稱一紙空文，落得敗亡下場。皆因洪秀全「安樂坐天朝」，窮奢極欲的生活以及內部猜忌而導致的。洪秀全搜刮的數之不盡的財寶，並未實實在在用在百姓身上，而是完全拿去滿足自己的私慾。所謂劫富了，濟貧何來？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李自成，也是信誓旦旦「迎闖王，不納糧」，但後來「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逼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李自成手下士卒搶掠，臣將驕奢，「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李自成矇騙百姓的均田分糧美夢再次無疾而終。

然而，富人們呢？自從工商業漸漸成長為時代的經濟命脈以來，拋離了以農牧業為主的農耕社會，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工商業的崛起既推動了社會的發展與經濟騰飛，也解決了中國日益增長的人口的勞作與生活問題。一個朝代的興亡並不可怕，但是如果經濟崩潰了，那麼面臨的問題將是極其嚴峻的，比如當下的金融危機。

那麼，有生產資料和生產人員就能夠把經濟盤活嗎？答案絕對否定。如果沒有一個生產主導者，以及配備的技術和器材，根本不可能實現商業現代化，更不可能有先進生產力的存在。

因此，自古以來凡「劫富濟貧」者最終成了富者，貧者依然貧甚至更貧者有之。而面對這些「劫富濟貧」者以及給我們帶來經濟增長和工作機遇的富人們，老百姓該作何選擇？

二、均等財富：計劃經濟下的教訓

依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生產資料一律社會集體所有，壟斷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化解階級矛盾），由政府主導生產方式，再由政府主導直接分配，所謂產品經濟，消滅商品經濟，將分配成本降到零的構想，也就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交易成本為零的構想。仇富下的國人呼喚財富均等分配，馬克思提出的法子在中國行得通嗎？

建國後，我國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解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基本上是全盤照搬蘇聯模式。在抗美援朝和國民經濟初步恢復後，毛澤東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社會主義工業化」、「改造農業」、「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到1957年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的100%計劃經濟體制。

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的左傾思想逐漸佔了上風，並先後發動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將當時的社會、經濟、知識界的精英消滅殆盡或者折騰得夠嗆，工農階級基本是整個社會的主體，工商業停滯不前。「仇富」在此時變得堂而皇之，並且貧者「造反」是天經地義的，於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公社化、大鍋飯的時代來臨，短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讓當時的人們興奮不已：「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富人的也不需要富人的存在。

為實現全民共產，當屆政府採取了發展生產、穩定糧價等一系列措施，開始對部分物品實行計劃供應。開印發新的糧秣票（大米票、馬料票、柴票、馬草票），停止原解放區有關票證。1953年10月，開始在全國實行對糧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統購統銷政策。1954年3月起，開始實行以人定量，計劃發票，以票限供食油、糧食和布券的辦法。每人有每人的規定定量，想吃飯光有錢還不行，還必須有糧票。1955年8月，國務院頒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實施四證三票制度，對市鎮居民、工業、商業等業戶、動物飼養戶購買糧食使用憑證作出了規定。隨後，油票、布票、麻醬票、肉票等相繼發放。

由於市場商品供應陷於極端匱乏狀態，居民生活主要日常用品再次必須憑票憑證供應，人民生活質量顯著下降。計劃經濟時代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造成嚴重的損害，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甚至把整個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隨後，千萬人的饑荒年代鋪天蓋地而來，對工商業的破壞和生產的耽擱換來了哀鴻遍野。

事實證明，沒有工商業的發展就不可能構建出一個健康穩定的經濟體制，而沒有工商業主的存在，就不可能使工商業發揮它最大最廣泛的作用。因此，貧與富的存在，是合理的客觀的社會形態，不可逆轉也不可消亡。

正如茅老所說的，企業家依照市場規律，解決了資源配置的問題。他們把人力、物力、管理、技術、市場用成本最低的方法組合起來，生產出市場短缺的、能夠賣高價的商品。這是他們的本事。

三、富人的責任觀與市場經濟規範

如果歷史地看待社會發展進程，在一定時期內尤其是現代化進程初期，不同社會階層或群體之間利益差距的擴大有著一定的規律性。所以，仇富心理的存在也是情有可原的。況且當下，貧富差距逐漸加大是不可避免的現實，極易使社會成員因利益格局反差明顯而產生嚴重的相對剝奪感或社會不公平感。這的確是首先應當從制度安排的角度來加以解決的重要問題。惟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出現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馬太效應」。

（一）根治法一：富人應做社會表率

說起商人，不得不說「紅頂商人」胡雪岩，以及盧作孚、張謇、范旭東、榮德生這些20世紀上半葉著名的民族工商業巨人。他們積聚財富而不奢靡，富甲一方而不忘本，抱救國救民之心，勢要改良社會。也許因為意識形態的問題，很多人已經忘卻了這些足以比肩中國史冊上其他英雄人物的企業家們，曾經為國家做出的傑出貢獻，這些人卻在「文革」中都被掘墓曝屍，史書上的介紹也是寥寥，實在可悲。但是，他們才是當之無愧的企業家，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企業家精神才值得後人學習和景仰。

鄢烈山先生對這些企業家精神做了歸納：1.不恥從商，「實業救國」，做改良社會的理想主義者。2.不恥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氣壯爭經濟自由。3.共生共贏，勞資兩利，明智處理己與人、近利與遠功的關係。4.相位法治，反對專制和暴力，支持民主憲政。5.重視人才養育，致力發展文化教育和科研。6.創新取勝，在科技研發和管理制度的改進上永不鬆懈。

筆者認為，企業家們的精神可以用「四個不」來概括：不鬥爭，以和為貴，力求雙贏；不怨恨，心境豁達，樂善好施；不取巧，腳踏實地，誠信經營；不短視，面向世界，傳承文化。

簡單說來，就是企業家們要有「兼濟天下」的情懷，財富應該用在最能使它發揮其作用的地方，用在最需要它的人身上。托馬斯潘恩就曾在《土地正義論》中說道，既然個人財產的全部總和，除去個人親手創造的部分外，大多來源於社會，那麼，個人理當把來自社會的那部分財富歸還產生它們的社會。所以，企業家們要從一而終地貫穿「社會責任與道德」，用智慧去創造財富，用真誠去經營財富，用良心去使用財富。

（二）根治法二：完善和規範市場經濟體制

從某種程度上講，「仇富」也是因為沒有健康的市場經濟體制，因而沒有與其相適應的產權明確、產權保護和法制觀念的社會，這就使得「仇富」和嫉妒有了廣闊的存在空間。

因此，建立成熟、穩健、公平的市場經濟體制，是解決貧富差距的關鍵。

市場經濟所以魅力無窮，創造了空前的社會生產力，根本的原因在於市場經濟特有的開放和競爭。競爭有贏有輸，所以我們必須承認因各樣因素導致的差距，沒有差距就沒有動力，沒有動力就沒有競爭。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社會應當向每個人提供相等的機會。然而即使如此，由於人們的能力及努力程度不同，最終的效果也是不一樣的。能幹的人機會越來越多，不能幹的人機會越來越少。沒有多少人能像比爾蓋茨一樣，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條件做了適當的事情，並且走向成功；沒有多少人能像李嘉誠一樣，初中水平考賣塑膠花也能夠打造出傲視世界華商的財富帝國。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求人們按照「紅綠燈」規則和基本的商業操守開展各自的經營活動。所有這些規則都是公開的，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通常相對富裕的人，都是對社會貢獻比較大的人。藉助於馬克思的經濟學原理，即較為富裕的人，通常是他的、或他們的企業的商品和服務得到了更為廣泛的社會承認，是社會對他的回報或獎勵。

所以，最關鍵問題在於，政府應建立並完善能夠充分體現社會公正原則的制度化體制。在當前，以收入差距為主的利益差距的凸顯，說明體現社會公正原則，成為保持社會整合程度的一項根本措施。由於市場經濟所注重的是競爭過程的有序性，所追求的目標是效率的最大化。

但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市場經濟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這種自然而然形成的市場經濟，其產權一開始就是明確的，是與財產所有者的利益休戚相關的。明確的產權得到了嚴格的法律保護，不經過嚴格、透明的法律程序，是不能被剝奪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國家的就是國家的。個人擁有的財富不被權力和社會覬覦，只能由個人去支配。所以，政府在規範市場秩序的同時，應該少干預市場運營的方式和財富流動的規則，讓更多的財富充分湧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