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作嫁 | 唐帝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大敗虧輸（上）

為人作嫁----唐帝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大敗虧輸

（上）

引言：

在趁東突厥和高句麗內亂而先後將其擊破後，唐帝國一時成為東北亞地區的霸主，大唐君臣也志得意滿，彈冠而慶，並於高句麗故地設立了安東都護府，在百濟故地設立了熊津都督府，試圖將除新羅本土之外的朝鮮半島全部化為大唐領土。

然而大唐雖然在第三次攻打高句麗時戰果輝煌，但其成績卻有水分，這種靠對手內亂分崩才勉強得來的勝利頗有投機取巧的意味，唐帝國的軍事實力其實並不具備對這些邊陲之國的太大優勢，所以僅僅在東北亞一隅，大唐的霸主地位就並不穩固，之後遭遇的局面也遠比唐朝君臣事先預期的更為艱難，一旦對手不再內亂，唐帝國便遭遇到難以應對的挑戰。就在唐朝君臣們還在之前靠討巧得來的勝利之上高卧，正做著將朝鮮半島全數化為本土的美夢之時，卻突然遭遇了一連串沉重的打擊，步步為營的新羅、捨死忘生反抗唐朝侵略軍的高句麗復國義軍、橫空出世的渤海國、日益強大的契丹……大唐有心無力，節節敗退，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上的局面日益敗壞，終至不可收拾。

由於大唐帝國慘敗於新羅之手，最終幾乎被徹底逐出朝鮮半島，而中國史書又向有諱言失敗，誇大勝利，以增強民族自信心的優良傳統，所以唐史中關於唐羅戰爭的史料十分匱乏，各家史書對這段丟人歷史的記載都少得出奇，而且遮遮掩掩，語焉不詳。相較而言，新羅方面的記載則相對豐富一些，雖然如今的韓國因為頻頻篡改歷史而臭名昭著，和中國一樣，都成為知名的假史國，但在一千多年前，朝鮮半島上的史官在記述歷史時，還是比較客觀地，至少比中國的史官要客觀許多，所以這些半島上的史料還是頗有價值地，是分析這段歷史的重要資料。「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唯有聆聽雙方不同的聲音，用揚棄的態度去分別判斷甄別，選擇性借鑒吸納，才能對這段歷史得出更為客觀的認知。有鑒於此，筆者在本文中基本引用了所有與唐、羅戰爭相關的史料，範圍包括半島人的史書和所有唐史，不過由於唐史避諱了所有吃的敗仗，所以在這些地方會顯得只有一家之言，降低了說服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兒。不過結合前後的事件和史料，還是能夠看出，《三國史記》中的記述基本還是可信地。

下面，筆者就依據唐羅雙方史料，對這場戰事做一個盡量客觀的解析。

1、勞苦功高

朝鮮半島上有三個國家，高句麗最強，百濟最弱，兩家聯合起來欺負新羅。645年，李世民大舉進攻高句麗，期間曾「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令藩屬百濟和新羅助攻高句麗。但二個藩屬國態度迥異，新羅積極出兵，據《舊唐書-新羅傳》記載：「新羅遣大臣領兵五萬人，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降之」。然而之後新羅卻並未再攻取高句麗的城池，《三國史記》卷5中的一條記載詮釋了原因：「太宗親征高句麗，王發兵三萬以助之，百濟乘虛襲取國西七城」。不過新羅與力助高句麗的百濟互相牽制，也算對唐軍首次征遼起到了很大的幫助，高句麗因此深恨新羅。

李世民征遼鎩羽而歸後，令唐帝國高層不得不開始正視高句麗這個頑強的對手，放棄了先前一舉攻陷高句麗的臆想，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首先在戰略上轉硬攻為騷擾，其次就是大幅調整了對新羅的扶持態度。此前新羅多次請求唐帝國出兵援助自己，但唐太宗都只是搞些下詔勸和之類的表面文章，不肯真正出力（一征高句麗也不是為了援助新羅）。其實李世民起初未嘗就沒有讓高句麗和新羅內耗，然後一舉將半島三國全部蕩平，盡據朝鮮半島的打算，所以一直樂於看到雙方兩敗俱傷。新羅也未嘗不明白唐帝國對半島的野心，只不過在高句麗和百濟的強力打壓下，已經無暇他顧，被迫引狼入室罷了。

李世民征遼令半島三國間的矛盾加劇，此後更是變本加厲地相互打壓，爭搶利益。655年，高句麗和百濟再度聯手，搶佔了新羅不少地盤，作為對其先前勾結外敵打擊自己的報復。新羅向大唐求援，此時唐帝國對新羅的態度已然轉變，本就要力保這個爪牙；更何況高宗早有對遼東用兵之意，此時見師出有名，便決定充分利用半島三國間的矛盾，滅亡百濟，好在半島上獲得一個支點，從而為之後大舉攻伐高句麗做好鋪墊，建立一個向南進攻高句麗的橋頭堡、後勤供應基地，好形成對高句麗南北夾擊的戰略優勢。而百濟一亡，就等於把數萬新羅軍從與百濟的對峙中解放出來，就可以幫助自己夾擊高句麗。出於多方利益考量，高宗痛快地答應出兵援助，雙方一拍即合，唐帝國出動了十餘萬大軍，而新羅也出兵五萬全力配合，兩家攜力滅了百濟。

然而由於唐軍在百濟故地上大肆殘虐百姓，很快就導致義軍蜂起，百濟大將黑齒常之在奪取「二百餘城」後，馬上又乘勝猛攻駐百濟唐軍的大本營泗沘城，局勢十分危急。劉仁願不能支撐，趕忙向新羅求援，新羅出動大軍前往救援，泗沘之圍方解，城中的唐軍也從新羅援軍手中得到了急需的軍糧，得以繼續固守。661年二月，百濟復國軍再次向泗沘城發起進攻，唐軍在新羅人的幫助下再一次勉強保住了泗沘城。661年三月，劉仁軌統援兵趕到百濟，「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等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由「仁軌眾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這則記載可知，此役取勝主要是倚靠新羅兵馬。等到泗沘城之圍解後，「新羅糧盡，引還。」劉仁軌便再也不敢出戰，只能「休養士卒」，而且還要與劉仁願屯兵一處，擔心被義軍各個擊破。之後「上（高宗）表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不過第四次赴援的新羅軍被義軍擊敗，唐軍頓失倚仗。高宗深恐在百濟的兩支唐軍被百濟義軍全殲，所以一度曾試圖徹底放棄百濟，讓唐軍不戰而退，撤回國內（「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借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而此時百濟唐軍鬥志全無，「將士咸欲西歸」，處境極其被動。

不過大唐的運氣不錯，轉機很快就出現了。復國軍出現內訌，「福信尋殺道琛」，令義軍士氣遭受了沉重打擊，內部開始各存異心，整體實力銳減，唐、羅聯軍趁機協力反撲。據《資治通鑒》記載：「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真峴城。」而這次勝利主要也是靠新羅人。「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這句話清楚地說明劉仁軌是帶著新羅軍攻入真峴城，取得本次勝利地。

在百濟的局勢好轉後，唐、羅又趁高句麗內亂，合作將其滅國。在唐帝國三次大規模進攻高句麗的過程中，二十多年來新羅人始終鼎力相助，661年大唐二征高句麗時，新羅王金法敏親統數萬主力北上，配合大唐夾擊。等到蘇定方統重兵圍攻平壤時，八個月不能下，糧草耗盡，形勢急劇逆轉，反倒自身有覆滅之危，只得急遣新羅使者文泉向文武王哀告：「大王軍士不至，糧草不濟，其危殆甚矣。」由於從新羅運糧到平壤城下需要深入高句麗敵境，抵達對方都城之下，糧隊又行動緩慢，無法隱蔽，危險和困難極大，所以當文武王向群臣諮詢時，眾人「皆言深入敵境輸糧，勢不得達矣」，只有大將金庚信知道文武王不好推脫，才挺身而出：「國家之事，雖死不避，今日是老臣盡節之日也。當向敵國，以副<蘇>將軍之意」，最終攜糧出發。「至<七重河>,人皆恐懼，不敢先登。<庾信>曰：『諸君若死，豈合來此。』遂先自上船而濟……至<障塞>之險，會天寒烈，人馬疲憊，<庾信>露肩執鞭，策馬以前驅。衆人見之，努力奔走出汗，不敢言寒。遂過險「。

從上述的記載可以看出，此次運糧相當艱難，新羅人為了援助唐軍，下了很大的功夫，金庚信甚至還抱著全軍覆沒，為國死節的心態，可見也是一件高風險的事兒。這批糧草對唐軍至關重要，由「<定方>以食盡兵疲，不能力戰，及得糧，便廻<唐>」這則記載能夠看出，蘇定方由於糧盡，連撤退都不敢，只能在城外苦苦支撐，直到得了這批糧秣才得以逃回國內。當年隋軍三十萬精兵起初也是勢如破竹，但圍攻平壤至缺糧後，當時半島上又無新羅這樣的盟友給送糧，只得倉促撤退，最終全軍潰亂，被高句麗人全殲。此次唐軍如果等不到這批糧秣，多半也會重蹈隋軍的覆轍。

之後大唐三征高句麗，新羅又於667年傾力配合，金法敏親自率軍夾擊平壤。668年會攻平壤時，新羅大將文穎所部又在蛇川原表現出色，重創了高句麗南線的野戰部隊，然後與唐軍合圍平壤，最終率先破城，俘高句麗王的也是新羅軍。

總而言之，在唐帝國對遼東用兵的二十三年中，新羅是出了大力地，出兵出糧，始終戰鬥在第一線，付出了巨大的財力和傷亡。而新羅數年中的努力也令高句麗疲於應付，損耗了其大量國力，牽制其大量兵力，為後來唐帝國滅亡高句麗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雖然新羅也因與大唐合作而擺脫了被高句麗和百濟合力打壓的窘境，但在戰爭剛結束時，最大的利益獲得者無疑還是唐朝，奪佔了整個遼東半島和四分之三個朝鮮半島。

2、貪婪賈禍

新羅人協助大唐滅掉了百濟，又助唐鎮壓了百濟復興軍，可謂勞苦功高，本指望能在勝利後分到一塊百濟故地，但在熊津山會盟時，唐朝於百濟故地設立了五個都督府，七十二縣，駐軍五千，直接將朝鮮半島西南部全部納入了自己的統治，沒有給新羅分半點好處。新羅因此對大唐心存不滿，只是因大敵高句麗未滅，所以才顧全聯盟大局，隱忍不發，但兩國關係已有裂痕。

之後高句麗因內亂而變得貧弱不堪，唐、羅聯軍最終將其滅國。當初在李世民征遼時，為得新羅助力，曾經許過承諾，答允在滅高句麗後，將大同江和元山一線以南地區全部劃歸新羅。雖然李世民最終鎩羽遼東，此約一時無法兌現，但約定卻始終存在，新羅也正是因為大唐許下此諾，才一直任勞任怨，不計代價犧牲地出兵襄助。滅掉高句麗後，新羅人眼巴巴等著大唐兌現先前的承諾，可大唐這個宗主國的表現卻令新羅人嗔目結舌。

在攻佔高句麗首都平壤後，唐廷貪慾大熾，遂背信棄義，於668年九月在平壤置安東都護府，派大將薛仁貴統兩萬駐屯軍戍守，還將投降的高句麗王高藏立為遼東都督，受安東都護府管轄，令其擔任薛仁貴的下屬，建立了一個軍管下的傀儡政權，意欲將整個高句麗故地都納入版圖。

唐廷不僅將與新羅共同奪取的高句麗故地盡收囊中，還逼迫新羅將自己之前從百濟人手中搶來的，早已納入版圖的一大片土地交出，納入安東都護府的管轄。至於李世民當年的承諾，更是早就拋到了九霄雲外。唐帝國這樣做，擺明了就是仗恃國大兵強，欺負新羅這個小國，頗有點欺人太甚的味道，這種不信不義的行為也激起了新羅人的普遍怨恨，最終將這個多年的盟友逼成了敵人。

新羅不甘被大唐如此欺壓，雖然沒有明著翻臉，卻在暗地裡搞了一些小動作，不僅蠶食了一些百濟故地，還收納了一些百濟遺民。唐廷得知此事，十分惱怒，馬上嚴辭責問。此時新羅的態度還是比較恭順地，據《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記載：「（669年）夏五月，遣<祇珍山>級湌等，入<唐>獻磁石二箱，又遣<欽純>角干、<良圖>波珍湌入<唐>謝罪。」新羅文武王大概是認為，自己在之前的戰爭中付出巨大，此時稍稍得些好處，也在情理之中，畢竟是大唐先做得過分，所以這些小動作雖然會令大唐不快，但自己馬上遣使謝罪，給足唐帝國面子，大家各讓一步，也就能相安無事，然而大唐的驕橫卻出乎他的想像。

670年正月，唐廷將帶著禮物前來謝罪的新羅使臣金欽純和金良圖扣留，一段時間後將正使金欽純放回，而副使金良圖則繼續被軟禁，最終莫名其妙死於獄中（「許<欽純>還國，留囚<良圖>，終死於圓獄。」）從「以王擅取<百濟>土地遺民，皇帝責怒，再留使者」這句話中的「再」字可以看出，此次已經不是大唐第一次囚禁新羅使者了。

新羅一再遣使賠罪，大唐卻不依不饒，頻頻出現傲慢且輕辱新羅的舉動。兩國相爭尚且要禮待對方使者，大唐自詡為禮儀之邦，可其為難前來賠罪的臣屬國使者的行為，卻委實顯得狹隘淺薄。金良圖是重臣，他以使者身份蹊蹺地死於大唐獄中，這是性質惡劣的外交事故，也可以視作大唐對新羅絲毫不留情面的羞辱。此次事件進一步激化了矛盾，新羅終於忍無可忍，遂決意用更為強硬的姿態與大唐爭奪半島之地。

670年三月，新羅文武王遣大將薛烏儒與一直不肯降唐，堅持戰鬥的高句麗太大兄（高句麗高官名）高延武合作，二人各率精兵一萬渡過鴨綠江，攻取了唐軍（含靺鞨部）把守的要衝烏骨城（今遼寧鳳凰山）。據《三國史記》記載：「至<屋骨>，□□□<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夏四月四日，對戰，我兵大克之，斬獲不可勝計」，唐與新羅的戰爭就此拉開序幕。據文理和常情判斷，「靺鞨」前的三個空缺可能是「唐軍與」三字，因為當時邊境上的許多地區都是由唐軍與當地附唐的部族軍共同駐守地。烏骨城北望遼東，東接鴨綠江水路，西南通白岩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羅和高句麗聯軍攻佔烏骨城後，既能輕易進攻留守半島北部的唐軍，也能阻止唐軍從遼東增援平壤，更能將唐朝的注意力吸引到遼東一帶，以利於之後新羅在百濟的軍事行動，可謂一舉數得，一戰而獲先機。

由於實力不及高句麗，兼且新羅是一個半島意識濃重的國家，因此對外擴張的野心遠不及高句麗強烈，對遼東半島也從無染指之念，唯一的願望就是統一朝鮮半島，先前之所以與唐朝結盟，共同滅掉野心勃勃的高句麗，是打著統一半島，之後與大唐和平共處的念頭。然而這卻不過是新羅一廂情願的想法，筆者認為，唐廷趁半島內亂，以軍事援助為由介入半島事宜，絕不僅僅是要把高句麗這個野心勃勃的對手易為一個無害的鄰居新羅，很可能還有在站穩腳跟後，繼圖新羅，進而徹底囊括朝鮮半島的野望，而這種野心在攻滅高句麗後便很快彰顯出來。在失去共同的敵人之後，唐、羅間因爭搶領土和利益而形成的矛盾日益激化，不久便反目成仇。大唐欲圖將百濟和高句麗故地化為「本土」，而新羅則希望得到百濟和部分高句麗的領土以壯大自身。為了爭奪在朝鮮半島上的統治權，雙發很快就爆發了長達七年的大戰。

3、高句麗人的復國夢

高句麗人自亡國後就一直沒有中斷過反唐的鬥爭，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大唐號稱滅亡了高句麗，其實在攻破平壤前，只不過攻克了新城、扶余、平壤等寥寥幾個城池而已。直到高句麗王投降後，才又有一些城池表面上歸順（實則閉門自守），可就算加上這些也總共不過只有十四個城池歸附，還不到總數的一半，包括當年讓李世民鎩羽而歸的安市城在內，仍有十八個城市連口頭上的歸附都不肯做，堅決抗擊大唐侵略軍。所以即便是在安東都護府勢力最大時，所能直接掌控的，也只不過是朝鮮半島西北部，從鴨綠江到平壤間的狹長平原地區而已（《三國史記-地理誌》）。等到劍牟岑和安舜振臂一呼，眾多城池馬上便聞風景從，共同抗擊入侵的唐帝國。

而在民間，高句麗遺民的反抗更是接踵而發，大唐應接不暇，不得不釜底抽薪，採用「遷民弱邊」的戰略來削弱高句麗，強遷高句麗二十餘萬口回唐（《三國史記》卷6：「<英公>以王<寶臧>·王子<福男>·<德男>·大臣等二十餘萬口廻<唐>」。唐朝原本試圖通過先佔領，再歸化，最後將高句麗故地變為本土的方式來一步步實現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的「大唐化」，但大規模強遷的進行，則清楚說明大唐很快便對教化高句麗遺民感到了信心不足。而大唐這種逼迫百姓背井離鄉的暴行更令大批原本想反抗，卻又畏懼猶豫的高句麗百姓下定了決心，紛紛捨出性命反抗唐朝侵略軍，最終激起了規模宏大的劍牟岑起義。

薛烏儒和高延武攻取烏骨城的行為清楚表明了新羅反唐的意圖，而廣大遺民也因強遷令而怨聲載道，原高句麗將領劍牟岑見事有可為，便於670年六月挾民怨和高句麗遺民的拳拳復國之心，在大同江畔聚眾反唐，試圖復興故國。起義爆發後，各地百姓群起而應，拋家舍業相從，復興軍迅速壯大，很快便攻克平壤，還扶持高句麗王室安舜在百濟故地建立了高句麗復興政權。

劍牟岑起義標誌著高句麗遺民在新羅人的支持下開始了大規模的復興運動，由於安東都護府在高句麗故土上的統治本就相當薄弱，立時便落入風雨飄搖的窘境之中。唐軍被士氣如虹的復興軍打得節節敗退，安東都護府被迫回撤到遼東州。而早有積怨的新羅也趁機對百濟故地發起進攻，令唐帝國在遼東地區本就吃力的局面更是變得雪上加霜。

4、百濟易手

新羅一面出兵一萬協助高句麗復興軍復國，一面趁大唐被複興軍打得焦頭爛額之際，於670年七月出動主力，對已經被大唐納入版圖的百濟故地發動了大規模進攻，一舉攻陷八十二座城池，斬殺五千唐軍和七千百濟僕從軍，擊傷擊潰無數，還將唐廷委任的各縣縣令處死，唐羅戰爭自此大規模爆發。

在大敗之後，殘餘的幾萬唐、百聯軍死守熊津都督府所在的百濟舊都泗沘城和剩餘的幾座小城，苦苦支撐。唐廷得知百濟局勢危急，趕忙委任剛在青海慘敗，喪師十餘萬，被免職在家的大唐戰神薛仁貴為雞林道總管，令其統軍自海路救援遼東。671年六月，援軍到達百濟，會合百濟殘存的守軍（有唐軍也有百濟僕從兵），與新羅戰於石城。結果唐、百聯軍遭到了新羅軍的迎頭痛擊，被「斬首五千級」，兩名百濟將軍、六名唐軍果毅被俘(《三國史記》:「六月……遂與<唐>兵戰於<石城>，斬首五千三百級，獲<百濟>將軍二人、<唐>果毅六人。」）當時每個折衝府有兵千人上下，而一個折衝府又分為左右兩個果毅，所以此次僅這六名被俘的果毅麾下就有三千士兵，其中大量士兵估計都隨他們的長官被俘了，並不在被斬首的行列，所以此役唐軍的實際損失要遠大於五千三百。

新羅知唐軍遠道而來，補給困難，於是隨後便出兵打擊唐軍的補給線。671年十月，新羅水師攻破唐軍護糧船隊，擊毀糧船七十餘艘，斬首千餘唐軍，唐軍溺水而死者更是不計其數。由督運糧草的萊州司馬王益和兵船郎將鉗耳大侯等統軍將領均被俘可知，糧隊基本是覆沒了。（《三國史記》：「冬十月六日，擊<唐>漕船七十餘艘捉郞將<鉗耳大侯>士卒百餘人其淪沒死者不可勝數級當千功第一授位沙」。）

石城大敗和糧船被劫沉重打擊了大唐援兵和熊津都督府殘餘力量的士氣，唐軍也因補給困難而處境維艱，新羅軍則士氣高漲，先掃蕩外圍城池，再對熊津都督府形成合圍之勢，逐漸控制了百濟故地上的大部分領土，唐軍所能控制的區域只剩下熊津府城等寥寥幾座城池。由於薛仁貴在之前滅高句麗的戰役中表現出色，唐廷本對他寄以厚望，所以才在他慘敗青海後仍然再給他一次機會，然而薛仁貴上次的勝捷只是因為對手因內亂變得弱小才得以體現，其軍事才能遠沒有唐高宗想像的那麼強，因此此次非但無力收復百濟失地，連自保都成問題，完全無法達成先前的戰略目標，表現著實令人失望。宰相魏元忠便曾因此上書彈劾薛仁貴，指斥他作戰不力，毫無建樹（「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其實薛仁貴從一開始便對此次作戰信心不足，他在戰前通過僧人送信（《與新羅王金法敏書》），明顯是存了斡旋和外交解決的想法，這與其一貫強硬狠辣的作風是並不相符地。

雖然在百濟戰場上，唐軍遠非新羅人的對手，但仍然在薛仁貴的指揮下負隅頑抗，不肯放棄百濟。672年初，在百濟戰場上佔盡上風的新羅軍對熊津府城發動了大規模進攻，新羅軍兵分兩路，分別進攻古省城和加林城，古省城很快就被攻克，加林城守軍較眾，新羅軍猛攻數次均不能下。（王遣將攻<百濟><古省城>，克之。二月，攻<百濟><加林城>，不克。」）

此後的戰事在羅、唐雙方的史料中均未提及，但結合前後記載可以基本推知其概況。據《百濟地理志》記載，672年九月，新羅置百濟舊都泗沘城為所夫里州，同時還肅清了內部的親唐分子。由所夫里州的建立能夠基本確定，此時唐軍的大本營泗沘城已經易手，熊津都督府名存實亡，唐扶植的扶余隆百濟傀儡政權被徹底推翻。而在《三國史記-職官下》中也記載：「白衿誓幢，文武王十二年，以百濟民為幢。」這說明在672年，新羅人在唐軍撤出之後便控制了百濟故地全境，還將百濟遺民編成了白衿誓幢。

而據《全唐文補遺-錄文第七冊》記載，在河南洛陽，曾發現了咸亨四年（673年）五月的一篇薛仁貴造像記，這證明了薛仁貴於673年五月前便已經回到洛陽。從675和676年薛仁貴再次領軍進攻新羅可知，他並不是因先前屢屢戰敗而被唐廷半道免職地，那麼如果此時百濟戰事尚未結束，他這個主帥自然不可能安居洛陽，所以顯然百濟戰事於673年五月之前便已結束。

就在新羅主力於百濟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同時，北線唐軍也於672年八月在石門大破復興軍，在高句麗故地上取得了絕對的戰略優勢。在這種複雜情勢下，新羅文武王於672年九月上表請罪，還將所俘的唐兵船郎將鉗耳大侯、萊州司馬王藝、本列州長史王益，熊津都督府司馬彌軍、曾山司馬法聰等人送還，並釋放了一百七十名唐軍俘虜（估計就是記載中隨鉗耳大侯一起被俘的百餘唐軍）。這些被釋放的官員都是熊津都督府的重要官員，熟知百濟情勢，新羅人應該不會在百濟戰事尚未結束前就將他們釋放，由此也可推知此時在百濟戰場上大局已定。

綜合各種因素，基本可以確定，在672年九月前，新羅已經攻佔了加林城和熊津府城，在百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打殘了薛仁貴部，薛仁貴無法繼續在百濟立足，被迫率余部自海路撤回國內。在大局已定後，新羅置百濟舊都泗沘城為所夫里州，將百濟故地徹底納入了自己的版圖。

新羅此次雖然態度謙卑地遣使請罪，但只不過是在做表面文章。新羅軍主力剛剛在南線戰場上大破唐軍，攻佔了百濟全境；雖然復興軍在北線失利，但唐軍擊敗的不過是新羅的偏師和一群高句麗遺民，還是僥倖趁其內部不和才勉強取勝地，唐軍在面對新羅主力時，其實並不具備什麼優勢，所以新羅人根本就不畏懼唐朝，這僅從新羅只歸還了一百多戰俘，卻不肯歸還之前在石城大戰中俘獲的大量唐軍便可見端倪。而且金法敏雖然在請罪表中以臣屬自居，但對自己攻取百濟故地的行為毫無愧意，反倒對熊津都督府大加指責，所謂的請罪表中的言辭，與那種勢弱下卑躬屈漆的乞和書有著天壤之別。新羅此次與大唐開戰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奪取百濟故地，如今目的既然已經達到，而唐軍又在北線戰場上佔據了優勢，那佔到實惠的新羅於九月向唐歸還戰俘以示好，並遣使謝罪，給大唐一個台階下，從而試圖促成和談，就一點兒也不奇怪了。

其實這種表面恭順，實則說一套做一套，私底下蠶食擴張不斷，謀取切實利益的策略半島人用得非常嫻熟，當初高句麗就是這樣一次次耍了楊廣，用詐降、請罪之類的低姿態反覆爭取時間，但在實際利益上卻寸土不讓，最終成功擊敗了百萬隋軍。新羅是一個比高句麗更加狡猾、務實的國家，而且始終把自己定位為小國，輕虛名，重實利，從來不與唐帝國公然翻臉，尤其善於軍事與外交並用，在戰場膠著或不利時，選擇低調服軟，緩過一口氣就繼續攻城掠地，打起來毫不留情，有時甚至服軟和擴張同時進行，這種詭異的行事風格貫穿了整個唐羅戰爭，所以不要把新羅的請罪看做是山窮水盡下的屈膝認輸。

而此時唐廷也在做著表面文章，雖然被新羅在高句麗和百濟故地都搞得疲於奔命，狼狽不堪，卻仍然沒有將新羅列為叛逆。可以說，雙方都留下了餘地，做足了表面功夫。可笑一些歷史知識貧乏的人，或是別有用心之輩，抓住「請罪」二字不放，反覆宣揚，洋洋得意，好像新羅人此時真地對大唐很恭順似的，這種想法委實淺薄可笑得很。

5、復國夢的破碎

新羅軍於670年七月大舉進攻百濟，八月一日，新羅王金法敏便正式冊封安舜為高句麗王，希望他能憑藉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招聚高句麗殘眾，掀起更為猛烈的復國運動，從而牢牢牽制住北線唐軍，以策應新羅在百濟故地的軍事行動。就在新羅人於百濟故地頻頻取勝，多次重創薛仁貴統率的南線唐軍的同時，在原高句麗的國土上，北線唐軍正與高句麗復興軍和前來襄助的新羅軍激戰。在戰爭前期，由於高句麗人的復國行動得到了新羅的支持，又深得民心，所以一度曾大敗唐軍，還攻取了安東都護府所在的高句麗舊都平壤城，迫使安東都護府逃往遼東州，由此也能看出，唐帝國在遼東當地的駐軍並不是復興軍的對手。

唐廷聞知佔領區百姓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復國救亡運動，不禁大為震怒，立即調遣重兵前往鎮壓。高侃統一萬唐軍，李謹行率三萬靺鞨軍自陸路兼程赴援，於670年九月抵達平壤附近，深溝高壘，暫時穩住了戰局。671年七月，唐軍破復興軍於安市，復奪平壤，安東都護府又隨軍遷回了平壤城。據《新唐書-東夷傳》記載：「侃徙都護府治遼東州，破叛兵於安市。」說明安東都護府回撤發生於在安市之戰前，這也從側面證實了平壤確實曾經失守，安東唐軍一度處境不利。

在670年，唐帝國需要增援的戰場有兩個。新羅的兵力在五萬以上，且是戰鬥力強於高句麗起義軍的正規軍，可想而知百濟戰場上遭受的壓力頗大，按理說唐軍主力應該派往百濟，可最終李謹行卻帶著四萬主力去與高句麗義軍作戰，而讓薛仁貴領幾萬偏師去救百濟，由此也可看出，復興軍勢大，高句麗局勢危急，這也從側面證實了高句麗百姓對唐帝國的反抗情緒是何等高漲。

唐軍之後的進展並不順利，戰局陷入膠著，直到672年八月仍滯留在平壤一帶，無法突入半島南部，策應百濟戰局。而由《新唐書-東夷傳》中記載的「平壤痍殘不能軍」也能看出，當時在平壤一帶發生了激烈的拉鋸戰，當地百姓深受其苦。

到了672年八月，也就是百濟戰事基本結束之時，僵持的局面出現了變化，高侃和李謹行部唐軍在平壤附近的白水城被擊敗，被「斬首數千級」，俘三千餘，狼狽退至石門。復興軍主力大舉追擊，卻被唐軍大破於石門，傷亡慘重。（《資治通鑒》記載此戰發生於十二月，因九月新羅請和，故《三國史記》中記載的唐軍於八月大捷更為可信。）

此次唐軍能夠反敗為勝，並非是因為自身驍勇，或指揮高明，而主要是因為運氣好，正趕上復興軍內部出現了問題。《三國史記-金庾信傳》中對此戰的經過有著較為詳細的記載：「<唐>軍與<靺鞨>，營於<石門>之野，王遣將軍<義福>、<春長>等御之，營於<帶方>之野。時，長槍幢獨別營，遇<唐>兵三千餘人，捉送大將軍之營。於是，諸幢共言：『長槍營獨處成功，必得厚賞，吾等不宜屯聚，徒自勞耳。』遂各別兵分散。<唐>兵與<靺鞨>，乘其未陣擊之，吾人大敗，將軍<曉川>、<義文>等死之……隨上將軍出<蕪荑嶺>，<唐>兵追及之。<居烈州>大監<阿珍含>一吉干，謂上將軍曰：『公等努力速去。吾年已七十，能得幾時活也！此時是吾死日也。』便橫戟突陣而死，其子亦隨而死。」

在此役中，復興軍與新羅聯軍起初打了勝仗，斬殺數千唐軍，原本已經佔據上風，掌控了戰場的主動權，但因為長槍幢生擒三千唐軍，立下功勞，所以遭到眾人艷羨，導致「各別兵分散」，不僅分散了力量，從而被唐軍各個擊破；更因放棄了先前牢不可破的陣型，而被唐軍趁其變陣之時擊潰。顯而易見，唐軍此次固然有準確把握戰機之長，但終究是撿了個漏，以其之前一年多都無力進展，又新敗受挫來看，在復興軍主力面前，唐軍的戰鬥力並不具備優勢，甚至還落於下風，如果復興軍團結一心，那唐軍很可能會被對方擊敗，只不過復興軍內部存在不顧大局的爭功心態，這才促成了唐軍的勝捷。

672年九月，唐、羅戰爭暫時告一段落。在之前的數年大戰中，唐帝國鎮壓了高句麗遺民轟轟烈烈的的復國運動，而新羅則成功從大唐手中奪取了百濟故地。新羅人見好就收，遣使向唐廷請和，並送還了一些之前俘虜的將領和士兵。唐廷接受了俘虜，卻又下令前線的唐軍再次發動進攻。673年閏五月，李謹行再次催動北線唐軍，大舉進攻復興軍余部。由於復興軍主力已經在先前的石門大敗中喪失大半，無力再與唐軍抗衡，遂敗於瓠瀘河（今臨津江）西，被俘獲數千人，殘餘的復興軍大多退入新羅境內，唐軍把鋒頭推進到今三八線一帶。（《三國史記》：「<燕山道>摠管大將軍<李謹行>,破我人於<瓠瀘河>,　獲數千人。余衆皆奔<新羅>。」）

673年九月，趁新羅威信最高的大將金庾信新喪，高官阿湌<大吐>又謀劃叛亂投唐之機，李謹行揮軍南下，試圖攻入新羅北部本土，卻在強攻瓠瀘河和王逢河（漢江下游段）時連敗九仗，狼狽退回。此戰在《三國史記》中有明確記載：「唐兵與靺鞨、契丹兵來侵北邊，凡九戰，我兵克之，斬首二千餘級。唐兵溺瓠濾、王逢二河，死者不可勝計。」也有某個版本的《三國史記》記為斬首二百，但考慮到斬二百根本不足以擊退數萬唐軍，所以「二千」的數字更為可信。

經此大敗之後，唐軍發覺自己並無南下新羅本土的能力，唯有退而求其次，著力於肅清勢力範圍內並未撤入新羅，還在堅持戰鬥的復興軍余部。據《三國史記》記載：「（673年）冬，<唐>兵攻<高句麗><牛岑城>，降之。<契丹>、<靺鞨>兵攻<大楊城>、<童子城>，滅之。」即唐軍不僅迫降了孤立無援的牛岑城（今北朝鮮開城），還屠滅了大楊城和童子城（如果只是攻取，《三國史記》中一般會像記述石峴城丟失一樣記為「拔之」、「降之」，而非「滅之」）。

此時唐軍被迫止步於瓠瀘河和王逢河前，難以寸進；復興軍在石門大敗中元氣大傷，也完全無力反攻；新羅主力雖然剛剛重創了薛仁貴率領的南線唐軍，士氣正盛，但立足未穩，正急於鞏固自己在百濟的統治，又擔心薛仁貴殘部自海路再次反撲，所以也不敢大量調往北線做戰。此時新羅對大唐用兵的戰略目標（即攻取百濟）已然實現，短期內無心再大舉用兵；兼且唐、羅雙方都被三年多殘酷的拉鋸戰拖得疲憊不堪，一時均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所以在674年中，兩軍都偃旗息鼓，休養兵卒，以待來年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