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佩飾玉與佩玉思想研究（六）

第五章 兩漢佩玉的思想內涵

自戰國以降，隨著封建制度的確立，奴隸制度禮治附庸下的先秦玉制趨於衰落。這時關於「玉器文化的禮儀功能僅能殘留在皇室朝儀和葬禮等有限的社會文化之中，而玉器的珍寶性和工藝美術功能，則極大地支撐著中國玉文化的延續。」①漢代是中國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在社會物質文化和思想文化都繁榮一時的漢朝社會形成了濃厚的尚玉風氣，自先秦以來流傳下來關於佩玉的風氣在漢代繼續延綿並發展，並作為漢代玉文化的重要組成而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 第一節 兩漢佩玉風氣形成

一、先秦時期濃厚的尚玉傳統影響

玉器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漫長的歷史，距今 8000 年前的興隆窪文化中就有玉玦耳飾出現②。

東周時期是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轉型期，在政治上出現七雄爭霸格局，七雄並峙，大國勢力向四周擴展，使封建制經濟向更深廣的範圍發展，提高全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文化上出現百家爭鳴局面，藝術領域大為繁榮，為滿足各國統治階級的奢侈品需求，各項手工藝蓬勃發展。其中戰國時期由於鐵質砣具的逐漸使用，這一時期的琢玉業蓬勃發展，戰國玉器在製作上已可以熟練進行圓雕、鏤雕、透雕、活環拼合等諸多工藝手段③，其玉器藝術成就被譽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高度繁榮期」④。

戰國玉器所表現出工藝技法和的藝術風格直接影響了漢代早期玉器的發展，「西漢玉器故其基本風格仍明顯帶有戰國的余續, 呈一脈相承的態勢, 是

①蔡克勤.《玉器與玉文化》，《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聚落遺址 1992 年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 1 期③ 傅忠謨.《春秋·戰國玉器》，《古玉精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0 版，第98頁④賈峨.《春秋戰國時代玉器探述》，楊伯達.《中國玉器全集》，河北美術出版社2005年版，第724頁

早期玉器工藝盛期的總結和集大成者。」①所以考古發掘到西漢早期的佩飾玉器無論是單體造型還是整體組合方式中都具有明顯的戰國時期風格

這一時期的儒家學派繼承了前人愛玉的傳統，而且將玉器視作標榜君子思想道德及規範褀行的重要工具。《禮記·玉藻》中借孔子之口載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②等關於用玉器來規範「君子」道德品行的記載。

另外在儒家學派還通過佩玉姿態來強調儒家思想的尊卑觀，《禮記·曲禮下》載：「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③來告誡人們應該根據自身地位的高低，而注意適合自己身份的姿態、動作與表情，下層對上層要做到極為恭敬。

漢代繼承了儒家的玉文化思想，《白虎通義·衣裳》中將君子需要佩帶玉器這種事，比作「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金咸鏤」④，佩玉成為君子生活的必需品，時時彰示上層階級的尊貴自斂。

正是戰國時期玉器製作的成熟技藝及先秦儒家文化中尚玉的文化，為了兩漢佩玉風氣的形成提供了治玉技術的保證和奠定了文化的基礎。

二、漢代社會繁榮奠定佩玉文化物質基礎

漢初經高祖劉邦到漢景帝這六、七十年間中央政府奉行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政策思想，社會生產逐漸恢復，到武帝時期已是「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⑤

海內清平，天下富足成為這一時期的社會時代風貌，社會經濟的繁榮與穩定，使統治階級的生活愈發奢華。在中央政府為對外彰顯國力隆盛而向域外使者們「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⑥地方上貴族豪強之間彼此崇拜華麗，以誇富示強，「世俗奢僭圖極，靡有厭足......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濅以成俗。」⑦

① 張尉.《試論東周—西漢玉器的製作成就》，《上海博物館集刊》，2000 年②《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914頁③《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03頁④（清）陳立.《白虎通疏正》,中華書局1994年8月第1版，第437頁⑤《史記·平準書》，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第1420頁⑥《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第3173頁⑦《漢書·成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第1版，第325頁

這種富足奢華的生活風氣，極大地刺激了上層社會對奢侈品的需求，進而大大促進了漢代制玉業的發展。佩飾類玉器作為當時彰顯衣服華麗，生活富貴的重要裝飾品而被統治階層所大量使用佩戴。在誇富示強的風氣中又使漢代厚葬之風盛行，在漢代人視死如生的喪葬觀念中，貴族墓葬中勢必要在墓中「藏金玉珍寶」①，因此漢代佩飾玉與葬玉一樣，都是當時重要的陪葬品。

今天在漢代王侯墓葬中所考古發掘出土的精美組玉佩或單玉佩正是當時盛世奢華之風和厚葬之風的真實反映。

此外由於漢朝國力的強大及西域交往的絲路暢通，西域為漢王朝所控制，漢朝使者們「窮河源，河源出於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雲。」 ②西漢王朝得以控制崑崙山脈的和田玉料，這一時期關中地區的藍田玉也逐漸被開採③。

優質玉料被大量開採選用，一方面為漢代玉器的製作提供了原料上的保障，另一方也提高了漢代玉器製作的品質。漢代佩飾玉器大都都是使用精美的和田玉製作的，以徐州獅子山漢墓出土諸多玉佩最具代表④。

第二節 兩漢佩玉思想內容

一、德玉思想

中國古代儒家學說中將玉賦予人格化和道德化，將玉器「抽繹玉之屬性，賦以哲學思想而道德化」⑤，關於玉有德的觀念從先秦貫穿延續至兩漢。

玉石由於其質地、透明度、敲擊時發出的聲音等物理特性有異於普通的岩石，在東周時期被引申出具有十種德行。即「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粟，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長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⑥。這十種道德品行，無疑涵蓋了儒家學說中的全部道德信條，成為先秦時期德玉論的最完整論述。儒家這種德玉思想的提

①《三國志·武帝紀》載，曹操臨終時留褀「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從中可見兩漢時期厚葬之風盛行。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第53頁②《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第3173頁③《漢書·地理志上》：「藍田，山出美玉」，《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版，第1543頁④王愷.《淺說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徐州文物考古文集（一）》，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⑤郭寶鈞.《古玉新詮》，《中國科學院歷史語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冊）,商務印書館 1949 年出版,第1頁⑥《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670頁

出，「是將數千年來服務於宗教巫術和王權禮樂的玉器轉向為服務於社會公德和個人道德，從而體現出儒家思想對現實生活的進取精神和對玉理論的實用原則。」①

在漢初一度受黃老學說打壓的儒家學說在西漢武帝時期得以獨尊，儒學中的「君子比德於玉」的觀念自然也大為推廣，西漢學者劉向將孔子《禮記》中的「十德」重新整合，將玉的特質與君子所應該具有的品行相融合，在《說苑·雜褀》中提出「玉有六美」即「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於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②。「六美之說」將《禮記》中關於玉有「信」、「天」、「地」、「德」諸多缺乏實質內容，純粹是讚美之詞的道德觀念省去，對「十德」之說進行了一次精簡和提煉，是西漢德玉思想的總結。同時這一時期不褀「德」而褀「美」，可以看出西漢人的觀念里「德玉」既是「美玉」，玉是也美好的象徵。

白玉因為其潔白溫潤的品質更接近於君子的德行，漢代人們對於白玉、白子玉、羊脂白玉十分推崇。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闡述德玉觀念提到「玉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硻，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污。」③其中就是以白玉作為玉的代表來論述其包含的道德理念。

在道德文化對白玉的推崇下，漢代佩飾玉的材質不同於先秦時期佩飾玉所用材質多樣，顏色豐富④。漢代玉佩多以白玉為主，高等級的玉佩選料甚至達到羊脂白玉級別，雖然出土漢代玉器大都由於地底長期埋藏受沁而不易辨別出玉的本色。但從埋藏條件較好的徐州地區漢代楚王墓葬中出土玉器來看，在楚王和王后墓內出土的玉器基本上都是白玉和質佳的青白玉⑤。如徐州獅子山楚王墓中出土的蟬形佩便是使用新疆和田羊脂白玉子料雕琢而成⑥。

東漢時期許慎重新概括玉的定義，在《說文解字·玉》中將玉解釋為「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潤澤以溫，仁之方也；思理之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悅，潔之方也。」⑦

① 宋麗麗.《先秦玉器與玉文化的初步分析》，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②趙善詒.《說苑疏證》，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518頁③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1版，第421頁④方國錦.《西周玉器淺說》，楊伯達.《中國玉器全集》，河北美術出版社2005年版，第709頁⑤王黎琳.《徐州出土漢玉概論》，《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第37—41頁⑥徐州博物館等.《大漢楚王—徐州西漢楚王陵墓文物輯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290頁⑦《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10頁

雖然「五德說」將「六美說」中的「情」德與「智」德合併，概稱為「義」德及將「六美」中的「義」德改成「智」德等其他改動，但其所囊括的內容和劉向的觀點是一致的。許慎將「美」與「德」結合，玉最終定義為「美德」的象徵，德玉文化在東漢最終成熟。《說文》的定義集中體現了兩漢時期的德玉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尤為深遠。 二、貴玉思想

自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私有制觀念產生，對財富的追求便開始為人推崇。關於財富的記載也為人重視，追求富貴成為大眾一致的願望。所謂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①，戰國時期蘇秦聽其嫂褀「見季子位高多金也」，而慨嘆「富貴則親戚謂之，貧賤則輕易之」②，可以作為戰國至漢代社會財富價值觀的真實寫照。

正是由於這種民間求富風氣的盛行，在漢代銅鏡的鏡銘上亦常出現有「家常富貴」、「家福千金，日利大萬」③等追求財富的吉語字樣。

玉器由於其材質的稀缺性故一直是作為珍貴的財富所存在。對良渚文化時期墓葬考古中發現「中小型墓葬的陪葬物，一般只有陶石器沒有玉器，而大型貴族墓葬，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陪葬」④，可見玉器在新石器時代是便已是財富的炫示。 到東周時期美玉更為人所珍視，成為當時國之重器。《戰國策·秦策三》中載的「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⑤這四大至寶都是四種美玉。此外先秦時期出現的「玉帛干戈」⑥ 、「假道伐虢」⑦ 、「完璧歸趙」等成語典故中都將玉器作為珍貴的國禮獻出。秦末鴻門宴中劉邦帶去給項羽謝罪的禮品不是金銀錦緞，而是「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對，欲與亞父。」⑧

到漢代，玉器仍然是作為饋贈、貢獻的禮物。西漢時期南越王趙佗獻給漢廷的貢品清單中，第一項就是「白璧一雙」⑨。由此可見玉器在當時屬於珍貴的

①《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第3256頁②《史記·蘇秦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第2262頁③王士倫.《浙江出土銅鏡（修訂本）》中《歷代鏡銘選錄》，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45頁④殷志強.《玉器蘊含的傳統文化》，《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⑤何建章.《戰國策注釋》，中華書局1990年2月第1版，第165頁⑥《淮南子·原道訓》：「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張雙棣.《淮南子校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4頁⑦《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滅虢。」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6月第2版，第281頁⑧《史記·項羽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第324頁⑨《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852頁

禮品，其財富的象徵意義可見一斑。不僅在朝堂，在地方，美玉也仍是作為饋贈的重要禮物，漢簡中有相當豐富的記載。近代日本人耕田濱作《古玉概說》載：1906 年斯坦因兩次進入我國新疆盜掘文物，他在和田附件的尼耶河（Niye）畔獲得為數眾多的漢、六朝木簡，其中有漢簡記載當時中國人以琅玕作饋贈之物。《古玉概說》中記有「王母謹以琅玕一，致問。（背）王」、「大子笑夫人叩頭，謹以琅玕一，致問。（背）夫人春君」等六條漢簡①。

在等級制度森嚴的古代階級社會，玉器不僅僅是財富的象徵，也是社會地位的象徵，「這種現象在遼河流域的新樂與長江流域的河姆渡兩處文化遺址中已見端倪」②，到西周時期玉器成為統治階層「以等邦國」的禮器③，所以才有所謂「君臣佩玉，尊卑有序」的說法。儒家學派對關於組玉佩的使用進行嚴格的等級限制如「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玫。」④

秦漢以來時期雖然禮用佩玉制度式微，使用印綬佩劍等制度來區別身份等級。就印綬制度而褀，「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⑤關於佩劍也是以玉具劍為漢代上層所推崇，是當時皇室貴族和富家子弟喜歡佩戴的裝飾性武器，入晉之後對於佩劍，「貴族尤用玉首，賤者亦用蜯、金玉、玳瑁為雕飾。」⑥東漢時期對剛卯（嚴卯）的佩戴確立了明確的等級制度，其中就是以白玉剛卯最為貴重，其次才是犀角象牙等材質⑦。

所以玉器在先秦至兩漢是表示身份既富且貴的最好象徵了，玉器不僅表示擁有者資產的富有，同時也體現在擁有者身份的貴重。兩漢時期雖然大型組玉佩逐漸消亡，但小型組佩和單玉佩仍然繼續蓬勃發展，佩者以彰顯財富和身份。 三、吉玉思想

漢代官方儒家學說倡導「天人感應」，這種由董仲舒倡導的「天人感應」神學觀念，認為「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之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

①（日）濱田耕作.《古玉概說》，中華書局民國廿九年二月再版，第7頁②王晉鳳.《淺談中國玉文化及內涵》，《文物世界》2002年第2期，第73—74頁③《周禮·春官·大宗伯》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 谷璧，男執蒲璧。」楊天宇.《周禮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80頁④《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914頁⑤《史記·秦始皇本紀》，引《史記集解》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8頁⑥《晉書·輿服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71頁⑦《後漢書·輿服志》載「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 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673頁

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①這種充滿唯心觀念的「天人感應」思想竟而引導出漢代希望太平的祥瑞思想。

同時先秦以來的鬼神思想到漢代雖然有被當時的知識分子質疑，如王充、張衡等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學者，但在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中這種鬼神、靈魂觀念仍然很強烈，「且已經逐漸演變為一種傳統的、民俗的思想」②。

正是由於這種仙道雜糅的儒家正統思想和先秦以來傳統的楚風巫術思想相結合，使具有民間信仰性質的趨福辟邪思想在兩漢時期朝野盛行。

這種觀念融入了漢代玉文化之中，所以兩漢時期玉器在彰顯君子道德及貴族地位的同時，也開始被迷信的賦以趨福辟邪的作用。《淮南子》中有載：「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以安寧，侯王寶之，為天下正。」③。佩戴玉器被賦予了辟邪去不祥的功能，兩漢時期辟邪厭勝玉器大為盛行，漢代人希望藉助玉佩來辟除「庶疫」、「赤疫」、「赤疫」等不祥之物。

西漢元帝時期兒童啟蒙讀物《急就章》中有「系臂琅玗虎魄龍,璧碧珠璣攻瑰瓮,玉玦環佩靡從容,射鬾辟邪除群凶」，這類關於佩戴玉器可以去除不祥的句子。在兩漢時期的墓葬中多見帶有各種造型的串飾。這類珠串通常飾材質多樣，有玉、琥珀、煤精、瑪瑙、水晶、松石等，且造型多樣，除了珠子造型之外，既有傳統厭勝造型的如玉勝這種符號類玉件，也有動物形象如辟邪天祿、鳥、虎、羊等造型生動的動物形象。

這類形制多樣的珠串飾品，成為了兩漢時期串飾的一大特色。有學者認為串飾中的虎、辟邪就是急就章中描述的「系臂辟邪」④，《風俗通義·祀典》載「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⑤可見這類猛虎辟邪造像除了裝飾美觀作用外，也的確應具有辟邪厭勝之意。出土帶有厭勝串飾主要有：

①《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498頁②徐琳.《兩漢用玉思想研究之一—辟邪厭勝思想》，《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1期，第123—146頁③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1月第1版，第65頁④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頁⑤張雙棣.《淮南子校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643頁⑥廣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西貴縣漢墓的清理》，《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第155—162頁

①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2期，第1—47頁②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龍生崗43號木槨墓》，《考古學報》1957年第11期，第141—154頁③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43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11期，第8—20頁④山東省博物館.《曲阜九龍山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5期⑤甘肅省博物館.《武威雷台漢墓》，《考古學報》1974年第12期，第87—108頁⑥古方等.《中國出土玉器全集·7》科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155—157頁⑦咸陽市博物館.《陝西咸陽馬泉西漢墓》，《考古》1979年第2期⑧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姚庄101西漢墓》，《文物》1998年第2期，第19—43頁

到東漢時期玉器在具有辟邪功能的同時更被世俗化、被賦予了吉祥的寓意。在當時玉器上開始出現有「宜子孫」、「延年」、「為福」等吉語文字和雙龍圖案構成一派祥和氣息的圖文畫面，表明玉器已成為擁有者用來彰顯富貴吉祥，子孫永寶用的傳家寶物。兩漢時期吉玉思想的出現和流行，為以後中國古代玉器走向大眾文化奠定基礎，也預示著「民玉」時代的到來。

①揚州博物館、天長市博物館.《漢廣陵國玉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37頁②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貴州興仁縣交樂十九號漢墓》，《考古》2004年第3期③揚州博物館、天長市博物館.《漢廣陵國玉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36頁④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銖積寸累——廣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選萃》,文物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70頁⑤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鞏義市新華小區漢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1年第4期，第33— 51頁

結語

關於玉器的考證研究，從古到今一直是熱門的研究課題，本人研究方向為博物館學，博物館學中涉及藏品研究的方面，玉器是博物館館藏文物中較為重要的一項。文章對玉器的描述，既是對前人研究的綜合，同時也是本人長期對玉器關注的理解和認識。 古人佩玉具體方式是與其所著服裝相關聯，墓葬中出土的玉佩是在厚葬習俗的影響下，生者將死者生前所喜愛的玉佩與之陪葬，所以墓葬中出土的組佩件一般為墓主人生前平時的裝扮。 雖然兩漢時期有儒生的道德說教，玄學家們的神仙理論，但中國玉文化發展經歷由史前文化期晚期到夏商時代的為原始宗教服務的巫玉文化到西周時期的為禮儀制度服務的禮玉文化，最終到回到其作為裝飾觀賞品的本源。東漢樂府詩《羽林郎》中描寫酒肆的胡姬「頭上藍田玉，耳後明月珠」，可見玉器在漢代已經徹底成為一種裝飾物。漢代的佩玉文化是禮崩樂壞的先秦之後，從新定位的玉文化，以其回歸佩玉裝飾本源的用玉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後世。 同時造型多樣的漢代玉佩，也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玉器的製作。自宋代以來便開始對漢代玉器進行仿製，清代宮廷玉器有相當一部分有「乾隆摹古」款的玉器就是對漢代玉器的模仿①。 晚清民國時期收藏盛行，民國時期古物鑒賞家趙汝珍在其作《古玩指南》中記載「凡京中之上等人物，無不腰纏累累，玎玎璫璫者。居則以玉為消遣之品，行則以玉為表示富貴之徵；朋友相見必以所得之玉誇示，集會談話必以玉為主要論題。」②這種對玉器的喜愛之風，正是漢代佩玉文化留給後人的寶貴精神財富。

①李久芳.《清玉瑣談》引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載：「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司庫白世秀交《考 古圖》二本，奉旨將《考古圖》二本, 交與安寧圖拉, 按圖上選定的玉辟邪二件、漢玉馬一件、玄玉璐一件、玉虎一件、仙人一件, 共六件, 著爾等尋好玉勉力照書上圖樣記載之尺寸, 各仿舊做一件。」《故宮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2期 ②趙汝珍.《古玩指南》，中國書店1993年版，第149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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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司馬遷.史記[M]，中華書局，1959 [2] (漢)班固.漢書[M]，中華書局，1962 [3]（南朝宋）范曄.後漢書[M]，中華書局，1965 [4]（晉）陳壽.三國志[M]，中華書局，1959 [5]（唐）房玄齡等.晉書[M]，中華書局，1974 [6]（唐）魏徵等.隋書[M]，中華書局，1973 [7] 楊伯峻.列子集釋[M]，中華書局，1979 [8] 袁珂.山海經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 許維遹校譯.韓詩外傳集釋 [M]，中華書局，1980 [10]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 [M]，中華書局，1981 [11] 說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 陳直.三輔黃圖校證[M]，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13] 趙善詒.說苑疏證[M]，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14]（明）高濂.燕閑清賞箋[M]，巴蜀書社，1985 [15] 王利器.新語校注[M]，中華書局，1986 [16] 費振剛等.全漢賦[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17]（清）陳立.白虎通疏正[M]，中華書局，1994 [18]（晉）葛洪.抱朴子 [M]，諸子集成 嶽麓書社，1996 [19] 張雙棣.淮南子校譯[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20] 禮記正義[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1] 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2] 周勛初.韓非子校箋[M]，鳳凰出版社，2009 [23]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詩文前集[M]，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二、學術專著

[1] 濱田耕作.古玉概說[M]，中華書局民國廿九年二月 [2] 高至喜.楚文物圖典[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殷志強.中國古代玉器[M]，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4] 古方.冰清玉潔——中國古代玉文化[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5] 王士倫.浙江出土銅鏡（修訂本）[M]，文物出版社，2006 [6] 張明華.古代玉器[M]，文物出版社，2006 [7] 金秋.中國傳統文化與舞蹈[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8] 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0] 古方、李紅娟.古玉的器形與紋飾[M]，文物出版社，2009 [11] 朱曉麗.中國古代珠子[M]，廣西美術出版社，2010 [12] 徐琳.中國古代治玉工藝[M]，紫禁城出版社，2011 [13] 吳棠海.中國古代玉器[M]，科學出版社，2012

三、學術論文集

[1] 徐州博物館. 徐州博物館三十周年紀念文集[M]，燕山書社，1992 [2] 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M]，文物出版社，2001 [3] 楊建芳.中國古玉研究文集[M]，眾志美術出版社，2001 [4] 楊伯達.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M]，紫禁城出版社，2005 [5]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玉文化論叢1—3[M]，文物出版社 眾志出版社，2006—2009 [6] 劉敦願.美術考古與古代文明[M]，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 [7] 盧兆蔭.玉振金聲——玉器·金銀器考古學研究[M]，科學出版社，2007 [8]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學會.文物研究第 17 輯[M]，科學出版社，2009 [9] 徐州博物館.徐州文物考古文集（一）[M]，科學出版社，2011

四、圖錄文獻

[1] 梅原末治.洛陽金村古墓聚英[M]，小林寫真製版所出版部，昭和十二年（1937 年） [2] 故宮博物院.古玉精萃[M]，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 [3] 傅忠謨.古玉精英[M]，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0 [4] 錢伊平主編.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漢代）[M]，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輯委員會，1991 [5]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M]，文物出版社，1992 [6] 桑行之等.說玉[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 [7]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1·夏商1[M]，文物出版社1996[8] 趙美等.滇國玉器[M]，科學出版社，2003 [9] 揚州博物館、天長市博物館.漢廣陵國玉器[M]，文物出版社，2003 [10] 徐州博物館等.大漢楚王—徐州西漢楚王陵墓文物輯萃[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11] 楊伯達主編.中國玉器全集[M]，河北美術出版社，2005 [12] 古方等.中國出土玉器全集[M]，科學出版社，2005 [13] 劉雲輝.陝西出土東周玉器[M]，文物出版社 眾志出版社，2006 [14] Gold and Jad[M]，Kunsthalle Leoben.Ausstellungskatalog，2007 [15] 古方.中國古玉器圖典[M]，文物出版社，2007 [16] 劉雲輝等.陝西出土漢代玉器[M]，文物出版社，2009 [17] 古方等.中國傳世玉器全集[M]，科學出版社，2010 [18] 徐州博物館.古彭遺珍：徐州博物館館藏文物精選[M]，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1 [19] 徐州漢文化風景園林管理處等.獅子山楚王陵[M]，南京出版社,2011 [20]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銖積寸累——廣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選粹[M].文物出版社，2005

五、考古發掘報告

[1] 徐州博物館、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M]，文物出版社,2003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巢湖漢墓[M]，文物出版社,2007[3]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芒碭山西漢梁王墓[M]，文物出版社，2001 [4]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龍首原漢墓[M]，西北大學出版社，1999 [5]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M]，文物出版社，1991 [6]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合浦風門嶺漢墓[M]，科學出版社，2006 [7]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M]，文物出版社，1988 [8] 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M]，文物出版社，1959 [9] 昆明市博物館等.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掘報告[M]，文物出版社，2009 [10] 大葆台漢墓發掘組等.北京大葆台漢墓[M]，文物出版社，1989 [1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M]，文物出版社，1986 [12] 廣州市文物委員會等.廣州漢墓[M]，文物出版社，1981 [1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門峽虢國墓[M]，文物出版社，1999 [14]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M]，齊魯書社，1982 [15] 洛陽區考古發掘隊.洛陽燒溝漢墓[M]，科學出版社，1959

六、考古發掘簡報

[1] 南京博物院.徐州土山東漢墓清理簡報[J]，文博通訊，1977（15）[2] 揚州市博物館.揚州西漢「妾莫書」木槨墓[J]，文物，1980 (12) [3] 南京博物院.江蘇邗江甘泉二號東漢墓，文物，1981（11） [4] 徐州博物館.徐州石橋漢墓清理報告[J]，文物，1984 (11) [5] 徐州博物館.江蘇徐州子房山西漢墓清理簡報[J]，文物集刊,1984 [6] 南京博物院、銅山縣文化館.銅山龜山二號崖洞墓[J]，考古學報，1985 (1) [7] 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姚庄101西漢墓[J]，文物，1998（2）[8] 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縣甘泉老虎墩漢墓[J]，文物，1991（10） [9] 韋正等.江蘇徐州市獅子山墓西漢墓的發掘與收穫[J]，考古，1998 (8) [10] 江蘇泗陽三庄聯合考古隊.江蘇泗陽陳墩漢墓[J]，文物，2007（7） [11] 徐州博物館.徐州拖龍山五座西漢墓的發掘[J],考古學報,2010（11） [12] 南京博物院等.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漢墓[J]，考古,2012（7） [13] 上海博物館.上海浦東陸氏墓記述[J]，考古，1985（6） [14] 山東省博物館.曲阜九龍山漢墓發掘簡報[J]，文物，1972 (5) [15] 亳縣博物館.亳縣鳳凰台一號漢墓清理簡報[J]，考古，1974 (3) [16] 臨沂地區文物組.山東臨沂西漢劉疵墓[J]，考古，1980(6)[1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 40 號漢墓發掘簡報[J]，文物，1981(8) [18] 山東省菏澤地區漢墓發掘小組.巨野紅土山漢墓[J]，考古學報，1983(4) [19] 濰坊市博物館、五蓮縣圖書館.山東五蓮張家仲崮漢墓[J]，文物，1987(9) [20] 濰坊市博物館、昌樂縣文管所.山東昌樂縣東圈漢墓[J]，考古，1993(6) [21] 山東大學考古系等.山東長清縣雙乳山一號漢墓發掘簡報[J]，考古，1993（3） [22]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天長三角圩戰國西漢墓出土文物[J]，文物1993（9） [2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潛山彭嶺戰國西漢墓[J]，考古學報，2006（2） [24] 咸陽市博物館.陝西咸陽馬泉西漢墓[J]，考古，1979（2） [25] 杜葆仁等.東漢司徒劉崎及其家族墓的清理[J]，考古與文物，1986（5） [26]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東郊竇氏墓（M3）發掘報告[J]，文物，2004（6） [27] 河北省文物局文化工作隊.河北定縣北庄漢墓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1964（2） [28]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43號漢墓發掘簡報[J]，文物，1973（11） [2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40號漢墓發掘簡報[J]，文物，1981（ 8） [3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八號墓發掘報告[J]，華夏考古,2007（1） [31]周口地區文物工作隊等.河南淮陽北關一號漢墓發掘簡報[J]，文物，1991（4） [32]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南昌老福山西漢木槨墓[J]，考古，1965（6）[33] 江西省博物館.南昌東郊西漢墓 [J]，考古學報，1976（2） [34] 安鄉縣文物管理所.湖南安鄉西漢劉弘墓[J]，文物，1993（11） [35]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江西靖安李洲坳東周墓發掘簡[J]，文物,2009（2） [36]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長沙咸家湖西漢曹女巽墓[J]，文物，1979（3） [37]湖南省博物館等.湖南資興西漢墓[J]，考古學報，1995（4） [38]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考古工作隊.廣西賀縣金鐘一號漢墓[J]，考古，1986（3） [39] 湖北省博物館.長沙楊家嶺西漢墓清理報告[J]，考古，1966（4） [40] 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簡報[J]，考古，1972（8）[41] 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1975（2）

七、學術論文

[1] 夏鼐. 漢代的玉器—漢代玉器中傳統的延續和變化[J]，考古學報，1983（2） [2] 楊建芳.戰國玉龍佩分期研究 [J]，江漢考古,1985（2） [3] 盧兆蔭.翹袖折腰玉舞人[J]，文物天地,1992（3） [4] 楊伯達.論中國古代玉器藝術[J]，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1） [5] 古方.論西漢中期玉器風格的變化及其社會背景[J]，中原文物，2003（5） [6] 盧兆蔭.玉韘與韘形玉佩[J]，文物天地，1995（11） [7] 張尉.試論東周—西漢玉器的製作成就[J]，上海博物館集刊，2000 [8] 殷志強.玉器蘊含的傳統文化[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1（2） [9] 張明華.玉勝考略[J]，上海文博論叢，2003（4） [10] 石傳榮.從兩漢諸侯王墓出土玉器看漢玉藝術風格[J]，文物春秋，2004（1） [11] 白芳.組玉佩的演變[J]，文物天地，2006（1） [12] 徐琳.大氣磅礴、飛揚靈動的漢代玉器[J]，紫禁城,2007（7） [13] 徐琳.兩漢用玉思想研究之一—辟邪厭勝思想[J]，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1） [14]王黎琳.徐州出土漢玉概論[J]，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 [15]許曉東.中國古代琥珀藝術——商至元[J]，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6） [16] 褚馨.戰國 s 龍佩的思考[J],國家博物館館刊[J]，2010（2） [17] 劉雲輝、劉思哲.陝西出土漢代玉器擷英[J]，文物天地，2012（4）

八、學位論文

[1] 崔艷華.先秦玉器與玉文化[D]，中國地質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2] 石傳榮.三代至兩漢玉器分期及用玉制度研究[D]，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3] 陳曉華.中國古代尚玉習俗初探[D]，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4] 宋麗麗.先秦玉器與玉文化的初步分析[D] ，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5] 李雲霞.玉與先秦兩漢的禮俗文化[D]，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6] 陳群.南越王墓玉器研究[D]，中央美術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9 [7] 師峻岭.漢代五王陵出土玉器研究[D]，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8] 石文嘉.漢代墓葬中出土玉璧的研究[D]，南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完結。

文章來源：江蘇師範大學發表時間：2013-06-01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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